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雅婷[1]2017年在《基于R-SCP的中国电信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电信业作为一个被政府严格规制的行业,政府的规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电信业的市场结构。自1994年开始,政府先后对电信业实施了多项改革措施,包括直接对电信业的市场结构调整以及对电信运营商行为的规制等,使得我国电信业的市场结构从最初的完全垄断发展为至今的三寡头垄断。但是,究竟政府规制对我国电信业市场绩效和市场结构产生何种影响,我国政府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使得电信业持续健康发展,大多数学者仅仅是出于其中的一个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研究方向多集中在政府规制对电信业市场绩效的影响,或是电信业市场结构对市场绩效的影响,较少有学者对电信业产业组织进行全面的研究,并且这种研究也多基于对这三者定性定量的分析,而并没有辅之以实证研究。因此,本文把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与政府规制进行融合,构造了针对我国电信业这种受到政府规制影响,并具有一定竞争性的垄断性行业的R-SCP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分析框架的指导下,对我国电信业的政府规制、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进行全面的分析。整个分析以市场结构为起点,相继探讨了企业行为并采用数据包络法(DEA)分析我国电信业市场绩效,建立起市场绩效、政府规制与市场结构的计量模型,以佐证本文建立的R-SCP范式的成立,并试图说明政府规制对电信业市场结构的优化和市场绩效的提高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政府规制对我国电信业市场结构的优化和市场绩效的提高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以及电信运营商的市场行为对市场绩效的形成存在调节作用,并发现我国电信业正处于转型时期。从而提出为使得电信业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应该尽快完善电信监管体系、适当的开放基础电信市场等政策。同时,为了成功完成电信企业的转型,提出了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政府应减少企业转型束缚等若干建议。
谢峰[2]2000年在《中国电信业产业组织政策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世界电信业的发展极其迅速，电信发展的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前中国电信业的发展面临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只有看清电信发展环境，中国电信业才能适应新的形势，把握机遇，在新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对电信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人们在享受电信服务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在承受着高昂的电信资费和低劣的服务带来的烦恼。所以，人们正以焦急的心情期待中国电信业的改革。随着中国加入WTO步伐的加快，电信业的开放指日可待，人们担心中国电信能否经受住国外电信公司的冲击。所有这一切决定了电信业改革的紧迫性，电信业改革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通过对电信业产业组织政策的研究，就是希望解决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和怎么样进行改革的问题，并希望以此对我国电信业的发展尽一份菲薄之力。 本文对中国电信业产业组织政策的研究是建立在经济学理论对垄断问题的研究成果、电信技术发展的要求以及世界电信业的改革经验基础之上的。自然垄断虽然使厂商获得生产的规模经济，但是在缺乏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厂商没有提高效率的动力。而对垄断厂商进行国有化和管制同样使垄断厂商没有提高效率的动力。理论分析表明，只有通过竞争才能真正解决垄断的低效率。电信技术的革命改变了电信业自然垄断的性质，这要求放松管制、开放市场、引入竞争。对世界电信业改革经验的研究表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纷纷放松对电信业的管制，希望通过竞争降低电信资费、提高服务质量并建立起适应电信技术发展的高效率的电信产业。中国电信业长期由国家垄断经营，这使电信资费居高不下，电信企业效率低下。中国要建立起能与世界一流电信公司竞争的电信产业，就必须打破垄断，引入竞争，让市场来重新配置电信资源。 在经济学中，自然垄断是指由于规模经济的原因，只有一个厂商能以有效的规模提供市场需要的产品并使成本降到最低。在一个市场上只有一个厂商生产，由于缺乏竞争的压力，会使垄断厂商制定较高的价格，生产较少的产品，产生管理松懈和研究与开发的动力不足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厂商为了维持其垄断地位会发生寻租行为。为了克眼垄断带来的这些问题，一般采取国有化、管制和促进竞争这三种方式。国有化使垄断厂商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但是，国有化使企业产权“虚拟”，导致企业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致使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管制分为进入管制和价格管制。