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本到生活——论道家人生哲学在魏晋时期的实践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家人论文,文本论文,哲学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1)06-0113-05
在传统道家思想中，最丰富的内容是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时至汉晋之际，这两方面的内 容不仅在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们都从文本中走出，成为人们行为的 指南和依据，在实践的层面显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这里，仅就道家人生哲学在魏晋时 期的实践予以考察，揭示出它的发展轨迹。
一
在东汉后期，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见到，许多的士人远离朝廷，逍遥山野，以一种洁身自好 的方式来保身全命，道家的人生哲学已经明显地在实践的层面发生着作用。只不过，此时所 表现出来的内容主要是逃避社会，具有浓厚的隐逸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身处乱世的一 种生存方式的选择。同时，在道家人生哲学的理论上，也缺少深刻的认识和明显的发展。因 此，东汉后期还只可视作汉晋之际道家人生哲学在实践上的发轫阶段。
到了曹操掌权的建安年代，人们已不再以逃避社会来作为实践道家人生哲学的前提，而是 在俗世红尘中，于拥抱功名利禄的同时，摆脱儒家礼法的束缚，思考个体的真实，抓住当下 ，纵情人生，为道家人生哲学走进生活开辟出一个新的时代。
“坐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1](p2277)这是孔子的后代、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所喜爱 的生存方式。只不过，这并不仅是孔融一人的喜好，而是一种时代的风尚。建安年代，士人 之间聚会欢宴，纵情享乐已是士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们日日美酒，夜夜笙歌，古诗十九首 中的“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2](p412)的诗句，成了他们生 活的真实写照，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生活在曹氏父子周围的那一批文人学士。
曹操在打败袁绍之后，立即将自己的生活据点移到了袁绍的老巢——邺城，于是，几乎所 有的北方名流如阮瑀、陈琳、徐干、应
、刘桢、杨修、邯郸淳、吴质等等，全都聚集到 邺城，使邺城成了当时的文化之都。
这是一批浪漫的文化人，一批活跃于政坛的新型官僚贵族，在他们身上，儒家的各种礼法 约束都遭到蔑弃，人的本性获得舒展。他们在曹丕、曹植的带领下，抓住现实人生，纵情、 酣歌、欢唱，以一种自由的心态展开着全新的生活方式。
邺下的生活是醉人的，以曹丕为领袖的文人集团将人生切入丰富多彩的层面，赏乐、观舞 、弹棋、博奕、读史、论经、饮酒、赋诗、驰骋猎场、泛舟书海……在一种欢乐、逍遥的氛 围中创作文学、艺术，体悟天地、人生。
许多年后，当其中的大部分人已经离开人世，邺下的灯火中再也见不到那一群人的身影时 ， 曹丕禁不住伤感慨然，对那一段生活，那一段人生有着说不尽地缅怀和留恋。他在给其老友 吴质的信中一次又一次地将那段醉人的岁月勾起、述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 ，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 乐也。”“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 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 ，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 ，怆然伤怀。”[2](p590）
邺下的生活方式是个体觉醒之后的追求，是对真实人生思考后的实践，人的本性在这里获 得自由的舒展，使人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人生的幸福和可爱。道家的追求真实人生和人生 自由的思想在这里由文本跳进了生活的海洋，获得了社会的拥戴和信赖。
邺下士人的生活方式启发了一个时代，自此以降的魏晋之时，士人多有效仿，无时无之。 正始年间的洛水之滨，竹林时期的竹林之内，西晋的金谷园，东晋的新亭、兰亭等等，都可 以见到邺下风流的再现。只是，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而已。
魏晋之时，庄园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对于士人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它不仅是为 士人纵情人生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同时也淡化了人们的功名观念，增强了人们的自由意 识，庄园本身也就成了人们实践新的生活方式的重要场所，这在西晋时期的石崇、潘岳等人 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
石崇《思归引序》曰：“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其制宅也，却阻 长堤，前临清渠，百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技，颇有 秦赵之声。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2](p642）庄园是一方乐土，一个无 拘无束的自由空间，一个让人流连不舍的所在。在那一空间里，我们又仿佛见到了邺下士人 生活的重现。石崇《金谷诗叙》曰：“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 ，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 西大将军祭酒王诩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 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往，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 [3](p529）只是人物不同，时间、空间有异，而二者的喜好、心情、行为方式又何其相似乃 尔！
