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全球化与跨文化交际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跨文化论文,文化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跨文化交际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 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 ）作为一门专门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行为及其本质与规律的现代新兴学科，最近几年在国内外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学派蜂起，论著频出，成果斐然。然而，纵观目前国内外关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学术成就，大多是在文化全球化尚不明朗的背景下取得的，不少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示出了时效性、或然性和局限性。本世纪8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为主体，以全球信息互联网络的形成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已使全球结合成为一个紧密联系、彼此依存和相互联动的信息整体。文化全球化犹如不可阻扼的汹涌浪潮席卷全球。跨文化交际研究既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又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理论研究应该追踪时代前进的脚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将跨文化交际研究置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和视野内，对于拓宽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更新其研究方法，促使其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文化全球化对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意义
全球化是一种早已有之的社会历史现象。德国赫姆尼茨技术大学社会学教授狄特玛尔·布洛克在《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与国家》一文中将西方世界的全球化过程一直追溯到“漫长的16世纪”（注：狄特玛尔·布洛克：《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与国家》，载《政治与现代史》1997 年第33—34期合刊。）。事实上，从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 将东西两半球第一次联结在一起，使人类交往史上真正有了全球的观念和行为，就昭示着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序幕的徐徐揭开。今天，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各大洲、各民族都处在一个紧密联系、彼此依存的生产、商贸、信息和通信网络之内，全球作为同一个社会整体而存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如果说，本世纪60年代初，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M.Mcluhan ）首次以“地球村”（Global Village）来描绘世界越来越小的状况（注：M.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 of Man》，
TheNew American Library,1962,P.23.）， 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话，那么，今天，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生产、经济、文化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已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各大洲、各民族都以空前的开放度与其他洲、其他民族展开交流、对话、沟通和往来，现代人类的生产、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不断超越国界而面向世界，不断从孤立静止状态迈入依存互动的境界。 正是在此意义上， 在1992年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500周年的大会上，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致词时深情地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了。”
在波澜壮阔、奔腾不息的全球化浪潮中，文化全球化的浪花最为绚丽多姿、引人注目。
文化全球化，简言之，就是各民族文化通过交流、融合、互渗和互补，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界并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文化的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区域的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1卷，第255页。）例如，人类对全球问题的反思，即对那些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决定人类命运，而且只有依靠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当今世界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反思，如对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毒品问题、黄色问题、战争问题、种族问题、腐败问题等的反思，促使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对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的推崇和倡导，促使生活方式的变革和更新；对文化交流重要性的认识，促使不同文化体系间的自觉交流和对话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世界文化的整合和建构，使得具有人类共性的文化样式逐渐确立并成为全球自觉遵循的范式和惯例。文化封闭状态的不复存在，多元文化的相互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与世界文化的普遍性并存共进，构成了文化全球化的有机内容。
