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批判与科技伦理的重建——评威廉#183;莱斯的科技伦理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科技论文,威廉论文,价值观论文,莱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99(2007)04-0001-04
威廉·莱斯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指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并通过考察“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揭示了“控制自然”的伦理意蕴，提出了重建科技伦理，实现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任务。本文的目的就在于系统阐发莱斯的科技伦理价值观及其理论得失。
一、“控制自然”观念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
莱斯坚决反对那种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因于无偿使用自然资源的观点，指出这种观点实际上把“自然”完全看作是一个为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必然会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流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导致人们用非理性的方式对待自然。在他看来，起源于文艺复兴的现代“控制自然”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为此，他具体考察了“控制自然”观念演变的历史，揭示这一观念何以成为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
“控制自然”观念首先萌芽于古代宗教神话。古代宗教神话较早意识到机械技术既能增强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又能带来野蛮后果的两面性质，因此对技术充满恐惧。为了摆脱这种恐惧，古代神话和宗教设想自然是具有“精神”属性的，并要求人们通过礼品和礼仪来安慰自然的精神。莱斯指出，与古代其他宗教神话不同的是，犹太基督教则强调人是地球上唯一具有精神属性的存在物，因此人和上帝一样具有享有和统治自然的权力，强调人胜过所有的动物不是靠力量优势，而是因为其理性和知识。但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前，“自然”在人们面前还是具有双重意蕴的：一方面，自然作为神的创造物，它具有神圣性，是理解神的意图的辅助工具；另一方面，它又被看作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来源，由此必然产生对自然的功利主义态度和行为方式。而在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形成了一种新自然观。
莱斯指出，文艺复兴运动是现代“控制自然”观念的根源，它的突出特点就是重新发现了人和自然。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高扬人的力量，把人的力量等同于神的力量，出现了“一种不断增长的对自然‘奥秘’和‘效用’的迷恋和一种要识破它们以获得力量和财富的渴望”[1]35。培根更加清楚地论述了“控制自然”的观念，并把宗教和科学看作是恢复人类被逐出伊甸园所失去的道德清白和统治权的两种形式，从根本上奠定了现代“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在他看来，人类恢复道德清白依靠的是宗教，恢复对万物的统治权依靠的是科学，这实际上划定了科学和宗教的不同领域，将自然知识和道德知识区分开来，从而将脱离操作效果的自然哲学看作是无用的，价值问题由此成为科学领域之外的课题。通过以上区分，培根消除了人们关于科学研究会动摇宗教信仰的恐惧，把控制自然的观念彻底世俗化，进而把科学知识和技术看作是人们用以强迫自然服从人类需要的工具。
莱斯指出，培根所阐发的现代“控制自然”观念造就了17世纪欧洲人的新自然观，其基本特点是从关注自然的神奇转向了关注发现控制自然的工具，以便获得自然隐藏的财富。由此，如何通过改变思想方法来发现和形成控制自然的工具和仪器，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控制自然又必须通过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来实现，由此导致了“控制自然”观念与现代科学的结合日益紧密，人类社会就是通过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工业体系来不断改造自然界，从而为自身的发展开辟道路的。由于人们把控制自然能力的增强视同为人类能力的增强，最后导致了一种新世界观的确立。这种新世界观从实用的角度看待自然，用操作主义和工具主义来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关系。这种新世界观的奠基人是培根，正是他赋予“控制自然”观念以现代形式，并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看作是对“控制自然”观念正确性的证明，最终使控制自然与社会进步等同起来的观念成为现代社会的信念。
可以看出，正是现代“控制自然”观念导致人们丧失了对自然的尊敬，并借助科学技术将人和自然的关系简化为一种控制和被控制的工具性关系，片面强调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的滥用。因此，“控制自然”观念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
二、“控制自然”观念的生态后果和社会后果
莱斯指出，虽然“控制自然”观念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但是人们对于“控制自然”观念的理解和认识实际上是存在着误区的，这突出体现在人们只是抽象地谈论“控制自然”观念，看不到控制自然与控制人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不能正确地评判在“控制自然”观念基础上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本质，无法说清科学技术的生态后果和社会后果。
