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性别和方案数量对危机决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绪论文,性别论文,数量论文,危机论文,方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前言
突发性危机事件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从2003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非典”恐慌，到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2009年甲型H1N1流感的蔓延以及2011年日本9级地震引发的海啸和核危机、“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等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一个社会的安全，引起公众恐慌。因此，危机事件已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公众的普遍关注，探讨危机情景下个体和群体的决策行为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作为一种非程序化决策，危机决策是指决策主体在有限时间、资源、信息和人力等条件下对危机做出判断和快速行为的过程(Sayegh,Anthony & Perrewe,2004)。与常规决策相比，决策主体经历了较大的情绪和身体压力，在紧张与恐惧中需对危机做出最快速度的反应，以避免高度的个人威胁。从标准化决策理论的完全理性观到描述性决策理论的有限理性观、再到最新的进化论研究取向，情绪因素在决策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成为未来决策研究领域需要重点关注的16个问题之一(Hastie,2001)。神经科学的有关研究发现，情绪不仅在人类思维过程中具有基础性作用，而且一个良好的决策与判断也多依赖于情绪的作用，情绪不仅是常规决策和风险决策的一个关键成分，更是危机决策过程中的本质要素，在危机决策过程中不但具有认知资源的补充作用，同时也对信息加工具有调节作用(Huy,1999)。目前国外对危机决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模型方面。Joanne等人(Joanne,David,& Ronald,2006)通过对15个危机事件的决策过程图式的分析，就危机事件发生时的决策过程进行了研究，这一过程主要是依靠对已有非冲突的解决方案进行连续性的评估来进行决策的。他指出个人判断过程中对情景的情绪反应将影响到危机管理的绩效以及其对危机决策的作用程度。Kate(2008)提出了有关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危机决策理论，构建了三段式的危机决策过程模式，即事件危机程度评估、反应选择的确定和反映选择方案的评估，而不管是事前情绪还是事中情绪均会对危机决策的三段进程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危机决策的水平。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们主要基于经典决策理论，利用数学和危机管理领域的效用分析、敏感性分析、概率分析等方法，如Noel Pauwels等人运用效用分析和敏感性分析方法对核泄漏事件发生后的撤退决策进行了分析。此外，一些研究者还运用运筹学的方法，如Hiroyuki和TamLira等人运用决策树分析方法对灾害风险进行了分析。
国内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涉及危机决策领域，研究大都以理论探讨为主，如李金珍、李纾和许洁虹(2008)对灾难事件后继风险决策进行了研究。郑建君(2009)研究了中性情绪与负性情绪对危机决策质量的影响；夏烨(2009)使用反应时范式就情绪和决策身份对危机决策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建立了Logit模型。目前的研究，由于条件的限制，很少测查危机决策测量的实用效标，如决策时间，且大多数研究都是以情绪的效价为基础，研究不同效价的情绪对危机决策的影响。然而，在危机情景中，人们经常体验到更多的愤怒和恐惧情绪，这两种负性情绪怎样影响个体在危机情景中的决策，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我们提出假设：H1：愤怒和恐惧情绪下，被试的危机决策时间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危机决策还受到个体差异的影响，其中性别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在已有的研究中，由于所研究问题的类型与采用的实验范式不同，性别对决策行为的影响并无统一定论。如有研究表明，男性在风险决策过程中表现得更为自信(Barber & Odean,2001)，而女性由于对负性情绪的敏感性，在信息加工与认知承载方面不如男性(Holden,2005)。然而，在危机决策过程中，男性和女性体验到的负性情绪的强度可能是不一样的，性别因素对危机决策的影响差异可能存在。为此，我们提出假设：H2：不同性别的危机决策主体，其危机决策时间差异显著。已有研究表明，不同数量备选方案的提供对被试做出常规决策判断有影响(于永红，汪航，2005)。当个体身处危机情景时，在时间压力、情绪干扰等因素影响下，方案的提供可能对个体的信息分析与加工能力均产生显著影响。由此，我们提出假设3：H3：随着提供的方案数量的增加，被试的危机决策时间显著增长。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某两所大学生120名，其中男生60人、女生60人，平均年龄20.36岁，所有被试听力和视力均正常，无阅读障碍，且此前未参加过类似的实验。