潘岳是石崇的好友，他也有一个“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的庄园。在那一庄园里，也经 常上演着与石崇相似的节目。潘岳《闲居赋》曰：在气候宜人的春秋时节，“太夫人乃御版 舆，升轻轩，远览王畿，近周家园……席长筵，列子孙，柳垂阴，车结轨，陆紫房，水挂鲤 。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浮杯乐饮，丝竹骈罗，顿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乐，孰知其 他。”[2](p227)
挣脱外在的束缚，追求人生的真实，是传统道家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但必须与体认自然 、少私寡欲的内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否则就容易走向穷奢极欲，及时行乐的放纵，而在石 崇、潘岳等士人的身上，这一方面已有充分地表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说，从邺下士人 开始的新的生活方式，对于思想的解放，对于人生的深刻认识和道家人生哲学的扩展都起到 了 重要作用。它是道家人生哲学走进生活的一个必然的阶段。
二
汉晋之际，道家人生哲学在理论上获得重大发展是在竹林时代，也正是在这一时代，道家 的人生哲学获得了较深刻的理解和实践。
竹林时代的士人是一个性特征鲜明，文化素养深厚的群体。尽管他们志趣多有不同，行为 方式有异，但在一定程度而言，他们都是道家人生哲学的实践者。阮籍“容貌环杰，志气宏 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 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4](p135 9)嵇康“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 ……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4](p1369)向秀“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 所知，雅好《老》《庄》之学。”[4](p1374)刘伶“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 默少言，不妄交友，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4](p1375)山涛“少有器 量，介然不群。性好《老》《庄》，每隐身自晦。”[4](p1223)他们的实践有着“尤好”、 “长好”、“雅好”、“性好”《老》《庄》的前提，是在吃透了道家的思想，把握住了道 家的精神之后，融入生命的体验，因此，他们的实践更能够体现出道家的精神和风格，更加 具有道家思想所蕴含、所独有的魅力。
竹林士人生活在大屠杀的腥风血雨之中，在一个如此残酷、险恶、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 如 何安顿自己的性命和心灵，成为那一时代的中心要务，竹林士人是在经过深刻的思考之后， 才选择了这个既能让他们避祸全身，又能获取精神超越的道家思想的。也就是说，竹林士人 对于道家思想的选择和接受，其主要目的既非出于治国安民，也不是为了清言玄谈，而是出 于生命的需要。《晋书·阮籍传》曰：“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 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当社会险恶到人们竟以酣醉 来作为避祸全身的方式时，人心的苦痛也就可想而知了。“酣醉”虽说可以作为避祸的一时 之权宜，但终究不能排遣心中的苦痛，不能作为性命和心灵的安顿之所，于是，道家学说就 成了竹林士人不二的选择，他们对于道家思想的学习和实践也就显得更加专心、自觉和成熟 。只是到了这一时代，我们才可以说，道家思想真正成了士人的人生指南。
道家的人生哲学具有丰富的内容，竹林士人则根据自己的思想、性情在实践之中有所侧重 。
在竹林士人中，嵇康是最具魅力的一位，这不仅在于他思想敏锐，学识渊博，更为重要的 是他对于真、善、美、自由意识以及独立人格的不懈追求，并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
嵇康对道家人生哲学的理解是深刻的，这在其《养生论》、《答难养生论》等著作中，有 着充分地反映。同时，嵇康对于道家人生哲学的实践也是全面的，是一个将理论与实践紧密 结合的典范。
嵇康是一个十分热爱生命的人，以至企图通过“呼吸吐纳，服食”的途径来增加生命的长 度。而道家的恬淡寡欲，清静无为，顺从自然的思想则是他人生的准则，也是他确立自己真 实存在的依据。他于《释私论》中曰：“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 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 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 ，故是非无措也。”所谓“名教”，当然主要是指儒家的纲常礼法，行为规范，但也不全是 ，其中还应当包括一切破坏人们顺从自然的外在诱惑如名利、情欲等等，只有超越、摆脱它 们的束缚，人生才能获得自由，生命才能达到真实。“心不存乎矜尚”，“情不系乎所欲” ，以一种静虚的境界去面对人生，嵇康正是以此来予以实践的。《晋书》本传说他“恬静寡 欲，含垢匿瑕”，《世说新语》注引《康别传》亦曰：“康性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 怒不寄于颜。”
