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诗”学发展的两个截点及其演变走势——以《韩诗外传》与《焦氏易林》引诗的比较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汉论文,外传论文,走势论文,两个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汉“诗”学流传至今的著作不多，《韩诗外传》和《焦氏易林》(以下简称《易林》)是迄今为止保存比较完好的两部，《韩诗外传》属于韩诗派，《易林》属于齐诗派，亦杂取诸家之说。《韩诗外传》成书在西汉初年，《易林》成书于西汉末年，二者时间相距上百年。通过涉诗语料的比较，有助于了解《易林》引诗的特征，以及西汉“诗学”发展的基本走势，对于西汉“诗学”发展脉络的认识能从模糊走向清晰，本文试对此略作梳理。
一、涉诗篇目重心从“雅”“颂”到“风”“小雅”的转变
汉初《韩诗外传》解诗，从所涉的篇目上看，据笔者统计，风诗为21首，雅诗为41首，其中小雅22首，大雅19首，颂诗为8首。《易林》引诗的情形与之有较大差异，引诗涉及篇目广泛，风诗为68首，远远超过《韩诗外传》的引诗篇目数量。《易林》在雅诗的征引上，与《韩诗外传》的数量相差无几，为48首，小雅35首，大雅13首。援引小雅的数量明显高于《韩诗外传》。颂诗的比重却较之《韩诗外传》还要少，仅5首。总体上呈现出：《韩诗外传》重雅、颂，而《易林》重风、小雅的特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各自产生的诗学背景外，二者的编撰义例无疑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韩诗外传》编撰以阐发诗旨为中心，《史记·儒林传》记载：“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一首诗歌，《韩诗外传》反复从不同角度予以解说，升华，其中，雅、颂诗，涉及国家事理，往往从正面肯定歌颂，因此受到《韩诗外传》的青睐。重雅、颂也是汉初经师解诗的共同取向，这从《毛诗序》关于雅、颂的定义中可以看出，“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传的界定以诗的政治功能为立足点，充分肯定雅、颂的社会作用。《诗经》雅、颂类诗的政治功用也确实如此，远比风诗鲜明，《毛诗序》对风诗的定义是：“《风》，风也，教也。”从教化人手，虽仍不失政治功能，但肯定程度已经大打折扣。《毛诗序》对雅、颂的推崇和《韩诗外传》解诗重雅、颂的文本实践可以相互贯通，体现的都是汉初经师推重雅、颂的传统。这种传统在东汉末年依旧存在，如，郑玄注：“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
《易林》衍易而作，爻辞编撰讲求象征，和风类诗歌的比、兴手法接近。“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物也。”比、兴是借助他物来表现所咏之物，具体可感，委婉含蓄而又有迹可寻。和《易》学的象征手法相仿，尤其是兴，闻一多先生认为，由于《诗》有兴，《易》有象，“所以《易》有《诗》的效果，《诗》亦兼《易》的功能，而二者在形式上往往不能分别。”《诗经》中风和小雅擅长用比、兴手法，大雅和颂则相对逊色，如，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依据“毛诗”作了这样的统计：“《毛诗》注明‘兴也’的共116篇，占全诗(305篇)的38%，《国风》160篇中有兴诗72，《小雅》74篇中就有38，比较最多；《大雅》31篇中只有4篇；《颂》40篇中只有两篇，比较最少。”①
