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芹[1]2004年在《粤港政府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的比较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对经济贡献率的提高，作为技术创新动力的知识产权成为国家间与地区间相互竞争的重要资源，因此，为知识产权的创造、利用和保护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便成为政府管理不可或缺的内容。作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核心基础的高等院校，是知识产权的主要诞生地，保护和管理高校知识产权的水平的高低，将从根本上影响我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水平。本文试图从政府管理及政策的角度，以粤港两地政府及高校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发展和现状为个案，探讨其存在的问题和相应的原因，同时通过比较分析，于相互借鉴中对当前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中普遍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政策建议。
黄晓军[2]2010年在《我国大众传媒的合作竞争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按照“理论视域”、“历史脉络”、“现实考察”、“对策探讨”的逻辑理路探讨了我国大众传媒合作竞争机理、历史演进以及在空间上的演化情形,总结出我国大众传媒竞争当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规制改革与体制创新的对策思路。合作竞争是以双赢为目的,以合作为表象的高级竞争形式。从内容上看,包括传媒集团内部的整合、传媒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合作以及大众传媒与其他组织的合作。动态地看,传媒的合作竞争按照合作程度由浅入深,合作方向由内到外,依次呈现为传媒整合、传媒联动、传媒联盟,传媒并购。传媒并购合二为一,外部合作消失,内部整合开始,从而形成传媒合作竞争的整个循环。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逐步加强,引发媒介产业融合,传媒产业边界渐渐漂移与模糊。这也正是跨媒介合作的根本动因。媒介融合对企业的合作竞争而言,其机理为同时追求技术标准化和产品差异化。因技术的标准化,必然形成技术合作与联盟,因产品的差异化,又使竞争在激烈和平缓中变动,媒介融合交织着竞争与合作的反复与交替。合作需要跨越边界,对种种边界的跨越存在着不同的合作行为,这又可以用相应的理论来解释。博弈论用来解释传媒既竞争又合作的过程,生态论以生态位的理念用来诠释我国传媒合作竞争的资源和起点。网络论则在更高的层次上,将传媒合作行为视作对一切资源的利用与建构。传媒整合是传媒集团内部的协同合作。在这个前提下,提升传媒集团资源的利用率和信息共享水平是传媒集团运作的关键。整合在平台上表现为全媒体编辑部一体化,在机制上是稿库式发稿,在队伍上则期待全媒体记者的出现。传媒联动开启了传媒合作竞争,跨越发展的历程。多表现为传媒外部的业务合作,对地域、介质、级别的跨越式发展。传媒因其互补性和规模化、巩固市场地位的优势而联动,同时也存在信息环境单一的问题。传媒联动为传媒集团的跨域发展注入了活力,除了业务合作,传媒展开多方位的跨越式合作,但是因政策的变动,以联动为起点的跨越让传媒联盟凸显出来。传媒联盟本质上是为了获取外部资源而进行的网络化的生存方式,呈现出跨业务、跨媒介、跨地域的特征,但在实际操作和效益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传媒的资本合作伴随着放松规制逐步深入,传媒并购需要大量融资,是传媒资本竞合的集中体现,并购与反并购是传媒在资本方面激烈竞争与合作最生动的写照。我国大众传媒的发展在政策和技术的推动下渐次进入合作竞争的新阶段。政策方面因放松规制启动了传媒内在的发展能量,因技术而来的媒介融合带动了传媒的竞合。我国报业、广电业、网络业在这样的环境下,都要经历一个从对抗性竞争到非对抗性竞争、合作竞争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从内部合作到外部合作,从业务合作到资本合作,合作竞争的广度和深度逐步加强,而从整体上看,我国大众传媒的合作竞争从市场行为有着上升为发展战略的趋势,除了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目标集聚战略外,大众传媒的合作战略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和必然的发展趋势,是传媒企业网络化生存的战略。从空间的发展来看,大众传媒因为行政区划的局限,地域性特征明显,其合作竞争的情形与有限的生态位资源密切相关,也受到某一空间的传媒种群密度的影响。宏观地看,地市级传媒趋向整合、合作,而省级同城传媒竞争最为激烈,国际间传媒重在合作,而区域经济下的传媒合作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大众传媒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非均衡分布的状态,其分布与我国经济的发展呈正相关而出现地理集聚,但是传媒产业增长极大小孤岛并立,激化效应明显,但扩散效应不足。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传媒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带来传媒产业的集群发展,在区域经济的推动下,传媒之间的合作和联系不断加强,地域传媒走向区域传媒,分工协作,甚至组建区域传媒集团也可能成为未来发展方向。在大众传媒合作竞争的过程中,搭便车和公地悲剧是传媒合作的机会主义表现形式。传媒的合谋行为往往是价格战的发生机制。传媒合作对象的选择错误,在合作的机制和监管方面缺位。传媒合作的范围过大,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弊端。在与资本合作时罔顾政策风险,导致合作败局。