同时，稽康更是一个追求人生意境和精神超越的人，他在《答难养生论》中说：“故世之 难得者，非财也，非荣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虽耦耕亩，被褐啜菽，岂不自得。不足 者，虽养以天下，委以万物，犹未惬然。则足者不须外，不足者无外之不须也。无不须，故 无往而不乏。无所须，故无适而不足。不以荣华肆志，不以隐约趋俗，混乎与万物并行，不 可宠辱，此真有富贵。”所谓“意”，即一种意境，一种超越，一种世俗之外的精神追求， 一种挣脱各种桎梏、束缚而归入自然后的人生大自由，是《庄子》中至人、真人、神人的显 现。嵇康的一生都在努力地追求、实践、固守着这个“意”，固守着人格的独立以及生命和 心灵的自由。当他的好友山涛欲推荐他入朝为官时，嵇康给山涛写了一封绝交的信，信中充 分地表达了自己的追求和固守，信中说道：“今但欲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 ，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若趣欲共登王台，期 于相致，时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狂疾。”[5](p1321)嵇康生活在一个虚伪奸诈、黑暗残 暴的社会里，但他敢于直面而不逃避，在一个罪恶的俗世红尘中执著地追寻、建造着精神的 家园，且用自己的鲜血、生命去固守、捍卫，理论与实践在他的身上获得了完美的统一。“ 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 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每内之士，莫不痛之。 ”[4](P1374)刑场上的一曲《广陵散》，将嵇康的人生推至光辉的顶点，道家的至人、真人 、神人的人格形象在这里获得了真实的展现。
本来，阮籍、刘伶也有与嵇康一样的追求，这在他们的《大人先生传》、《酒德颂》中已 经充分地显现出来，但是，最终他们没有像嵇康那样予以坚持、固守，而是以一种虚静无为 的“愚人之心”[4](p82)来面对邪恶丛生的社会现实，逍遥齐物，去是遣非。阮籍《达庄论 》曰：“夫山静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实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于物 ，明是考非者危其身，修饰以显洁者惑于生，畏死而崇生者失其贞。”“清静寂寞，空豁以 俟。善恶莫之分，是非无所争，故万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将传统道家的任其自然思想运 用到处世接物方面，指导着他们的人生实践。阮籍“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 必与焉。”“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4](p1360)刘伶入朝，官至建威 参军，“泰始初对策，盛言无为之化。”[4](p1376)
但是，阮籍与山涛、王戎等人又有所不同，他在与世相沉浮的过程中，心中仍然向往着超 越，向往独立和自由，并不满意自己的这种不分善恶，不辨是非，与时虚委，失去自我的生 活 ，内心处于一种极度的矛盾痛苦状态。《晋书·阮籍传》曰：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 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王隐《晋书》曰：“魏末阮籍，嗜酒荒 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无论是“恸哭”还是“嗜酒”，都是内心痛苦折磨的一种外在 显现，诚如东晋王忱所言：“阮籍胸中垒块，故需酒浇之。”[3](p762)这种率意独行，以 酒浇“胸中垒块”的行为在刘伶的身上也有着同样的表现。《晋书·刘伶传》曰：“常乘鹿 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世说新语·任诞》曰：“刘伶 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 君何为入我裈中？’”
竹林士人中真正自觉地做到善恶不分，是非不辨，与世沉浮的人是山涛和向秀。山涛一生 坚持着以道家思想作指导，却又终生不离仕途，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心境平和，任其自然 。从他对嵇绍的劝告中，我们可以得知他应付现实社会的策略思想。《世说新语·政事》曰 ：“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 ，犹有消息，而况人乎？’”这是长久处于乱世中的士人经过深刻思考之后的一种人生选择 ，因为，人生短促，而社会又见不到清明的前途，若固守对理想人格的追求，长久地与社会 对抗，必然是终老于山野，默默无闻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这对于许久以来就将治国平天下作 为人生价值和意义之体现的士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于是，他们将传统道家的逍遥齐物， 顺从自然的思想注入时代的新内容，成为处世接物，与世沉浮的理论依据。向秀本来与嵇康 的关系最为密切，但在思想上则与嵇康有着较大的分歧。当嵇康满怀着理想对精神家园予以 追求和建造时，向秀则面对着社会的现实在努力寻找一条统一个体与社会的道路，开始整合 儒道二家学说，予以心灵和性命的安顿。《世说新语·言语》曰：“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 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 ，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终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了一起。向秀之后，郭象将阮籍 、山涛、向秀等人的思想予以发展，对于其人生哲学作出了理论上的阐明。“夫命行事变， 不舍昼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随所遇而任之。”[7](p213)“夫圣人游于变 化之涂，放于日新之流，万物万化，亦与之化，化者无极，亦与之无极，谁得遁之哉！”[7] (p246)“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则无哀无乐，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为命而不施 心于其间，泯然与至当为一而无休戚于其中，虽事凡人，犹无往而不适，而况于君亲哉！”[ 7](p156)郭象的理论是借用传统道家的思想而面对着社会的现实建立起来的，所以得到了社 会的普遍认同，在东晋南朝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成为士人处世接物的主要依据。
