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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对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般并无现成路子可走，必须“边学边干”在多次博奕中探索、反馈、调整，进而形成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发展轨迹。虽然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各异，但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又有着共同的命运，面临着共同的问题，肩负着共同的发展任务，在发展中会经历相似的挫折和调整。我们将发展中国家发展实践中这种一致的阶段及其在理论上的反映分别称为“发展历史”和“发展逻辑”。
发展逻辑与发展历史是统一的。发展理论是对于发展实践的反映，是以服务发展实践为目的的，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变化而更替；实践与理论所发生的较大程度的更替，也就是发展历史与发展逻辑的更替。这种更替的基本机理是：首先在发展实践中客观存在着许多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产生如何解决的认识和发展政策，接着将这些认识和政策用于发展实践；在新的发展中又会出现新的问题，针对新问题又会产生新认识和新政策，然后又是新实践等等。这一过程可简单概括为：“实践中的问题→认识与政策→发展实践→新认识与新政策→新发展实践→……”。纵观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它们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逻辑阶段：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新古典政治经济学。
在对众多的西方理论进行选择时，发展中国家都是以自己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需要为准则的，只有那些符合本国发展实践要求的理论才可能被选中；但若该理论在实践中被证明不再有效，那么发展中国家就会放弃它，同时转入一种新阶段的发展实践；在新的发展阶段，如果又存在着较为合适的理论，那么这种理论将会受到重视并将被用于发展实践，从而使发展进程更为顺利。这种理论的更替过程也是发展经济学的演变过程。
一、发展经济学的逻辑演变是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历史的反应
1.结构主义阶段
二次大战后一批新独立的民族国家都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尽快实现工业化等类似的任务，同时发展中国家又严重地受到结构刚性、市场短缺、供求弹性低等条件的限制。面对这样的情况，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先后都选择了以快速增长为目的，经济计划化、偏重工业和进口替代为特征的发展道路。在理论上，这种道路也是一批最早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家所主张的，他们的主要代表有罗森斯坦—罗丹、纳克斯、刘易斯、辛格、普雷维什等，他们的理论被视为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人们称之为结构主义。当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的重大影响、计划经济在苏联二战中所显示的功效，以国家干预为突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中的流行，也使结构主义式的发展得到鼓励。
2.新古典主义阶段
二战后几十年结构主义式的发展虽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为民族经济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化基础，但是结构主义的过度计划化极大地扭曲了经济关系，使经济在低效率下运行，注重工业而忽视农业和第三产业使产业结构失调，对外贸易的严格管制无法发挥本国资源优势且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封闭状态。所以从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在结构主义阶段的经济发展不是成功的
另一方面，长期奉行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西方国家陷入了“滞胀”，而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趋于停滞，这些使得走自由市场道路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所以，70年代末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先后对于自身的发展道路进行了调整，转入更多依靠市场——价格机制，给经济运行更多自由的市场经济方向。在理论上，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在西方许多国家得势，而且其基本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也获得了市场，于是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先后步入了新古典主义的发展逻辑阶段。
3.新古典政治经济学阶段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从结构主义式的发展转向以新古典主义为基本运行方式的市场经济时，又出现的问题使人们对于实现市场经济的认识更为全面和深刻。同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转轨方式上却存在很大差异。前苏联与东欧的“休克”是一种方式，中国的“渐进改革”是另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同样是较为成功的市场经济，亚洲的日本、“四小龙”与欧美相比在运行方式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制度、机遇等非经济因素在经济中的作用是任何成功经济所不能不考虑的。
与此同时，在西方经济学界对于非经济因素的经济研究越来越具影响力。有关产权研究从30年代科斯开始以来有了更大进展，形成了“法学经济学运动”，诺斯、福格尔等人在对经济史重新考察基础上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以布坎南为首的一批人对于政府运行进行经济分析使公共选择学的影响越来越大，还有贝克尔、奥尔森等人将经济方法引入对人类生活更多方面的分析，一个庞大的“经济学帝国”在建立之中。所有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使用新古典主义理论对非经济因素在经济社会中的功效进行了探讨。西方经济学大有结束边际革命以来只注重研究纯经济问题的传统，而再次返回到“政治经济学”的势头。为此，利用新古典理论，将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成为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显著特色。
发展中国家实现市场经济所遇到的困难，正好是当今西方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新古典政治经济学自然要成为发展中国家在新发展时期的重要理论工具。在许多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中，也开始更为重视从社会的全方位着手来发展经济。可以预期，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采用，将为发展中国家更快更好地发展经济提供有力的理论帮助。
二、中国经济循着同样的发展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以公有制为基础，以高经济增长为目标，以计划化、工业化、高积累、内向化为特征的结构主义式的发展道路。
结构主义式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作用与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作用相似。在近30年的时期里形成了初步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定程度改变了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同时，中国经济以并不算低的速度增长着，1952年至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达8%左右。
