基于技术要素的国际贸易理论——兼论技术要素与我国外贸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素论文,技术论文,国际竞争力论文,国际贸易论文,外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技术要素与对外贸易的关系现状：技术水平落后导致我国外贸国际竞争力相对落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突破性发展，但是，伴随外贸额国际排名的不断上升，我从企业竞争力、贸易分工地位、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品牌竞争力等各方面也暴露出我国外贸竞争力还相对落后。这种相对落后的状况有历史基础因素、政策因素、企业观念因素、制度因素等各方面的原因，但本文认为，其主要原因是我国贸易产业技术水平落后、出口增长仍属典型的粗放方式和缺乏技术进步推动，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尽管贸易产业已实现不断优化，但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仍然偏低。
出口依旧是依靠低技术、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真正高附加值、精加工、深加工商品少。从表1可看出，不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出口产业产品增值率都相对较低；占出口总额一半以上的机电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仍不高。如2004年1至10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2538.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比重为54.2%，但成品中高新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仅占15%[1]；技术密集型高端产品出口比重则偏低。如2004年1至10月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83.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比重为27.4%，而OECD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平均40%以上，其中，美国为44%，新加坡最高，为72%[1]，与它们相比，我们尚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表1 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制成品出口与制成品增加值中的份额 单位：%
国别或地区在世界制成品 在世界制成品增加
出口中的份额 值中的份额
1980 199719801997
发达国家 82.3 70.964.573.3
发展中国家10.6 26.516.623.8
中国 1.1(1984) 3.83.3 5.8
资料来源：赵文丁，《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8期。
其次，从制成品出口的竞争优势上看，我国外贸产业的竞争优势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具较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均缺乏竞争力。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传统出口产业的比较优势也正在逐步丧失、竞争力在不断下降，并且，在国外各种贸易壁垒的打压下，这种下降趋势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而同时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出口的竞争优势尚未建立，这使得我国外贸产业面临双重发展压力。
再次，从国际分工的参与方式看，目前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贸易方式主要以加工贸易方式为主，而一般贸易比重较低，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80年的9.2%提高到2003年的55.2%[3]，这说明我国还只是扮演着世界产品加工基地的角色。而分析加工贸易的技术结构可以看出，加工贸易仍以粗加工为主，处于典型的简单加工或组装型发展阶段，附加值、科技含量不高，增值率很低，发展后劲不足。
此外，从外贸企业技术开发能力来看，目前我国外贸产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产品还比较少，造成我国制成品特别是高技术产品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严重影响到我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从我国出口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分析。近年来，我国出口企业频繁遭受日益严重的技术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限制进口措施的冲击，使得我国出口企业的国外发展空间日益狭窄。尽管其中有国外对我国产品的歧视，但也与我国外贸企业长期以来只重视数量扩张、忽视从技术创新角度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发展战略是密切相关的。
综合上述分析表明，由于未能充分重视技术因素的关键作用，尚未建立以技术推动的外贸增长方式，我国外贸国际竞争力还相对落后。在世界经济贸易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中，技术要素日益发挥着关键的推动作用，而关于技术变动与国际贸易及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因此，我国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改变外贸国际竞争力相对落后的现状，就必须要对这些理论予以重视，并以其指导我们的外贸实践。
二、基于技术因素的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
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过程中，基于技术要素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由来已久。
古典贸易理论就是从技术差异的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的产生。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和李嘉图为代表的比较利益理论认为，各国之间开展贸易的基础在于，它们生产同一产品或同质商品的价格差，这种价格差的基本原因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家已经肯定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影响，承认技术知识的国别差异，只不过当时强调的是技术的绩效——劳动生产率[4]。他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科学技术的作用，但是在对国际贸易的动因和结果的分析中，已经隐含了技术进步的作用[5]。我们可以把比较利益理论看作是从技术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萌芽。
