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机制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重构论文,效应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0)05-0087-08
城市空间重构表现为城市空间增量的拓展和存量的更新与重组，它通过改变城市用地效益促进经济增长，并直接作用于经济要素空间布局的区位、方式和形态，在增长区域实现要素最优配置，进而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在传统空间经济理论研究中，经济增长一直被作为城市空间增长的动力机制来探讨，更多的关注集中于聚集经济下城市的增长路径以及对以土地利用、人口和就业分布为特征的城市形态演变的测度，空间重构对于经济增长的效用研究却是一个鲜有述及的主题。中国城市正在经历新一轮的空间重组，这个过程中，城市形态演变、空间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方式都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推动或制约，城市空间重构面临如何高效集约地利用空间资源，如何把握重构的规模、方向、时序等选择性问题，这些都是在服务城市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亟需在规划、管理理念方面研究与解决的问题，使得这一研究更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相关研究评述
理论界早期对于城市的研究是分别从空间和经济两个方面展开的。在已有成果体系中，空间结构理论很早便建立起来，而且已经相当成熟。但是早期对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却往往暗含抽象掉空间影响的假定，这是因为“空间经济两个最重要的特征——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的一种形式)和生产与消费中的递增收益(本地公共财货)在标准的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w)一般均衡模型中双双被抽象掉了”[1]，而“只有当运输成本与可变的或递增的规模收益同时具备时才可能存在着某种在经验上有意义的区位均衡”[2]。
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起发生的大规模城市郊区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于城市形态、演变趋势、动力机制、蔓延的影响后果以及精明增长(Smart Growth)对策等研究[3-6]。时至今日，西方对于城市空间经济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已取得显著成果，并区分为两大体系：第一，以阿伦索土地竞租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首先在经济领域引入空间变量，探讨自由竞争条件下最低成本的区位均衡；第二，城市增长理论——分析空间聚集效应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典型理论，主要有三类：一是高弘宫尾[7]采用动态分析考察城市经济空间的稳定性与动态过程；二类贝克曼在劳动分工基础上有关聚集经济作用下城市经济增长规模和影响范围的理论分析；三是以鲍莫尔累积非均衡增长模型为代表，分析空间聚集的经济效果给城市增长带来的累积式影响。
中国的城市发展经历了历代经济转型时期，在其演变阶段、市场化程度、制度基础等许多方面不同于西方国家。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主要关注城市空间扩展的内涵、特征、机理描述以及扩展对城郊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尤其对城市形态和空间扩展的定量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这其中，单一城市空间扩展模式及机理研究是城市经济学和城市地理学关注的重点[8-13]，而李强、杨开忠在“单中心”城市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规制变量构建北京城市蔓延的城市经济学模型，进而解释转型时期北京“摊大饼”蔓延的原因[14]，成为这一时期城市空间经济理论应用于中国城市具体实践分析的有效范例。最近十年，中国城市的空间重组在全球化和新经济条件的大背景下，以传统城市核心区向边缘区的人口扩散和就业转移为主要特征，原有计划体制下构筑的城市形态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和束缚性也日益凸显，城市空间结构震荡的规律性、周期性问题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关注，代表性研究是顾朝林等[15]将资本、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作为城市外部环境，从集聚与扩散角度对我国城市生产空间、劳动力市场和居住空间的联系进行探讨。这方面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问题有：相关理论和实证文献较少，参与实证研究的城市十分有限且过于集中；空间特征被分散提取，缺乏系统整合，体现为对城市形态、土地、人口等的特征描述和评价较多，对空间变化引致的综合社会经济效果的分析较少，尤其对转型时期城市空间重构的研究缺乏理论和模型支撑。而西方1960年代以后的理论与实践进展已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形态测量和结构演变模型，而是综合了城市空间微观测度、经济特征、社会阶层分布、制度福利等要素的效能评价模型，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需要结合自身特色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以寻求新的突破点。