进入管制使市场上只有一家或少数几家厂商，这可以使垄断厂商获得规模经济所需的市。场规模。但是，进入管制使市场竞争“优胜劣汰” 的机制无法发挥作用，从而导致垄断厂商缺乏提高效率的动力。为防止厂商制定垄断高价，一般要对其进行价格管制。但是，管制机构无法获取垄断厂商真实的成本信息和生产技术信息，使价格管制无法提供使厂商降低成本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管制过程中的寻租行为使管制更主要是为被管制产业服务。尽管完全竞争在自然垄断的情况下不会出现，但是有限度的竞争总是多少可以带来一些好处。在实际竞争是可行的领域，竞争能够抑制较高的垄断价格。为了促进竞争的形成，管制机构应对新进入者给予扶持，促进其积蓄力量。同时，对垄断厂商实行严厉的管制，防止其对新进入者采取驱逐行动。 电信产业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技术经济特征：电信网络的互联互通、电信需求的网络规模效应和电信网络的投资额巨大。电信业属于社会基础设施，用户高度分散，但又要求互联互通，要求高度统一，全程全网，联合作业；建设全国性网络，投资额巨大，属于高度资本密集型产业，其规模经济性十分明显。这些使电信业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因此，在形成全国性网络和普及基本电信业务的过程中，各国普遍采用垄断机制，由国家垄断经营或指定私人公司垄断经营。严格控制电信网络设施经营者的数目是各国政府管制部门在宏观上控制网络设施重复建设和网络资源浪费的基本手段。但是，随着电信技术的发展、电信市场规模的扩大、电信业务品种的多样化以及成本／价格结构的变化，电信业的自然垄断性质已经消亡。这要求放松管制，引入竞争。市场经济对供需关系的自动调节作用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 2 制重复建设。因特网的飞速发展为电信、叶算机和有线电视技术、业 务和市场的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将成为电信、计算机和有线电视 这“三网” 和“三业” 走向融合的统一基础平台。过去那种“一种业 务一个网络” 的组网思路和网络形态将成为过去。有线电视通信、互 联网电话和无线移动通信构成了对固定电话的有效替代。光纤通信技 术使传输成本大幅度下降，通信成本几乎与传输距离无关，而决定于 网络的利用效率。 由于政府管制或国有化不能建立一个有?
吴艳文[3]2008年在《基于制度和技术的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早期新古典经济学中包含一些经济演化思想,但受到当时经济学研究方法所限而未得到发展。产业组织理论哈佛学派的单向线性S-C-P范式向双向动态范式的变革,突破了传统产业组织研究中的均衡和静态范畴,使产业组织理论逐步融入动态演化思想。同时,产业组织理论的新奥地利学派也一直坚持市场竞争的动态性,他们的研究中含有大量的演化思想。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组织演化问题的研究,其中涉及的经济结构演化、市场行为的演变及动态竞争同属于产业组织研究的核心内容。国内学者也从多个角度对中国产业组织演化问题作了相关研究,尽管没有贴上“产业组织演化”的标签。关于产业组织的动态演化过程的研究仍然仅限于争论,而没有一个理论范式能够解释产业组织演化的特征和规律。基于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的基本假设,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制度分析以及历史的方法等研究方法,将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与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结合起来,进而运用演化经济学的一些理论思想解释产业组织演化问题。通过考察凡勃伦、阿尔钦、纳尔逊和温特等的经济演化思想,找出产业组织与演化经济学的结合点,在此基础上抽象出产业组织演化机制。通过技术创新的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组织学习的产业组织演化研究及制度变迁的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的赘述,批判的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基于技术和制度的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研究。同时应用这些理论对转轨时期中国电信业产业组织演化规律和特征进行分析,以此抛砖引玉引申到其他产业的产业组织演化问题。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产业组织的演化过程是产业内企业间相互竞争的结果。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出现,是产业内企业竞争的结果,也是各种组织形式在特定规则下的竞争结果。社会分工体系的动态周期性扩张,技术的不断创新,促使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需求变动,相应地生产组织面临着外部不确定性,从而对既定技术和制度条件下的生产组织产生不适应性。这促使原本适合的产业组织演变,出现新的协调机制。新生产组织形式适应市场需求不确定性的能力和相对旧组织的效率优势,使其在本行业和其他行业及国家逐渐被模仿而不断扩散,最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组织。2、产业组织演化的基础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对知识的创造、应用和进化的过程。创新的发展过程总是由不成熟到成熟,通过创新者与用户交互作用下的学习、搜寻和选择活动,不断改善,使之趋于成熟。创新产品通过不断的改进,并基本的满足市场的需求时,创新的学习和搜寻活动会减慢,最终使得产品甚至产业的发展趋于稳定。