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近期小说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期论文,铁凝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1)01-0078-06
1997年以来的铁凝一直佳作不断，特别是那篇《秀色》，更是被争论得沸沸扬扬，《文艺报》、《新华文摘》、《名作欣赏》、《作品与争鸣》、《文学世界》、《深圳商报》、《河北日报》等多种报刊都发表文章参加讨论。这种大规模地对铁凝的一篇作品进行多种意见的争鸣，尤其是带有明显的反对意见的讨论，在铁凝成名以后还是首次，这其实非常有利于读者对铁凝作品的更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到了1999年，已是本世纪的最后一年，铁凝一开初就同时甩出了三枚全都具有爆炸性的好小说，一篇是在《十月》第一期发表的《永远有多远》，一篇是《中国作家》第一期发表的《寂寞嫦娥》，还有一篇是在《长城》发表的《第十二夜》，三篇作品全都反响强烈，被翻来覆去地转载和评介。这一年中铁凝还发表了其他几篇作品，并正在完成一部献给21世纪的大长篇。在我看来，铁凝近年的一些作品大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程度地突破着自己，开辟着艺术上的新境界，因而，对铁凝近年小说做一些专门的综合的研究和论述是非常必要的。
一、人的隐秘心理与社会历史的“角落”
铁凝的小说一向是跟踪着现实生活的脚步的，而她对于现实生活的跟踪，又往往体现在对于具体的尤其是个体的人的关注上，体现在对于现实中的人的命运以及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上。铁凝小说最长于表现人的心理，她总是力图从人的心理中向人们展示一个常人难于一眼看到的潜隐着的复杂世界，如《对面》、《孕妇和牛》及《木犀地》等。铁凝近年的小说又在尽量向人的更深层的隐秘心理开掘，也就是注重表现人的潜意识中的东西。当然，这样的潜意识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的解释并不完全相同。铁凝小说中描写的人的潜意识，是一种较宽泛的潜在心理，主要是埋藏在内心深处的人物自己往往无法打开一块心理领地。这样的开掘不仅使她的作品对于心理刻画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度，而且，她从这些个体的隐秘心理之中，更自然而然地向人们展现了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的以及历史的某些印记。
发表于《青年文学》1997年第10期的短篇小说《安德烈的晚上》（《新华文摘》1998年1期转载），就是铁凝这类小说的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出生于50年代的男主人公安德烈，一切都染上了50年代中国的时代特色，包括他的名字，也是“当年中苏友好的一种体现”。尤其是他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小说中说他是“属于那种年龄越往前走，思维越往后退的人”。众所周知，这个时代的许多人都像苏联帮助这个城市设计建造的楼房一样，规规矩矩、一模一样而没有任何个性和独立性，安德烈就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产物：“他很少自己做主选择什么，他就读的小学、中学都是父母替他选择的。小学三年级，有段时间他很迷恋朗诵，曾经想要报名参加学校业余朗诵小组，父母知道后立即做了阻止：意义不大。他们说。安德烈便停止了朗诵。”包括后来的上山下乡时他的被留城、进罐头厂当工人，以及再后来的找对象、结婚等等，他全都是一切听从父母的旨意。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性格，自然就使得他把“自我”、把“个性”一类东西全都压抑净尽或者深深埋藏在心理最底层，他丝毫不懂得自我意识为何物。虽然他婚后毫无爱情可言，而且还不得不同时照顾妻子和女儿两个病人，但是他却从未有过任何抱怨。