2 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经济增长效应的模式机理
城市空间重构对城市发展的驱动是多层面的，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城市空间结构是最经典的解释城市结构的理论[16]。现阶段中国的城市空间重构，是一个集中与分异趋势并存的过程，更是一个经济利益重构与社会分化的过程。新城市经济学将城市发展解释为特殊要素和生产能力在某些地区集中的一个过程，即地理和增长的关系必须在经济理论中得到反映，因此，区位和集聚自然成为城市空间的经济增长分析所关注的两个要点，即基于传统经济区位论，寻找区位空间的层次性和相关性，进而由城市内集聚和城市间分工形成城市产业集聚地带和多样化的经济分区，这两个方面恰恰也是现代增长理论所强调的经济增长的动力(见图1)。城市空间越集中、关联度越大、市场供需机制在空间配置过程中的作用发挥得越充分，经济增长对空间结构变动的响应就越敏感；而多样化的经济功能区则有利于维持城市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互补性。图2-1、2-2、2-3分别在竞租理论、成本效益理论和聚集理论下对城市空间重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理论诠释，这里不再详述。
图1 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的经济推动方式
Fig.1 Ways of urban restructuring driving economy in China
图2-1 竞租理论下的城市空间效益——城市空间扩展机制
Fig.2-1 The mechanism of urban sprawl under bid rent theory
图2-2 成本效益理论下的城市规模效益
Fig.2-2 The cost-benefit curve of city size
图2-3 聚集理论下区位选择的市场均衡与城市空间分布
Fig.2-3 Spatial change track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y
图2 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经济增长效应的模式机理
Fig.2 Mechanism of urban restructuring acting o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3 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分析
经济要素——土地、劳动人口、资本最终依托城市的空间结构要素布局，这些要素与城市经济活动主体(居民、厂商、政府)的配置关系，决定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能源循环的空间态势，影响要素的产出弹性与技术进步的含量，最终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3.1 城市土地利用格局变动对土地价值和土地产出效率的影响
城市重构是城市实体要素在土地这一载体上的扩散和重组过程，体现在城市土地利用的规模、密度和结构上，表现为建城区用地调整的过程以及农业用地或者未开发土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一方面，城市在任何空间上的扩张和重组都要通过用地结构的调整来实现，土地利用模式决定了城市空间结构；另一方面，土地利用分异导致城市地域分异，使得城市内部各地块产生不同的商业价值力，从而产生城市地价问题。竞租理论将这些要素间的作用机理用精确模型加以概述，为典型城市土地利用和分配过程提供了很好的解释。
3.1.1 城市土地利用空间均衡对土地产出能力的影响
(1)土地利用空间均衡是指城市用地结构配比合理和用地效益达到最优，遵循地租生产能力从市中心向四周递减这一基本的变化规律。当决定土地空间分布的两个要素——聚集效应和付租能力发生改变时，均衡条件即被打破，不同用途间的转移边际点发生空间位移(见图3)，在新的空间条件下重构均衡体系。这个过程中，单位土地上将有更多的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实现更高水平上的区位聚集，提高土地产出效率。这一均衡过程有两种实现途径：土地用途转移(地类变更)和集约度变化。前者表现为城市用地规模扩大和用地结构调整，后者表现为借助资本、劳动力、技术投入，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产出能力。
图3 竞租曲线与转移边际[17]
Fig.3 Bid rent curve and marginal transfer
图4-1 土地增值与市中心距离的关系
Fig.4-1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increment and distance from city centre
图4-2 土地增值与交通线的距离关系
Fig.4-2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increment and distance from traffic line
图4 土地增值的空间轨迹
