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与现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时论文,原则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社会主义思想史展开视角，就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这一被忽视的课题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其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性就在于，社会主义既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又体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列宁到毛泽东，都为实现二者的统一提出了不同于经典作家的思路；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有其合理的因素，然而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
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历史理性得到了高度的重视，而价值原则、价值观却被忽视，甚至被当作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而予以回避。这一方面造成了理论上的严重缺失，以致难以深刻领会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性，也无以对现时代兴起的“价值热”作出积极的回应；另一方面，理论的缺失又导致实践活动的某些迷误，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时常出现的“两极振荡”，即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往往要以经济停滞、效率低下为代价，而对此的纠偏，却视若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离。这种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折射了历史原则与价值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
本文拟从思想史的角度提出一些社会主义价值问题，而远非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这些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是否蕴含着与历史尺度相统一的价值尺度？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与空想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又有怎样的渊源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价值理想在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实现程度如何？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否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原则的继承和发挥？
一
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体系，又是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崇高理想，是一种价值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论证，蕴含着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他们指出，社会发展规律都是人的活动规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目的的。”①人的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也构成历史发展的因果链条的必然环节，社会历史正是作为实现人的价值的舞台而存在和展开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人本身的发展当成历史必然性的本质内容。他们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②又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③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既可以从社会技术形态角度进行划分，也可以从人之社会存在形态角度进行划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必然性范畴包含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他们的唯物史观则包含了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社会主义作为对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制度的扬弃，既合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体现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就价值即客体满足主体的属性而言，社会主义，无论从一种社会理想、社会运动还是一种社会制度来说，都意味着一种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与他们的解放息息相关的根本价值。
青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人的自由存在、自由发展和实现的原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④，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劳动的类本质相异化，并最终导致人同人相异化。人同他人相对立以后，世界便成了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可见，青年马克思较多地从价值论视角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那么，随着他思想上“脱毛”过程的完成，也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这一价值论视角是否被舍弃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从《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看出，马克思旨在对那个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作为前提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作出社会学的和历史的批判。价值原则正是作为一种否定性的辩证法，一种批判的武器、一种横坐标而暗含在经济学分析中。在关于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著名设想中，马克思认为，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一切肯定成就用到俄国农村公社中去，使之成为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现实起点。可见，马克思在肯定资本主义历史进步性的同时，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毁灭人的实质。在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如何避免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牺牲和代价，是马克思晚年思索的重要课题。
如果说价值原则作为一个横坐标暗含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中，那么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概念，则直接地表述了这一原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⑥在《共产主义原理》一书中，恩格斯不仅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而且还指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的消灭、分工的消除，等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社会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型的社会形式”⑦。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具体描述了他的社会理想：“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也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⑧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有着明确的规定：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对立，消除旧式分工，劳动成为自主活动，按需分配，共同富裕等等。追求社会主义价值的实现，既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他们评价社会现象、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因此，价值原则构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价值原则与历史原则是内在统一的。历史原则，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⑨，即生产力决定历史形态的原则。如前所述，历史必然性范畴中已内在地包含了价值因素。马克思确立的生产力范畴，第一次把生产力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论作为一种否定性的价值论本质上又是历史的。马克思在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主客体关系的颠倒以后，便转入了对劳动的历史考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探究，得出了这一生产方式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论断。同时，他又指出这种必然性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⑩，终将为新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所替代。而这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必须以大工业发展作为其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只有这样，阶级消灭才“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11)。如此而观，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是以深厚的历史理性作为本体论基础的，双重原则、双重理性是内在统一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末尾所表明的，自由王国必须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但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发展造就的只是形成自由个性的基础，而绝非同一过程。相反，在实现生产发展的同时，若失去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人类将永不能得到解放。马克思厚重的历史理性，彰显的正是其价值原则。