以赫克歇尔和俄林为代表的新古典贸易理论——要素禀赋论则提出国与国间比较成本的差别是来自于各国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而完全放弃了技术知识的国别差异。
里昂惕夫反论发表后，刺激了西方理论界对新古典贸易理论的重新审视。一个发展方向是新要素理论。新要素理论在传统的劳动、物质资本等要素的基础上，引入熟练劳动、人力资本、技术、研究与开发等新要素，以补充要素禀赋理论，弥补其不能解释国际贸易发展现实的缺陷。其中，基辛、格鲁伯等人提出的研究开发要素说指出研究开发要素是决定产品国际竞争力强弱的重要因素，投入研究与开发的多寡可以改变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因此，一国越重视研究与开发，产品的知识与技术密集程度就越高，越有利于贸易结构的改善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新要素论将生产要素看作是贸易流向的内生决定因素，以静态的眼光将要素看作是一国固定的禀赋，忽略了要素的动态变动，尤其是忽略了技术的动态特征，不符合现实。
真正从动态角度看待技术变动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是波斯纳的技术差距模型。在技术差距模型中波斯纳把国家间的贸易与技术差距的存在联系起来，把技术变动和技术转移看作是贸易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认为技术具有国别分配上的非均等性特点，在技术发展中处领先地位的国家，当创新某种产品成功后，在国外掌握该项技术之前，产生了技术领先差距，可出口技术领先产品，取得暂时比较优势。随时间的推移，新技术最终被技术模仿国掌握，使技术差距消失，创新国逐渐丧失这种比较优势，但在动态社.会，科技发达国不断会有再创新、再出口，进而在各阶段始终保持比较优势。技术差距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贸易基础的动态特性，从而对贸易理论的动态化具有启迪作用。
随后，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于1966年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一文中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具体而深刻地论证了“技术差异决定国际贸易流向”的观点。这一理论把新产品在研制、生产和销售等不同阶段上要素密集度的变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相对优势和跨国公司转移技术的作用有机结合在一起，分析了技术变化与比较优势变化的相互关系，说明了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要素密集度特征的不同，从而使比较利益学说动态化，可以将其看作是对技术差距模型的总结及扩展。这种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理论对古典贸易理论产生了新的影响，即建立在各国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不是一个长期不变的量[4]，倘若技术发明国不能进一步推出新的技术，它的技术优势以至贸易优势将会消失，因而持续不断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是保持贸易优势的重要条件[5]。从动态的角度看，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是一个不断传播的过程[4]，技术创新和扩散的结果将导致贸易地理方向的转移。
里昂惕夫反论后对新古典贸易理论进行重新审视的另一个方向是突破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各项假定前提，从新角度解释战后国际贸易的新现象，这一发展方向即“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中关于技术因素对国际贸易作用的分析主要以克鲁格曼等人为代表。20世纪70年代以后，克鲁格曼提出了学习曲线，考察了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克鲁格曼等人认为企业内部存在着动态的规模经济，而技术的改变是企业获得动态规模经济的最重要形式，技术变化包括两种情形：其一是技术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R&D)活动来获得的；其二是边干边学。技术进步能从学习曲线的角度阐述动态的规模经济。假定边际成本是累积产量的减函数，累积产量越多，生产经验、销售经验和管理经验越丰富，边际成本就逐渐降低，这就是边干边学。边干边学的技术变化主要来自于技术外溢[6]。新贸易理论的主要政策成果即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强调了技术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该理论认为研发活动带来的技术进步可提高本国的产业竞争力，因此研究开发活动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扶持目标。
当前较流行的新增长贸易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该理论将国际贸易与技术变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新增长理论将贸易、技术与经济增长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研究是沿着两条道路前进。
一派理论是沿着李嘉图模型，仍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但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这以1985年马库森和斯文森提出的差异条件下的贸易模式为代表，假设两国资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相同，在生产不可完全替代的产品中存在技术差异，为获得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各国应当生产各自在技术上领先的产品。马库森、斯文森等人的研究说明，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技术上的差异亦可引起产业内贸易。这个模式说明了发达工业国之间产业贸易的状况，但该理论并没有走出传统的贸易比较利益学说的范畴，技术何以能够提高，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作用于一国的比较优势在该理论中仍未解释[7]。另一派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怎样影响贸易和增长，同时把技术发展作为科研、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且研究技术变动的原因及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和贸易的结果对贸易模式与社会福利的影响，赋予了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以崭新的内容。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l1977)、克鲁格曼(Krugman1979)、埃瑟(Sthier 1979)。这一派理论是沿着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年关于规模经济的研究而发展的，其特点是建立以微观生产过程为基础的增长模型，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将技术内生化[8]。通过构造一系列模型，将创新活动内生化视为有目的的研究和开发投资的结果，认为这一投资活动的显著特征是不仅能带来更高的利润率，而且有溢出效应和外部收益。因此，只有在保证这些投资能够获利的条件下，企业才会去研制新技术。因此，一国能否获得大幅度的开发型技术进步，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二是要鼓励对科研的投资。
