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影响和困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崛起论文,困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旨发言：
时间：2002年8月12日
地点：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背景
自1992年出现中国威胁论以来，国内外关于中国崛起或是中华民族复兴已经有了许多讨论，今天之所以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是希望能引起国内学者们从中国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而不是从外国的角度讨论问题。自有“中国威胁论”以来，中国一直都在讨论如何在国际社会上减少“中国威胁论”，如何让周边国家，特别是让美国别认为中国是威胁。阿富汗战争的主要军事行动一结束，美国就出台了大谈中国威胁论的国防部报告和国会中美关系评估委员会报告。这说明尽管我们一直想办法消除“中国威胁论”，但美国认为中国是威胁的观念是不断加深而不是日益淡漠。那么，中国实力的增长如果可以缩小了中美实力差距，这对美国和世界将产生什么影响呢？也就是说美国不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防范对象是否可能？中国崛起面临的最大国际困难是什么？是经济的，是政治的，还是安全的？中国应采取什么策略来应对这些困难？如果美国超强实力地位20年不变，其防范中国的战略目标又是既定政策，那中国应该怎么办呢？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这次宣传“中国威胁论”，东盟国家和欧洲国家都没有附和。这是不是说明情况已发生了变化，但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是中国实力增长的客观影响变化了呢，还是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阎学通
中国的崛起正接近事实
房宁 建国五十多年，改革开放二十多来，中国的走向始终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我认为，应充分估量我国在政治、经济和精神领域获得的巨大的发展和进步。现在国际上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是“中国威胁论”，一是“中国崩溃论”，二者虽各执一端，但共同点却是对中国未来的共同关注和兴趣。对中国未来的判断，国际上已成为一门显学。
中国发展的确是个复杂的问题。费正清先生曾提到过的“中国例外论”，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中国神秘论”。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经济史方面的专门考察看，中国的发展确实让人感到有些困惑。比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尽管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初期拥有一些有利条件，但随着参与程度的加深，经济发展就会受到抑制，即在全球化过程特别是产业资本国际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获得的有利条件会向相反方向转化。应当说，这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规律。但是，中国情况就比较特殊，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仍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受益期。在经济上，随着市场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进入了工业化发展的高潮期，生产、消费高涨，尽管现在仍然是问题多多，如经济结构、金融风险、社会分化等方面的问题，但随着发展，这些问题相信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或缓解的，不至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可以说，现在如果没有外来的不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巨大冲击，中国经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发展的前景是很好的。在国际经济方面，中国作为全球化过程中低端的初级产品加工基地，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这与西方经济的金融化、空心化、实物经济的消退有着密切联系。在政治上，中国整个政治制度以及政治文化正在发生转型，或者说，基本朝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体系过渡，基本找到并逐渐形成了一个适合中国目前经济基础及其他社会关系的政治结构。在文化方面，从80年代的“反思文化”，过渡到90年代以爱国主义为基调的本土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兴，可以说近十多年来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国家民族意识，发生了一次巨大转变。一国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与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精神意识方面。回想80年代后期，当时那种以《河殇》为代表的反思文化达到极端程度，结果是形成了一种颠覆性的语境。现在，权力与社会、执政党与知识分子的整合性加强了。或者说，在全社会更多地达成了一种共识，这就是90年代以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复兴，以及以此为基调的当代政治文化逐步形成并成为主流。概括地讲，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正在完成转型，逐步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积极、健康的轨道，百年来中华民族崛起的梦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事实。