文化全球化对于跨文化交际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文化全球化拓宽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思维空间，有助于人们从全球的角度出发来审视多样性的文化交际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探求共同的文化建构。在文化全球化尚不明朗的条件下，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局限，研究者出于自身的特殊利益和长期形成的特殊的文化背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文化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和文化部落主义的保守心态，这样就会使研究结论带有狭隘性和片面性。文化全球化，有助于人们站在时代的峰巅，从整体宏观鸟瞰的大背景、立体式的全息大扫瞄的宏大视野出发，借助于促使文化全球化的现代化技术工具，例如互联网这一高速化的国际文化交流网络以及文化全球化导致的大量文化事实和生动的感性经验材料，建立起超越文化多元对立的新思维模式，如实地考察人类多元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正确地揭示人类文化的普遍本质和规律，科学地研究跨文化交际行为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地概括出避免跨文化交际冲突的方法以及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途径。
其次，文化全球化表征了人类文化动态发展的旺盛活力，有助于人们以动态开放的心态，流动发展的观点进行跨文化交际研究。文化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劳动对象化中产生的，以人化为基础，以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为内容，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过程体。僵死凝固、一成不变的文化除了死亡以外别无出路，事实上这种状态的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找到的。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既是该民族的历史已经积淀下的和正在积淀下的该民族的精神、意识、道德观念、思想、风习、价值准则的结晶，又是该民族发展着的民族精神、意识、道德观念、思想、风习、价值准则的等。文化体现了人类或民族的本质形成和展开的过程及其产品。伴随着文化的发展，不同民族的交际行为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改变，传统的交际模式或因为不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时宜而逐渐衰亡和被摒弃，或经过筛选整合、注入新的活力而获得新的发展契机。文化全球化使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了互相学习，彼此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得到发展的机遇。悉心研究在文化全球化状况下跨文化交际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并预测文化发展的未来走向，跨文化交际研究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
再次，文化全球化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互渗和互补格局的形成，有助于人们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将多元文化放在平等的地位予以考察，确保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真实可靠性。一方面，由于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不同，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不同，实践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形成了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不同的民族文化虽然可以予以比较研究，但很难作出此优彼劣，或此劣彼优的绝对的价值判断。因为不同民族的文化对于本民族而言都有自身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都是适用的。在不同民族之间所谓绝对的人类评判文化的价值尺度是没有的。因此，不同的民族文化都具有平等对话、平等交流的资格和权力。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实践的共通性和人的本质具有的普遍性，使多样性的人类文化又具有共同性。随着人类共同利益的日渐增多，共识领域的日渐扩大，人类文化发展综合性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但这种趋同决不意味着一种文化能够消融世界上的其他多种文化而取得王者至尊地位，或者不同的文化会自觉放弃自身的生存空间而最终相互融合成一种单一的文化。任何民族要保持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固守和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根基和发展的动力。但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存在及其发展的活力又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借鉴和融合中实现的。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一文中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国。”（注：转引自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8，第6页。）今天，文化全球化为多元文化的并存、交流、对话和沟通提供了大好时机，有利于人们摆脱偏执的心态进行跨文化交际研究。
最后，文化全球化凸现了人类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和能动性，有助于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将对文化的研究和对人类实践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发现跨文化交际现象背后的本质与规律。文化即人文，人化了的对象世界即充满文化的世界。文化是人化的积淀和表现，人在人的世界中是通过文化而存在的，人通过文化而存在于属人的世界里。正如美国学者奥格本（W.F.Ogbum）所说“现在， 人类本质一词大多不是指人的先天本质，而是人类先天本质的文化表现形式，正是文化才使人的本质取代了动物的本质。”（注：W.F.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75页。）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怀特（L.A.White ）也认为：“‘对人类的真正研究’将被证明不是关于人的研究，而是关于文化的研究。”（注：转引自傅铿：《文化：人类的镜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145页。 ）全球化的来临是人类实践活动丰富性和能动创造性的结果。在这背景下研究跨文化交际，自觉地将文化的类型、模式及变迁与人类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就能避免那种脱离人和人的实践活动，就文化研究文化，就交际研究交际，难以揭示跨文化交际现象背后之本质的研究方法。
