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形式的辩证法--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启示_邓小平理论论文

合理形式的辩证法--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启示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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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0—2952(2006)02—0016—05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涉及到所有的领域和层次,问题很多。而目前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方法问题更重要。在此,我着重阐发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问题。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新的矛盾、新的问题越来越多,怎么应对?这是党的干部、党的建设当中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下面从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的形成,邓小平理论当中包含的哲学智慧这个角度,来谈谈个人研究的体会。

邓小平理论的特点,是思想内容与实际结合非常紧密,而理论表述形式却似乎不那么典型。所以有人怀疑邓小平理论是否有理论体系,是否有哲学理论?哲学来自实践。马克思认为:人们看不见的思想精华都蕴含在哲学中。从哲学上看邓小平理论,其中的哲学思想很丰富,并且很新颖、很前沿。邓小平总是将哲学融入实践,但他很少直接用哲学的方式、哲学的话语、哲学的模式、哲学的文章来讲哲学。所以要读懂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就需要有一定的哲学准备。

关于邓小平理论中的辩证法思想。在第一代领导人中,邓小平特别强调按辩证法办事。注重辩证法,用辩证法解决问题,是邓小平坚持的思维方式。但邓小平理论的辩证法与传统的辩证法有区别。这里涉及到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就是辩证法的“两种形态”问题。

一、区分辩证法的两种形态

辩证法有两种形态的思想,是马克思提出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指出,辩证法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辩证法的神秘形态,一种是辩证法的合理形态:“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 马克思主张的辩证法是批判的、革命的、实践的辩证法。

之所以强调马克思的合理形态辩证法,这与辩证法在我国的影响有关。过去“左”的时期,中国老百姓有句话说:“不怕共产党讲唯物论,就怕共产党讲辩证法。”因为共产党讲唯物论的时候,就讲生产生活、讲发展,这是正确的;而一到讲辩证法的时候,就要犯错误了,辩证法成了诡辩法、变戏法。例如开始时讲“三大规律”,后来归结为一个规律(对立统一规律),然后把一个规律又简化为半个规律(“一分为二”、斗争哲学),这就把辩证法简单化、庸俗化了。从理论上看,把对立统一规律简化为“一分为二”是不妥的。因为对立统一规律的本意并不是“分”,而是说,事物“分”为几个方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任何两个方面之间只要发生关系,就都是既对立又统一、既排斥又吸引、既斗争又统一的关系。而“一分为二”只强调了“分”,并把它变成了一个普遍的公式。用它来看待问题、观察事物,结果就出现两极对立化的思维,助长了“以斗争为纲”的僵化思维和简单化作风。例如不断地讲“敌情”,以为只要认识了敌情,就有了正确的答案;没有敌情的时候,也要“树立对立面”,等等。这种思想方法影响到现在还存在,例如近些年总有人写文章提出“一分为三”,主张要把“一分为二”变成“一分为三”或“一分为多”,说这才是普遍规律。其实这种主张仍然是“分”的直线思维的后遗症,不过是换了方向而已,在哲学上并无深刻意义。

过去我们搞的辩证法,很多并不是马克思合理形态的辩证法,而是马克思批判过的黑格尔神秘形态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为当时的普鲁士君主制度作辩护的,所以得到当局的肯定。马克思要讲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简单说就是实践的、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实践的,是指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法;批判的辩证法,就是不满足于现状的辩证法,是有自己理想追求的辩证法;革命的辩证法,即不断推进社会进步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是玩弄概念的辩证法,而是从实际出发的,立足社会实践的辩证法。

二、辩证思维的本质是实事求是

我们为什么要讲辩证法?为什么要按辩证法办事?不是为了给自己随意辩护。合理的辩证法,归根到底是为了达到实事求是的一个方法、一个途径。如果辩证法不是为了达到实事求是,就有可能被讲歪,讲成纣王那样的诡辩法。《封神演义》中说纣王“知足饰非,辩足拒谏”。就是说他的知识刚好够他文过饰非,他的口才刚好够他拒绝批评建议。这种描述很能刻画神秘形态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则是要我们实事求是。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搞社会主义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首先从根本上恢复辩证法的合理形态。