当出现新的技术创新活动时,产品、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演化处于新一轮的组织变迁过程中。3、产业组织演化的原动力是组织学习。组织学习是企业适应环境与影响变革的一个关键因素。企业在组织学习的过程中一般会忽略了组织学习的成果需要一段足够长的时期演化过程,对于组织学习的结果需要迅速寻求其结果而使得会认为组织学习丧失了应有的魅力。因此在处理组织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一般会用演化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即在研究中认为组织学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且在个人层次、团队层次和组织层次上都发挥着相应的作用,组织学习是这三个层次上的一个循序渐进和逐渐整合的过程。4、产业组织演化的外部环境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演化理论发起了一场对经济学界唯理主义和决定论的反对运动。它以显示主义的态度正视经济系统的不完善,并尖锐地指出经济系统充满矛盾和冲突。在我们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分析制度既定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并通过制度演化的对策分析,形成我们的研究框架。5、产业组织演化的本质是技术和制度的协同演化。在产业组织的演化过程中,技术在组织内的不断地传递和学习,产业组织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并不能从一维的角度构成产业组织的变迁过程,而是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双重作用力下,借助于组织内部的学习,达到产业组织的演化。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产业组织的演化是一个系统动力学过程,是在组织学习的内部力作用下,基于制度和技术的协同演化过程。
杨宏伟[4]2005年在《中国电信业的产业组织与变迁》文中认为中国电信产业在近十年里获得了长足的进步。1994年,中国联通的进入打破了电信业的垄断,之后十年,中国电信业的一系列变化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政府对市场结构的塑造和通信运营商之间的竞争,更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然而,电信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产业组织的剧烈变迁并没有带来电信产业理论的突破,对电信业的理论研究依然聚焦于规制,即使是对激励性规制和放松规制的理论研究也仍然未能突破规制理论的束缚。对中国的电信产业而言,规制依然重要,但以规制为核心的理论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电信产业的变化,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和引导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 研究具体产业最有效的理论是产业组织理论,哈佛学派建立的“SCP”范式确立了产业研究中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经济绩效的三个维度。但“SCP”范式是建立在市场主导的背景下,对于规制仍是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电信产业而言,直接将“SCP”范式移植过来也难以有很强的说服力。 因此,本文试图将电信规制理论和“SCP”范式相融合,建立一个“政府规制—市场结构—企业行为—经济绩效”(R—SCP)的理论框架,用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电信业的产业组织及变迁。在这个理论框架中,规制与结构和行为都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变量,规制不仅影响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同样也受到结构、行为和绩效的影响。 在“R—SCP”理论框架下,影响中国电信产业市场结构变迁的主要因素首先是政府规制。政府通过放松进入规制和更为激烈的手段——强制性分拆,可以直接塑造电信业的市场结构;政府也可以使用一些比较柔和的手段来调整市场结构,这些方法都要通过企业行为的传导才能相应的改变市场结构,比如,通过对新进入企业的不对称规制,以及发放3G牌照,都可以比较温和的改变电信业的市场结构。放松规制之后,电信企业行为对市场结构的影响开始变得重要,尤其是在一个时间跨度内,企业行为对市场结构的改变将会明显凸现,企业的价格策略、差异化努力和资本市场行为等都将对市场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作为技术创新极快的电信产业,技术创新将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的边界与构成,从而对市场结构产生强烈的影响。 影响中国电信企业行为的因素包括政府规制、市场结构以及产业外部环境等因素。由于电信产业具有强网络效应,因此,规制实效下的企业行为将对市场结构和经济绩效产生明显的负面效果。主导电信企业权力与义务的不对称可能引发其对政府规制的挑战,挑战规制存在两种可能的结果,规制突破或者规制强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下,电信企业行为呈现明显的博弈特征,这与垄断或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企业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了适应产业外部环境的变迁,电信企业