中国崛起会带来震荡
唐永胜 中国的崛起已是个现实问题。中国甚至没有办法显示它的不重要，应该说中国已具备了成为拥有很强实力的大国的一些基本条件。这必然会在亚太范围内、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带来权力结构的变化。从历史的经验看，像中国这样重要的国家，无论其衰落抑或是崛起，都会引起整个世界体系剧烈的动荡。从中国崛起这二十年所带来的影响看，一方面，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防范、戒备和限制；另一方面，也给世界带来了某种活力和希望。当前我们感受较深也是必须有所准备的是受限制的一面。如果中国自身对所受限制处置不当，便会与外界发生较为剧烈冲突。但是在现有的国际条件下，发生像过去那样大规模战争或国家间利益碰撞的可能性在减小。当然，威胁也是存在的。如果我们处置不当的话，中国崛起过程有可能会终止，或者虽未引起大震荡，但却可能使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国家的进程大打折扣，这两方面都应该规避。中国崛起的路仍很漫长。
阎学通 现在大家讨论中国崛起的问题时，对中国崛起本身的影响，讨论得不是太多。这似乎是认为，我们无论做好、做坏，外部的环境都不会发生变化。这种看法也许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认为，我国外部环境的好与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自己发展的影响。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经济搞不好，我们的国际环境也许会变好。我们实力越来越弱，美国就不会防范我们了，周边国家就没有中国威胁论了，那么我们国际环境就会发生变化。问题是我们目前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很小，核心原因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趋势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改变。我认为，中国崛起的势头是挡不住的，因此外部的压力中短期内仍会很大。
中国崛起有三个层面的影响：在政治上，由于中国还无法与美国平起平坐，这就使得美国不能像尊重前苏联一样尊重我们。然而，中国又在发展、在崛起，美国无法忽视你，结果导致美国觉得芒刺在背，要防范中国，这种结构性矛盾会不断加剧。只有到了中国的实力能与美国平分秋色时，美国才愿意与中国和平共处了。这就是为什么当美苏矛盾势均力敌的时候，赫鲁晓夫提出“和平竞赛”，当时美国觉得这是苏联友好的表示。而如今中国如果提出“和平竞赛”，美国会认为中国有野心挑战美国，是不友好的行为。对周边国家也是一样，周边国家先是不适应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增长，然后是利用中国在地区事务中与美国的矛盾；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讲，他们希望中国的作用增长，为他们利用大国矛盾创造更好的机会。我想也说明为什么这次东盟国家没有附和美国的“中国威胁论”。
经济上，随着中国实力规模的扩大，发达国家包括美国都会积极争取进入中国市场，而后则是在相似水平上的经济竞争加剧；周边国家先是担心中国与他们形成出口竞争，而后则要求中国对地区经济承担更多的责任，要求中国促进地区经济共同市场的建立；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越来越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经济援助责任。
安全上，今后五至十年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矛盾将因台湾问题而恶化。除日本外，多数东亚国家将在中美安全矛盾中采取中立的立场，而国际社会则会要求中国更多和更直接地参与国际维和。
美国强势下缺少“自由”
时殷弘 我这里不说我们所处环境中使我们放心和鼓舞的许多有利因素，而只说需要我们全面和勇敢地正视、认真和细致地对待的不利因素。我们如果要认识中国在当今和未来一个长时期里所处的世界政治总体环境，要大致正确地判断和在方向上预感中国在其中崛起的基本困难，就首先需要从世界基本格局和世界基本潮流的角度来做大框架式的考察和分析。世界基本格局主要指国家间力量和权势的基本分布状态。这20余年来尤为突出的大致是这么一个事实：美国及其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共同体在总的力量、权势和大部分功能领域（即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技术、财政、思想文化影响和国际规则体系等）占有非常显著的优势。冷战结束以来的10余年内，美国的优势更是多半由于下列四大事态得到了新的巨大增长：苏联瓦解、美国发动和展开信息技术革命、大力进行“新军事革命”以及美国经济在90年代大调整和大增长。9·11事件以后，美国霸权性优势的支配或严重影响范围可以说出现了进一步的跃进式扩展。这首先是因为在恐怖袭击引起的全国性安全恐慌背景下，美利坚民族行使优势和为此承担代价的意愿大为增长，美国大部分公众对一个怀抱“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念和强烈的美国极端民族主义、霸权主义情绪的政府给予了近乎“空白支票”式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美国的霸权性优势、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霸权性优势之巨大，在我们所知的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甚至超过了罗马帝国。