那种“向后退的思维”使他只能认为：“生活要我这样呵，”于是他就这么循规蹈矩地按部就班地“上班，下班，照顾妻女，买菜做饭……”平平淡淡地度过了无数的日子。如果说20多年罐头厂的工人生活中还可以说是有点亮点的话，那就是他对面坐着的女工姚秀芬的朦朦胧胧、若有若无的爱。而由于他们的共同的自我意识的淡薄和微弱，一直到20年后他们即将分开时，爱的因子才在他们的心理上透出了一道光亮，他们终于大胆地决定偷吃一次禁果。然而，结果是，他俩竟怎么也找不到朋友为他们提供的那个楼群中的朋友的住房。小说对这段找房间的情节写得极其精彩，而且对主人公的心理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安守本分、固守传统、循规蹈矩的基本性格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打破那道界限。找不到房间的情节实际上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或者仅仅是一种“故事”的契机，这其中深深隐藏着的是他们内心中的全部矛盾、恐惧和慌乱。这是时代造就的，也是传统精神长期养育的，更是命运所注定的。安德烈的那个没有任何结果的“晚上”，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人的思维和灵魂，是自我被淹没之后的人性的悲哀。
如果说《安德烈的晚上》侧重表现的是人的自我意识被淹没之后，个体境遇的一段悲戚和无奈，那么，铁凝的另一个短篇小说《树下》（《作品》1998年第6期、《新华文摘》1998年第9期），则是从另一个侧面和角度表现了那个循规蹈矩的年代，也同样养成了人的自我克制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把自我的人格内心的清洁，看得比物质利益和生活享受更其重要无比。小说的主人公老于，也是出生于50年代，上中学时是班里的高才生，然而，到了市场经济的时代，他仍然在规规矩矩地当着一个中学教师。那些中学同学有的经商成了大款，有的从政当了大官，每个人差不多都生活得很不错，只有老于还连一间带暖气的住房都分不到。女儿的小手冻得满是冻疮，然而，老于却依然保持着不入俗流的清高。这时刚好老于的一位中学同学当了副市长，妻子和女儿就请求他去找那位老同学，帮忙解决一下住房问题。老于鼓足勇气来到市长家里，但是，却怎么也不能开口提住房的事，一会儿和老同学滔滔不绝地聊美国小说《热冰》，一会儿讲电影《莫扎特之死》的主题，“后来他又五花八门地说了一大堆杂书，有关20世纪重大发明的什么硅片啦、阿司匹林啦、胰岛素啦、核能啦、人工肾啦、超导体啦、射电望远镜啦、因特网啦、心动记录器啦、防窃听蜂窝电话啦等等等等。”他明明知道自己不能这么无休无止地聊下去，他的来意是为了要房子，但是他就是无法把话题引到房子上，“他滔滔不绝，心中却一遍遍问着自己：难道这是求人办事的样子么？这不是请求这是挑衅，是在向这客厅这市长挑衅……”但是，他却只能这么不由自主地“滔滔不绝着，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对付自己，心中的另一个自己在同他捣蛋。他的话题越是宽泛，他说出房子的可能就越是狭窄；莫扎特他们越是高雅，他的房子问题就越是俗不可耐；他越是想说出房子，就越是说不到房子上去。他以为他是会步步逼近‘房子’的，却不知为什么一直在朝相反的方向奔逃。”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养育的人格在他心理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障碍，他根本无法主宰也更无法跨越。最后，这个老于只好在一棵大槐树下，把自己的心事讲了出来，把心理上的重负转移到了大槐树上，然而，他同时又增加了新的心理负担，就是还要回到家里请求妻子和女儿不要再让他去请求市长了。我们说，这样的人格的确保持了一种可贵的清洁和正派，但是，也确实缺乏为自己的正当权益而勇于奋争的基本能力。在当今的物质化的时代，我们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这样的人格的清洁和正派，同时我们也应该懂得保护和争取自己的合理的正当的利益和权力。小说中的老于是我们的一面很好的灵魂的镜子。
二、精神的遗存与永远的怀恋
