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存在无就业增长吗？——来自工业两位数行业的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两位数论文,证据论文,工业论文,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301(2013)06-0048-08
修回日期：2013-07-03
国际劳工组织指出，无就业增长(Jobless Growth)是指这样一种情况：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推动，在此过程中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却相对较少[3]，从而使得劳动者的就业环境总体趋于恶化，低收入劳动者获得的收入数量减少，进而导致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无就业具体体现为社会新增劳动力数量较低，以及大量滞留在农业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以及正规就业中无保障的劳动者[4]。换言之，经济增长未能够通过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使更多劳动者参与分享这一发展的成果，也即不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5]。无就业增长局面出现的诱因有很多，其中工资刚性和高劳动生产率是较为主要的两个方面[6]。
无就业增长模式对社会发展是有害的[7]，容易导致“经济增长——就业增长下降——贫困增加”的怪圈[8]。在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的局面不容乐观，两者的变化趋势常常不一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呈现负相关[9]。1995-2010年间，我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为8.9%，而劳动力数量的年均增速仅为0.9%[10]。2000-2010年间，我国GDP的平均增速为9.96%①，而同期就业人数的增长率仅为0.54%。如果按照三次产业增速和就业人员增长率划分，这种对比更为明显：90%(-2.55%)、373%(2.98%)和316%(2.84%)②。我国1991-2003年的就业弹性为0.1，而全球范围内GDP就业弹性也仅为0.34[4]。这种现象也并非中国独有，在发展中国家往往较为普遍，比如印度。
此增长方式在促进社会生产力提升的同时也会加剧社会收入分化。这一时期，我国劳动者收入分配总体格局也趋于严峻。就宏观的演进趋势而言，和劳动者收入份额占GDP的演进趋势基本一致，我国劳动者工资占GDP的份额自1978年以来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1982年该比重达到峰值53.6%，随之出现持续下降趋势，1995年为51.4%，到2007年仅为45.4%[11]。1995年，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该项数据分别为62.2%、66.1%、74.3%，2007年上述三国工资占GDP的比重为61.7%、58.5%、67.6%[4]。随着劳动者技能结构不断优化，虽然世界范围内劳动者工资份额在GDP中的比重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趋势，但我国的该项数据逐渐降低至45%左右，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重要现实问题。诸多因素导致了这种问题的出现，其中较为主要的是1997年金融危机过后，除采矿业和金融业劳动者工资增速较高以外，我国部分行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基本出现了低增长、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局面。1998-2008年期间，我国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出现了增长缓慢的10年[4]。这种劳动者工资低增长局面的出现，已经初步符合国际劳工组织(ILO)所定义的无就业增长。这种情形的出现和维持，较大程度上制约了劳动者工资份额在GDP中比重的上升。
虽然目前国内有部分学者在理论层面上对这一问题给出过定性判断[5]，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此方面的实证研究仍相对较少，使得我们难以认清中国经济增长是否真正通过劳动者的广泛参与而分享了这一成果。那么，根据上述分析，能否得到我国存在无就业增长的结论呢？如果确实存在一种无就业增长模式，那么究竟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呢？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它对我国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呢？本文拟从此视角为切入点，通过使用陈诗一[1]估算的我国工业两位数行业数据和World Bank[2]提出的就业创造和增长分解工具，来尝试解决上述问题。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我们在第二章将介绍本文的分析方法和数据来源，并简要阐述我们的分析思路。其次，在实证分析部分中，我们按照两个思路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我们在第三章首先从宏观层面上对我国是否存在无就业增长局面进行分析，具体包括探讨中国两位数工业行业增长的驱动力，并进而分析各具体行业对这种总体决定性因素的贡献度。再次，我们在第四章中探讨就业和技术进步在这种驱动力中的具体影响，在细分行业层面上比较和分析我国是否真正存在无就业增长结论。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建议。
二、分析方法和数据来源
对无就业增长的判断，不能仅仅从产出增长率与劳动者就业率增长之间的差异来判断，因为这只能揭示这个问题的一个部分。影响产出增长的因素较多，劳动者就业数量的增加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在此部分中，我们通过采用World Bank[2]提出的就业创造和增长分解工具来分析这一问题。我们将在此节后半部分介绍我们的数据来源和数据的处理方式。
(一)分解方法
