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体：构建社会和谐的动力与归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归宿论文,社会和谐论文,主体论文,动力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730(2006)05-0077-06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会对每个人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国内有知名学者曾指出，马克思和中国学者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理想状况中的目标。毫无疑问，这个理想中的目标会对每个人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现实中如果没有理想就会显得暗淡无光，而人的全面发展又必须扎根于现实社会的土壤之中。实践能为人的发展提供多大的可能性空间，人就有可能在多大范围、程度上得到发展。同样，理想如果脱离现实就会变得虚无缥缈。因此，我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既要牢固树立人的全面发展理想，更要脚踏实地地创造条件为理想而奋斗。
一、实践主体：发展与自由的诉求
“和谐”是指事物协调、均衡、有序的发展状态；而“社会和谐”则是指社会共同体内部各要素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①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诸多有识之士和广大学者都一直关注着社会和谐，并形成了汗牛充栋的社会和谐思想及理论。一切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均反映了古往今来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特别是欧洲近代哲学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思想的探究推到了一个巅峰。18世纪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提倡社会和谐”的主张就曾经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肯定。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了“反动的社会主义”和保守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肯定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成为启发工人觉悟极为宝贵的材料。② 马克思还把空想共产主义者威廉·魏特林所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赞誉为“天才著作”、“史无前例光辉的处女作”。③ 但是，以往的社会和谐思想和实践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如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和谐构想是根据抽象的伦理道德和理性原则设计出来的，脱离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其客观原因是他们无法超越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主观原因是他们的唯心史观使其不能正确认识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武器，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的秘密，指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从而找到了变革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和依靠力量，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科学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人类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④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的价值承诺和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它是绝对的、不可动摇的。从人的全面发展的历程来看，人在追求自身解放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要经历三个历史阶段，即与自然经济形态相相适应的“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与市场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顾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阶段。马克思认为，在前两个阶段，由于旧的分工，人的发展被局限在极为狭窄的范围，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作为追求自己目的与自由的社会活动主体的人，被异化为生产及其产品的附属物。人丧失了自由的本质而被日益肢解为“单向度”的人、片面的人。因此，马克思提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发展状态“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⑤ 马克思在这里深刻地提示了人的真正自由全面发展的状态所具有的重要特征：即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协调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然要体现为人与主体对象世界发展的和谐统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解放思想是极其深刻的，他不仅指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及其本质，更在于提示了人实现自身解放的科学的现实道路。这就是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现实地扬弃私有制条件下的人的活动异化形式，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因此，作为这一伟大现实实践的过程，我们当前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⑥ 另外需要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又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没有绝对的标准。在不同的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和人的解放程度不同，必然会对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不同要求。具体而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把人的全面发展的绝对要求与相对标准结合起来，把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追求与现实努力统一起来，这样，人的全面发展既不失理想的高度，又不失现实生活中的人的自觉的现实实践。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并不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突兀实现的，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是连续性与阶段性、量的积累与质的升华相统一的过程，而没有人的全面发展的阶段和过程，就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
二、价值主体：交往关系与价值尺度的统一
基于人的发展理论的研究，本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主要是指社会主体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人的能力的全面提高、人的需要不断满足、人的社会关系丰富、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人的个性的发展。这里的“人”既是指社会中的每个人，也是指社会的全体成员即“类”。他们所说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既是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类的全面发展的统一，又是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自由发展的统一。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就是每个人自身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认为，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自然共同体”中，因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缺乏独立自由活动的能力与条件，而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共同体”中，尽管人们有一定的独立自由活动的能力与条件，但因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商品的泛化，人们又难以从物的依赖状态中解放出来，并出现了人的异化或物化现象。因此，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仍然难以实现。只有在未来共产主义“自由人的联合体”中，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丰富与完备，人们才能摆脱来自“人”和“物”的双重羁绊与依附，人最终成为自然界、社会、自己本身的主人。
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决不意味着人们可以超越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游离于社会及群体之外，随心所欲地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作为处在生产力和社会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如何发展时强调提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⑦ 人只能在特定的历史与现实所形成的制度范围内发展自己，并依靠这一制度确保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历史发展是新陈代谢的不息过程，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也是一个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前进的过程。