朱先生的统计数据是可信的，相似的统计还见于南宋吴咏的《困学纪闻》。《诗经》的比、兴事物和所表达的内容关联，取相似之处，通过想象的纽带把二者联系在一起，隐蔽而含蓄。《易林》是衍《易》作品，《系辞》称《周易》“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韩康伯注：“托象以明义，因小以喻大。”《易林》爻辞也是“先言他物”，是“以彼物比此物”。“比、兴、象征的共同特点是不尽言、不直言、不明言。”②故林辞取象着眼于象征含义时，更多地倾向于对风诗及小雅诗的选择。
《韩诗外传》征引雅、颂诗篇，编撰重在阐释盛德，与《易林》重象征义的区别是明显的，这从两书对相同诗句反复的解说运用情形中也可以看出。《魏风·伐檀》的诗句“不素餐兮”，《韩诗外传》有两章谈及，分别出现在“商容辞三公”和“李离自拘请罪”的故实中，商容对于“素餐”采取的方法是固辞，面对武王的三公之请，商容说道：“吾尝冯於马徒，欲以化纣而不能，愚也。不争而隐，无勇也。愚且无勇，不足以备乎三公。”③这是采用贬低自己的方式推却武王的任命，坦言能力不够而无法担当三公的重任，符合不素餐的宗旨。另一处引用“不素餐兮”，相关文字是这样的：
晋文侯使李离为大理，过听杀人，自拘于廷，请死于君。……曰：“政乱国危，君之忧也；军败卒乱，将之忧也。夫无能以事君，闇行以临官，是无功不食禄也。臣不能以虚自诬。”遂伏剑而死。君子闻之曰：“忠矣乎！”诗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谓也。④
这段叙述的是李离错误判刑，是偏听偏信所致，因而深感自责，选择自缚到晋文公面前请罪，文公爱惜其才，不愿治罪。李离最终以国家为重，自刎而亡，表示出维护法律公平的决心和尊严。《韩诗外传》引“不素餐兮”，从“一辞一请”两方面展开，围绕诗句的含义选择相应的故事，所述故事为引诗服务，以诗的含义为中心串联，再现和凸显了两位可歌可泣的丰碑式人物，《魏风·伐檀》“不素餐兮”诗句，《易林》化用为“悬貆素餐，居非其官”，复现多次，相关爻辞如下：
悬貆素餐，居非其官。失舆剥庐，休坐徙居。(《乾》之《震》、《中孚》之《睽》)
悬貆素餐，居非其任。失望远民，实劳我心。(《谦》之《坎》)
三首爻辞字句略有差异，首两句象征的都是处位不当之义。之所以能出现多次，是因为《易林》爻辞的编撰一定程度上受到卦形的制约，爻辞依傍卦形的象征含义而设。《乾》卦上乾下乾，《震》卦上震下震中互坎，《乾》之《震》是以震易乾，《说卦》称：“乾为君，为父，震为长子，坎为隐伏，为陷”⑤，乾变而为震，乾体隐没不见，属于父变子，地位下降的不当之象。《谦》卦上坤下艮，《坎》卦上坎下坎，《说卦》称：“坤为母，坎为子，为隐伏，为陷”⑥，《谦》变而为《坎》，坤体没而不见，属于母变子，同样是居位不当之象。《中孚》卦上巽下兑，《睽》卦上离下兑中互坎，《说卦》：“巽为长女，兑为少女，坎为隐伏，为陷”⑦，《中孚》之《睽》，巽体隐没，变而为离，属于长女变中女，亦是居位不当之象。三则卦形变动经卦的基本象征义都是由高变低，由长变幼之象，这违背由低到高，由幼小到成熟的发展规律，属于同类卦形，暗含阴阳变化不当之义。诗句“悬貆素餐”原指不稼不穑，不狩不猎，却拥有大量的粮食和猎物的人。“居非其官”和“居非其任”承接首句，指处位不当之义，后两句是对前两句的引申。由“悬貆素餐”衍生出的处位不当之义和《易林》卦形的象征含义吻合。卦形具有同一象征含义，故撰者用相同诗句相系。这种以卦象的象征含义为中心构建的爻辞，於所引诗句本身的含义没有改变和拔高。
二、解读风格从庄重典奥向平实通俗的倾斜
汉初《韩诗外传》以文解诗，叙事议论占据大部分内容，遵循叙事议论在先，引诗在后的结构模式，对诗句做出规范的阐释，向儒生传授，庄重而典奥。如，卷二第三十二章引用《曹风·鸤鸠》“淑人君子”诗句，与齐家、治国相连，写道：“君子谋之，则为国用。故动则安百姓，议则延民命。”⑧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肯定淑人君子形象，渗透着儒家观念。卷二第三十一章解这几句诗时的典奥特色表现得更为明显，写道：