在当今这个越来越商品化了的时代，在这个物质利益越来越成为主宰的时代，在这个金钱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杠杆的时代，人们也就很容易遗忘和丢掉作为人的根本的精神。铁凝的近期小说，就十分注重探讨和思考人的精神和价值的意义，充满激情地表现那些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的精神的遗存，从而抵抗纯粹物化的侵蚀。
她的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十月》1999.1、《小说月报》1999.2、《新华文摘》1999.4）就是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对于清洁正派的老北京精神的呼唤与怀想。小说把视点集中在北京的胡同，并从北京的胡同中发掘那潜在着的根本的北京精神。即使在当今的高楼大厦拥挤如林的状况下，北京的胡同依然平静地保持着自己开阔的气度，北京的精神依然顽强地留存在那些胡同里长大的北京人的心灵深处。
小说从一开始就饱含激情地进入北京的胡同。但是，铁凝对北京的描写，又完全不同于老舍、林雨堂、邓友梅、刘心武等人。铁凝笔下的北京胡同，不仅呈现出的是北京的民俗和北京的文化，更突出地要揭示和表现的是北京的精神，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生长出来的人品与人格、感情与心理。小说中的“我”对北京的怀恋是刻骨铭心的：“我在北京的胡同里住过，我曾经是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女孩子”。而至今能够让“我”真正感受北京的，也只有那实实在在的北京的胡同：我发现我正站在一个胡同口，在我的脚下有两级青石台阶；顺着台阶向上看，上方是一个老旧的灰瓦屋檐。屋檐下面原是有门的，现在门已被青砖砌死，就像一个人冲你背过了脸。……踩在这样的台阶上，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我回到了北京，就是脚下这两级边缘破损的青石台阶，就是身后这朝我背过脸去的陌生的门口，就是头上这老旧却并不拮据的屋檐使我认出了北京，站稳了北京”。这种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的女孩子对于北京的特殊感觉，实在是别具一格，别出心裁，再加其中对驸马胡同从南口的“小铺”到北口的“副食店”的精细描绘，大大丰富了自老舍以来的现代文学对北京风俗画式的描摹和再现。然而，北京让“我”更加不能忘怀又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才是“我”心目中的真正的北京呢？小说告诉我们的就是“胡同里那群快乐的、多话的、有点缺心少肺的女孩子”，“从前的那些女孩子，她们就是说着这样的一口贫北京话出没在北京的胡同里的。她们头发干净，衣着简朴（却不寒酸），神情大方，小心眼不多，叫人觉得随时都可能受骗”。小说于是特别写道：“我常常觉得，要是没了她们，胡同还能叫胡同么？北京还能叫北京么？”由此可见作家究竟要在小说中传达什么样的旨意了。
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女孩子凝聚着北京的根本精神，而小说中的主人公白大省又是生长在北京胡同的女孩子中最典型的代表，也是那种理想精神的最集中的负载者，她的仁义、和善，她的吃亏让人，她的热情与痴心，包括她的笨拙的小计谋……小说通过那些发生在北京胡同的非常精彩的小故事，把一个白大省塑造得活灵活现，也通过这个人物，把北京胡同的“纯洁和正派”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有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情节是，白大省在上大学的时候去部队参加军训，结果对部队生活产生了无限的怀恋，在“我”家讲起军训生活简直是充满深情，“哪怕你就是把她扔到街上，只要能允许她讲她的军训，她也会万分满足。”甚至在卫生间洗澡时见到一块绿色的浴巾便大哭了一场，因为她见什么绿颜色的东西都能想起部队，想起解放军。在当今，这种毫无利益关系的感情投入，应该说是多么纯洁，也多么可贵！
