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浒传》成书过程的史地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浒传论文,成书论文,背景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水浒传》著作权问题上，苏北人提出，《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苏北兴化人施彦端，耐庵是施彦端的字。认为施彦端借写《水浒传》反映并总结张士诚起义，因而《水浒传》成书的历史背景是元末农民大起义，地理背景是兴化湖。笔者（山东人）则认为：《水浒传》源于山西，成于东平。
我认为，要寻找和研究《水浒传》的作者，必须研究《水浒传》的成书过程。要研究《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必须弄清《水浒传》这部文学巨著的历史背景和地理背景。特别是地理背景，任何文学作品都带有“乡土味”。这“乡土味”就告诉你它的“产地”是什么地方，也就是告诉你作者是什么地方人。众所周知，《水浒传》的最初源头是《宣和遗事》，是山西的说书人把《宣和遗事》中的“马安国五花营失落生辰纲”加工成为“吴加亮智取生辰纲”，故事中的地点都是太行山。《宣和遗事》说“那晁盖八个，劫了蔡太师生日礼物，不是寻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泺去落草为寇。”但到了《水浒传》阶段，梁山已不是太行山梁山泺，而是山东东平附近的梁山了。宋江的家已不是太行山下的那个郓城，而是梁山附近的郓城了。那么，是谁给宋江搬的家呢？山东人。具体说，是东平元曲作家群。这个元曲作家群，大编大演《水浒》戏，促进了《水浒》故事的发展，为《水浒传》由“说话”、杂剧演变为长篇小说提供了条件。
外国人读中国古典小说，有一点使他们感到不可理解。这就是，所有战争，都不是士兵厮杀，而是统帅比武。都是双方统帅亲自披挂，出马上阵，双方先“对话”，然后比武，将军和士兵在一旁观战。统帅比武比赢了，将军和士兵们就追杀过去；统帅比武比输了，将军和士兵就拥簇着统帅逃跑。若是此方统帅被对方统帅“斩于马下”，那此方军队只有溃败。总之，战争的胜负取决于统帅的武艺。
中国古典小说的这一艺术特点是怎样发生的呢？发生于舞台艺术，即戏剧。中国的戏剧是通过人物的武艺，和与武艺紧密相连的兵器，来展示人物性格的。显示关公的威风的，就是青龙偃月刀；显示张飞的威风的，就是丈八长矛；显示李逵威风的，就是那双板斧。假若关公出场，手里没有青龙偃月刀，张飞出场手里没有丈八长矛，李逵出场不拿板斧，那就不成其为关公、张飞、李逵了。用武艺和兵器来展示性格，当然要让他们表演武艺。这是舞台艺术的要求。戏剧是如此，说书也是如此。说书只有像演戏那样，活龙活现地表演关公、张飞、李逵的动作，才能生动活泼，吸引人。这就是说书和唱戏的关系。
艺术史告诉我们，音乐和舞蹈是艺术之源，其发展线路是由舞蹈而戏剧，由戏剧而小说。而小说，则是由短篇传奇发展到连续性的长篇说书。长篇说书，最早是说史。如《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就是由《三国志平话》发展而来。由此可知，在《金瓶梅》之前，长篇小说的作者是说书艺人而非书斋文人。说书艺人都是无名英雄。说书艺人精采生动的口头创作，由文人和书商记录整理出来，就是长篇小说。这种长篇小说，又不断被改造，被加工。《水浒传》的改造和加工尤其多。它是众多的艺人、书商、文人的集体创作。而东平元曲作家群和东平说书人对《水浒传》的创作和加工，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那么，山东东平为什么出现了一个元曲作家群呢？这与历史背景与地理背景有关。
先说历史背景。