罗亮[5]2005年在《“网络融合”趋势下电信业市场结构、商业模式与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文中认为电信业正处在一个“网络融合”的时代——随着数字技术、软件技术、TCP/ IP协议、宽带接入技术等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原本各自独立的、专用的电信网络、有线电视网络和计算机网络等正在走向融合。但是,人们对“网络融合”环境下的电信业产业组织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主流的电信产业组织分析往往把研究对象限定于传统的电信产业领域,即在一个明确界定的地理区域内,对一个明确标识的运营商所提供的明确定义的业务集合进行产业的竞争与规制分析。因此,本文将考察“网络融合”背景下电信业的产业组织问题。文章主要关注三个相互联系的电信业产业组织问题:(1)在“网络融合”的背景下,网络运营商之间的博弈将如何推动市场结构的演化;(2)在“网络融合”的环境中,网络运营商与用户之间的博弈将如何推动网络运营商业模式的转变;(3)在“网络融合”的趋势中,电信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将如何推动政府对公共政策的调整。论文的第二章首先对电信业产业组织分析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与评介。这一综述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1)对电信业经济学特性的总结。我们从两个角度考察电信产业的经济特征,即既从供应方角度考察电信业的自然垄断性,又从需求方考察电信业的网络外部性特征;(2)对电信产业竞争理论的总结。我们主要考察了电信业竞争性结构重组的均衡分析,同时也考察几种间接的竞争理论,例如特许权竞争、替补者竞争和标尺竞争等;(3)对电信产业规制改革的总结。我们考察了从传统规制到激励性规制的理论发展,然后集中介绍了规制理论在电信产业中的具体应用;(4)对电信业“网络融合”问题现有研究成果的评述。我们考察了近年来在“网络融合”的本质、产业组织专题和公共政策方面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并对其进行了简单评述。论文的第三章主要讨论“网络融合”背景下电信网络运营商之间的博弈行为对市场结构的动态影响。在“网络融合”的影响下,电信业市场结构出现了从纵向结构转向横向结构的趋势。从“市场关闭”(Market Foreclosure)出发的分析表明,在纵向结构中,一方面,“瓶颈”领域的运营商实施市场关闭的动机会随着竞争性领域企业数量的增加而增强;另一方面,提供绕道的企业效率越低,“瓶颈”运营商实施市场关闭的动机就越强,市场关闭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也就越大。而在横向市场结构中,在位者实施横向市场关闭的行为并不一定能阻止创新者的进入;为了分享创新带来的收益,在位的“瓶颈”运营商是否实施横向市场关闭存在不确定性;当在位者与进入者进行技术创新竞争时,横向市场关闭刺激在位者增加技术创新的投资,对进入者和消费者而言却具有不确定的效果。论文的第四章讨论“网络融合”环境中电信网络运营商与用户之间的博弈对网络运营商业模式的影响,提出了电信业的“双边市场”问题。“网络融合”使得信息通信网络成为一个通用的平台,同时面对卖方用户和买方用户,因而形成了电信业的“双边市场”。按照商业模式设计的要求,该章分别讨论了“网络融合”环境中电信企业客户选择、价值获取和战略控制的经济学原理。从第五章开始,论文讨论“网络融合”趋势中电信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这组博弈关系中,我们把政府和企业分别看作委托人和代理人。在“网络融合”的趋势下,传统产业的交叉地带将形成新的业务、新的市场,在现有的规制体系下,这些新业务、新市场会受到多个规制机构的多重规制,存在激励的冲突,因此我们采用“共同代理人”模型讨论了规制机构的融合问题;其次,由于“网络融合”对电信业的影响充满不确定性,从而导致规制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反垄断的“竞争政策”日益重要,但并不能替代规制政策,对此我们利用契约理论做了经济学的解释;此外,“网络融合”还将涉及到其他一些具体的公共管理政策的改变,我们选择了普遍服务、标准化和内容服务等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最后,论文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专门对中国电信业的“网络融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首先介绍中国电信业“网络融合”的发展现状。鉴于电信网与计算机网的融合已经相对成熟,我们将重点分析我国互联网的发展状况;其次,介绍中国电信业产业组织的演化过程,并就其如何适应“网络融合”的趋势进行分析;第三,介绍中国电信业规制制度的改革过程,并就政府的产业监管如何适应“网络融合”的趋势进行分析;第四,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电信业“网络融合”的前景作进一步展望。