传媒整合在效益上,内部合作程度不高等等。这些都是传媒合作竞争中动机、对象和风险方面出现的技术性问题,但合作竞争最重要的问题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严格规制,表现在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阻碍了传媒合作竞争的良性展开。因此,政府规制的焦点就在于突破局部利益之争。和西方政府对传媒规制不同的是,我国传媒的规制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因为过度竞争,由市场失灵引起的,而是传媒市场总体上发育不健全,放松规制旨在培育市场,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是传媒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延续。从根本上讲,规制是在传媒体制的框架下进行的,因此,要让传媒的合作竞争能良性发展,必然从宏观上依赖于我国传媒体制的创新。我国传媒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制度依赖,在他国传媒体制的参照下,传媒必须产权明晰,公益经营两分开以及剥离转制,才能打造真正的合作竞争主体,在突破行政壁垒方面协调好条块利益,在投融资体制方面,加大开放力度,才能创造出我国大众传媒合作竞争的良好局面。
宿军杰[3]2007年在《珠叁角与香港区域创新系统合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运用了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区域经济合作理论，采用了归纳、比较、引用等方法，以区域创新系统合作为线索贯穿全文，重点比较了珠叁角与香港两个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与合作现状，尤其是应用大量数据对两个创新系统的制造业发展进行了全面比较，得出了比较客观真实的结论。本文首先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基础理论、国内外学者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其次提出了区域创新系统合作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并提出了区域创新系统合作的动力机制、模式、阶段以及影响区域创新系统合作的因素。然后对比分析了珠叁角和香港的产业结构演变，指出珠叁角制造业正处于升级阶段，对中、高端生产性服务需求量大，香港的制造业空心化问题严重，服务业急需向高端服务业环节升级。接下来本文比较了制造业发展的现状，并提出了珠叁角制造业的优势在于石油、化工、汽车、机械装备等重工业以及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行业，香港的制造业以纺织服装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为主。为了清晰地展示珠叁角与香港区域创新系统的合作，本文还将珠叁角与香港的合作模式演变划分了叁个阶段。最后本文指出了影响珠叁角与香港区域创新系统合作的因素并提出了政策建议。通过上述研究思路，本文得出结论：珠叁角与香港区域创新系统合作不仅有利于香港重建制造业，增大香港经济发展的安全系数，而且能够加快创新在珠叁角与香港的扩散速度，使珠叁角的制造业升级加速。
黎晴[4]2018年在《行业协会公信力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行业协会作为第叁部门,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沟通与协调作用。随着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加速推进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行业协会所发挥的经济功能、承担社会职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我国行业协会在市场与经济调控、行业管理与自律、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的功能与作用十分有限。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行业协会公信力的不足,究其原因,既有行业协会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又有来自外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最终导致其公信力低下、无法实现自身价值。本文以广东省钟表行业协会为例,通过开展问卷调查并结合对其公信力建设状况及规律的分析,客观反映出该协会在公信力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对其公信力不足的原因进行探讨,认为该协会自身发展能力弱、服务质量不够高、自律机制存缺陷、自媒体宣传不足,加之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以及社会诚信体系的缺失等主客观因素是其公信力不高的症结所在。在此基础之上,为了探求提高其公信力的有效对策和途径,本文对国外行业协会在公信力建设方面的做法和经验进行了分析研究,探讨值得学习和可供借鉴之处。最后,本文针对提升广东省钟表行业协会公信力水平的问题提出了可行性的对策,包括:加强内部治理与自身建设、建立和完善行业自律机制、保障信息公开提高透明度、发挥专业优势提高服务水平、借助科学营销提升自身影响、推进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建立和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外部监督和管理机制等,试图为提升我国行业协会公信力提供参考,对解决该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彭彦强[5]2010年在《基于行政权力分析的中国地方政府合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地方政府合作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和跨界公共问题的治理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学界也对如何加强和不断深化地方政府合作提出了各种建议,但对地方政府合作本身却缺乏必要的较为深入的解释。