从东汉到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世家大族势力最为活跃的时代，而作为世家大族的一个重 要标志是其文化上的优势，每一个家族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都有自己看家的本领。东汉之 时，各大家族多以诗书传家，儒家经典是其首选。而到了魏晋，则出现了以道家文化传家， 并将其与人生实践相结合，形成具有道家风格的世家大族，其中比较典型的是陈留阮氏。
陈留自东汉后期开始就是道家思想较为盛行的地区，如《后汉书》里记载的仇览、申屠蟠 以及一位不知姓名的“陈留老父”等，都是道家一类人物，而其中还有一位更主要的人物是 东汉后期的大学者蔡邕，他不仅心仪道家，澹泊名利；而且为道家思想的传播作出了大的贡 献。《后汉书·王充传》注引《袁山松书》曰：“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 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论衡》是一本具有浓厚道家思想的著作，蔡邕对它的发掘 、重视，对于道家思想的传播无疑有着重大影响。
蔡邕曾于陈留收徒讲学，建安七子里的阮瑀就是蔡邕的学生之一。可以想知，本身就长期 “秘玩”《论衡》“以为谈助”的蔡邕一定是少不了将《论衡》作为他授课的重要内容，而 这 对他的学生又自然会产生重大影响。大约从这时起，《论衡》便成了阮氏家族的“传家之宝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10页注），而道家思想也成了阮氏 家族的人生指南，由此而形成了阮氏家族独特的门风。
关于阮瑀之子阮籍对于道家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前面言之已多，而实际上，阮氏子弟的行 为举止，都显现出浓厚的道家风范，道家的人生哲学，在他们身上变成了自觉的行动。《晋 书·阮籍传》曰：阮浑“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 物不能移。”阮瞻“性清虚寡欲，自得于怀……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贵贱长 幼，皆为弹之。神气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终日达旦，无忤色。由是 识者叹其恬澹，不可荣辱矣。举止灼然……瞻尝群行，冒热渴甚，逆旅有井，众人竞趁之， 瞻独逡巡在后，须饮者毕乃进，其夷退无竞如此。”阮孚“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阮 修“好《易》《老》，善清言……性简任，不修人事。绝不喜见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 ，率尔褰裳，不避晨夕，至或无言，但欣然相对。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 畅。虽当世富贵而不顾，家无儋石之储，宴如也。与兄弟同志，常自得于林阜之间。”阮修 的行为举止令人想起《庄子·应帝王》里的列子，穷得“容貌有饥色”，却不食官府所赠之 粟，“其为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 终。”阮放“侍太子，常说《老》《庄》，不及军国。”“性清约，不营产业，为吏部郎， 不免饥寒。”阮裕“终日静默，无所修综，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车，借无不给。有人葬 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后裕闻之，乃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命焚之 。”裕早年曾入朝为官，历任临海太守、东阳太守等，晚年却高卧东山，屡拒朝命，“或问 裕曰：‘子屡辞征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虽屡辞王命，非敢为高也。吾少无宦情 ，兼拙于人间，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资，故曲躬二郡。岂以骋能，私计故耳。’”等等 ，一切都显得那么的恬澹、自然，绝无哗众取宠，刻意作达之嫌。由道家思想塑造出来的阮 氏门风充满着迷人的魅力，直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一魅力的存在。
从嵇康的“心不存乎矜尚”，“情不系乎所欲”，阮籍的“清静寂寞，空豁以俟”，经山 涛的“与时消息”，向秀的“以儒道为一”，到郭象的“内圣外王之道”，一个以道家思想 为指导的新的人生哲学便从理论上建立起来了。对于这一人生哲学的基本思想，郭象在其《 庄子注》中有明确地阐述。郭象曰：“俗不为尊严于君亲而从俗，俗不谓之谄，明尊严不足 以服物，则服物者更在于从俗也。是以圣人未尝独异于世，必与时消息，故在皇为皇，在王 为王，岂肯背俗而用我哉！”[7](p448)“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至而不冥于 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故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见形 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夫见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睹其与群物并 行，则莫能谓之遗物而离人矣；睹其体化而应物，则莫能谓之坐忘自得矣，岂直谓圣人不然 哉？乃必谓至理之无此。”[7](p268)一方面是任社会之自然，“与时消息”，一方面是于拥 抱功名利禄的同时又不放弃对超越之境的追求，这就是郭象依据道家思想而结合社会现实为 士人设计的应世哲学。
三
郭象的内圣外王思想建立于西晋，但是真正被社会普遍接受则是到了东晋，在东晋士人身 上，能够充分地见到经过郭象改造的道家人生哲学的影响。
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宰相，当过江名士聚集新亭为时事悲痛伤感，“相视流泪”时，王导“ 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3](p93)而王导自身也的 确是为东晋王朝的建立、稳定殚精竭力，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这并不妨碍王导对超越之 境的追求。《世说新语·文学》曰：“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 、《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实际上，王导在东晋本身就是清淡领 袖，宰相府里即是当时士人聚会玄谈的重要场所。故同书又曰：“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 ，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 ‘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 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 ，正当尔耳！’”