于良春[6]2004年在《自然垄断行业政府规制理论与政策研究》文中认为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电信、电力、铁路运输、煤气和自来水供应等产业的显著特点是需要巨额投资，投资回报期长，投资专用性强，规模经济非常显著。传统的政府规制理论认为，上述自然垄断性行业应该实行由政府直接投资、垄断经营的规制体制。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规制经济学提出了许多新的政府规制理论与方法，特别强调在自然垄断性行业中重视运用市场机制，以提高经济效率。经济发达国家对电信、电力、铁路运输、煤气和自来水供应等产业纷纷实行了重大的政府规制体制改革，积极引进和不断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的力量，以提高自然垄断性行业的运行效率，从而形成了一股世界范围的政府规制体制的改革浪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电信、电力、铁路运输等自然垄断性行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政府垄断经营的基本格局和长期存在的低效率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观。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开放势在必然，如何在自然垄断性行业对外开放过程中增强与国外企业的竞争能力，这已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必须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自然垄断性行业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其市场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因此，需要在部门实证案例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上研究在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中如何更加有效地引入竞争机制，如何规制引入竞争机制后所产生的一系列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自然垄断行业从垄断经营状态向有效竞争状态过渡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等。这对于制定相关产业的改革方案与规制政策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本文的研究在充分借鉴经济发达国家政府规制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实证性地研究了我国自然垄断性行业规制改革与提高效率的路径和政策措施。作者认为：对自然垄断性行业进行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将<WP=162>自然垄断性行业中的自然垄断性业务与非自然垄断性业务相分离，对非自然垄断性业务由多家企业竞争性经营，自然垄断性业务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垄断性经营，政府对这类业务进行重点规制，建立模拟竞争机制的规制机制。本文以电信产业和电力产业为案例，重点研究了自然垄断的特性及其动态变化，自然垄断产业的特征和对其进行规制的基本理论与政策，以及在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中如何有效地引进竞争机制，如何规制引入竞争机制后的竞争性业务和自然垄断性业务等。研究的重点问题主要包括：（1）自然垄断性业务的界定问题。即研究如何区分各产业中自然垄断性业务与非自然垄断性业务。根据科学技术的变化及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发生的相应变化，实证性地研究具体产业部门的经营业务及其技术经济特征的状况。（2）研究如何分离自然垄断性业务和非自然垄断性业务，以防止垄断企业利用交叉补贴排斥在非自然垄断性业务领域中的竞争企业。（3）研究如何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及完善政府规制机制以消除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提高规制效率。（4）研究如何形成符合中国产业实际的价格规制机制，以防止由于价格规制失当而导致的过度进入与进入不足等问题。本文的研究既包含了理论研究，又包含了实证研究。从理论研究方面看，本课题的研究大量运用了产业组织学、微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最新思想，深入地分析了自然垄断的特性和自然垄断产业的特点，及其动态演变的规律。从实证分析方面看，研究了电信产业与电力产业的管理部门与相关企业，并对欧美国家的相关产业部门与企业进行了比较分析。对它们各自的竞争规则、规制方法与规制机构设置、以及竞争与合作方面的战略与政策进行比较研究。通过理论和案例分析，研究了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中如何通过有效地引入竞争机制以提高企业的市场绩效和竞争能力，以及中国市场经济中竞争与规制的具体模式，研究了政府在相关产业中对企业应当管什么，管到什么程度，政府制定规则的方式，通过这些规则发挥作用的行为方式，以及规制机构的设置等。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自然垄断与自然垄断产业。从对自然垄断的基本特性的理解入手，考察了自然垄断理论的历史演进过程，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自然垄断带来的经济效率，并分析了自然垄断的强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可维持性之间的关系。以电信产业和电力产业为例，分析了自然垄断<WP=163>的属性和正在逐渐发生变化的某些特征。 第二部分：自然垄断产业的政府规制。研究了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提高企业内部效率、避免垄断造成的收入再分配、以及企业财务的稳定化等规制目标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从理论上分析了政府规制机构所应具有的职能、规制机构的类型与规制手段的种类；分析了投资规制、进入规制、价格规制的具体内容及各种规制手段的利弊。以电信产业为案例，具体研究分析了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规制的需要及其理论根据；从理论上研究了电信产业在结构规制、进入规制、价格与质量规制、联网规制等方面应当解决的具体问题，各种问题及矛盾的复杂关系；从理论上提出了消除自然垄断消极影响可供选择的政策手段。第三部分：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改革。从理论上分析了欧美国家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政府规制