二、文化全球化对跨文化交际研究内容的丰富
文化全球化为跨文化交际研究注入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如果说，在文化全球化尚不明朗的情态下，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犹如一条水面狭窄、波澜不兴的长河的话，那么，今天随着文化全球化浪潮的急剧涌入，这条长河则成了极目无限、波澜壮阔的汪洋。
首先，文化全球化增加了文化的共性，构成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人类实践的普适性和人的本质的共通性，形成了文化的共性。 这也是具有差异的多样性文化产生的基础。 德国学者雅斯柏（Jasper）和美国学者帕森斯（Parsons）都认为， 人类文化在早期没有多大的差别，直到公元前800年至200年间，人类共同经历了一次认识上的飞跃，无论是希腊、以色列，还是印度、中国，四大文明都在这一段时间内表现出一种对构成人类环境的宇宙本质和人类自身处境的新的认识和解释。由于认识和解释的不同，产生了以四种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文化源头，这就是在文化同质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文化的异质。文化全球化加快了多元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吸纳、融合和互补的进程，促使人类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趋同，催生着人类文明共同体和人类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使得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美洲印第安文化均经受着空前的挑战，又获得发展机遇。在过去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存在着以揭示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为重点的倾向，为研究文化差异而殚精竭虑，甚至不惜人为地设置差异，夸大差异，将过去的差异现代化，局部的差异普遍化。当然，对不同文化和不同的交际行为差异的研究，对于多方面、多角度地把握文化的特殊性，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跨文化交际研究不能满足于和停留于这一层面，还应在此基础上，捕捉不同文化差异背后的共同本质和规律。事实上，在文化全球化的冲击下，每一种过去相对不变的文化板块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改变和重构，不少过去似成定论的差异正在模糊和消解，文化的共性成分日益增多。阐明文化共性，对于跨文化交际中寻找多元文化各自的优势和互补机制，自觉地进行文化沟通，同样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文化全球化造成了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对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辩证关系的说明，成为跨文化交际研究必须增添的重要内容。文化全球化意味着各种文化平等交流，融合互补机会的增多，意味着文化百花园的出现。在这百花园内，各种文化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美不胜收。文化全球化决不等于全球文化单一化，决非一花独秀、百花凋零。但是，文化全球化也会导致异质文化与民族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一方面由于文化在数量上的强势与弱势，在交流中的主动与被动，在文化传播技术上的先进与落后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文化交流在事实上的不平等，甚至出现文化入侵和文化殖民主义现象。另一方面，害怕和拒斥文化交流，固守本土文化，以仇视的心态面对外来文化，也会引发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近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塞缪尔·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和爱德华·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以及受其影响的我国反西化思潮中激进的后殖民文化批评派的观点，都有失之偏颇之处。要科学地说明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就应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妄自尊大心态，克服无视其他文化体系，睥睨一切的自恋情结。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交流中，抓住文化全球化这一契机，既吸纳多元文化中对民族本土文化有用的精华，又强化民族本土文化的精神价值，使民族本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中获得发展机遇，增强民族本土文化向外辐射的能力和抵御外来不良文化的能力。
再次，文化全球化加速了文化更新的节律，预测文化未来发展的趋势和跨文化交际行为的演变，也成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内容。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世界范围人际交往的频繁，由于交通工具和大众传播媒介的现代化，使得任何文化的传播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超越国界，达到地球的每个角落。文化快速传播的结果快速影响着人们的交际行为、交际习惯、交际策略等各个方面。一种交际模式可能还未定型就被另一种交际模式所打破。因此，以前瞻的目光分析在文化全球化情况下，旧的交际模式发生了哪些嬗变？出现了哪些新的交际模式？哪些语言差异、副语言现象差异、交际文化习俗差异、非语言交际行为差异得到了修正和同化？与文化全球化趋势同步，跨文化交际未来演变趋势如何？这对于跨文化交际研究以及这门学科在动态发展中不与时代落伍，时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文化全球化对传统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挑战