蒙古人入主中原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移。蒙古人在大都（今北京）建都。当时的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为“一点两面”。“一点”即大都，“两面”即山西、山东。山西的经济、文化中心是太原，山东的经济、文化中心是东平。东平为什么成为经济、文化中心呢？因为它地处大运河的中枢枢纽。蒙古人奠都大都后，需要南粮北运。运粮当时主要靠大运河。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初，元世祖即下诏修复大运河，并开凿会通河。会通河即东平至临清段，把东平湖水引入会通河。东平成为北接大都，南通杭州，东连青齐，西通太原的十字路口，成为运粮的转运站和商品的集散地。当时东平湖船坞林立，造船修船业发达，各种工匠集中于东平。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市民文艺也就随之繁荣起来。
东平也是山东的政治中心。蒙古统治者为了镇压和防范山东人民的反抗，在东平驻有重兵。这些士兵的文化生活就是看戏、听书。而《水浒》戏、《水浒》故事又最合他们的口味，这就是为什么东平作家群大编《水浒》戏的原因。
一个地区如果是政治经济中心，它必然也是文化中心。山东东平在元代是新兴的三大文化中心之一，而且是三大文化中心的中心。这是因为，第一，从南北和大运河这个交通线上看，它处于大都和杭州的中心；从东西官道上看，它处于晋、齐、鲁，即陕西至东海边的中心。第二，在文化教育方面，山东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山东一直被誉为“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山东从春秋时代的管仲的稷下办学，到孔子私人办学，到孟子的“集天下英才而育之”，再到荀子的办学，直到清代武训办义学，一直香火不断，形成了一种传统。山东由于有着上述特殊的文化传统，作为文化中心的东平府，在金代和元代，府学教育相当发达。据《金史·选举志》载：金代章宗时，东平“府学二十有四，学生九百五人”。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可见学府和生员之多。金元之交，著名政治家、东平总管严实为东平行台，大量招揽文人学士。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担任招揽人才的试官。《元史·阎复传》云：“阎复弹冠入东平学府，师事名儒康晔。严实领东平行台，招诸生肄进士业，迎元好问校试其文，预选者四人，复为首。”同卷《五磬传》也载云：“东平总管严实，兴学养士，迎磬为师，受业者常数百人。”可见当时学府规模宏大，任教者亦多名流大儒。据清代所修的《东平府志》所载《宦绩志》、《人物列传》中，记载了元代数十个著名文人在东平的事迹。
严实总管东平时，陈州人徐世隆被招致东平幕府，俾掌书记，力劝严实收养贫寒的读书人，许多“穷秀才”竞奔东平。严实死后其子严忠济继任东平行台后，任命徐世隆为东平行台经历，世隆大力协助忠济“兴学养士”。这些被招揽来的读书人，有的为济世救民出谋划策，有的以其博学多才传授生徒，有的整理典籍，著书立说，有的兴乐谱曲，为戏剧和说唱文学的兴起立下了功勋。东平成了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闾巷丝竹鸣月夜，湖上书声杂歌声”的城市。
以上材料，十分清楚地说明，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使大批有才饱学之士，集中于东平，促进了东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戏剧艺术和说唱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众说周知，儒家的“六艺”中，音乐和诗歌是很重要的课程。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和喜爱文学艺术，中国知识分子的学业、才能和爱好，都与文学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元代东平学府里的文学空气，远远胜过读经学礼的儒教空气。这是因为，元代统治者所喜欢的是汉民族的文学，其中尤以戏剧、说书、音乐为甚。对于孔孟学说，五经四书，他们不感兴趣。统治者的这种思想倾向，必然反映在他们的用人政策中，反映在他们提倡什么的爱好中。金人和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他们对汉民族的戏剧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唐诗衰，宋词敞”，代之而起的是杂剧，和作为杂剧唱词的散曲。