夫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务之以调和，智虑潜深则一之以易谅，勇毅强果则辅之以道术，齐给便捷则安之以静退，卑摄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容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摽弃，则慰之以祸灾。愿婉端慤则合之以礼乐。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忧得师，莫慎一好。好一则抟，抟则精，精则神，神则化。是以君子务结心乎一也。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⑨
在这里，引用《诗经·曹风·鸤鸠》中的诗句，伴随的是一段篇幅较长的论述，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治气养心之术进行阐释。心气驽散怠慢、旁骛对应祸灾，而心气专一和乐，则能达到神化的境地。诗句“淑人君子”原本赞扬持守威仪的君子之风，经师对它的解释平添出几分教化色彩，针对心、气问题，拿捏出用柔和来调剂刚强，用简易来平和深沉，用道术来制衡勇毅，用静退来安止便捷等论断，对原有诗句内涵予以了填充和拔高，引诗所起的是总结作用。
《易林》引诗是另外一种风貌，林辞对《曹风·鸤鸠》也有征用，《随》之《小过》写道：“慈鸟鳲鸠，执一无尤。寝门内治，君子悦喜。”称呼鸤鸠为慈鸟，“寝门内治”属于直接引申，把作品的主角认定为女性，家庭主妇。末句“君子悦喜”是正面评价，透漏出吉祥之意。君子是这种美德的受益者，也以他者的身份品评了这种美德。《夬》之《家人》：“鸤鸠七子，均而不殆。长大成就，弃而合好。”作为母亲，食物分配均匀，培养子女相互团结的美好品德，末句“弃而和好”充满肯定意味。林辞两次引诗只重在解析物象“鸤鸠鸟”，对于“君子”仅是略微提及，没有引申发挥。说教气息不浓，落脚点在于赞美鸤鸠鸟，赞美女性之美。
《小雅·四牡》是一首官吏思归的诗，“王事靡盬”在整首诗中反复出现。《韩诗外传》卷二第二十六章解这句诗时，讲述的是子路与巫马期薪于韫丘的故事。引诗之前，是一番富贵与道义孰轻孰重的辩论，强调“勇士不忘丧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沟壑”的儒家价值观念。卷七解这句诗时更为详细，编织了齐宣王和田过之间一段充满火药味的对话：
齐宣王谓田过曰：“吾闻儒者丧亲三年，丧君三年，君与父孰重？”田过对曰：“殆不如父重。”宣王忿然，曰：“曷为士去亲而事君？”田过对曰：“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无以尊显吾亲。受之于君，致之于亲。凡事君，以为亲也。”宣王悒然无以应之。《诗》曰：“王事靡盬，不遑将父。”⑩
“王事靡盬，不遑将父”原指王家差事做不完，回家赡养年迈父亲的愿望不能实现。《韩诗外传》将引诗设置在故事的末尾，作为“君与父孰轻孰重”的辩论缀语出现。齐宣王面对田过的步步推理，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引诗的内容与“君与父孰轻孰重”的辩论捆绑在一起，辩论的目的在于劝诫，引诗“王事靡盬”重申了这种劝诫之意。
《易林》引这首诗相对简单，《讼》之《履》写道：“树植藿豆，不得芸锄。王事靡盬，秋无人收。”描写种下的庄稼没人打理，成熟了也没人收割，是在“王事靡盬”这一基础上的引申。四句韵语一气呵成，明白如话，并不庄重典奥。《易林》引诗同时有明显的褒贬倾向，为卜筮服务，点到为止，少了份《韩诗外传》的教化之意与曲为之说。
如果说上述引诗两者的区别还不明显的话，那么，另外一类爱恋题材的征引解读则显得更为突出，典奥与平实之风的区分一目了然。《周南·汉广》全诗分为三章，首章：“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咏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描写一位姑娘在汉水旁游耍，青年男子苦苦追求却没能如愿，就像又宽又广的汉水一样，阻隔了一重又一重，字里行间，脉脉含情，洋溢着深深的相思。《韩诗外传》引这首诗时，主人翁不再是未知的懵懂青年，而是孔门师徒，汉女也不再是遥不可及，而是可以交谈的对象。