彭永芳[7]2004年在《中国电信业产业组织优化研究》文中指出当前，电信产业的改革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主要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对我国电信业的现状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目的是期望找到实现我国电信业产业组织优化的对策。在研究中，本文借助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框架来分析我国电信业的市场结构、企业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得出如下结论：我国电信业的市场结构已经由过去的完全垄断演变为现在的寡头垄断形态，电信企业的市场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价格行为已经由原来的垄断定价发展为价格竞争激烈，但由于垄断的市场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大量的不正当竞争还时有发生，因此，不合理的市场结构和不规范的市场行为，必然导致了不理想的市场绩效。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当前的电信改革并不彻底，垄断尚未完全打破，有效竞争仍然不足。根据世界电信业的发展潮流，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笔者认为，我国电信业的改革同样要沿着“政企分开——打破垄断——引入竞争”这样的发展路线。由于我国电信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整体效率偏低、市场有效竞争不足，所以，我国电信业产业组织优化的目标并不只是打破垄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有效竞争。本文通过对有效竞争理论及其衡量标准的研究，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三个方面提出了我国电信业有效竞争的目标模式。为实现我国电信业的产业组织优化，达到有效竞争的目标，文章最后提出了五点对策：一是实现制度创新；二是自然垄断与非自然垄断业务分离的双层竞争；三是政府管制政策改革；四是实现互联互通；五是规范企业竞争行为。
于庆军[8]2007年在《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与战略行为》文中研究指明电信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随着电信技术的不断升级和市场需求的扩大,对产业发展的理论支撑需求也在不断提升,而相关的理论研究显得要滞后一些,尤其是在产业组织研究方面,对现有电信业市场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简单的竞争手段研究。随着电信业进入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范围,以及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对电信业研究的重点已经从结构主义的SCP分析框架逐渐转向对市场竞争和策略性行为的研究,同时研究的范围也开始深入产业组织内部。究竟什么是有效的市场竞争,如何从理论方面支撑电信业的规制,竞争条件下的电信企业该如何博弈,这些都成为研究的方向,本文就是从这个思路开展的分析,主要工作和创新点如下:(1)以产业组织的电信竞争理论为研究思路,本文对电信业的现状和电信产业组织研究现状作了描述,对产业组织及相关概念进行了系统阐述,注重电信业的特殊性和个性化,对电信业的主要市场竞争行为和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相对于以往的SCP结构主义分析框架,本文更加注重市场竞争行为的研究。(2)从理论上论证了电信市场寡头垄断的有效性,尤其是考察了电信组织内在因素对市场竞争状态的影响,并对寡头垄断有效性进行了分析。(3)拓展了电信市场竞争行为的研究及模型,对电信市场上的主要战略行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把转网成本引入到电信市场行为的研究中,分析了电信网络的价格竞争。(4)考虑到数量竞争和价格竞争在电信业受到严格管制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并不能成为电信业竞争的有力手段,本文建立了服务质量竞争的理论模型,分析了电信服务质量竞争的影响因素。(5)本文系统地分析了管理规制理论,对规制理论对电信市场竞争的必要性和主要方式作了阐述,并说明电信竞争行为的复杂化、电信组织结构的大型化经营成为影响和推动电信规制政策和规制模式变革的重要因素。(6)通过大量的调研和数据分析,针对中国电信市场竞争尤其是移动通信市场进行了实证研究。在中国移动通信市场价格规制模式下,本文通过呼出方付费原则下的博弈模型分析了规制的效应,在存在网间价格歧视情况下,在呼出方付费原则下,非对称价格下限规制下的均衡价格低于不存在规制时的均衡价格,且如果需求价格弹性较高时,这样的规制一定会损害社会福利。