中国历史上就有实事求是之说,毛泽东将之作为抗大校训。我们经常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动摇,我不主张像“开列真理清单”那样列出几条“基本原理”。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却是非常简单明确的,就是两条:一条是实事求是,这是真理原则;另一条是一切为了人民,这是价值原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坚持真理原则,表现为实事求是;坚持价值原则,表现为一切为了人民。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两句话:实事求是,一切为了人民。我们的一切对与错都应该用这两条来衡量。我们按马克思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很多新情况,很多新问题,过去有很多做对了的要坚持,做错了的要改进。如何坚持?如何改进?就是坚持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

例如,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个实事求是的结论。因为我们中国也是在资本主义时代进行的革命。在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分成两部分:资本主义宗主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我们虽处于资本主义时代,但我们曾经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取得资本主义的成果,又要超越资本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只能叫“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指出,严格地说,我们现在是不够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具有的优点和长处我们还没有达到。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埋头苦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实事求是地反映我国的国情,将超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水分挤掉。而过去有些想法和做法,例如认为资本主义做过的事我们都不能做,我们只能做资本主义之后的事。这种老要跟资本主义“对着干”的思维方式,超越了历史阶段,就不是实事求是。

这几年我在讲学时经常有人问起:“现在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吗?”我知道,他这样问,自己内心里多半是否定的。而我回答则是:问题在于你怎么看待社会主义?如果你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前苏联或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个样子,那么我可以明确地说:不是!但我要问:社会主义为什么非得是那个样子,而不是现在和将来这个样子呢?有谁这样说过?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毛泽东?——都没有!邓小平讲:社会主义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样讲,有人又不明白了:资本主义也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呀,有什么不同?我说,理解邓小平理论要有历史的眼光,要看清楚是在什么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封建主义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实会走向资本主义;而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则意味着走向社会主义。

另外,动不动就问“有什么不同?”的提问方式,本身也是两极对立思维的一个产物,实际上是旧的、神秘形态的辩证法留下的毛病。“文革”时期曾经发明了一个整人的罪名,叫“相似罪”,动不动就以“何其相似乃尔”为理由,不分青红皂白,给人扣帽子、打棍子。而我们解放思想,要实事求是地做事,就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该怎样就怎样,既不要怕“像谁”,也不要怕“不像谁”。

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是需要勇气的。邓小平讲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来做,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不是按照固定的模式套出来的。怎么才能搞好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概括得简单明确,最可贵的是找到了客观的标准,坚持了实事求是。“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以一个动态的要求、一个动态的逻辑,揭示了实事求是的本质。这是高水平的辩证法,是大手笔。

我们过去理解社会主义总是很机械,以为像盖大楼一样:先设计好图纸,再来施工建设。过去老是争论姓“社”姓“资”问题,就是像对照图纸来检验工程一样。这种“蓝图”式的思维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个自然历史过程,虽然有人的参与,但不是人为的过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先有了固定蓝图,然后按照蓝图施工建造出来的,而是像生命的成长一样历史地发展出来的。生命的成长不可能是这样:父母先画个图,然后让孩子按这个图纸生长。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个不断的探索、开拓、创造的过程。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就与马克思的看法很一致。邓小平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两个问题。社会主义是个好东西,问题是我们如何建设实现它,如何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来?世界上叫社会主义的国家有很多,是不是一叫社会主义就必然胜利了?不是的!只有搞好了,体现出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胜利。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也不是自发的、单一的必然性,而是取决于我们干的怎样。这就是邓小平辩证思维的过人之处。

三、辩证思维的目的是为了人民

讲辩证法是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是创造价值、造福于民。我们讲辩证法要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追求,这个追求不是为了个人或是小团体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辩证法不光讲客观规律、讲事实。掌握了客观规律还有个价值导向问题,即用它来做什么?马克思主义合理辩证法的导向是:为了人的解放,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为人民服务,企求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价值导向,这已作为党的宗旨确立下来。“宗旨”就是最高的价值取向、价值标准。

贯彻价值原则,把价值导向引入社会主义本质规定,这是邓小平的一大理论贡献。过去我们只讲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必然,讲得理直气壮,却忽视了人民的选择,忽视了人民的价值取向。邓小平并不否认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但他更强调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如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搞得怎么样,要看人民的生活水平。按过去的理解,社会主义既然是历史必然,那么就可以不管人民的疾苦,不管对人民有没有好处都得干。“四人帮”时期走到了极端,于是就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红旗上天、卫星落地”这样的话语。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理解。以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有不少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时,是实事求是的;而在构造未来社会主义的时候,是从“人道主义”等原则出发,认为未来怎么美好,他们就怎样设计,总之,是基本上靠拍脑袋想出来的,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分析出来的。所以恩格斯指出:这种社会主义“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②