孔子和子贡南游时遇到一个浣纱女，孔子派遣子贡前去搭话，子贡以乞水为由和浣纱女攀谈。针对子贡的“刁难”，浣纱女回答很巧妙，充满机趣，最后一句“礼固不亲授”，是浣纱女对子贡的回避，也是儒家经师解诗的思维惯式。《列女传》对这个故实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在对话结束之后，孔子的评价也是：“丘已知之矣，斯妇人达于人情而知礼”。《韩诗外传》在这个故实之后引诗，将游女比拟为浣纱女，经过儒家包装，变成了通晓人情、以礼自持的美好形象。
《易林》在《颐》之《既济》中引这首诗时写道：“汉有游女，人不可得。”爻辞只有两句，没有引申，直白地表达汉水之旁的美丽女孩是求而不得的对象，游女的身份怎样，充满悬念。《萃》之《渐》有类似的记载，可以提供答案。“乔木无息，汉女难得。橘柚请佩，反手难悔。”在这里，和汉女一道出现的“橘柚请佩”故实见于《列仙传》，相关文字是这样的：“江汜二女，郑交甫悦之下，请其橘柚之佩，遂解佩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去数十步，佩亡二女不见。”江汜二女能刹那间消失踪迹表明不是普通人，而是拥有超凡能力的女神，汉女与之并提，当属于同类型人物。林辞简短的四句韵语，表达的是求而不得之象，引诗说诗脱离了儒家礼教的视野，带有仙话色彩。可见，一首感情炽热的爱情诗，《韩诗外传》阐释时蒙上了教化的观念，汉女成了浣纱女子，是儒家眼中妇女知礼的代言者，庄重而典奥。《易林》与之相反，着眼于男子求而无果的结局，是阴阳相失的象征，和卦旨相系，遵循“吉利与不吉利”的占筮思维，选择的材料不囿於说教，风格平实而活泼。
《静女》是另外一首耳熟能详的爱情诗，《韩诗外传》引用时出现在文章靠后的位置，和别的诗句穿插在一起。“不见道端，乃陈情欲，以歌道义。诗曰：‘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踌躇。’‘瞻彼日月，遥遥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急之辞也。甚焉故称日月也。”(11)在这里，《韩诗外传》将《静女》视之为表达情欲的作品，肯定诗歌言说情感的色彩。具体解释时从人的生理本能出发，“精气闇溢而后伤，时不过也。”论及女子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会对情欲渴望，但是，在《韩诗外传》看来，这有违儒家礼法，因为“触情纵欲，反实乱化”。《韩诗外传》将《静女》表现的男女情欲和乱教化联系在一起，属于压制情欲的说教论调。
《易林》的《师》之《同人》称：“季姬踌躇，接矜待时。终日至暮，百两不来。”季姬和静女在指称上稍有差别，季姬指的是谁，类似的林辞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答案，《同人》之《随》写道：“季姬踌躇，望我城隅。终日至暮，不见齐侯，居止无忧。”从末两句可以看出，季姬和齐侯有关联，陈乔枞辨析道：“《左传》齐桓公有长卫姬，少卫姬，《易林》所云季姬，即指少卫姬。”陈氏的论断是可信的，齐桓公和少卫姬的爱情和谐而美满，事见《列女传》，明乎此，则相关林辞的吉凶也易于知晓。林辞引诗在这里并无深意，仅表达爱情吉利而已，风格平实如话，内涵扩充也相对要小，肯定或否定的态度明晰，易于辨识。
三、诗学旨趣从成一家之言到博采众家之论
如果说《韩诗外传》是成一家之言，那么，《易林》引诗则呈现出博采众家之论的特征。《易林》引诗和“齐诗”的关系最为人所重视，陈乔枞在《三家诗遗说考·齐诗考叙》中曰：“《易》有孟、京‘卦气’之侯……孟喜从田王孙问《易》，得《易》家候阴阳灾变说，喜即东海孟卿子，焦延寿所从问《易》者，是亦齐学也。故焦氏《易林》皆主《齐诗》说。”(12)陈氏的推断是可信的，焦赣生活于齐文化浸润的地域，耳闻目染的都是齐学，如，对于灾异事象的描写和董仲舒一脉相承，董仲舒是典型的齐诗派，据此可推测，《易林》和“齐诗”的渊源是存在的。