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理解了地方政府合作的本质,才能就如何深化地方政府合作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本文从行政权力的视角研究表明,中国地方政府经由行政权力及其行使直接和间接控制、支配着大量的资源,正是地方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和间接控制,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自己的偏好来配置资源,从而也就使得地方政府有必要并且能够通过合作来内部化地方政府因竞争所导致的资源配置负效应,即由资源配置的辖区化、碎片化和高成本化向区域化、整合化和低成本化转变,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合作可以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不过,地方政府合作通常不是地方政府之间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而是通过行政权力的相互自愿性调整——包括行政权力行使的对等约束、行政权力的跨行政区衔接、行政权力的让渡、行政权力的横向转移——来实现资源的跨行政区优化配置的,地方政府间行政权力的相互自愿性协调构成了地方政府合作的权力基础。地方政府合作的程度受到地方政府间行政权力协调程度的影响,可以通过深化地方政府间行政权力的协调程度来深化地方政府合作的程度,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跨行政区的配置状态；深化地方政府合作的程度,意味着要逐步降低参与合作的地方政府在合作事项方面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独立性和自由度,提高参与合作的地方政府在合作事项所涉权力方面的相互制约程度,甚至形成相对独立于参与合作的地方政府的区域管辖权。由于我国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合作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构建一种普适性的地方政府合作模式和机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交流与互访、合作论坛、行政协议、区域联合会、特别区与共同机构、多功能大行政区等多种合作方式,是一个以完全竞争和行政区划调整为两端的地方政府合作连续谱系,在这一连续谱中,地方政府所涉及的合作事项方面的权力的行使,逐渐由完全自主行使向越来越多的相互约束发展,甚至在区域层面对行政权力进行一定限度的再配置。区域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解决问题的性质,从“合作方式集合”中进行选择几种方式对之“区别性组合”。因而,本文建议,深化我国地方政府合作应该把握对现有的合作组织和机制进行“边际调整”的基本原则和几种合作形式的“区别性组合”的基本思路。具体来说,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导论主要阐述研究的背景、问题和意义,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对本文中主要的概念进行了简单的界定,介绍了文章使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以及本文的创新点。第二章对地方政府和行政权力进行了探讨,指出行政权力作为政府的一种核心资源,它实质上是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对资源的控制权限是不同的,地方政府控制和支配资源的权限的大小对地方政府间合作具有重要影响；地方政府经由行政权力对资源的控制构成了地方政府合作的物质基础。第叁章主要指出,地方政府合作具有优化资源跨行政区配置的作用,认为地方政府间竞争所导致的外部性可以通过地方政府合作来将其内部化。地方政府竞争在改善行政区内部制度环境的同时,也在区域层面导致资源的辖区化控制和资源跨行政区配置的阻隔等不良效应,资源配置受到扭曲,导致跨界公共问题解决的困难；地方政府合作则是通过相互间顾及彼此的利益需求,使合作各方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相互间的成本与收益,对彼此的行为施加一定的限制,使得相互间的决策和内部执行形成一种合意状态,从而将地方政府竞争的负效应内部化,改进资源在更大区域层面的配置状态。本章还指出,不同层级和范围的地方政府合作,分别在不同层次和程度上对跨界公共问题的解决和资源的跨区域配置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并且,处于不同阶段的地方政府合作对资源的配置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第四章指出,地方政府合作对资源的区域配置状态的改进,是通过地方政府相互间对行政权力的自愿性协调来达到的,它构成了地方政府合作的权力基础。本章对行政权力行使的对等约束、行政权力的跨行政区衔接、行政权力的让渡、行政权力的横向转移等几种权力协调模式,以及地方政府合作中通常涉及的有关经济要素和商品在辖区间自由流动的权力、有关产业发展规划和结构调整的权力、有关提供跨界公共服务和物品的权力叁个方面的权力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具体分析。另外,本章还构建了一个地方政府合作的连续谱系,指出地方政府合作的深化往往意味着参与合作的地方政府在合作事项方面的决策权和执行权的独立性的逐渐降低乃至丧失；提出了深化地方政府合作的“边际调整”的原则,以及对交流与互访、合作论坛、行政协议、区域联合会、特别区与共同机构、多功能大行政区等合作形式进行“区别性组合”的基本思路。第五章是以长江叁角洲为例的实证研究。