World Bank[2]的分解工具，可以解决如下三个问题：(1)经济增长如何分解为就业增加和劳均产出的增加；(2)经济增长如何反映在部门增长中；(3)劳均产出变动的根源是什么。通过分析第一个问题，我们能够首先判断我国经济增长到底是由劳均产出增加还是就业岗位增加带来的。为了进一步分析这种生产率增加以及就业岗位增加的行业间和行业内部效应，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第二个问题进行回答。按照上述研究思路，我们可以首先在宏观层面对导致产出变动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分析，然后将劳动产出的变化按照两种方式进行分解，通过比较劳动者就业状况变化趋势和生产率发展水平，检验我国是否存在无就业增长。
劳动产出变动的分解方式较多，这里按照World Bank[2]的方式，从就业率变动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解分析。此问题涉及部门内和部门间劳动者的生产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我们可以通过如下等式进行刻画：
按照上述思路，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对劳均产出进行分解，第一种思路是从劳动者就业率，适龄劳动人口的雇佣比以及劳均产出来分析，直接分解劳动者就业水平对总体劳均产出增加的贡献率。为了分析此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进行分解：
其中，Y、E、A和N分别代表社会产出的增加值总额、总就业数量、处于工作年龄的总人口以及社会总人口。ω、e和a则代表劳均产出、工龄人口的雇佣比以及就业率。
第二种思路是从劳动、资本和技术各自的贡献角度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思路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劳均资本数量变化还是全要素生产率导致了劳均产出的变化？可对如下式子进行分析：
(二)数据说明
根据前一节中确定的分析思路，我们在此选择工业两位数行业进行分析，这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第二产业是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速反差最大的部门，而工业产值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其次，目前的文献中，仅有陈诗一[1]提供了较为可信的工业行业数据可供分析。
由于世界银行的分析工具只能最多同时分解27个行业的数据，我们对陈诗一[1]的工业两位数行业增加值和就业人数数据进行了合并，总共获得27个行业的数据。
劳动力数量的多少也是我们分析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因此，我们还需要获得宏观层面上人口数量、处于劳动年龄段的劳动力数量以及就业劳动者的数量三个指标。囿于数据的可及性，我们这里仅能够获得全国层面的上述数据，需要采用推算的方法得出工业行业口径的上述三项数据。首先，我们通过WDI获得上述三项指标宏观层面的数据。其次，我们根据工业行业中就业人数占三次行业中就业人数的比重作为权重，计算出需要的数据。
资本收入份额的合理区间为0.3～0.5[2]。我国的统计数据中并未明确给出资本收入份额的具体数值，20世纪80年代的资本收入份额数据更加难以获得。此外，我们也未能够从陈诗一[1]处成功申请获得1980-2008年分行业全部工业口径的可比价工业总产值序列(1990年不变价)，因此也难以估算这一时期的资本收入份额。为了克服这一问题，1980-1994年的资本收入份额数据来源于吕冰洋等[12]的估算数据，1995-2007年的资本收入份额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营业盈余和固定资产折旧的加总数据占当年GDP的比重。需要指出的是，2005和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并未给出营业盈余和固定资产折旧的数据，因此我们按照1995-2003年资本收入份额的平均增速估算了上述年份的资本收入份额。我们后面的分析中将指出，资本收入份额的实际大小对我们所关心的就业创造和增长问题的影响程度较为有限。
三、工业行业增长的驱动力是什么
1980-2008年间，我国两位数工业行业产出保持了较为迅速的增长，也使得我国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速。那么，这种增长的决定因素有哪些呢？劳动者就业率的提升对这一增长的实现有何种贡献呢？根据上述分析方法，我们在此部分中从整体和结构两个视角对工业两位数行业增长的情况进行分解。整体分析主要关注中国两位数工业行业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究竟是什么，结构分析则重点测算各具体两位数工业行业对前述决定性因素的实际贡献度。
(一)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1980-2008年，我国两位数工业行业劳均增加值变化率为1033.34%。这种增加值的巨大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根据劳动产出变化、就业变动和劳动力的部门间流动这三个方面对这种增长进行分解。容易看到，各工业行业的总体贡献率基本为正(见表1)，其他制造业的贡献度是最大的，仅木材采运加工等行业的贡献率为微弱的负数，反映这些行业在过去28年间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轻微下降。在总体变化中，劳动力在行业内和行业间产生的效率是1980-2008年间我国工业行业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就业结构的贡献度仅为11.05%。就前者而言，劳动力生产率的变化是决定性因素，这和大多数文献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劳动力的部门间配置也优化了劳动力资源的使用，通过生产率的提升也使得产出逐渐增加。
但是，就业岗位数量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却呈现逆向减弱的格局，总体效应为-8.66%(见图1)。这种情形的出现，恰好说明了我国工业行业中存在无就业增长的局面。非金属制品、专用设备制造和煤炭采选是无就业增长最为严重的行业，其次是通用专业设备制造，再次是加工和饮料制品等行业。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上述部门均为资本密集型，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最为显著的。随着资本大量进入上述部门中，劳动生产率也会出现较为显著的提升，劳动力使用的数量却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就业岗位也因此而减少。即便如此，也有部分行业在增长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就业岗位，如塑料、医药制造和文体行业等。而此类行业，都可以被划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微观层面上无就业增长方式是否存在，与具体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具有一定的联系。宏观层面上无就业增长的存在与否，则与行业内两种资源使用强度、企业的相对产值大小以及吸纳就业数量的多少相联系。