那么,马克思是怎样将空想社会主义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了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条件,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即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

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必然性与人民群众的选择性、历史真理与人民价值观相统一的过程。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胜利?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但在后来的实践中,却常常将社会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分离开来,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的自主活动分离开来。自前苏联开始,就出现了以真理观掩盖价值观的倾向,把人民群众选择历史的作用抹杀了!把大多数群众看作革命改造的对象,而不是看作社会主义政策、决策的基础和根据。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就把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纳入到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中了。共产党搞社会主义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经过几十年,从苏联搞社会主义到我们搞改革开放,通过这些实践,邓小平得出了这个结论。它表明,理解、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必须要与其价值观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是要与人民大众联系在一起的。胡锦涛同志说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就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至于怎么落实,怎么体现,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和处理。

四、辩证思维的途径

如何掌握和运用辩证思维?邓小平在理论上的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务实以求真”。这既是理论贡献也是实践贡献。实事求是体现在思想风格和工作风格上,体现在邓小平的探索和创造过程中,体现在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特点就是“务实以求真”。在哲学上,这是对“真”与“实”关系的创新思想:“真”不在“实”之外,而在“实”之中!真正的实事求是包括了求真与务实。了解情况、深入实际,敢于求实务实,才能够发现真正需要的、合理的东西。这是邓小平运用辩证法一个特有的风格。

工作作风、学风问题实际上是个思维方式问题。毛泽东与邓小平有个共同的特点:都爱讲短话。毛泽东、邓小平都不说空话、套话,都是先自己讲,然后秘书整理。毛泽东有诗人的气质,他的文章很漂亮。邓小平更为实在,他讲究实用,他的语言很质朴。邓小平的这种务实的作风和风格,也是我们讲辩证法需要强调的。邓小平专门批评过“讲长话、讲套话”的问题,指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作法。不讲空话、套话,而要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这样才有利于解决问题、开展工作。邓小平给我们的启示:坚决地务实。

就拿“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来说,有人认为它是实用主义,其实未必。我是搞哲学的,我发现“猫论”是个哲学上的价值论问题。“猫论”实际上讲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手段为目的服务,目的决定手段;当然这里还有个优化手段的问题。“猫论”的原则是注重实效,跟实用主义没有必然联系。我们要给“务实”与“实用主义”划清界限,就要明白:“实用主义”的错误不在于务实,而在于用价值问题遮盖、否定了真理问题。这里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可以用比喻来说:实用主义的“有用就是真理”=“有奶便是娘”,这是一个错误的极端;还有另一个错误的极端,如我们过去“左”的教条主义,其态度是“娘若没奶,孩子就饿着”;而与它们都不同的“求真务实”态度应该是:“有奶可以吃,娘还是娘”。就是说,实事求是的态度懂得把握里面的分寸,将价值与真理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只要是有助于发展我们生产力的,就可以大胆地采用,但我们坚持自己大方向的原则不变。邓小平讲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就是说,我们应该解放思想,让手段更好地为目的服务。社会上有很多东西并不在“社与资”的层面上。别以为西方的什么东西都姓“资”,也别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里什么都姓“社”,其实很多东西跟“主义”并无关系,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财富。只要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管资本主义有没有搞,我们都可以搞,而且要比资本主义搞得更好。过去我们在理论上自我封闭,设了很多禁区,现在就不得不去踏自己过去埋的“雷”。有人说“猫论”讲的是不择手段。其实目的制约手段,只要目的正确,就不可能不择手段。所以我们不要简单地指责手段,更要注意目的是否正确。

邓小平“求真务实”思维的另一个特点是:重点突出,有巨大的历史感。之所以要抓、敢抓、会抓重点,不求面面俱到、一劳永逸,归根到底是因为懂得社会历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马克思曾说过:“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③ 就是说,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就解决什么问题,这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对于一些暂时还无法解决的问题,邓小平曾提出:也不妨先搁置争议,留给后人处理。他说:我们的智慧不够,后代可能要比我们聪明,能够解决我们现在不能够解决的问题。这种胸襟和气度,表明他是站在历史整体的高度看问题的。这种巨大的历史感,也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给我们的最有发展前景的启示:我们的目标不是消灭问题,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推动社会前进。邓小平有很多解决现在问题的方法和解决未来问题的思路,都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②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32页。

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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