Fig.4 Spatial track of land increment
(2)地租即土地边际产量，我们也可以从土地增值程度来衡量空间均衡实现对于土地生产能力的提升。经济集聚差异越大，土地增值变化越大，表现为土地增值的强度从市中心向外呈现凸向原点的距离衰减，这与竞租曲线的形状相似。如图4-1，ΔP表示土地地块单位面积的增值，在中央地带，地价增值很快，表明中心区具有很高的土地产出能力。受交通条件影响的土地增值曲线形态有所不同，在交通沿线一定的距离以内，土地增值是距离的增函数，因为距离主干道太近会产生噪音、污染等问题，同时道路交通的吸引范围受规模效益和边际成本的影响，在a-x的影响范围内土地增值为距离的减函数，如图4-2。
城市土地空间均衡提高产出效益的过程体现为：第一，城市外扩，有更多的边际土地被投入生产，增加了生产供给；第二，城市内部用地结构调整提高了土地的产出效率；第三，产业和人口的集聚产生了对土地的大量需求，对土地需求量的增长提高了地阶，从而提升了住宅和产品的价格。
3.1.2 城市空间增长形态对城市土地价值空间分布的影响
城市扩展将其各种功能的地域分布延伸，空间结构也因此呈现扩散化趋势：中心区吸引各类空间要素向心集聚，中心地段地价上升，将附加值低的产业依次向外围排斥，原有主导产业在土地竞争中的劣势向外迁移，形成新的聚集中心，这种空间演替控制城市集聚规模的自动平衡和保持集聚结构始终处于高效益的运行状态。城市增长的不同阶段均有与之相应的城市空间形态特点和土地增值模式[18]，土地价值空间变化呈现一定的规律性(见表1)。当城市处于增长的阶段，优化的城市空间布局(土地功能分区、交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将带来区位可达性的提高，市场机制下，这一变化呈现为一种由区位形态所决定的土地功能结构、地租梯度和强度梯度，城市的空间增长与地价的空间分布形态是趋于一致的。
3.2 城市投资空间重构对厂商选址和均衡生产的影响
投资促进城市土地增值，提高地区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宏观上引导城市产业布局，微观上通过等产量(或等收益)水平下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替代影响企业均衡生产的选址。资本空间分布对厂商选址存在两种影响方式，一种是投资利益驱动下的自发性区位选址，即基于不同行业企业的地租支付能力，出现的城市中大量工业企业郊迁、商业服务业等办公机构向市中心集中的现象；另一种是，政府推动型的产业聚集——工业园区、开发区建设，通过集中投资，规划城市产业空间，布局主导产业发展。
3.2.1 工业企业郊迁为导向的城市扩展效益
我国城市扩展的主要类型为工业指向型，工业用地向外伸展最远.成为城市扩展的先声，并带动居住和仓库、交通用地向边缘区扩展[11]。工业企业郊区迁移引发产业空间调整，产业结构配置和就业结构变化呈相同趋势。
古典区位理论说明不同行业和类型企业之间的竞租，是大量工业企业郊迁的根本动因，其他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则比如廉价劳动力、交通条件的改善、未来土地的升值预期、规划因素等等。近郊区地价低于中心区，区位却又接近中心区，便于从中心区获得资金、技术、信息和利用基础设施，又能够与外部经济取得联系，逐渐成为工业、仓储用地的理想区位，而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扩展边缘的用地竞争也日趋激烈，资本源源不断的注入，原来的一些乡镇企业可以得到重生的机会。当城市外围区域逐步具备了与中心城区进行用地功能置换的条件，从而有效引导原布局于旧城区的成熟产业外迁，也就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布局形态得到优化。
3.2.2 开发区企业选址投资的效益
开发区是以规划投资空间构建产业布局的有效方式。由于开发区属于“零起点”区域，未经历自发集聚过程的沉淀，而是通过政府规划力图人为营造出产业群聚效应，在这样的区域，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19]。以高技术产业的空间集聚为特征，利用开发区有效扩大城市规模，改造和完善原有城市的功能，是比较有效且合理的城市扩展方式。但中国大多数城市开发区选择的是一种相对低密度的工业用地开发模式，导致大规模重复建设和用地低效扩张，由此带来更多的耕地占用、生态污染和社会利益损失问题。在现实发展中，合理控制开发区的选址、建设规模和形态，也是重构城市形态过程中一个的重要环节。
3.3 城市就业空间重构对劳动力区位过程和居民效用的影响
3.3.1 中国城市就业空间重构的特点
城市空间重组引起城市中劳动力地域结构的相应变化，就业空间与产业空间同构。目前中国城市就业空间重构的突出特点是：
第一，就业空间与人居空间失配。即城市多中心增长(以就业空间增长为特征)和圈层式的人口分布失配，通勤压力不断加大。大规模工业企业在开发新区内集中布局，新住宅区则数量少、布局分散，边缘区居住的分散速度远远低于就业机会的分散速度，引发钟摆式通勤流、额外的通勤时间和交通拥塞，这种空间失配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并进一步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决策。
第二，劳动力空间配置具有显著的动态特性。中国的大中城市多为人多地少、人地关系较为紧张的地区，由于土地资源稀缺程度较高，理性的投资者会倾向于以更多的劳动力或资本替代土地，而不是盲目外延扩张。尤其当劳动力成为优势资源时，更多就业岗位将被创造和提供，吸引附近地区新增就业人口向该区域集中。就业人口跨地域流动能够提高土地利用强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就业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失配。
3.3.2 就业区位与居民效用均衡