以这样一种力量分布为最大特征的世界基本格局存在着严重问题。美国的巨大力量优势难免导致其强权态势和强权行为，许多其他国家因而缺少在国际体系中的基本自由，世界政治缺少基本公正。就美国的“制度霸权”来说，虽然往往不像它不时直接行使的武力霸权那么殊难容忍，但同样并非真正的国际合作；而且，一年多来美国的单边主义表明，霸权甚至在一些关键领域发展到排斥“制度”、因而造就实在和潜在的混乱的地步。显而易见，在这样一种基本格局中，中国的崛起已经、并将继续遭遇因全球国际体系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而来的各种困难，尤其是由于美国越来越着意防范、阻滞中国力量壮大而来的困难。美国权势的真正衰落还需要要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在这方面所处的困难局面也将持续很长一个时期，尽管困难的程度可以有变化。
两大潮流的双刃性
当代世界有四大基本潮流：全球化、多极化、国内社会政治生活现当代化、国际规范（国际法和国际伦理）的重大变化。就中国崛起的困难而言，全球化和社会政治生活现当代化特别值得关注。由于这两大具有双刃剑性质的基本潮流，当代世界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都在经受着可以说往往是巨大、深刻的痛苦：现当代化痛苦。在这痛苦当中，有些来自现当代化转型和冲击中，落后国家、落后社会不同程度的严重不适与自我更新能力的欠缺，连同转型的分解、裂变和混乱效应，还有些来自在世界潮流的涌动中按照本国社会实情来选择、试验、推进现当代改造和发展的固有困难。此外，还痛苦还包括美国及其他西方强者的、往往自以为是甚至只图自利的压力，或者说强加西方影响甚至西方模式所加剧的不适和紊乱。很明显，崛起中的中国也在并将继续多少经受着这些痛苦和困难。它们表明，我们的国家安全问题还包括在这样的基本环境中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稳定能不能持续，我们国内的种种有关问题能不能在不引起过大痛苦或震荡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如何处理这一方面困难同刚才讲的前一方面困难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都与我们的安全、发展和崛起前景休戚相关。
难以避免的“安全两难”
时殷弘 从东亚区域层面来看，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面对三大长时期的安全环境问题：地缘政治、“安全两难”、“权势转移”。
中国处在亚太地缘政治格局的中央，又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既面对海权压力，又面对现有的或潜在的陆权压力。中国周边有最强大的、并且与之有多种矛盾和抵触的美国，有经济力量巨大、军事实力和潜力令人担忧、民族心理复杂并且对中国多少用心叵测的日本，同时还存在有特殊的强国抱负并与中国有历史宿怨的印度以及越南。与我们相邻的朝鲜半岛、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也包含着难免不时引起我们安全关注的种种因素。从地缘构造来看，中国与这些邻居的关系完全理顺是不可能的。
不仅如此，国际政治的现实和理论都告诉我们，中国避免不了基本的“安全两难”（而且是多项安全两难）问题，虽然可以争取缓解、甚或从长期说有可能争取解脱这个问题。安全两难是国际政治的某种“心理动力学”，往往成为国际紧张和对立的一个大深层动因。我们对一些周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美国也算作我们的周边国家）、日本、印度感到不放心是很自然的，实际上也有相当正当的理由。反过来，对于中国国力的腾飞，再加上中国作为“洲级大国”的民族国家规模，周边一些国家对我们不放心也是真实的和正常的，尽管它们的有些担忧在我们看来往往简直荒唐，也尽管那里有些势力别有用心地制造、渲染和鼓噪“中国威胁”。我们只有通过同其他有关国家一起，长期性地逐渐创设、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和次区域国际安全体制，才能够逐渐地大大缓解、甚而争取摆脱多项安全两难。否则，我们越是强大，它们对我们的疑惧和防范就可能越是加剧，我们在安全两难的意义上就可能越不安全。
至于国际政治理论中所说的“权势转移”趋势，目前大多发生在中国经济力量发展及其引起的经济实力对比变化方面。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力量有很大增长，综合国力也因此显著上升，这势必引起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担心，而且这种担心有时必然会达到在我们看来简直荒唐的程度。他们担心甚至确信中国照这样发展下去，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将发生根本变更，从而使得（依据他们的唯能力思维方式，或能力决定意愿逻辑）中国在此前后将全面挑战美国的地位和势力。他们关于过去500年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全部书本知识、他们那种超强国家惯有的过度敏感心理，都使他们相信这一点。除非中国的发展势头夭折，要基本改变这种观念、或大大缩小其信仰者范围恐怕至少需要一代人或更长时间。而且，对“权势转移”的担心加剧了安全两难问题；而且，“权势转移”还以不同形式存在于中国和日本、甚至中国和印度之间，它们使得中日和中印关系更为复杂化。
总之，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因素、传统的国际政治思维、国家间的心理关系因素和“权势转移”问题使得中国在整个东亚区域格局中面临困难多多，问题多多，而且它们都首先关系到中国的长远安全。
我们的两种民族心理
时殷弘 中国国内也存在许多深刻和长期性的困难问题，包括人口问题、生态和自然资源问题、社会的道德素质问题、我们民族的“战略文化”问题等。在这里，我只想谈谈我们许多人那里存在的两种心理，或许可以称为两种民族心理，它们都可能会给中国的崛起带来重大障碍或风险。一种心理或许主要存在于较低收入、较低受教育程度或在改革过程中遭遇较大个人困难的人群中间。它的特征，在于过度的国际“受害者”、“受困者”情结和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简单、粗糙和片面地看待中国面对的外部困难，缺少大战略的全局观念和对国家根本目的之经济、外交和政治工具的重要性的理解，缺少历史信心、战略耐心和战略思维的起码精细性。持有另一种心理的人大概主要集中在那些从改革开放中得到较多实惠、收入较高以及个人对外联系较多的人群中间，而且主要分布在沿海的经济较发达城市。他们中间一些人对国际环境和中国国运的态度和看法可以说相当大程度上“经济论”、“个人化”了；说得不客气些，他们不多考虑中国所处的安全环境和基本国运。他们中间还有一些人虽然对这些考虑得较多，有真正的民族国家关切，但同样缺少大战略的全局观念，缺少对于国家目的之军事工具的重要性的理解，连同对于外交工具的内在丰富性和多选择性的认识，缺少战略决心。这两种心理都不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应有的、健全的心理，但它们在我们中间却分布得相当广泛，影响也比较大，而且很可能是困扰我们的长期性问题之一。实际上，即使环境再困难，如果民族心态比较好，既有历史信心和战略耐心，又有战略决心，中国崛起为伟大强国就大有希望。