白大省的这些性格和品质，虽然在当今看来的确有些“过时”，或起码有些“傻里傻气”，也的确和“那常年被雨水洇黄的顶棚的气息，樟木或羊皮箱子的气息”一样有些老旧和陈腐，然而，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却无论如何都不能没有白大省。我们也的确希望白大省能“永远”不变，因为正如铁凝在她的“创作谈”中所说：“惟有她不变，才能使人类更像人类，生活更像生活，城市的肌理更加清明，城市的情态更加平安。”但是，在当今的时代，如果我们仍然毫无节制地膨胀人的欲望，这样的“永远”又究竟还能有多远？北京的胡同，还能抵得住那些日益飞长的高楼大厦的吞食吗？
就更为抽象的意义来说，“永远有多远”显然是一个关乎人类生存和前途命运的重大而残酷的话题。其实，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所能承担的也还只能是这个重大主题的一个很小的侧面。在这样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题目之下，还完全应该作出一系列不同侧面的文章，我们期待作家能把这个主题表现得更加饱满与厚重。
应该说，《永远有多远》更多的是表现一种对于那种清洁精神的怀恋，而她的短篇小说《寂寞嫦娥》（《中国作家》1999年第1期、《山西文学》1999年第4期）则是从实践的意义上，对那种坚韧和刚劲精神的直接的赞颂和肯定。我确实不能准确推断铁凝为何直接抄用伟大领袖《蝶恋花》词中的半句来作为小说的题目，但是，却完全可以断定这半句词正是小说全部构思的最初的灵感来源。或者说，是人生共有的寂寞感，在作家心头的突然闪现，才顺理成章地诱发了“寂寞嫦娥”这样的基本意象，继而被明朗化为小说中的嫦娥这一人物形象。女主人公嫦娥，既带有传说中的神秘意味，又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中人。她可以让我们产生的联想是，她从她所生活的现实的“地面”——农村，如同嫦娥奔月一样，升到了她非常陌生的“天上”——城市，也就是说，城市与农村的环境的改变，对于嫦娥来说就像是从地下来到天上。很长时间中，她与这个城市都是存在着那么巨大的隔膜。她十几年生活在这个城市，甚至也成了这个城市的家庭中的一员，却一直不能被这个城市从根本上所接纳，她与这个城市无法做任何精神的交流，所以她内心是无比寂寞的。然而，铁凝所创造的这个嫦娥的独特在于，她并未永远甘于寂寞。她也并不只是无可奈何地伤感于她的寂寞，她时时地无孔不入地发挥自己一个农村女性的特长，以她特有的坚韧，以及农民的质朴的精明，一点一点地赢得了这个城市的平等对待。最后，她甚至在一种新的机遇当中，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合理的位置，包括家庭的和社会身分方面的。她与原来院里的锅炉工老孔重新结合，用城市的土地开花圃、办花店。她靠自己的智慧和劳动，确立了自己在这个城市中的价值，也找到了她在这个城市中的合理的位置，使整个城市从此对她刮目相看。寂寞嫦娥，终于靠自己的力量走出了寂寞。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的一个崭新的艺术形象。
三、样式的创造与意义的拓展
长久以来形成的短篇小说观念，总是自然直观地因其篇幅的“短”和体式的“小”而特别强调其故事的完整、结构的严谨、语言的洗练以及形象的鲜明等等。这样的观念往往只能简单化地把短篇小说机械地等同于短篇故事。有头有尾，不枝不蔓，主题突出，便是传统故事化小说的基本构造。而铁凝的短篇小说新作《第十二夜》，则打破了这样的传统格局，可说是一次极有意义的对短篇小说“样式”的一种革命性创造。
首先是小说的题目，与小说的“故事”和主体构件虽有一定联系却又不再是对小说的整体概括，也不具有对小说“内容”的统领关系。所谓“第十二夜”的中心词是“夜”，因而，好像只能以十二个夜里发生的事情为基本线索，而又必须以“第十二夜”的情节为事件中心和主体构成。然而，这篇小说的主要故事和过程却并不发生在第十二个夜里，其中的“第四夜”一段甚至根本没进入夜间，而所谓“第十二夜”更是与故事的高潮和结局无关。那么，这种显见的“文不对题”，其实也就首先暗示读者，小说题目中的“夜”，其实已并非单纯表示时间性的名词，而是具有了一定的象征意义。或者说得更专业一些，我们已经不能按照原本意义来理解“夜”的确指和所指，因为它已经有了更多的能指和泛指，即象征。联系小说的主体故事来理解，它似乎与人生的实际过程与状态有关。此外，就小说的主要构件而言，它是以“第一夜”、“第二夜”的顺序排列作为段落结构的。那么按照常规，它应该排出这十二夜的每一个“夜”的故事。而这篇小说却省略了其中的五至九夜，造成明显的主构件空缺，虽然这种空缺只是形式上的，或者仅仅是作为段落划分的数字排列上的，小说事件和内容本身并不失连贯，但小说毕竟放弃了传统小说所要求的严密与均衡。当然，作家在作这样的结构设计时也许并未有意识地考虑这种空缺本身的特殊意义，但是，由于这种常规性序列的中断，实际上也就再一次破坏了读者的惯常的阅读思路，扰乱了读者只是单纯了解完整故事的习惯从而去寻找新的审美可能。