(二)增加值的行业贡献
各行业内劳均产出的相对增长决定了劳动产出的增长模式，部门间的变动仅解释了7.8%的变化，而部门内的变动解释了这种变化的92.2%(见表2)。产业增加值的变动趋势也是基本一致的。因此，部门内劳均产出变动是中国两位数工业行业劳均产出和劳均增加值变化的决定性方面。交通设备制造、计算机通信设备和仪器仪表制造的贡献率是最高的，达到24%。这种劳均产出的提升，既可能是由资本深化引起的，又有可能是劳动者本身技术提升引起的，还有可能是由劳动者规模效应引起的。此外，组内贡献率在行业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说明非对称的技术进步广泛存在于我国两位数工业行业中，并对行业增加值具有差异性的贡献。这里，我们并不准备对原因的识别进行过多探讨，仅仅关注各工业行业内劳均产出变化的一般趋势，而将导致这种局面出现原因的分析留至下一部分中进行。
劳均增加值的变动趋势和劳均产出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这种局面的出现说明了1998-2008年间劳均产出和行业增加的变化是基本一致的，并且这种影响程度基本相同。具体而言，交通设备制造、计算机通信设备和仪器仪表制造的贡献率达到23.7%。而石油加工和石油开采的劳均产出和增加值贡献度基本为负，显示此两个行业内劳动生产率在过去28年内轻微的下降。
四、就业规模和技术水平谁的贡献更大
上一部分的分析中已经指出，劳均产出变化率解释了中国工业两位数行业80.94%的总体贡献率，是劳均增加值的变动的决定性因素(见表1)。这种劳均产出变化，究竟是由劳动者就业规模增加带来的，还是由劳动者生产率的提升带来的，或是由他们之间的交叉影响带来的？如果是由前者所决定，就意味着这种劳均产出的增加过程中确实创造了许多新增就业岗位，那么我们可以断言中国工业两位数行业中并不存在无就业增长。如果是由后者决定的，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减少了劳动者的就业岗位，无就业增长局面确实存在。如果属于第三种情况，那么他们之间的相对比重大小将决定中国工业两位数行业是否存在无就业增长局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这里首先对劳均产出变动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然后评估就业变动对工业两位数行业就业率和劳均增加值的实际影响。
(一)劳均产出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根据公式(2)和公式(3)对劳均产出的变动提供了两种分解方式。第一种分解方式将劳均产出的决定因素分为三类(见图1)：首先是就业率变动的影响，其次是社会中处于工业两位数行业适龄劳动人口中就业的比重，也即行业内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影响。再次是劳均产出的影响。第二种分解方式则关注的是劳动、资本和技术三者在劳均产出变动中的相对影响(见图2)。劳动方面关注的是劳动力在行业间的配置过程，即劳动者是否从生产率较低的行业流向生产率更高的行业，资本方面则关注的是资本深化过程中资本替代劳动力对劳均产出变动的影响。最后是技术进步对这种变动的解释力。
图1 1980-2008年劳均产出增长的分解
图2 1980-2008年劳均产出变动的分解
根据第一种分解方式，我们可以看出工业行业劳均产出的变化，基本上全部是由劳动者生产率水平提升所引起的。虽然劳动力供给数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这种正面效应基本被就业率下降所引起的负面效应抵消了。在此意义上，虽然工业行业产出呈现较大程度的上升，但是劳动者在不断加入此行业的过程中，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甚至对总体生产率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情形的出现，既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不利于劳动者参与就业的因素，如户籍等，又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较为严重的供给和需求间的缺口。虽然劳动力供给较为充裕，但是却难以满足上述行业对劳动力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新就业岗位不断创造，到那时劳动力群体的整体技术水平仍较为低下，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缺口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就业率对劳动产出贡献率的提升作用。
按照第二种分解方式，我们也容易发现劳动力在部门间流动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为7.79%。这种流动，使得劳动者从低生产率行业流向高生产率行业，或者通过行业的流动获得与自身不断提升的劳动生产率相适应的收入。虽然这种劳动力的配置具有正面作用，但总体影响较为有限。一方面说明过去28年间劳动者的素质普遍较为低下，劳动产出的变动值是以技术提升为主的。如果没有技术驱动，那么我国两位数工业行业劳均产出将会出现较大程度的下降。在此意义上，过去30年，技术变动是我国行业产值增加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也反映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诸多壁垒阻碍了劳动力的部门间有效配置，如户籍等，使得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始终较为有限。这和孙文凯等[13]指出户籍制度对劳动力配置中负面影响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
资本深化能解释劳均产出20.42%的变化。这说明在过去28年间，资本劳动比的上升却是显著促进了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增加。如果联系到生产率的提升和就业率的下降，那么这种由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出增加确实不利于劳动者就业机会的持续增加，从而容易产生一种无就业增长的局面。
(二)就业变动的行业内影响