韩磊[9]2013年在《我国电信业技术进步、绩效评价及管制政策研究》文中指出技术进步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为重要的特征,各种可以给传统市场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商业化技术在不断的出现,技术或者产品的演替周期也在不断的缩短。作为产业增长和市场扩大的核心动力之一,技术进步对众多的国民经济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个较为重要的方面就是技术进步改变了许多传统自然垄断行业的原有经济特征,进而影响市场结构、行为、绩效及管制政策。这个问题引发了许多学者、企业管理人员以及政府官员深入的思考。我国的传统自然垄断行业都处在改革转型时期,由于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双向影响加上产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活动现象频繁出现,诸多研究者倾注大量精力关注我国的传统垄断行业的改革。在上述传统自然垄断行业中,电信业作为公用性基础设施和高技术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及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电信业成为我国改革力度最大、市场发展最快和技术进步最为迅猛的行业。其改革发展经验为产业组织和管制理论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素材,成为相关实证研究的重要领域。总结与归纳我国电信业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不仅对电信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产业经济学的发展也具有非常难得的价值。本文将在文献综述和理论演绎的此基础上,提出新的TRM(SCP)产业理论分析框架,即技术(Technology)-管制(Regulation)-市场(结构Structure、行为Conduct与绩效Performance)分析框架,对中国电信业改革和发展历程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以电信业技术进步率测度和电信业业务增长特征为突破点对我国电信业的发展历程做出实证研究,对要素积累、技术进步和管制变革的动力作用做出进一步分析,最终落脚于分析未来我国电信业管制政策调整方向和路径,包括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政府规制重建、积极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等若干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为绪论与文献综述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对相关概念、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研究内容和方法做了介绍。第二二章对本论文所涉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对管制理论、技术进步的影响以及相关方法的测度进行了分类整理与综述。第二部分为本文的理论基础部分,主要为第三章。主要提出了TRM(SCP)产业分析框架并对其在电信产业分析中的应用作出了探讨。第三部分为本文的理论实践部分,主要为第四章。主要介绍了我国电信业改革发展历程以及政策演进路径,并对之前中国电信业主要管制手段做出了评价。第四部分为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主要为第五章、第六章与第七章。主要从电信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演替角度出发,综合利用DEA方法和计量检验方法对电信业省际技术进步率做了测度研究,利用收敛性检验方法对技术演替对电信业务增长收敛性特征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之后对电信业增长动力进行了分析与测度。第五部分为本文的政策分析与理论总结部分,主要为第八章和第九章。通过与其他国家电信业发展道路的比较,分析了我国电信业的管制政策的调整路径；通过对电信技术进步中的网络融合的分析,从另一个侧面验证关于技术变迁决定市场结构和管制改革的理论框架。国内电信行业的改革发展经验为产业组织和管制理论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素材,成为相关实证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精华的基础上,做了部分创新性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理论框架拓展方面本文在传统产业经济学中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所提出的经典分析范式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基础上,建立了技术-管制-市场即TRM(SCP)的产业分析范式。市场结构是由何种因素所决定的,传统的产业分析中并没有针对这一问题作出专门的分析,而仅仅是将一些影响因素归结为外部条件或者基础条件。本文在对中国电信业改革发展中的典型案例分析以及理论推演的基础上,准确发现并阐释了电信产业技术经济特性和管制因素对电信市场结构的决定作用,得到了新的产业分析框架,期望进一步推动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和在中国电信行业分析中的应用。(2)电信业技术进步率测度方面选取中国电信业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四阶段DEA方法“过滤”外生环境因素对效率评估带来的干扰,对省级层面的电信行业生产效率重新进行估算,并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对省际生产率变动及其分解进行研究,分析电信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和区域特征。