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依附于统治阶级、是统治阶级这张皮上的毛，是统治阶级手里的工具。元代统治者，在用人时把会不会作散曲作为一项重要的用人条件。明代沈德符《顾曲杂言》载：“元人未灭南宋时，以曲定士子优劣，每出一题，任人填曲。”臧晋叔《元曲选序》：“元以曲取士，设十二科。”明代吴梅村《北词广正谱序》：“盖当时固曾以此取士，士皆傅粉墨而践排场。”《元史·太宗九年》：“以经义、词曲、论，三科开试一场。”既然词曲成了取士的考试科目，在东平府学中，设此课程，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散曲大家张养浩在东平做过学正，“士子学曲者竞拜门下。”许多戏曲家在东平教授生徒。
东平府学的学员，在府学中学习期间，就创作剧本，许多人以此成名，并且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其中以少年多才早夭的高文秀为代表。钟嗣成在其名著《录鬼簿》中记：“高文秀，东平人，东平府学生员，早卒，都下人称小汉卿。”
元杂剧和元曲作家之多，除了官方提倡外，还因为元代基本上废除了科举，读书人别无出路。
由于东平是北方三大文化中心的中心，大批文化人从四面八方往这里集中。潞州长子县人宋子贞，酷爱杂剧，原在陕西、山西一带授徒讲学，并兼带从事戏剧活动，后来带着他的弟子们到了东平，在东平办梨园。著名出版家太原人罗贯中，由太原来到东平，与在东平从事戏曲创作活动的淄川人贾仲明结为忘年之交。贾仲明就是《录鬼簿续编》的作者，他在此书中记载了罗贯中的籍贯和写作才能等情况，为后人研究《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及关于作者的研究等等，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随着文艺作家们向东平府的集中，元杂剧和说唱艺术中心也由山西太原往东平转移。杂剧这种艺术，于宋末元初兴起于太原。之所以兴起于太原，是因为当时太原在经济上是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京剧《玉堂春》中赎买苏三的那位大贾，就是山西人。这是山西工商业发达、富商多的反映。太原之所以工商业发达，是由于山西是煤铁之乡。当时中国的用铁，80%以上购于山西，由于工人多，商人多，工商业繁荣，戏剧艺术和说唱艺术在山西空前繁荣起来，所以许多戏剧小说的地理背景都以山西为背景。鼓词《戏迷传》说：“薛仁贵出生在龙门县，薛丁山打雁在汾河湾，《西厢记》在白马寺，杨家将大战在散关。关老爷本是蒲州人，苏三起解在洪洞县，薛平贵戏妻在武家坡前……”。《武家坡》中的薛平贵就是薛仁贵故事的“戏剧化”。剧中的“寒窑”，是晋陕窑洞，这都是地区特征的反映。关公之所以特别走红，因为他是山西人。
山西地区不但戏剧发达，也是“说话”艺术最发达的地区。许多著名的话本，如以鲁智深为主角的《花和尚》，以杨志为主角的《青面兽》，以宋江为主角的《宣和遗事》，都产生于山西。这在《水浒传》中都留下了痕迹。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关西就是娘子关以西即山西，再如《水浒传》第十二回，杨志对王伦说他“流落在此关西”。当时杨志筹集了一担金银，进京（今开封）打点，应是向西南方向走，怎么由西向东，路经梁山呢？路经梁山怎么是“在此关西”呢？这都是后来山东人在把《青面兽》这本话本融入《水浒传》时，由于疏忽，留下了痕迹。又比如《水浒传》第十六回智取生辰纲。黄泥岗分明是黄土高原的景象：“根头一派黄沙”，并点明“须知此是太行山”。太行山在山西。《水浒传》第一回“直使宛子城中藏虎豹”。宛子城山是太行山山脉诸山之一，是山西元代农民起义之地。宛子城山四面高山，状如城墙，山中间是平坝，因山形像碗，所以叫做“宛子城”。《水浒传》中对梁山地形的描写，就是宛子城山的地形。《水浒传》最主要的部分的人物和故事都与西部地区有关。如书的开头是“王进私走延安府”，史大郎夜走华阴县，王庆的发配地点是陕州，旧本《水浒传》说王庆占据秦州称秦王，田虎起事于太原、汾阳，等等。这都是《水浒传》故事源于西部的证据。再如作为《水浒传》故事之源的《宣和遗事》关于“智取生辰纲”是这样叙述的：