文化全球化既拓宽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领域，丰富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内容，又给跨文化交际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反思传统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存在着下列不容忽视的主要问题：
（一）对立的而非交融的研究。即在进行跨文化交际研究时，将多元的交际行为模式特别是东西方文化模式视为对立的而非交融的两极，在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僵硬的框架模式内考察和说明问题。虽然不同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样式，跨文化交际中的差异也是客观的存在，而且具有多样性，但各种文化差异具有错综复杂的表现形式，并不都以此民族之“是”即彼民族之“非”的模式表现出来。而在传统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往往沿袭这种简单的思维模式去说明问题，甚至人为地将文化差异定型化，到处设定文化差异，制造和夸大文化差异。为了言之有理，又千方百计地枚举大量现象予以佐证，满足于简单的现象罗列和外在类比。由于缺乏各种文化具有统一的发生之源和共通的内在本质，必然具有相融性、交汇性和互渗性的辩证法思想，因而无法深刻地揭示多元文化间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无法将研究对象看作是一个内部存在有机联系的系统整体，无法全面地多层次地展示多元文化的总体关系。
（二）静态的而非动态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在列举跨文化交际差异时，置现实的和当下的材料而不顾，往往用传统的而非现代的、昨天的而非今天的实例，这显然是失之偏颇的。文化是一刻也不会停止其发展步伐的。特别在当代，文化发展更呈现加速度的趋势。因此，不能将传统的文化模式简单套用到现代，也不能将现代的文化模式一刀切，而否定其发展的阶段性。随着政治法制、经济体制的变动，文化都会发生变化。以中国的文化交际模式而言，传统的和现代的存在着十分显著的差别，即使在现代，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市场经济体制下所造成的不同的交际模式，其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过去那种西方人重个体，东方人重集体；西方人快节奏，东方人慢节奏；西方人讲竞争，东方人讲合作；西方人重隐私，东方人轻隐私；西方人讲功利，东方人讲情义等似乎固定不变的观点，也已受到很大的冲击。笔者十分赞同俞吾金教授对静态研究错误的揭示，他指出：“人们习惯于在18世纪的东方文化与18世纪的西方文化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并未注意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早就从比较形态学的角度出发，对‘同时代的’概念作出了新的规定。当然，也更少有人去关注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提出的‘新黎曼时间’了，根据这种时间观，人类社会的平稳发展时期与变动时期在时间上有质的差异，如果认为时间始终是均匀流逝的，那就等于把它看作空洞的外在的形式，而不是把它看作事件存在的方式了。由此可见，不对时间观作出新的反思，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仍然会停留在表面，难以深入下去。”（注：俞吾金：《论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冲突》，载《复旦大学学报》，1988，第3 期。）
（三）求异的而非求同的研究。即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对不同文化间的特殊性（个性或个别）研究说明的多，对其普遍性（共性或一般）研究说明的少。诚然，不同文化都有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与土壤，正如德国著名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所说：“毫无疑问，人类文化分为各种不同的活动，它们沿着不同的路线进展，追求着不同的目的。”（注：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90页。）求异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它对于深入地了解不同文化模式的个性特点很有裨益，但是，对文化模式个性的说明不能代替对共性的揭示。因为，只有深入展开对文化共性的研究，追踪各种文化差异背后的共同性，才能寻找到不同文化的共通本质和规律，又在此指导下，更好地说明不同文化的特殊性。否则，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无法在多元化的文化样式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揭示多元文化间的共性需要研究者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特别是提高哲学思维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研究中经常进行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反复抽象，达到象卡西尔所说的结果：“在神话想象、宗教信条、语言形式、艺术作品的无限复杂化和多样化现象之中，哲学思维揭示出所有这些创造物据以联结在一起的一种普遍功能的统一性。”（注：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91页。）
（四）局部的而非系统的研究。在传统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局部的研究，如对语言差异的研究，交际行为差异的研究，副语言现象的研究，如对音调、嗓音、音量等语言交际伴随特征的研究，对非语言交际行为的研究，包括手势语、体态语、目光接触、体距等的研究，对跨文化交际行为的敏感性的研究以及交际规则、交际能力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正如汤姆斯·库恩所说：这样的研究还缺乏一个包括规律、理论、应用和工具在一起的范式（paradigm）。将局部的研究上升为系统整合的研究，现在已经到时候了。关于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如何进行系统整合，笔者已在《试论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方法》一文中予以论述，（参见《苏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兹不赘述。
任何学科都是在经常反思前期研究得失，及时调整研究思路，不断更新研究内容和方法的过程中充实和发展的。抓住文化全球化的契机，相信跨文化交际研究一定能取得更加灿烂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