正因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都要受到生产力水平与交往程度的限制，人们的发展就不可能是孤立的行为，它必须与社会和群体的发展紧紧结合在一起。人类发展过程中，当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人们的交往范围十分有限时，人们或隶属于氏族与部落，或隶属于家庭与家族，或隶属于等级与阶级，从而为某种异己力量所支配，而今天的生产力和人们的交往关系已经为形成新的自由个人的联合体提供了可能。从前人们所结成的氏族或部落、家庭和家族、等级和阶级作为一种集体，对于被支配者来说常常是一种桎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发达的生产力和广泛的社会联系为基础而形成的新的联合，将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⑧ 因此，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新的价值体系，很自然地便要求整个社会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要求社会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优越、适宜的环境和必要的制度保证。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每个历史阶段的人，既是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又同时是剧作者。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特殊性。因此，当我们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揭示了人在追求自由与发展过程中与所处历史条件下结成的各种、各类关系后，就需要进一步深入到人的价值层面，即人的需要、生活方式、能力成长、潜质素养等诸多对社会主体的认知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的发散过程，究其实质就是人的自我发展过程。
首先，在关于衡量社会发展尺度的问题上，人类经历了由单纯的经济增长的片面性认识逐步转变为多视角的全面性认识，经历了一个认识的深化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重视社会发展的综合尺度时，突出了人自身的发展。这一理论走势是符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的，也是人们对社会本质特征认识的一种深化。如果离开了人这一绝对价值的统摄，人们就必然会陷入把社会发展的各种现象、发展的具体阶段、甚至发展的手段当作发展本身，而人自身就被反主为客，成为那些原本作为手段的奴隶。简而言之，在主体、实践、价值的立场上，社会发展本质上只能是人的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实质上即是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构建和谐的社会制度体系，从根本上需要解决科学的发展价值判断标准问题，即价值尺度问题。我认为，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出发：一是就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而言，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改善；二是就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而言，社会制度为人的发展提供的公平、公正、合理的发展条件，良好的社会风气，会增强个人对社会的认同、维护和亲和感，激发出人的创造潜能，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三是就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而言，平等互助和谐友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减少内耗，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四是就人的个性的发展而言，人的独立、自主程度，人的德智体美劳诸方面的全面发展会大大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生产力本身就是人的各种潜能的发挥和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
其次，“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⑨ 马克思曾指出，人的全面发展的动机是由人的需要所引起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也就是人的需要的全面满足。人的需要是人之所以从事劳动创造和各种活动的动力与内在必然性。需要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人的需要是客观生活条件的反映，而客观生活条件的变化发展是无限多样的，这就决定了人的需要也具有无限多样性，有物质需要，也有精神需要；有低层次需要，如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也有高层次需要，如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满足一种需要的过程会引起另一种需要或多种新的需要的产生，并且这一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同时，人的需要也具有社会性，要受到社会客观物质条件等方面的制约，人们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地获得人的需要的满足。因此，为了实现人的全面性，首先要使每个人的需要变得丰富、全面而高尚。这种丰富、全面的需要将推动人向更高境界的不断发展，也将使社会的发展具有强大动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社会主义形态的前提是工人有更高的生活需要。”⑩ 即“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使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何等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实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11) 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们的道德境界的极大提高，这时人的个体需要才可能得到全面的满足，而人的个体需要的全面满足过程归根到底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过程。
最后，人的能力发展是一个相对的历史范畴，是一个动态的发展概念，它并非是指每个人都能达到全知全能，而是指构成人的能力和素质的主要的基本方面都能得到全面培养和不断提高。对此，马克思认为，要使全面发展的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12) 恩格斯也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提出：“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13) 恩格斯在也《反杜林论》中指出，只有在未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将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机会”。众所周知，人的能力素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是指人在与外部世界交换过程中，从自身开发出来的多种力量的综合，主要包括：实践能力、认识能力、审美能力和潜能素质等方面，其中潜能素质是既是前三种能力成为现实能力的前提，又是前三种能力今后发展需要发掘的持续力。当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全面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即全面发展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自然力和社会力、潜能力和现实力等，并在实践活动中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如马克思所说，全面发展的个人，也就是用能够适应极其不同的劳动需求并且在交替变换的职能中，使自己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
三、主体实践性与价值性的统一：社会和谐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产物”(14)，“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15)；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自然历史过程的实现离不开人的参加，这样便产生了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作用，就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起到新社会助产婆的作用。因此，社会主义是以社会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是以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点为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的。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6) 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始的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形态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关系也得到根本变革，这一切为彻底消灭阶级和剥削制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是人民群众的自觉选择。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引导中国走向胜利。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由人民群众——社会主体的根本性力量自觉选择的中国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道路。