且说那晁盖八个，劫了蔡太师生日礼物，不是寻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人，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泺去落草为寇。
这里分明写的是“太行山梁山泺”。《宣和遗事》中的宋江，在怒杀阎婆惜之后，“带领得朱仝、雷横、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泺上，寻那晁盖哥哥。”
上述材料，实实在在都证明《水浒传》一书的故事，发源于山西。
那么，山西太行山梁山泺怎么变成了山东东平府梁山泊，宋江的家怎么由太行山梁山泺附近搬到了东平府梁山泊附近了呢？这是文化中心由太原向东平转移的产物，这是东平元杂剧作家群的功劳。由于文化中心的转移，由于我们在上面所介绍的东平在元代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在东平府出现了一个元杂剧和元曲作家群。现在我们将这个作家群的作家和他们的创作活动，作一简略的介绍。
根据《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元曲家考略》、《顾曲杂言》、《北词广正谱序》、《太和正音谱》等书的记载，在提到作者的生平、籍贯的作家中，东平人和在东平从事创作活动的作家，至少发现有三四十人。其中主要的作家，有：
高文秀，东平府人。在府学读书时即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杂剧，已知剧目和流传下来的有三十多种，其中三分之一左右为《水浒》戏，被誉为“平生绝技，雕绘梁山。”他因为《水浒》戏的创作而名震一时。贾仲明《吊词》云：“除汉卿一个，将前贤疏驳，比诸公幺末极多。”意思是说，除了关汉卿，别人都不在话下，所以有“小汉卿”之称。高文秀写的《水浒》戏，已知的有九种，其中七种以李逵为主角，其中《黑旋风双献头》被编入《水浒传》，即《水浒传》中第七十三回“黑旋风乔捉鬼，梁山泊双献头”。高文秀的《黑旋风斗鸡会》也编入《水浒》，是“李逵异境遇仙翁”的蓝本。
康进之。山东棣州人，久寓东平。据孙楷第先生的《元曲家考略》，康进之可能是曾在东平主持府学的康显之（晔）的兄弟。他创作的杂剧《李逵负荆》，无论是对李逵性格的塑造，还是故事情节的生动，都堪称绝唱。
康进之还写了另外一些《水浒》戏。其中《老收心》和《杏花庄》也是李逵戏。
李逵在《宣和遗事》中，只有一个名字，他是被宋江带上山去的一个并无出色表现的普通弟兄。但在康进之，高文秀等元杂剧作家的笔下，李逵这个形象，大放异彩。这些李逵戏的创作，为《水浒传》塑造李逵这个艺术形象，提供了最好的原材料，所以《水浒传》对于李逵的描写，格外精彩。有人说，李逵是《水浒传》的灵魂，武松是《水浒传》的脊梁，没有李逵、武松，也就没有了《水浒传》。而李、武这两个人的故事和艺术形象的创造，是山东人，特别是东平作家群的功劳。
我们在上面介绍了“李逵专家”和“梁山专家”高文秀和康进之。除了他两人以外，东平元杂剧作家群中还有张时起、顾仲清、张寿卿、徐琰、张梦符、王修甫、李显卿、王继学、赵良弼、陈无妄、李好古等，都是东平人。著名戏剧家杜善夫，是东平邻县长清人，长期寓居东平。著名散曲大家张养浩，曾在东平做过学正，散曲作家商挺，杂剧作家刘敏中，章丘（东平邻县）人，另一杂剧作家，梁进之，亦流寓东平。上述东平作家，除《水浒》戏外，还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杂剧。
以上说的是东平人，还有一些不是东平人，但是在东平居住的作家，创作了大量优秀杂剧，其中如李文蔚的《燕青射雁》、《同乐院燕青博鱼》、李致远的《都孔目雨风还牢末》、杨显之的《黑旋风乔断案》等等，都是《水浒戏》。
东平府元杂剧作家群，除了文人以外，还有一些艺人和市民。如艺人红字儿李二，创作了《折担儿武松打虎》、《板沓儿黑旋风》、《病杨雄》，为《水浒传》中的武松、杨雄、石秀等英雄形象的塑造，提供了蓝本和原料。
东平府元杂剧作家群，除了文人、艺人以外，还有一些无名氏，也创作了不少《水浒》戏，如《宋公明喜赏新春会》、《争报恩三虎下山》、《梁山五虎大劫牢》、《小李广大闹元宵夜》、《宋公明劫法场》、《梁山七虎闹铜台》、《张顺水里报冤》、《宋公明排九宫八挂阵》、《鲁智深喜赏黄花峪》等等。这些《水浒》戏，都为《水浒传》提供了良好的养料。