那么，小说又到底是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平淡的“买房”的故事。一般说来，小说的主题或者意义，应该包装在小说的主体故事之中，也就是说，在故事的发展过程和矛盾冲突的展开中，小说的思想主旨和意义倾向就很自然地被传达出来。但是，从这篇《第十二夜》的“买房”故事本身，似乎根本找不到什么特别的意义和内涵，或者，也许可以从其中的讨价还价以及玩点小心机之类小矛盾小情节中读出一些人性的复杂等意味，甚至也可以从“我”交了房款之后便急切地“盼望”那老女人赶快死掉的心情中看到人性的自私乃至残忍的一面等等。但是，这应该说还全都是比较表面的理解，因为像这样的意味的东西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早已屡见不鲜。如果《第十二夜》也只是停留在这样的意义层面，那就算不上有什么特别的高明了。我认为，《第十二夜》的更独特的意义并不在“买房”的故事之内，却恰恰是在最后的“退房”之中。千方百计、费尽心思，甚至不惜违反政策，也不惜迁就农民的狡黠，终于把房买到手，而且那最大的障碍“大姑”也突然死掉，可“我”却宁可追不回那一万三千元房钱，也绝不再要那座房了。这又包含着什么意义呢？这才是独特的和不容忽略的。我以为，其中让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人生当中有许多时候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耗费，而这种努力和耗费却又最终是无结果和无意义的，费尽心思所追求和向往的，一旦得到之后却又发现自己根本不想要它。由此再联想到题目中“夜”的象征性，还不能读出其深刻的人生哲理意味吗？
《第十二夜》的意义当然不止于此，而且还远不止于此。小说意义的丰富并不在于其故事的复杂，而是由于其结果样式的特别。如上文所述，小说在形式上出现了主构件空缺，却又在多处插入一些副构件，也就是与小说的中心事件并无必然联系甚至与买房故事毫无关系的多余情节。而正是这些多余情节，却大大扩展了小说的意义容量。在这里，短篇小说应该有的和不应该有的，完全发生了颠倒，短篇小说一向坚守的大情节套小情节，小情节为大故事服务的传统链环结构被革了命。《第十二夜》中的许多小情节根本游离于主体故事，它们被附着在一些分支性的情节段落上，就在这些看似多余的部件中，小说的意义指向产生了多重裂变。比如在叙述老秦帮“我”买房的过程中，曾不厌其烦地详写了老秦的两幅油画。一幅是被放大的“一分钱”，小说写道：“那时老秦的画架上架着一张未完成的大油画，画面是一枚直径为一百八十公分的一分钱人民币。猛一看这枚‘大’钱，我立刻想起小时候常唱的那首著名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再细看，这枚陈旧的、旮旮旯旯沤满汗泥和黑色油垢的硬币其实沉重而又世故，真有点捡它不起来的感觉。老秦对我说，就这一分钱，折腾了他两个月，杂事太多，老是静不下心来把它完成。”这样的描述难道你只能看到的是无关紧要的细节和附赘？另一幅就是“傻笑的脸”：“画面上老秦正咧着大嘴，没心没肺地冲观众笑”。我认为，这两幅画在小说中既独自具有着很充分的形式美，又大大调剂了小说的整体气氛，更重要的还是它们包含着特殊的社会和人生意味。尤其是把两幅画作对比阅读，更能体会出一种超常的意义。小说中的附件设置更不同凡响的是那个10岁的女孩小铭。小铭对于买房故事来说没有任何直接意义，小说对她的描写也都是三言两语、轻描淡写，但是她所负载的故事以外的意义却实在是难于准确估量。在小说中，小铭只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时候出场，而且总共只说过很简短的四句话，但是，读了这几句对话，我们却感到内心格外的沉重。这些话应该说全都是一个10岁女孩不应该说得出来甚至是她不应该知道和懂得的。