结构主义式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基础很薄弱的情况下是必要的，但是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一经具备了某种基础，仍然全面实行结构主义式发展的弊端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些弊端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到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前，结构主义式发展造成的弊端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追求高增长，保证了一定速率的工农业产值增加，但这是以近三十年人民生活和社会福利无多大改善为代价的，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被严重忽视。②贬低市场的作用，经济管理的过度计划化，使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并且使企业和个人缺乏激励。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化，还助长了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从而给国计民生造成灾难，这在中国当代史上的教训是惨痛的。③过分偏重重工业，轻视农业和第三产业等方面的发展，使产业结构畸形化。经济基本比例严重失调，发展的潜能极大地受到限制。④重视物质资本积累，轻视人力资本的质量与开发，使中国众多人口未能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资源，反而成为发展的沉重包袱。⑤过分内向化的进口替代经济，不仅未能有机会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比较优势，而且中断了与外界的信息交流，中国长期对于世界科技、经济和管理等方面的新成果所知甚少，更难加以利用。⑥结构主义式的经济管理不仅将结构刚性作为其出发点，而且将结构刚性作为不变的东西，并没有努力在发展中改变，事实上有意或无意地还在维护着这种刚性。结果在中国，二元结构问题不仅未能有多少解决，而且还进一步被固化了。中国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被严格限制着，反倒还出现了大批城市青年到农村的现象。在这种意义上，过去所行的结构主义式发展是一条不求发展的发展道路。
面对这些问题，中国人民和国家领导人利用1976年后国内政治形势重大变化的机遇，1978年决定将经济建设作为全国工作的中心任务。先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启动了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利用市场价格机制发展经济的做法逐步向更深更广的范围推开。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将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更加深化和具体化，市场经济完全成为了中国义无反顾的跨世纪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证明：市场经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阶段。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新古典主义中的许多东西无疑将为我们所吸收，并要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对于新古典主义我们不应、也无法完全照搬，因为中国经济的现状和转轨中出现的问题决定了当今经济改革的方式不应是简单的。
三、当今中国经济改革的新方式
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如何完成好两种体制的转轨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必然也决定着当今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式。近年来，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又遇到了如下较为突出的问题。①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发展不平衡、供求缺乏弹性等现状与新古典主义市场模式存在较大差异。情况的改变必须要借助较大力度结构、制度的转变，所以目前中国发展不该也无法完全照搬新古典主义，而必须辅之以非经济的力量。②双轨制的弊端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双轨制是渐进改革的必然选择，对中国改革和发展曾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双轨制不仅由于其仍具有计划经济的部分管理方式而使资源配置发生扭曲，而且在制约机制不完善的当今成为寻租的重要根源。③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都将政府设定为超然的、不参与利益分配的组织。事实上，政府组织及其人员很大程度也都是理性经济人，也都可能利用机会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良的追求会使政府本身应有的功能发生扭曲而严重干扰经济的发展，中国改革转轨以来大量事实证明了这一点。④法治化与建立市场经济的脱节。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中国的法治化已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有待做的事情仍然很多。目前在许多领域仍无法可依，有些方面虽有法律，但其相当部分已经过时，另外，目前在中国，法律实施的功效也需要大大提高。⑤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效率的关系尚未理顺。全体人民所有的公有应如何体现，各种产权关系、委托——代理关系如何处理等问题还远未得到满意的解决。⑥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进程相对滞后。市场经济要求国家权力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要求权力相互制衡、要求权力的行使受到人民的监督，但这些在现实中是远远不够的。
所有这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新古典主义或其他仅以经济本身为对象的任何经济理论所无法解决的，因为这些都是涉及非经济因素的问题。经济系统的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社会系统相互作用密切相关的，经济系统的变革，必然也应该联带相关的其他系统发生变化。上述这些问题的出现表明，我们的经济改革已进入到了需要与其他相关领域协同改革的阶段。
如前所述，对经济运行中非经济因素的研究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取得了相当进展。从90年代以来，面对中国经济转轨的任务，我国许多学者对于国外有关产权理论、新制度理论、新经济史研究、公共选择学、人类行为经济分析、集体行动的逻辑等研究成果进行了较多的翻译、介绍和诠释，也有些人试图应用部分理论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近一、二年来，部分学者已不再局限于对西方理论的引进和套用，而开始对某些问题作出新的探讨，有的则结合中国现实进行理论创新和应用，无论如何，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课题已不再仅仅是采用哪一种纯经济理论的问题了，经济改革与发展已将我们带入到了一个必须进一步探讨和解决与经济相关的非经济问题的时代。
在实践中，我们当今的改革也开始了以联系非经济因素的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在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将许多与经济发展相关的非经济因素问题，如产权明晰、反腐败、政治体制改革等作为了今后改革的重要任务。当然，由于西方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具体结论并不可取，所以我们不应对其照搬，但其联系非经济因素解决经济问题的方向是正确的，也正是我们当今实践所亟需的。中共十五大的召开标志着从全方位推进改革已经成为我们的国策，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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