戏剧艺术和说唱艺术是一对双胞胎，两者互相取材，互相促进。如《折担儿武松打虎》，可能取材于“说话”《武行者》，但在改编成戏剧时，对武松这一形象，不可避免地要大大地进行加工。所以《水浒传》中“武松打虎”这一回，就写得非常精彩。《〈水浒传〉与张士诚起义》一文，说武松打虎的故事原型是张士诚手下的卞元亨打虎。这是由于对《水浒传》成书过程和成书背景不了解，对艺术创作规律的不了解而作出的错误的附会。一个作家，仅凭听说某人曾打死过老虎，就把打虎的情节写得那么生动逼真，那么动人心弦，这可能吗，没有肥沃的土壤，足够的养料，是开不出鲜艳的花朵来的。《水浒传》这朵艺术史上的奇葩，是东平这块肥沃的艺术之苑为它提供了最好的养料而生出的。《水浒传》像一条河流，它的发源地和上游在山西，这条河流流到山东，与山东境内的大河相汇，遂成为波澜壮阔的大江。《水浒传》这部英雄史诗，是“山西英雄发难，山东英雄参战”。山东英雄参战，“半路杀出个李逵”。紧接着武松出场，景阳岗打虎，狮子楼杀西门庆，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紧接着是花荣大闹清风寨，镇三山大闹青州道，接下去二打曾头市，三打祝家庄，打东昌府，东平府……，主要战场都是在山东，又主要是围绕东平梁山。从《水浒传》所涉及到的地理知识来看，作者对青州、大名府等地不熟悉，但对东平地区，相当熟悉。如书中说：“原来这寿张县贴着梁山泊最近”，如果不是对梁山地区的地理十分熟悉，是不会这么写的。
我们在上面说，《水浒》由话本变为文学巨著，是由于山东之河的汇入和山东英雄的参战。这汇入和参战，就是以李逵戏为代表的《水浒戏》和话本《武行者》的溶入。这是东平说书艺人的功劳。东平说书艺人不仅仅是“接力”，而且对鲁智深故事（《花和尚》）和杨志故事（《青面兽》）进行了艺术加工和改造，对他们实行了“转移”。如鲁智深原来也叫镇关西。他打郑屠不是为了救金氏父女，而是因为郑屠也叫镇关西。所以鲁智深（当时叫鲁达）在打郑屠时骂道：“洒家始投老种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最后这句话和上面这些话扯不到一块，转变太大。这是进行故事改造中留下的痕迹。改造者是山东人。为了把鲁智深“转移”到山东，把鲁智深因为郑屠叫镇关西而打他，改为因救金氏父女而打他。这样一改，才在打死人出走后，遇上了金氏父女，由金氏的帮助，鲁智深由渭州转到五台山，再由五台山转到东京，然后由东京转到山东。其他的西部英雄，如杨志、史进，也是一步步由西部转到山东。他们的这种转移，又是通过一幕幕精彩生动的活剧，一个个曲折动人的故事而转移的，转移得十分自然。英雄们像一条条小溪，沿着各自弯弯曲曲的河道，汇入梁山水泊，然后掀起惊涛骇浪，轩然大波。
以上就是《水浒传》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形成的历史背景、地理背景、成书条件和成书过程。这四点作为《水许传》形成的四大因素，是互为条件、是密切相关的。换句话说，《水浒传》这部奇书的产生，必须有产生它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要对这部奇书进行研究，必须了解产生此书的这些方方面面。通过对此书形成的历史背景、地理背景、形成条件、形成过程等方方面面的考察，然后跟苏北同志提出的施彦端归隐著《水浒》说，罗贯中去兴化拜师学写小说“仿《水》著《三》”说，《水浒传》是以张士诚起义为蓝本、以兴化湖为地理原型等等说法相比较，我们认为，“兴化说”不如“东平说”有根据。东平说的种种背景和条件，在兴化是不存在的。就是说，兴化不存在产生这部伟大史诗的各种条件。
我们认为，《水浒传》这部奇书，不是某一文人坐在书斋里只手独力完成的，而是时间上经过几代，空间上纵横万里，不知有多少人以不同方式参加了此书的创作。书上的那个署名，不是施耐庵和罗贯中本人署的，而是书商署的。至于这一点，容另文讨论。本文仅提出“东平说”如上。
标签：水浒传论文; 李逵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太行山论文; 鲁智深论文; 四大名著论文; 高文秀论文; 宋朝论文; 山东东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