2.2 研究设计
本实验采用2×2×3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情绪(愤怒、恐惧)、性别(男、女)和方案数量(2、3、4)三个因素，通过观看电影片断诱发被试的愤怒和恐惧情绪以考察各自变量对个体危机决策的影响。因变量指标为被试的危机决策时间、对危机决策的满意程度、自信程度。
2.3 研究工具
2.3.1 情绪诱发材料的选取及制作 首先通过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搜集能够诱发愤怒和恐惧情绪的电影、小品、短片及Flash视频等资料40部。随后，选取被试50名，对这40部视频资料用5点量表进行情绪反应强烈程度和熟悉度的评估，剔除高熟悉度视频资料(
＞4，共5部)，最终选出情绪效果最好的两部影片来分别诱发被试的愤怒和恐惧情绪。诱发愤怒情绪的影片是《南京！南京！》
；诱发恐惧情绪的影片是《恶灵空间3》(＝3.43，
)。最后采用影片截取及合成软件分别制作了两个电影片段。其中，《南京！南京！》时长9min32s；《恶灵空间3》时长14min08s。由于本研究关注的是在情绪诱导过程中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因而对这两个电影片段未做等时性的要求。
2.3.2 危机决策任务材料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筛选出8个危机决策事件，编制成问卷，让被试对这些事件的危机性和发生的可能性在1－9之间进行打分，以平均分加以排序，以此作为依据确定最终的危机决策事件。随后选取某大学学生50人进行测试，收回问卷49份，其中有效性问卷48份。我们确定危机事件的标准为：危机性和发生的可能性排在前四位，平均分在5分以上，最终选择突发火灾危机事件，编制了决策任务材料。
2.3.3 情绪自评检测量表及其它相关问卷 情绪自评检测量表参照《单词汇情感维量心境评定量表》(Plutchik,1987)进行编制。分别用一个单词来代表一种具体的情绪，采用5点量表，分数越高，表示该情绪体验越强烈。情景危机程度评估问卷和危机决策态度效标问卷参考自郑全全等人(2001)以及杨继平和郑建君(2009)的相关研究。
2.4 研究程序
实验程序通过E－prime 2.0控制，在电脑上呈现。所有被试均被告知在实验过程中要完成三项不相关的任务，且需记录时间。第一个任务告知被试观看影片并对其进行评价，要求被试闭眼1分钟调节情绪，然后请被试带好耳机观看情绪诱发影片；第二个任务告知被试：观看完情绪诱发短片后，按照屏幕上呈现的实验指导语开始实验。在实验过程中，为了准确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危机决策任务以短句的形式在屏幕上逐句依此呈现，由被试自己控制速度，当被试阅读完危机决策任务材料，按下最后一个键的同时，计算机便开始记录时间，被试的思考时间便计入反应时当中；第三个任务是被试对自己当前的情绪状态进行评估并完成决策任务危机评定问卷、对决策满意度及自信度评定问卷。最后，告知被试实验的目的并予以情绪调节辅导，口头询问其情绪状态，在确认无异常后对被试表示感谢并发放奖品，请被试离开。
3 结果与分析
3.1 情绪诱发结果及决策任务材料编制的有效性检验
将《情绪自评检测量表》中的愤怒和恐惧情绪得分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4.00，SD＝.954；
＝3.68，SD＝.651，说明实验对愤怒和恐惧情绪的诱发具有良好的效果，符合实验的操作要求。随后，对被试在《决策任务情景危机评定问卷》(5点量表)中的得分进行分析，M＝3.90＞3，SD＝.690，且决策任务情景危机程度评定得分在性别、情绪变量的不同水平之间均无显著差异，这表明本研究中的决策任务情景具有明显的危机特性。
3.2 不同变量对被试危机决策时间的影响
首先，对不同条件下被试的危机决策时间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
进一步进行简单主效应分析发现：情绪变量对女性被试的危机决策时间有非常显著的影响，F(1，116)＝15.897，p＜.001，恐惧情绪下女性被试的危机决策时间(M＝89.667，SE＝3.642)显著长于其愤怒情绪下的危机决策时间(M＝69.133，SE＝3.642，p＜.000)，且显著长于男性被试的危机决策时间(M＝78.633，SE＝3.642，p＜.05)；愤怒情绪下二者的危机决策时间无显著差异。而不同情绪条件下男性被试的危机决策时间无显著差异。另外，对不同方案数量水平下被试的危机决策时间进行事后多重比较发现，方案数量2和方案数量4水平下被试的危机决策时间存在显著差异；同时，方案数量3和方案数量4水平下被试的危机决策时间差异显著。由此可见，随着方案数量的增加，尤其当方案数量为4时，被试危机决策的时间显著增长。
3.3 不同变量对被试危机决策的满意程度的影响
对不同条件下被试危机决策的满意程度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
3.4 不同变量对被试危机决策的自信程度影响分析对不同条件下被试危机决策的自信程度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表3。
随后，对不同条件下被试的自信程度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各变量的主效应均不显著，
(1，108)＝1.343，p＞.05；
](1，108)＝1.934，p＞.05；