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把区域经济的理论用于对居住选址等居住区位问题的研究，创立了著名的权衡理论(Trade of Theory)。该理论认为，对于单中心城市，住宅的最佳区位是通过上下班的通勤费用和城市不同区位的级差地租的比较而确定的，居民通过通勤成本与居住成本的此消彼长保持总效用的均衡。因此，在城市中，城市居民选择居住地点时要在土地成本和通勤成本之间做出权衡，就业区位(工作地点的选择)将影响城市居民居住地点的选择。
居民在住房市场愿意购买某处房屋时要综合考虑影响房屋价格、通勤距离的空间因素，国外有许多采用房价、交通成本、居住密度、可达性等指标建立回归模型来衡量居民效用平衡的实证研究[20]，以下借助于这一基本理论对与就业区位相关的居民效用的均衡条件作出解释。
在预算限制下，房屋和以单位货币价格衡量的非住房类商品构成的函数，包括房价(P)、通勤成本和非住房消费品。
公式(3)是地区均衡条件等式，又被称为“城市经济基本等式”，这个等式表明因从靠近中心区的位置迁出至郊区而导致的房价降低会被由此增加的通勤成本所抵消，从而总效用不变。当然这是一个相对理想化的均衡模式，由于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还不健全，居民购房支付能力不足，居民多数没有能力随意选择地点购买住房，出行方式的局限、住房的消费模式、心理预期、政策调控等因素都影响到居民的购房意愿。但这至少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即在城市规划建设中，能否通过在新区内部或紧邻新区实现就业与住房的平衡，其根本出发点是在开发区周边配套住宅区或在住宅附近提供就业机会。
4 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影响经济增长的宏观效应分析
在宏观层面，武进早在1990年就初步论证了城市扩展、形态演变与经济发展周期的关系[21]，在他的研究中，尽管城市经济功能仍被纳入城市演变的内在机制[21]，但对于城市形态评价标准、指标与方法的探讨，已经开始关注城市形态特征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21]。以下从产业结构、就业和居民收入三个层面分析城市空间规模扩张或结构调整对实现宏观经济增长目标的作用机制。
4.1 城市空间重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
城市空间重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表现为：第一，空间重构同时是一个资源和包含土地要素的时空配置及其结构形成、调整和转换的过程，在此之下，城市集聚结构表现了城市产业之间优势地位的连续不断更迭的状况，使得城市聚集结构不断成长、演化和整合，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变化进而发生根本质变[22]。第二，城市调整其自身空间要素布局的过程也是直接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的过程。重构过程直接带动房地产、建筑材料、通讯运输、物流、园林绿化等与城建相关的行业发展。第三，大学城和工业园区集中建设将有利于实现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形成城市产业“飞地”。
4.2 城市空间重构对就业增长的推动效应
传统城市经济学很早就将城市的经济规模用总就业人口定义，并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简单模型来描述经济增长的过程。人口的就业分布反映城市生产力布局特征，劳动力人口结构反映社会劳动分工和劳动地域分工发展的水平，劳动力共享是城市聚集效益产生的原因之一。大而整合的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规模递增性是大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23]，因为迅速扩张的城市必将带来相对大的就业增长，这一方面，是由开办新厂和扩张工厂引起的，另一方面，增加了对房屋、土地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从而自身推动了这些产业就业岗位的增加。
4.3 城市空间重构对居民收入提高的推动效应
市场机制下，收入水平直接决定了个人或群体对城市空间资源的可进入性和竞争能力，而城市空间重构能够通过改变工作地点、交通行为和居住成本影响居民效用的均衡点(前已述及)。如果城市在内部空间调整过程中不能为低收入居民在居住空间上预留适当的位置和配置合理的资源，也会促使居民收入的分异及社会的分化在居住空间上产生分异，这部分低收入者在竞争中被边缘化，从而使城市空间扩展走向极端化。
从城市建成区规模与居民收入的关系来分析，采用2007年全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进行测算，建成区面积(A)与建成区内职工平均工资收入(W)关系如图5所示，剔除地区间异方差影响，总体来看，工资收入对于建成区规模存在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大部分城市建成区面积在200