应该指出，把社会主义价值设定为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消灭城乡对立、消灭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等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已经这样做了。这种消灭阶级对立的社会理想体现了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连续性。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与空想社会主义又有着根本的区别，大而言之，有以下三点：首先，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观是抽象的人性论，它把社会主义价值理解为“人性的复归”，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其次，空想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归结为一种纯粹依赖于天才人物去发现的绝对真理，而不是一定客观物质条件的产物，认识不到客观物质条件对于社会主义价值的实现所具有的重要性。再次，空想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价值的主体设定为“整个社会”的一切人，而不是无产阶级。无疑，空想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价值的理解显示了其空想性的一面。
二
20世纪初，社会主义开始了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这次飞跃标志着社会主义从一国胜利走向多国胜利，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
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胜利。现实的社会主义不是在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因而新型社会建立后，由于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形态与社会生产力不同步发展，它不可能立即完全实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予以设定的社会主义价值，只能进入到“不够格”、“不完全”或“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就使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遵循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时具有了许多的特点。
从方法上看，我们可以用马克思的思想与现实的实践相比较，但却不能衡量这种实践。因为我们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所设想的社会制度有着很大区别。我们必须从这种实践所固有的规律性出发展开这一讨论。把问题仅仅归结为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之间的差距，是一种简单然而无益的做法，显然也不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方法。同时，强调实践的历史性，并未否定其连续性。马克思的双重理性，为我们总结现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提供了一个可取的新视角。
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在它的诞生过程，即在与民粹派、经济派的斗争中就体现出对社会主义价值性和科学性相统一思想的继承。列宁指出：民粹派的实质在于，因为害怕资本主义造成的矛盾，宁愿落后、停滞，也不要发展资本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存在并不等于“没有带来任何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12)。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使生产社会化，从而不仅造成了新制度的物质条件，同时也造成了新的社会力量。而针对经济派局限于经济斗争的立场，列宁指出，如果只从事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会失去政治独立性，“脱离社会主义”(13)这一最终目的。要保证社会主义的到来，必须“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14)。
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列宁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和历史原则统一性的一个生动的范例。“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设想大致体现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从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如实行粮食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等等来看，无疑，列宁从俄国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情出发，突破了社会主义的一些传统观念。停止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即是对追求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的纠偏，而这一纠偏，对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历史尺度、历史原则的张扬，并未放弃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价值追求。列宁强调，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只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并没有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他说：“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要找到我们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来的那种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15)虽然这种结合会使我们向前移动的速度放慢下来，但是，整个的农民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时候，这个运动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在这里，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列宁把农民与无产阶级一起当作社会主义价值的主体来看待，这体现了俄国的具体国情。为了确保这一主体的先进性，列宁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完整提出了通过合作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他相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16)
新经济政策开启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思路，在列宁晚年著述中得到了较系统的阐发。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并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17)这样，双重原则，双重尺度的统一，在列宁那里有了与马克思不同的新思路，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在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以后，只要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得到充分提高，“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18)。因此，他把取得政权后发展生产力的任务看得尤其重要。他晚年对合作社的诸多关注，也是就取得社会主义所需物质基础的角度展开的。同时，他在强调合作社的经济意义时，特别强调它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性质：合作社能使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并使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19)。他晚年对国家政权机关改革和工农联盟问题的高度重视，把两者看作是维护工人阶级政权，赢得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也体现出他对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坚持。
由此可见，历史原则和价值原则，正是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构建原则，在这一构想中，两种原则、尺度得到了完整的统一。遗憾的是，这种构想未及在实践中得到展现，列宁就逝世了。在斯大林领导时期，他不仅没有实践、发展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思路，反而在有些问题和做法上回到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老路上，两种尺度的完整统一也就不复存在。
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完全认同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社会主义价值，而且还表现为对直接的实际问题的极大关注。他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同起来。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它不是要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就主体的价值属性而言，社会主义实现了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等这些全世界劳动者世代梦寐以求的愿望，满足了劳动者的最大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把是否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以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为最高归宿，任何意义上的偏离，都被视之为资本主义而加以反对。