中国怎么办
唐永胜 在崛起过程中，中国会受到来自整个国际体系比较持久的束缚。维持原有力量结构的惯性非常明显地存在着，我们可以感受到来自大国及周边国家的限制与防范，但这仅是一方面。我所讲的国际体系更注重一些背后的东西，比如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虽无形，却长期发挥作用，而我们也必须面对。简单说，我们所受的束缚更深刻地体现在一种资本逻辑对后起国家一种结构性的限制上。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世界经济体系已比较稳定，这种结构倾向于维持原有利益分配，即倾向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后起国家要突破经济结构的束缚来获取利益，会遇到难以预料的困难，一百多年来还未有非常成功的先例。而要突破更深层次的价格结构就更难完成。有一种现象非常值得重视，原来的经济震荡如经济危机总是首先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爆发，而现在却反复发生在比较落后的国家，这种现象就是国际经济体系原有惯性加强的表现。惯性的基础性和长期影响是不应忽视的，由此中国的崛起也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当然，国际体系发展也并不只体现于束缚，可资利用的方面也存在着。比如，全球性问题的增加和国际关系脆弱性的增强对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协调提出了新的需求，无形中给落后国家提供了机会。
目前，中国很难找到直接的促进崛起的战略，战略途径只能是间接甚至是迂回的。其实这也是弱国地位的自然约束。和美国接触中的种种无奈表明，我们的力量确实不足，不可能过多地指望通过硬碰硬的方式来获取利益。对中国的惯性制约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靠短期行为不可能实现突破。因此，我们在战略途径的选择上应该采取间接一些，迂回一些的思维方法。具体来讲，应尽可能加入国际机制，比如入世，加入联合国及其他全球和地区安全网络等，这就会扩大我们的回旋余地，获得更多协调的可能。在目前外界压力较强的形势下，我们跟大国以及国际体系的接触点多一些，会更安全一些。前一段时间，学术界曾讨论俄通过改善与北约的关系而缓解所受压力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应寻找适当的时机，创造条件以某种形式加入类似像八国集团那样的机制中，如此将标志着中国安全环境的重要改善。而现在，我们能够利用的大国之协调机制还是显得太少了。另外，在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时，不论是积极还是无奈，我们必须把国内市场的整合协调与融入国际市场结合起来，认识到国际化过程的漫长和可能遇到的诸多风险，不能一厢情愿，真正增强我国资本积累的能力，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最需要解决同时也是最急迫的问题。
房宁 20多年来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决定于我们的崛起最终会跟国际秩序发生矛盾甚至是激烈冲突。如果说刚刚对外开放的时候，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互补性”还比较强的话，那么现在竞争性正在成为主导。对中国未来崛起的约束首先来自于现有国际经济体系，同时也来自政治体系，其实，简而言之，就是来自美国。当代世界经济体系是一种典型的双重结构。一方面，是"intel inside"，另一方面，是"Made in China"，这是一对最生动和最典型地表达当今世界经济结构特点和经济秩序特征的关键词。而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正是这两个关键词所代表的。中国的崛起正处在与美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矛盾的碰撞的发展轨道之上，中国和美国就好比两列相对而驰的火车，早晚要迎头相撞。中国发展必须要过美国这一关，过不了美国这一关，中国在现代化的这所大学校中就永远毕不了业。而美国绝对不希望中国崛起。那么，是否能找到一个双赢的结果呢？我认为，经过努力，有些矛盾是会得到缓解。但是，这绝不是一个相互谅解、理解和协商的结果，而是一个斗争结果，是实力和战略角力的结果。中国发展所面临的主要课题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方位的限制。对中国自己来讲，一种可能是打进世界秩序，迫使对方接受，中国在现有的经济基础之上，扩展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在可预见的将来，建立以亚洲为主，以中国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和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抗衡。如果我们不能把美国势力从亚洲赶出去，我不能设想是否还能按目前的思路（共同富裕）发展下去。当然，在看到世界秩序险恶的同时，还应看到其矛盾性和脆弱性。中国如果策略得当，中国未必不能与美国竞争。美国在去年一年中的成绩究竟有多少？我们应看到自己的有利条件和他们的问题。中国的崛起如果按目前整个历史逻辑向前延伸的话，即要冲破西方的制约，但如果冲不破制约，那么，我们可能会被拉美化，改革开放成果殆尽。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在保持大致的统一和稳定的前提下，作大幅度的内部调整，搞内敛，来缓解社会内部压力、矛盾，走一条内向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