基于分析结果,本文将指出外部环境以及新一轮的结构重组对电信行业生产效率的潜在影响,给出基本结论,为提高我国电信业生产效率和电信改革提供参考与借鉴。(3)电信业经济增长特征分析测度方面在以往的文献中,少有学者直接对电信业业务增长特征做出直接的实证测度研究。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本文借助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收敛性研究方法,并收集中国电信业相关业务发展的省际面板数据,对技术创新与业务创新对电信业业务增长和总体发展水平的影响做出分析,对业务增长收敛性进行了考察,对技术进步对产业发展规律和业务生命周期的影响作出了实证性研究。(4)电信业增长动力分析方面我国电信业一直缺乏对资本存量的统计数据,使得以往的研究对电信行业的增长的研究显得不够准确,我们收集了1978－2010年电信业相关发展数据,重新推算我国电信业的资本存量；客观量化制度改革因素,在扩展的CD生产函数模型中引入制度因素,并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对电信业持续增长的驱动因素做计量检验,并测算各个因素的贡献率,以期对我国电信业的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5)管制政策分析方面由于充分考虑了技术因素和市场发展现状,本文对我国电信业管制改革思路进行重新思考,提出新的管制改革路径；本文分析了电信技术进步中的网络融合以及对网络融合中利益各方的内在关系的分析,从另一个侧面验证我们关于技术变迁决定市场结构和管制改革的理论框架,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管黛[10]2006年在《中国电信市场结构的演进及绩效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电信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一次次的改革重组。这种改革重组都是围绕着调整市场结构而进行的，结构调整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电信产业的经济效率，而很多影响到经济效率的因素，如行业的市场竞争秩序、规模经济水平、企业的生产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等，都直接或间接的与行业的市场结构有关。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哈佛学派建立的SCP范式认为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进而决定市场绩效。而芝加哥学派针对SCP范式的单向因果关系，提出结构、行为、绩效三者之间应为双向因果关系，认为市场绩效起着决定性作用，不同的企业效率形成不同的市场结构。 SCP范式是建立在市场主导的背景下，而在中国电信市场中，规制仍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电信市场的变革和绩效。本文认为市场结构的变化是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而电信业的绩效状况则能有效的评价市场结构的变化，这是本文的出发点。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中国电信市场结构的变革和电信业改革所取得的绩效，来探讨这些变革对电信市场的绩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绩效的变化又会如何影响市场结构的进一步变革，这些问题是分析中国电信市场结构演进及其绩效的核心问题。 本文首先对市场结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评述，主要介绍了产业组织理论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并提出对“垄断”的再认识。其次，论文对中国电信业市场结构的演进进行了分析。回顾了中国电信业的改革历程进行，并进行了分析，然后剖析了电信产业改革的机理——电信产业自然垄断性经济属性的变化，并对各电信业务的竞争性进行了分析。接下来，论文从产业竞争力、社会福利和企业竞争力三个层面衡量中国电信业的绩效，然后按照电信市场结构演变的三个阶段对中国电信业的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对结构变革与绩效的关系进行评价。然后论文进行了电信业改革的国际比较研究，并总结了对中国电信产业改革的启
参考文献：
[1]. 基于R-SCP的中国电信业研究[D]. 李雅婷. 吉林大学. 2017
[2]. 中国电信业产业组织政策研究[D]. 谢峰. 西南财经大学. 2000
[3]. 基于制度和技术的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研究[D]. 吴艳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8
[4]. 中国电信业的产业组织与变迁[D]. 杨宏伟. 复旦大学. 2005
[5]. “网络融合”趋势下电信业市场结构、商业模式与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D]. 罗亮. 东南大学. 2005
[6]. 自然垄断行业政府规制理论与政策研究[D]. 于良春. 吉林大学. 2004
[7]. 中国电信业产业组织优化研究[D]. 彭永芳. 天津财经学院. 2004
[8]. 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与战略行为[D]. 于庆军. 天津大学. 2007
[9]. 我国电信业技术进步、绩效评价及管制政策研究[D]. 韩磊. 北京邮电大学. 2013
[10]. 中国电信市场结构的演进及绩效研究[D]. 管黛. 北京邮电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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