而她的如此成熟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我们实在无法做出准确判断，我们好像只是从这个小铭身上朦胧地看到了一个早熟的“社会人”非常值得担忧和恐惧的某些前景，甚至尤其让我们看到了“大姑”早年的影子。当然，这些意味都只能是在小说所留出的大面积空白中，让我们模模糊糊捉摸到的。小说结尾处那个小铭冷不丁问了一句：“女士，你见过管风琴么？”这个也许是非常微不足道的细节，却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进入这个古怪神秘的女孩内心世界的一条精神通道，另一方面也显然更加强化或者进一步凸现了“大姑”命运的悲剧色彩。在整篇小说中，“大姑”的故事也显然是作为“买房”事件的“附件”来设置的。“大姑”一生的悲剧命运原本只是通过对一些道听途说的复述而在小说中占了很小的篇幅，这样的篇幅比例甚至很容易被淹没在整体故事之中，但是，有了小铭的发问，“大姑”的故事一下子鲜明起来，小说的意味也因而更加厚重。当然，“大姑”在整个买房事件中还有着更为直接的关键意义，而她的异常神秘的“回光返照”，又显然可以使我们领略一种人类的特殊的精神。尤其是当“我”诚心诚意地告诉她已不准备再买这座房时，她竟突然死去。是失去了较量的对手吗？是失去了精神的最后支撑吗？是为终于保住了自己的惟一所有而彻底满足了吗？正像她大半生都没有开口说过任何话一样，她也仍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一个准确的解释，然而，对于小说来说却无疑增加了无穷的回味。
总起来看，一部短篇小说能有如此丰富的蕴涵，不能不归结到其在“样式”上的创造和开辟。
被作家特别标明写于1999年2月23日的短篇小说《省长日记》，在当年第5期的《人民文学》上作为建国50周年征文“特别推荐”作品发表。我认为，这篇小说在体式上应该称作寓言小说，强调体式上的寓言特征就是因为它不是像通常所指的在小说中加入了“寓意”，而是它本身就是一种寓言体，是铁凝创造的一种寓言体。读这篇小说的时候人们很容易想到那个在中国妇孺皆知的“狼来了”的寓言。这个古老的寓言当中实际上潜在着一种被完全绝对化了的单向线型思维模式，即“说话＝事实＝诚实＝永远可信”。反之，则会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人格判断：“说话＝非事实＝撒谎＝永远不可信”。铁凝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孟北京因为很偶然的一次说“假话”（实际上只是为了掩饰自己家中的经济穷困，对工友们说自己不爱吃菜），竟从此给自己制造了一生的心理包袱。很长时间他为了把自己的“话”让人们相信为“事实”，就在一切有熟人的场合真的绝对不吃菜，以由此保住自己的人格的诚实和可信。但是，这样的伪装到底在几年后被看穿了，于是孟北京就被认定了是一个“永远不可信”的人。所以当他说出了他家藏有一本现任省长早年的一本日记的时候，人们都坚持用第二个公式来评断其事其人，他也就怎么也逃不出“狼来了”中的那个说谎的孩子的命运了。为了确认自己的人格，孟北京把自己的院子刨了，把自己的房顶掀了，那本“省长日记”也终于找到了，而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又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即使人们从此还他一个人格的清白，他的那种心理重压能够彻底解除吗？小说从最深层的意义上告诉我们的，就是主人公背了一生的心理包袱，归根结底就是受了“狼来了”的那种绝对化简单化的思维模式的害。所以，铁凝的这篇寓言小说本质上是反那个传统寓言的。她用一种新的寓言来解构那种被神圣化了的思维公式，她深刻地警示人们，千万不能把儿童心理原原本本地带入成人思维，更不可用儿童式公式来简单地对应复杂万状的人类社会和大千世界。当然，这还只是从一个特定角度来理解《省长日记》这篇小说，至于小说在其他方面的意义，已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
毫无疑问，铁凝近年的小说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到下一个世纪的时候，铁凝小说必然会实现一种更进一步的成熟。铁凝下一次的动作究竟如何，我们期待着她能不断给我们一些惊喜。
收稿日期：1999-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