长江叁角洲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的特征,政府直接和间接控制着大量的资源,这就使得该区域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偏好配置资源的倾向较为明显,在竞争的作用下,重复建设等资源配置的负效应大量存在；不过,研究同时表明,该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分工的合理化以及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与该区域地方政府合作的不断深化具有时间序列上的一致性,并且长叁角的各地方政府对行政权力的相互协调对资源在该区域的优化配置具有直接的积极效应。为进一步推进长叁角地方政府合作的深化,文章提出长主角区域要整合现有的合作组织和机制,建立长江叁角洲区域委员会,提高决策权和执行权的让渡程度以及使区域合作事项监督权区域化,同时继续通过对行政权力进行对等约束、跨行政区对接等方式限制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的作用。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论,即对全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
卢晓中[6]2019年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的思考》文中研究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教育在其中具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使命和作用。教育合作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建设的基本路向,也是处理粤港澳叁地教育关系的基本依据。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需要确立“湾区意识”,赋予时代新内涵:着眼于长远全局,彰显教育“百年大计”的本质和在湾区建设中的特殊功能;着眼于协同发展,实现优势互补;着眼于现代治理机制创建,建设活力湾区、法治湾区;着眼于融合性发展,构建发展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着眼于包容性成长,形成和而不同的“马赛克”式的湾区教育新图景。
李虹, 李晶, 王慧, 孙玉明[7]2014年在《《红楼梦》:盘点2013》文中认为对于从未寂静过的《红楼梦》世界来说,刚刚过去的2013年,则又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年份。虽然有关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学术界尚有争议,但若按“壬午说”,则2013年正逢曹雪芹逝世250周年。就在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厉行节俭的这个年份里,有关《红楼梦》的图书、文章、艺术改编及相关的各种活动,却仍然显得如火如荼。由于论着、事件众多,头绪纷繁,今按照传播形式的不同大致分为图书、报纸杂志、网络及
佚名[8]2013年在《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推进“五个湖北”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文中提出鄂发[2013]9号各市、州、县党委和人民政府,省军区党委,省委各部委,省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厅局,各人民团体:现将《推进富强湖北建设的实施意见》、《推进创新湖北建设的实施意见》、《推进法治湖北建设的实施意见》、《推进文明湖北建设的实施意见》、《推进幸福湖北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统一简称《实施意见》)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江玉荣[9]2017年在《工会垄断需要反垄断法规制吗?——以反垄断法的适用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目次引言一、工会垄断性与反垄断法的内在冲突二、工会垄断的正当性分析叁、美国反垄断法对工会垄断正当性的回应:从规制到豁免四、总结与展望引言韦伯夫妇在其所着的《英国工会运动史》开场白中指出:“工会是指工资赚取者为维持或改善劳动条件之目的而设立的持续性组织。”~①工会的功能和价值在于利用集体力量与雇主及其组织抗衡,以博取其成员劳动条件和标准之提高的经济利益,简单说就是为了成员的“体面工作、体面工资”~②。工会的这一
参考文献：
[1]. 粤港政府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的比较研究[D]. 陈少芹. 汕头大学. 2004
[2]. 我国大众传媒的合作竞争研究[D]. 黄晓军. 武汉大学. 2010
[3]. 珠叁角与香港区域创新系统合作研究[D]. 宿军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07
[4]. 行业协会公信力建设研究[D]. 黎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
[5]. 基于行政权力分析的中国地方政府合作研究[D]. 彭彦强. 南开大学. 2010
[6].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的思考[J]. 卢晓中. 中国高教研究. 2019
[7]. 《红楼梦》:盘点2013[J]. 李虹, 李晶, 王慧, 孙玉明. 明清文学与文献. 2014
[8]. 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推进“五个湖北”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J]. 佚名. 湖北省人民政府公报. 2013
[9]. 工会垄断需要反垄断法规制吗?——以反垄断法的适用为视角[J]. 江玉荣. 经济法学评论.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