以内，城市居民平均工资收入集中分布在10 000-30 000元之间，以10 000-20 000元的区段最为密集(179个样本点)，此时，城市空间规模对居民收入并没有显著规律性的影响，居民收入主要受城市经济基础、社会生活条件决定；当建成区面积超过200时，城市规模越大，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建成区规模与居民工资收入存在更为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r为0.77(全部样本相关系数R=0.52)；同样选取这286个样本城市2003-2007年五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格兰杰检验，“格兰杰原因”发生概率的比较判定，居民收入对建成区规模的影响要小于建成区规模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尽管概率差异并不显著，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解释建成区扩展对居民收入增长的动因作用更加明显①(见表2)，这说明当城市空间达到一定规模后，城市空间产生的聚集利益和规模效益成为影响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城市空间扩展对居民收入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从城市居民收入的空间分布看，在我国，相对高收入家庭定居在城市中心，市中心的平均收入要超过周围郊区的平均收入。这是因为，基于中国城市现有的交通、居住和公共设施条件，居住于市中心附近容易获得广泛的职业选择机会和净收益。对于每个居民而言，城市发展带来的聚集利益增强，相当于创造一种正的外部效益，这显然增加了居民的消费效用和实际收入。这是城市化经济促使居民收入普遍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在收入、效用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居民仍可以因为靠近市中心而获得更多的聚集利益。结合前面讨论过的居民居住效用的约束函数(1)，加入聚集效应的变量K(u)，可以表示聚集利益对于居民收入的影响，变化后的公式为：
图5 2007年全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规模与职工平均工资收入关系
Fig .5 Correlation of urban built-up area and employee's average wage income in 286 local cities of China in 2007
注：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8》。
不同区位的聚集效应K(u)值不同，距离市中心越近，这个值就越大，即城市聚集经济改变了收入约束，提高了消费效用。对于城市整体，在扩展初期，城市规模增长可能会导致原有居民净收益水平的下降，因为城市空间建设和相应基础设施配套有一个调整的时滞，在这段时期内，城市必须为短时期内有限区域的人口增加支付“拥挤成本”；城市重构使城市人口膨胀与用地压力的矛盾得到缓解，经过剧烈变动的城市空间有一个理性调整和内部优化的过程，当城市整体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规模时(均衡规模)，城市居民(无论中心区还是边缘区居民)都将获得一个更高的、相对稳定的效益水平(真实收入)。每一轮的城市扩张或重组都必将带来城市居民收入的新一轮提升。
5 对策与结语
基于上述关于城市空间重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式、效应和机制的分析，城市形态演变、空间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方式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推动或制约，这已被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证所证明[24]。如何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对城市形态及内部空间结构的发展模式进行选择和评价，本文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城市空间发展对策的可行方法，比如：促进城市生长点的建设、鼓励新区发展和已建成区的再发展、加强对被忽视空间区域的再投资、实现城市空间指标配给与分区管制等等。城市管理者所承担的责任是既要用经济发展来促进城市空间结构的合理转变，又要选择合理的城市空间重构途径解决城市经济发展与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当空间重构成为目前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并非某种重构方式对于经济增长一定能产生持续的推动，例如，单核点状模式向心压力过大，会带来城市经济规模偏小、密度偏高、交通拥挤、对经济发展贡献率偏低的问题；组团式或卫星城模式过度分散发展同样会带来远距离交通成本的增加和集聚效益的降低，削弱城市功能的发挥。任何城市空间的扩展都有其自身的合理限度，即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有一个相适应的城市规模和高效率的布局模式。只是不同的空间模式对于经济发展作用的力度和方向有不同，这取决于空间重构的方式和效率，只有合理城市发展模式下、“有效率”的空间重构过程，才能真正实现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
注释：
①零假设被接受的概率较高，说明建成区规模和居民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十分显著，这是符合现实情况的，因为两者均不是由单一要素引致，而是受到自然、经济、社会、政策、规划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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