因此，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邓小平始终强调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决定力量，“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17)“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8) 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在政治上就要进行体制改革，发扬民主，让群众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力，充分享受各项公民权利；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最根本的是要在经济和文化上解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就是要“富民”，要使全体人民共同致富，要让广大人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只有人民满意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城乡矛盾、干群矛盾，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当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了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教育文化，努力提高广大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广大劳动者的素质；另一方面，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也就是要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使社会全面进步。社会的全面发展要求人的全面发展，而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代表的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建设有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价值追求和选择。
如何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谐？这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实现条件——社会运行机制问题。社会运行机制主要涉及动力机制和整合机制两个方面。动力机制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它推动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不断进步。当然，伴随在它左右的正是社会整合机制提供的稳定与和谐的发展条件。整合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多种要素、多种矛盾、多种力量的整合，即按一定目的、目标，使诸因素保持一种均衡的和谐、合理的平衡。要充分发挥社会整合机制的作用，就必须处理好利益整合、制度整合、文化整合和生态整合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中，利益整合是最根本的，它是其它要素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前提；而利益整合最终又必须通过制度整合来实现；同时，文化整合和生态整合对利益整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合理的利益整合。20余年的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综合国力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飞速增长，伴随着结构调整、经济成分、分配方式的变化，同时也造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利益格局“变化”，利益需求“多元化”；利益分配“失衡化”；利益差距“明朗化”；“多元主体”群体的“强化”；利益结构日趋“分化”。对此，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改革的实质就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必然导致旧的利益格局的打破和新的利益格局的产生。利益关系的变化是改革的必然结果。同时，我们更应意识到，对这种必然结果决不能漠视不问，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对改革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19)，随着利益关系的变化，人们对利益的关注度大大增加，成为影响我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重要变数，而且这种影响必然是全局性的。面对日益明朗化的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协调利益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所需的利益调整机制已成为改革攻坚面临的挑战。
有效的制度整合。任何一种制度，从它对人们追求利益的行为的影响来看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利益驱动，二是利益协调。利益驱动机制就是针对人们的逐利行为，而规定的行为模式的规则的总和。利益驱动机制往往告诉人们“可以怎样做”。利益协调机制是对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行为做出调整的规则的总和。利益协调机制往往告诉人们“应该这样做”。利益驱动针对的是追求利益的主体，而利益协调则更多地针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针对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同时，制度整合具有全局性，相对于其他手段来说，制度的影响不在于一时一地的事件或利益，而在于长期的、整体的规范作为。当前中国利益关系的变化，从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决不是一种偶然性的现象，它具有结构性的特征。要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我们决不能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来应付，而应构建具有根本性的利益协调机制，以保障改革稳步推进。此外，如果说利益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具有必然性，是改革的内在逻辑的发展结果，那么，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协调好利益关系更是改革的必然要求。因此，制度整合机制的建立和健全，既是深化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保障和条件，也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应有之义。
先进的文化整合。文化整合从根本上体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系统，主要包括文化选择能力、文化继承能力、文化创新能力、文化传播能力和文化防御能力。其中，文化选择能力是前提和关键，这一能力不足或缺乏，文化发展就会迷失方向；文化继承能力是基础，直接关系到文化财富的积累和文化能量的储备；文化传播能力和文化防御能力是保障，担负着弘扬先进文化，占领文化阵地，抵御“西化”，捍卫文化主权的功能；文化创新能力是核心和生命，它反映的是对文化的生成和发展规律的把握能力。文化创新能力状况最终决定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状况，并影响到其它四项能力的运用和发挥。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又与利益协调能力、制度改革能力和生态建设能力一起构成了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系统，构成了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体系。
科学的生态整合。漫长的进化与发展的历程中，人类长期面临的主题是挣脱和反抗自然的束缚和压迫。人类一直希望通过自身的发展与强大最终战胜自然，进而弥合人类之间的分歧与对立。在自然环境与生态所能允许的可能性空间内，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已经获得充分发展之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便最终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它促使人类在自然界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自由，又将人类推至毁灭的边缘。建立新的生态整合机制，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课题。在现在和未来人类面临的主要任务将是改变自己，即人类亟需与自然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和谐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的建立，而社会关系的变革与社会和谐的实现，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最终建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实现社会和谐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第一步。只有消除人类之间的生存竞争，消除人的物化，才能对整个社会生活及经济活动做出自主与自觉的调控，才能实现人类的自我克制、自我超越、返璞归真。
注释：
①胡锦涛：《在省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5年2月19日。
②③(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第483页、第24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⑤(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9页、第132页。
⑥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⑦⑧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5页、第84页、第286页。
⑩(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8页、第10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页。
(15)(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第268-269页。
(17)(18)《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页、第342页。
(19)《列宁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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