谢安早年淡然宦情，高卧东山，“吏部尚书范汪举安为吏部郎，安以书距绝之。有司奏安 被召，历年不至，禁锢终身，遂栖迟东土。尝往临安山中，坐石室，临谷，悠然叹曰：‘此 去伯夷何远！’”四十多岁时“始有仕进志”，遂入朝为官，一方面勤于朝政，惨淡经营， 一方面纵情人生，心在山林。“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 亦屡费百金。”[4](p2072)与王羲之共登冶城，“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 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 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3](p129)“清 言”正是谢安超越世俗，获取精神享受的重要途径，所以他要长久固守，无时或离。细察东 晋士人的处世行为，大多与王导、谢安类似，出与入，隐与仕，一切任由自然。即使身在庙 堂，也从不放弃对超越之境的追求。
这种委任自然的人生观念到了晋宋之交的陶渊明的身上，竟呈现出别一番风韵，凝聚成迷 人的人格形象。
陶渊明早年家境贫穷，为了改善生存环境，他曾步入仕途，先后出任州祭酒、镇军、建威 参军直至彭泽令，但他发现，这种束缚甚多，疲于应酬的官宦生活对于自尊、自由、自我都 是极大的伤害，实在不适合于他的性格和追求。因此，他毅然放弃了对功名利禄的拥抱，退 回乡野，开始了闲云野鹤、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关于这由入到出的选择和感受，陶渊明在 其《归去来兮辞序》里说得明白：“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无储粟，生生所 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 ，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 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属所得。饥冻虽切， 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 。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无论是入而仕，还是出而隐，于陶渊明都是 一种“委心”的自然行为，用今天的一句俗语言，就是“跟着感觉走”，其中并无选择上的 痛苦，其《归去来兮辞》曰：“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这正是陶渊明在入与出上 的自我写照。比起竹林时代的士人来说，陶渊明的心境要显得轻松、平静得多。
乡间的生活是艰难、贫苦的，陶渊明竟有时穷到靠乞讨度日的程度，但他再也没有因此而 动摇过“平生之志”，固守田园，甘心贫困。因为，那里有美、有真、有自由、有人生的超 脱，有自我的真实存在，不会“心为形役”，不用“拳拳事乡里小人。”[4](p2461)
同嵇康一样，陶渊明也是一个执著于独立、自由和追求真实自我及精神超越的人，但他又 与嵇康有着巨大的区别。他不再像嵇康那样，拔身世俗、仰首尘外，作大人、神人那种具有 浓厚理想色彩的逍遥遨游，而是于俗世红尘中，于山水田园里发现美好，享受生命，获取超 越。《归去来兮辞》曰：“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息，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 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 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 而始流。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 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 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人间是美好的，琴书、浊酒、白云、飞鸟 、山丘、沟壑、巾车、孤棹、欣欣向荣的木、涓涓始流的泉……都能予人以美的欢愉、神的 超越，足以使生命流涟，令人生无憾，何必舍此求彼，另寻超脱！
《庄子·缮性》曰：“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 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陶渊明正是这样一个“恬与知交相养”的人，他澹泊名利，将 智慧用在自身的修养上，培养出恬澹的心境；然后又以这种恬澹、超然的心境去审视自然、 人生，于俗世红尘中开掘出一个美的世界，一个精神的家园，进而投身其中，委心其内，逍 遥流涟，诗意地生活着。《晋书·陶潜传》曰：“其亲朋好事，或载酒肴而往，潜亦无所辞 焉。每一醉，则大适融然。又不营生产，家务悉委之儿仆。未尝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则饮， 时或无酒，亦雅咏不辍。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性不解 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道家的人生情怀和生命哲学在陶渊明的身上得到了创造性的诠释，同时也塑造出了一 个魅力长存的人格形象。
没有思想的生活是低俗的，然而，无论多么卓越的思想，也只有跳出文本，融入生活才能 够拥有光辉和生命。传统的道家思想正是因了魏晋时期的广泛实践，才有了它在中国思想史 的重要地位，有了它千百年来生命之树的长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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