孜孜以求社会主义价值的实现，是贯穿毛泽东全部理论与实践活动的一根红线。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多次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的必然性，并把它作为“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的“唯一的路”(20)。建国以后，在生产关系领域所进行的一系列持续不断的变革，正是与毛泽东的价值追求相表里的。比如人民公社之所以被毛泽东看重，是因为人民公社实现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由他亲自主持编写的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说：“农村人民公社的发展……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道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道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灭的道路”(21)。
毛泽东是把无产阶级当作社会主义价值的主体来看待的。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他就指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鉴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即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社会没有日益简化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海伦·斯诺1937年访问延安时曾向毛泽东提问：“党的领导人大都是小资产阶级分子，十年来党主要在农民中开展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何以自称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毛泽东回答说，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无产阶级本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在国内和国际上坚持无产阶级纲领，只要红军由党指挥，就能实现这个纲领。尽管党的主要领导成员不是无产阶级出身，但通过党的领导，整个革命运动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22)。而无产阶级革命所满足的价值主体无疑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可见，那种认定毛泽东否认“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未来的承担者”这一观点，而仅把农民阶级当作社会主义主体力量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即便是农民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既已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便不再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一再批判的小农，而成为了社会主义的新农民，就可以和无产阶级一起，共同充任社会主义的价值主体。这一思想，显然与列宁相一致。
同时，毛泽东不像乌托邦主义者那样，把社会主义价值归结为一种纯粹依赖于天才人物去发现的绝对真理，而是探讨了这一价值和它赖以实现的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他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极富创意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概念的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寻，都表明他对中国社会工业化、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的认同。早在1944年8月，他就说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23)，并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民粹主义的地方。1949年6月，他又写道：“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24)两段话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社会主义是以大工业为其物质基础的，小生产不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认为这一物质基础在中国只有在夺取政权后逐步建立，因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25)。中国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不可能由工业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来实现。这样，“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26)，就不只是一种可能性，同时也是一种必要性。
可见，毛泽东也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的，只是他并不像马克思那样认为这种富裕是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来的，而应该是社会主义自身政权建立后，在社会主义内部发展起来的。可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实质上构成了毛泽东的两种历史尺度。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上述两种历史尺度之间并不是内在统一的，而是包含了深刻的矛盾。毛泽东1959年12月—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把“解决所有制问题”后“再大大发展生产力”看作是革命发展的一般规律，认为“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他把社会主义价值的实现受到落后的生产力水平限制的根本原因，总是归结于生产关系方面，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也就以变更生产关系作为主要任务，试图借助社会革命来加快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从而把生产力尺度统摄在价值尺度之中。同时，生产力尺度本身又没有因此而消解，当生产关系的变革无助于甚至有害于生产力的发展时，毛泽东又常常对自己的政策进行调整，检讨自己“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27)，因而制定一些有悖于社会主义价值的政策来推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中两种尺度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某种意义上折射了共和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
三
作为社会主义在当代的一种重要思潮，民主社会主义声称其奋斗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新的和更加美好的制度”来代替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
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原动力是人类的道德感。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种合理的要求，是一种“呼声”，是一种“信念”。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一组价值”(28)。也就是说，由于人们持续不断地向往和追求“自由”、“平等”等一系列道义目标，才使得社会主义成为必要和可能。社会党国际的成立宣言中写道：“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民主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道义论证，表明了它与科学社会主义在根本上的区别。
民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不均、阶级对立、劳动者无权、失业、危机、战争等一系列不合理的状况采取了比较明确的批判态度。但是，与社会主义道义必然性的观点相呼应，民主社会主义在追究资本主义种种弊病产生的根源时，不是把它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归结为人类理性、伦理原则的未能充分实现，归结为资产阶级对“道德感”、“正义观念”的背叛，以及资产阶级把“所有权置于人权之上”等等。民主社会主义视恢复人类的理性和道义为己任，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种道德、伦理的批判，只是现象的批判。而且，民主社会主义逐渐把批判的对象指向传统的资本主义，而对当代资本主义，则给予越来越多认同。民主社会主义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用计划生产的社会主义原则来代替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原则”的所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因而资本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也变得可以避免了。进入80年代以来，社会党国际的文件中不再出现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字眼，他们已着眼于所谓人类的共同问题和共同任务。
民主社会主义对现实社会主义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仍是一个充满“罪恶”、“弊病”和有着“根本性不平等的世界”。1951年社会党国际的《成立宣言》宣称：社会党人反对“共产党的独裁统治”。1989年社会党国际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再次强调，共产党人“无视自由”。民主社会主义不仅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样视为是必须加以克服的不合理社会，而且还指出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是优先的任务。它批评苏联只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官僚极权制度，至多也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党对人民的专政”。甚至把斯大林主义和希特勒法西斯专政相提并论。换言之，共产主义的发展，给社会党人实现自己的目标，造成了比资本主义统治更为严重的障碍。
鉴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样具有不合理性，社会党人指出：未来既不属于共产主义，也不属于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29)“是唯一能够取代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选择”(30)，即所谓“第三条道路”。