(2，108)＝2.942，p＞.05；但情绪与性别因素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1，108)＝4.352，p＜.05(见图2)。进一步做简单主效应分析发现，情绪变量对男性被试自信程度有非常显著的影响，F(1，116)＝5.116，p＜.05，恐惧情绪下男性被试对危机决策的自信程度(M＝4.23，SE＝.146)显著高于愤怒情绪下其对危机决策的自信程度(M＝3.77，SE＝.146，p＜.05)，且显著高于女性的自信程度(M＝3.73，SE＝.146，p＜.05)；而情绪变量对女性被试自信程度的影响不显著，F(1，116)＝.418，p＞.05；性别变量对恐惧情绪下被试危机决策的自信程度有非常显著的影响，F(1，116)＝5.873，p＜.05，而对愤怒情绪下被试危机决策的自信程度影响不显著，F(1，116)＝.235，p＞.05。
图2 情绪和性别在危机决策自信程度上的交互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单独观看电影片段的方式，比较成功地诱发了实验所需要的愤怒和恐惧情绪，两者效果均达到了实验对情绪变量的操作要求。另外，通过对实验决策任务情景的危机程度的检验表明，决策任务情景具有明显的危机特性，这可以保证实验具有良好的内部效度。
本研究发现，处于恐惧情绪状态下的被试，其危机决策时间显著长于愤怒情绪状态下的被试。一方面，不同情绪状态下个体在如何分配与节省认知资源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且个体在决策时是“有限理性”的，尤其是在面临生命安危的危机情景中，往往会受到自身情绪及其他条件的制约，进而会影响其做出危机决策的时间。另一方面，恐惧情绪状态下，个体由于惧怕而产生强烈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变得更加谨慎，在决策时分配了更多的认知资源，从而增加了个体做出决策的时间。另外，在恐惧情绪下，个体提取和参照利用已有的有关“危机决策情景”的经验和线索进行决策比较困难(Anne et al.,2000)，加之在危机情景下，个体的决策受到时间压力的限制，因而决策时间显著增长。研究结果还显示，女性在恐惧情绪下的危机决策时间显著长于其在愤怒情绪下的危机决策时间，并且也显著地长于男性被试在恐惧情绪下的危机决策时间。认知神经研究发现，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对负性情绪的感知更为明显，表现出明显的焦虑状态，且负性情绪对女性的认知影响也显著高于男性(Holden,2005)。因而，在危机决策过程中，女性表现为认知资源分配与利用时间上的增长。但是，男性被试在不同情绪状态下的危机决策时间并没有显著差异。一方面，男性被试不太容易受负性情绪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在社会角色方面，男性被赋予了勇敢、大胆、愿意承担风险，在危机中能够保持镇静等特性(Diekman & Eagly,2000)，因而在危机决策过程中，男性在不同情绪状态下的危机决策时间无显著差异。此外，随着方案数量的增加，尤其当方案数量为4时，被试的危机决策时间较其他两种情况显著增长。一方面，当提供的方案数量增加时，个体可能由于权衡不同方案而出现决策困难，进而增加危机决策时间(于永红、汪航，2005)。另外，在情绪、信息、时间等相关因素受限的情况下，个体用于认知加工的信息搜索的时间也明显增长，由原来的80ms增加至100ms(Gigerenzer,Todd,& Group,2000)，从而增加了个体的危机决策时间。
在实验中我们测查了个体对其危机决策的满意程度和自信程度两个指标。研究发现：男性被试对其危机决策过程的满意程度显著地高于女性被试。这一结果印证了社会角色效应，即强调男性在危机事件的管理决策过程中所履行的积极应对者的角色(Brewer,Mitchell,& Weber,2002)；同时与不同性别的个体对某类特殊问题进行决策时的先天优越感有关(郑建君，2007)。研究还发现，恐惧情绪下，男性对危机决策的自信程度显著高于愤怒情绪下其对危机决策的自信程度，并显著高于女性的自信程度。这是因为：首先，在实验过程中，我们提供了备选方案，男性在备选方案的影响下，在恐惧情绪状态下表现得更加冷静，进而增加了其对危机情景的确定性和可控性感受，因而对其决策过程更加自信。其次，过去有关研究表明，男性较女性而言，在其决策过程中可能更加自信(Barber & Ordean 2001)，相比女性更容易表现出“过度自信”，而女性被试面对特殊情景的危机决策时，感受到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增加，因而在决策时更加谨慎。至于为何在愤怒情绪下男性被试和女性被试对其决策的自信程度无显著差异，还需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有针对性的探讨，以检验本研究的结果并为深化理解和分析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
除上述讨论结果外，对于本研究的设计，未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其他先进的生理脑电仪器对具体情绪的生理指标进行测量，以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和普适性；也可以考虑增加情绪与危机决策的现场研究或跟踪研究，进一步提高实验的生态效度；应尽量扩大被试样本范围，针对不同行业及某些特殊人群，如公安、消防人群，就某类特殊事件的危机决策问题进行研究，以加快其对社会应激防控及预警系统建立的借鉴和指导速度。在后续的研究中引入其它个体差异变量，如年龄、职业和人格特质等，进一步探讨愤怒和恐惧情绪对危机决策的影响机制。
5 结论
(1)对男性而言，愤怒和恐惧情绪下的危机决策时间无显著差异；其对危机决策的满意程度显著地高于女性，在恐惧情绪下比在愤怒情绪时对危机决策的过程更为自信，且自信程度显著高于女性；
(2)对女性而言，情绪是影响其危机决策的重要指标。在恐惧情下，女性的危机决策时间比愤怒情绪时的危机决策时间更长，也显著长于男性；
(3)在危机决策过程中，提供的方案数量也是影响危机决策的重要因素。随着方案数量的增加，尤其当方案数量为4时，个体的危机决策的时间显著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