通过对劳均产出决定性因素的分析，我们发现就业变动并未显著提升中国两位数工业行业内的劳均产值，甚至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既然就业变动对劳均产出总体增长具有较为负面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机理确实存在于中国所有两位数工业行业中吗？如果确实存在，那么我们可以断言，无论是在总体层面还是在结构层面，中国两位数工业行业中的无就业增长局面是普遍存在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种无就业增长的判断并不适用于全部两位数工业行业。为了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此对就业变动对行业内就业率和劳均增加值的影响程度进行分行业的测度。
劳动者就业数量变动对工业行业内就业率水平的变动和劳均增加值的变动呈反相关：劳动者就业数量显著提升了行业内的就业率，这种变化对劳均增加值的影响往往是负面的(见表3)。并且前者提升越显著，后者下降程度也越大。反之则反是。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上述行业内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并未显著提升产出水平，反而使劳均产出数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这种情形的出现，说明诸多行业中对劳动力的使用出现了两种变化特点：一是随着资本深化过程的不断加速，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数量显著减少，而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逐渐增加。二是高技能劳动者增加的数量显著低于对低技能劳动者需求减少的数量，总体上出现一种就业岗位数量下降的局面。在此意义上，虽然技术进步和资本神话创造了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但是对低技能工作机会的剥夺也是相当显著的。
在那些劳均产出显著上升的部门中，就业率的变化趋势却是逐渐下降的。这意味着行业内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更多是通过资本深化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来实现的。虽然劳动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是劳动者就业的机会却在逐渐减少。联系两位数工业行业中就业率与劳均产出之间的负向关系，我们不难判断这些行业中确实存在着无就业增长现象。张莉等[14]从劳动资本技术替代率的角度，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地区层面使用的资本和劳动这两种要素如何在技术变化的环境中发生改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基本结论和我们这里的分析也是一致的。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使用陈诗一[1]估算的中国两位数工业行业数据和World Bank[2]提出的就业创造和增长分解工具，对中国两位数工业行业内是否存在无就业增长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虽然我国两位数工业行业内确实较为普遍地存在无就业增长局面，但是在具体行业中存在一定的差异，如纺织业、印刷品和家具制造行业等就并不存在显著的无就业增长局面。这种局面的存在，说明在大部分两位数工业行业中，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果未能够完全通过创造就业的方式，使得劳动者参与分享。1998-2008年期间各细分行业中劳动者工资增速缓慢甚至停滞，就是这一现象的微观体现。
具体而言，就业率和劳动力供给会影响劳均产出增长的变化，其中劳动力供给数量变化具有积极作用，但就业率的变化却具有逆向负面作用。这说明随着劳均产出和劳动者供给的增加，劳动者的就业局面日益严峻，总体上呈现一种无就业增长的模式。也即，劳动者难以充分的分享经济发展对工资收入所可能带来提升的益处。此外，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结构也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劳均产出的变动，但劳动力部门减配置的正面提升作用较资本深化的作用弱，更弱于劳动者技术水平的提升。因此，劳动力的跨部门配置仅能促进劳均产出有限的增加，因为这一时期技术水平较低，劳均产出变动的核心是以技术为主的改善。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无就业增长模式对劳动者工资收入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通过合理的使用产业政策[15]，逐渐产生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及促使劳动者更加积极地参与劳动，是较为可行的办法。这些措施包括改善劳动者自身技能水平、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环境以及规范工会的维权作用等。首先，就劳动者自身技能而言，继续提升劳动者技术水平是缓解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劳动者的生产技术是决定中国两位数工业行业产出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提升劳动者的技术水平仍是较为重要的方面。我国目前存在较多的结构性失业，归根结底是劳动者整体技能改善水平慢于经济发展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随着低技能就业岗位的逐渐减少和高技能劳动岗位的不断创造，劳动者更高的技能水平能够使得他们更加充分的参与劳动力市场，从而通过获得更高的工资改善自身收入状况。其次，就市场环境而言，继续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减少劳动力配置的制度障碍(如户籍等)，使劳动力需求能够有效释放，促进劳动者更多地通过获得就业机会，参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从而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再次，就劳动力供求关系而言，工会应该努力捍卫劳动者的基本权益。随着资本劳动比不断上升，劳动者在诸多两位数工业行业中不断被替代，议价能力也随之下降，工资收入也容易受到侵蚀。工会独立性、执行力和联动机制的建立，均是提高工会维护劳动者权益的重要途径。
①这里的计算均是以2000年不变价美元为单位的。
②括号外为2000年不变价计算的产业增长率，括号内则为对应产业同期实现就业的劳动力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