在民主社会主义看来，社会主义是一种组织经济、国家和社会的原则。“社会主义是在任何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由、公正和团结等基本价值的原则”(31)。社会民主党人把自由、公正、团结等道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基本目标，社会主义就是实现这些基本价值的过程。他们声称，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决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那种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没有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持久的过程，也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任务”。
在民主社会主义那里，无论是民主这一核心内容，还是其他一系列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都具有普遍意义，是为一切人服务的。正是从这种价值主体的普遍性、超阶级性出发，社会民主党宣称自己不再只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而力求成为“全民党”。
关于变革社会道路的选择，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已使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暴力革命越来越不可能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就在于自由、公正、平等、互助等，而暴力革命势必违反这些原则，因而必须加以反对。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民主社会主义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应再用打破国家机器的办法来完成，而应通过民主的道路，和平地“长久”社会主义。所谓民主的道路，就是在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社会各个领域不断地注入民主因素，这样，资本主义就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了。
总起来说，民主社会主义不仅主张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而且还主张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用非暴力的、和平的改良也即民主的道路来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它否认阶级、阶级斗争的存在，否认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用科技革命代替或取消社会革命，以实现其社会目标。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民主社会主义提出以“自由、公正、互助”为旗帜，是有其历史根据和合理性的。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背景的要素中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与人的价值实现的不同步性。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以提倡人文主义而起步，以对抗宗教神学。而随后日益膨胀的物性、工具理性也同样在吞噬着人性，坚持价值原则、倡行价值理性，实际代表了对近代文明中物质主义、技术主义的省察甚或反叛。其二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严重失误。固然，从历史的观点看，我们没有理由苛求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但正是这些失误，特别像斯大林主义所产生后果的严重性，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它使有些人在共产主义与“极权”、“独裁”之间划上了等号，把共产主义与人类基本价值的实现之间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其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偏向，如把历史决定论说成是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预示，从中失却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价值尺度，更何遑在坚持两种原则、两种尺度、两种理性统一的基础上把理论推向前进。
由此可见，民主社会主义以极其鲜明的形式提出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无疑有其一定的纠偏作用。但是，对庸俗经济决定论的拒斥、纠偏，并非必须以抛弃历史必然性为前提，马克思主义也并非建立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对于民主社会主义者来说，确实是一味难以下咽的苦药。
由是观之，民主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都从属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范畴。即便从纯学理的角度看，它也有着致命的缺陷。
理论体系内部的矛盾性。比如民主社会主义把工人“参与”管理作为经济民主的体现，这样，如果工人民主监督机关的目的是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那么工人代表就必须最大程度地关心利润的增加，如此说来，工人参与制实际上起到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如果工人民主监督机关的目的是限制企业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结果必定使该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导致破产。所以，工人参与制要么使工人代表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者，要么失败，与其经济民主的目标是相矛盾的。再比如，民主社会主义以代表全民普遍意志、利益自许，但它找不到一个把传统的社会问题如两极分化和新的经济危机一揽子解决的完整方案。这绝不是什么智商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党希望代表所有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的要求和自我理解相对立的结果。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政策与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根本对立的。
浓厚的空想色彩。民主社会主义用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来代替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的科学分析；用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来代替对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论证。这使它的全部理论抹上了一层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对此，民主社会主义者们似乎也有所感，因而他们安慰自己道：“即使社会主义社会永远建不成，那时我们也应感到心安理得，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已赋予生活在那种情况下所应当具有的意义。”
在社会民主党参政或执政的国家，资本主义内在规律仍在顽强地表现自己。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物，作为现实后果，民主社会主义要么与资本主义共生、融为一体，比如东欧、前苏联地区的社会民主党都在狂热鼓吹实行无限制的经济自由主义，“社会民主党”已徒有虚名；要么仅仅成为一种文化批判，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批判，仅仅是对社会现实保留一份贵族式的清高，在此意义上提出的“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公正、互助”，只具有纯粹道德理性的意义，只停留在“应该是”的彼岸，而永远无法真正走向此岸世界。
总之，民主社会主义强调了价值原则之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民主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真正继承者。必须坚持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得出的基本结论。未来将属于社会主义。我们的这一信念来自于对历史发展规律性的确认，也来自于对价值体系所作的历史选择。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32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8页。
④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0、12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36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0页。
(12)(13)(14)《列宁选集》第1卷，第155、207、272页。
(15)(17)(18)(19)《列宁选集》第4卷，第618、691、687—688、682页。
(16)《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1页。
(20)(24)《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1477页。
(21)《人民日报》1958年12月19日。
(22)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05页。
(23)《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9页。
(2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9页。
(26)《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第6页。
(2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9页。
(28)《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
(29)(30)《社会党国际文件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01页。
(31)《论民主社会主义》，第113页。
标签：民主社会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共产主义国家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毛泽东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经济论文; 列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