新增长贸易理论还研究了国际贸易与技术变动的相互关系。认为技术创新与国际贸易存在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贸易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迫使各国努力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同时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7]，各国之间开展贸易可以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5]，国际贸易是技术外溢进而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可以改变一国的资源配置情况，所以技术创新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贸易模式[7]。
除了上述基于技术要素的国际贸易理论之外，其它一些理论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技术因素与国际贸易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一是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美国哈佛商学院的著名教授迈克尔·波特在其1990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该国在国际竞争中是否能赢得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基础在于不断进取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即要想在国际竞争中谋取竞争优势，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同时在其著名的钻石模型中，特别强调高科技等高级要素对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从而再一次指明了技术创新对于国际贸易竞争的重要影响。几乎是同一时期，动态比较优势论强调了技术创新和技术积累（知识）对比较优势的影响。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0年首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建立了经济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并把一国技术转移、模仿和创新的动态过程内生化，从研究与开发(R&D)的角度推进了比较优势理论。该模型的主要观点是：通过研究经验的积累促进R&D生产率的提高，从而获得比较优势，并借助规模收益递增而提高一国增长率[9]。
从以上基于技术因素的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可以得出结论：技术因素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决定变量，是贸易利益的根本，不论是将它作为外生变量，还是作为内生变量，其作用和地位都不可低估。同时，技术创新与国际贸易存在互动关系，国际贸易促进了技术创新的扩散、发展，而动态技术创新又反过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开展，并推动了技术先进国家贸易竞争力的提高，技术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外贸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
三、主要结论：提高我国外贸国际竞争力必须依靠技术要素，要依靠自主技术创新，并借助对外贸易获取技术外溢以推动外贸产业的技术进步
以上基于技术因素的国际贸易理论对我国外贸产业可持续的发展、外贸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一，要提升外贸国际竞争力必须要以技术因素为基础、要依靠技术进步。基于技术因素的国际贸易理论告诉我们，知识技术要素是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决定因素，我国要提升外贸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重视技术因素是一条必由之路。1999年，原外经贸部开始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对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质量和档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要进一步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则必须进一步实施“科技强贸”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大技术投入、并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支持工作，以技术优势提升外贸产业的竞争优势。
其二，基于技术因素的国际贸易理论给我们指明了技术进步路径。总结基于技术因素的国际贸易理论，其所提倡的技术进步路径包括两条，即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这两个基本的技术进步路径，本文认为我国要提升外贸的国际竞争力、迈向贸易强国，当前应该走一条以自主创新为主、模仿创新为辅的技术进步路径。一方面，应积极利用国外的技术外溢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这需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积极引进外资，并把引资的重点转到引进先进技术、现代化管理方式上来，从而通过“干中学”，利用技术、知识的“外溢效应”来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一国若想改变其在国际贸易中竞争力相对落后的地位，就必须重视自主技术创新。改革开放几十年来通过技术外溢促进技术进步的进程虽然使我国贸易产业的技术水平有所提高，但技术落后的状况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要实现技术层次质的飞跃必须依靠自主技术创新。只有自主技术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质的转变，才能有效地促进我国外贸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快速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