《易林》引诗和“韩诗”的联系也很紧密。《召南·小星》，《韩诗外传》曰：“不逢时而仕，任事而敦其虑，为之使而不入其谋，贫焉故也。诗云：‘夙夜在公，实命不同。’”“毛诗”写道：“惠及下也。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韩诗外传》在这里，没有隐晦对统治者的批评，而“毛诗”指出这是赞美夫人无妒忌之德，二者的见解相左。《易林》的解说又是怎样的呢？《大过》之《夬》写道：“旁多小星，三五在东。早夜晨行，劳苦无功”，描写的是辛勤劳作而无所获之景，和《韩诗外传》一致，是不平之鸣，和“毛诗”却相异。《诗经·召南·行露》述叙的是一位女子的拒婚故事，《韩诗外传》卷一第二章写道：
夫《行露》之人许嫁矣，然而未往也，见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为得妇道之宜，故举而传之，扬而歌之，以绝无道之求，防污道之行乎。(13)
这是将女子拒婚的理由进行了细致地交待，礼节不周到，不完备，待嫁女子因此选择不嫁，显得合情合礼。守持贞节之德，合乎儒家的传统妇道观，《韩诗外传》据此而引申发挥。“毛诗”曰：“召伯听讼也。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强暴之男不能侵凌贞女也。”这是赞美召公提倡礼乐教化之功。《易林》爻辞《无妄》之《剥》标示为：“行露之讼，贞女不行。君子无食，使道壅塞。”用贞女称呼诗中的主人公，表达出对女子行为的肯定，是对妇德的重视和彰显，这与《韩诗外传》合，同样与“毛诗”异。
《易林》引诗说诗和《毛诗序》也有许多相合的地方。《关雎》是《诗经》首篇，《毛诗序》“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毛传论诗和“后妃之德”相连，提及《关雎》有正夫妇的社会功用。对此，《易林》的《姤》之《无妄》引诗写道：“关雎淑女，圣妃贤耦。宜家寿母，福禄长久。”将淑女称之为圣妃，和毛诗的“后妃之德”说十分吻合。《易林》引诗和毛诗一致，有时也同时和《韩诗外传》相契合，三者具有同一性。如，关于《召南·甘棠》，“毛诗序”曰：“美召伯也”(14)指出《甘棠》一诗赞美的是召公。《韩诗外传》写道：
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请营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而就蒸庶于阡陌陇亩之间而听断焉。邵伯暴处远野，庐于树下，百姓大说，耕桑者倍力以劝。于是岁大稔，民给家足。其后，在位者骄奢，不恤元元，税赋繁数，百姓困乏，耕桑失时。于是诗人见邵伯之所休息树下，美而歌之。《诗》曰：“蔽絈甘棠，勿戋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谓也。(15)
邵公即召公，《韩诗外传》所引的故实将为什么创作《甘棠》诗的缘由交代得非常清楚，歌咏的对象是召公，和“毛诗”的“美召公”说一致。《易林》相关爻辞是这样的：“精洁渊塞，为馋所言。证讯诘言，系于枳温，甘棠听断，怡然蒙恩。”也是指召公的传说，末句“怡然蒙恩”同样是对召公的赞美。三家对于《甘棠》诗的指向明晰，具有同一性。
关于《邶风·柏舟》，《毛诗序》写道：“言仁而不遇也。卫倾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毛诗主张仁而不遇说。《韩诗外传》有四次称引到《柏舟》一诗，其中一处是这样的：
原宪居鲁，環堵之室，茨以蒿莱，蓬户甕牖，揉桑而为枢，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
子贡乘肥马，衣轻裘，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而往见之。……原宪仰而应之：“宪闻之，
无财之谓贫，学而不能行之谓病，宪贫也，非病也。”……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16)
《韩诗外传》引《柏舟》诗，讲述的是子贡拜访原宪的故实，记载还见于《庄子》。隐士原宪，生活贫困，在子贡看来，是“仁而不遇”的病态。而原宪并不这样认为，以贫而非病的理由予以了辩解。在这里，《韩诗外传》引《柏舟》编织的是和“仁而不遇”主题相关的故实。《易林》的《屯》之《乾》称：“泛泛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怀大忧。仁不逢时，复隐穷居。”表达的主旨也是仁而不遇，和毛诗、《韩诗外传》同。
《易林》引诗有时独树一帜，自辟蹊径，与《韩诗外传》及“毛诗”均相异的情形也不少见。关于《秦风·晨风》，“毛诗”曰：“刺康公也。忘穆公之业，始弃其贤臣焉。”在这里，“毛诗”将诗歌和史实联系起来，视之为讽刺诗。《韩诗外传》曰：“‘晨风谓何？’对曰：‘鹬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此自以忘我者也。”韩诗解释《晨风》诗句，没有讽刺康公的意味，对话在文侯和苍唐之间展开，引诗具有现实针对性。《易林》引这首诗的情形体现在《小畜》之《革》中，“晨风文翰，大举就温。昧过我邑，羿无所得。”《豫》之《咸》亦记载：“晨风文翰，随时就温。雌雄相和，不忧殆危。”两处引《晨风》，仅取《诗》“鴥彼晨风”的起兴之意，“羿无所得”和“雌雄相和”是直接引申，和毛诗所言“刺康公”以及《韩诗外传》的“忘我”之意完全不同。
关于《鄘风·干旌》，“毛诗序”写道：“美好善也。卫文公臣子多好善，贤者乐告以善道也。”毛传认定为赞美卫文公当政时的故实，正面肯定《干旌》。《韩诗外传》称引《干旌》诗句的文字是这样的：
楚庄王围宋，有七日之粮，曰：“尽此而不克，将去而归。”于是使司马子反乘闼而窥宋城，宋使华元乘闼而应之。……君子善其平已也，华元以诚告子反，得以解围，全二国之命。《诗》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诚相告也。
在这则故实里，所引诗句的含义指“如此真诚的君子，我拿什么来告诉他呢？”体现出司马子反和华元相交的坦诚之风。《易林》引《干旌》诗句的用意见于《师》之《随》，曰：“干旄旌旗，执帜在郊。虽有宝珠，无路致之。”宝珠喻指才华，“无路致之”是怀才不遇的隐语，暗示卦旨不吉利，和毛诗、韩诗对这首诗歌的解说情形相反。毛诗、韩诗是正面肯定，《易林》是反面引述。
总之，《易林》部分爻辞引诗说诗和韩诗、毛诗关联密切，或与“韩诗”合，或与“毛诗”合，或三者都相一致。有时，《易林》说诗也独树一帜，体现出鲜明的特色。比较《韩诗外传》与《易林》引诗的不同，可以看出，西汉诗学除了门户之见越来越深这一主流演变外，诗学本身也有趋同融合的一面，不排斥对立学派的诗学观点，而是取各家之长，为我所用。西汉末年的《易林》如此，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也是如此，这条脉络犹如一股暗流，是汉代诗学发展的一种潜在走势。
①朱自清《诗言志辨》，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47页。
②李炳海《〈诗经〉的比、兴与〈周易〉卦、爻辞的象征》，《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
③④⑧⑨⑩(11)(13)(15)(16)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4、54-56、76、75-76、68-70、21、2、30页。
⑤⑥⑦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03-712、705-712、709-712、11-12页。
(12)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页。
(14)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