莱斯是通过评论马克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来说明建立在“控制自然”观念基础上的现代科学本质的。他指出，舍勒的知识社会学把现代科学称为“控制学”或实证科学，与之同时并存的知识形态还有形而上学和宗教思想，舍勒并没有把人类所有认识形式都看作是人类的权力意志力图控制自然的体现，而只是强调实证科学才真正体现了人类力图控制自然的意图。在舍勒看来，实证科学原本是形而上学知识的一部分，只是到17世纪才逐渐从形而上学的监护下解放出来。实证科学排斥形而上学，并力图把自然变成服从人的目的的实践领域。莱斯认为，舍勒的“控制学”概念是不完整的，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舍勒的“控制学”只看到了技术运用的有益后果，而没有关注到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这就意味着舍勒所说的“控制自然”概念本身就是含糊的；另一方面舍勒没有看到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内在联系，没有看到控制自然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人，没有认识到技术运用是否合理取决于社会历史结构基础上社会集团的性质。在莱斯看来，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现代化，控制自然与控制人实际上是同一个历史过程，这突出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现代科学技术及其运用导致了人们生活世界价值和意义的失落。莱斯是通过评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提出这一思想的。胡塞尔认为现代科学是建立在数学和几何学模式基础上的，其基本特点是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不断流变的感觉经验世界和永恒不变的本质世界，从而使欧洲人生活在以感觉经验为基础的“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两个世界中。这里所说的“生活世界”实际上就是人们日常生活领域，“科学世界”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数学化和抽象化。17世纪初，欧洲人把科学限于对自然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借保证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强调价值中立，并把价值判断归于无法被实证的纯主观领域，而把说明人们在生活世界中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交给了宗教，从而维系了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联系。但是工业和新科学的结合，导致了以宗教为基础的伦理价值体系的失效，以及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断裂，从而造成了人们生活世界价值和意义的危机。
其二是现代科学技术愈来愈沦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莱斯强调，控制自然不仅意味着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斗争，而且也意味着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斗争。莱斯批评过去的研究者恰恰没有看到“控制自然”的这种社会效应，从而将科学技术的合理性等同于技术运用的合理性。事实上，只有联系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才有可能真正把握“控制自然”的含义。莱斯通过评论霍克海默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来进一步说明“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关系。霍克海默的技术理性批判揭示了科学技术是如何通过控制自然，进而成为控制人的工具这一过程的。霍克海默把理性划分为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两种类型。客观理性表示的是理性对世界本质和真理的把握，是一个本体论范畴；主观理性并不关涉世界的本质和真理问题，而只关心通过何种手段支配外部事物以服从人的利益和需要。霍克海默把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现代化的进程看作是主观理性不断消解客观理性，并最终代替客观理性的过程。霍克海默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一个不断地祛魅化和消除人们对终极价值追求的过程，有关价值和意义的探求都被当作形而上学予以批判和抛弃，实证主义科学得以盛行。霍克海默认为，启蒙理性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从而导致了启蒙理性的异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启蒙理性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理性，它通过技术来控制自然的同时，也不断强化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自然的反抗和生态危机。(2)技术虽然是人用来控制自然的工具，但是人却反过来成为技术的奴仆。这不仅是因为人们无法控制技术运用的后果，而且“技术发明的速度甚至连最先进的社会也不能控制”[1]140。(3)“控制自然”导致了对人控制的加强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呈现出从局部区域向全球范围扩散的趋势。
可以看出，莱斯反对将“控制自然”观念曲解为人类共同控制自然的抽象意识形态说教，在他看来，“控制自然”概念像“自然权利”概念一样，“它以普遍的名义被说成是人类的任务，它会对整个人类而不是任何特殊利益集团带来利益”[1]150。事实上，“控制自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已经使人们认识到“控制自然似乎不是人类的伟大事业，而是维护特殊统治集团利益的手段”[1]151。因此，控制自然的背后必然是对人的控制和自然的异化，这也意味着如何实现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三、科技伦理的重建与自然的解放
既然“控制自然”在本质上是一种“控制人”的意识形态说教，因此只有实现了自然的解放，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解放。为了说明“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二者之间的关系，莱斯进一步具体分析了“控制自然”观念是如何演变成为“控制人”的意识形态的。
莱斯指出，“控制自然”观念的兴起与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是紧密相联的。在封建社会，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占统治地位，封建社会的统治以及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都被认为是符合自然秩序的，为了使这种“自然秩序”合理化，封建社会把自然神秘化，这种自然秩序由此被认为是善的、永恒的和不可改变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保留了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如将个人权利和市场经济看作是不可违背的自然法则，但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封建社会自然主义的社会基础。主要体现在：(1)它鼓吹人的天生自然平等，反对封建主义建立在自然秩序基础上的出生、门第不平等的信条，从而把社会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为生产力的发展开拓了巨大的空间，并形成了资产阶级的进步观念。(2)使“自然”不断世俗化，自然仅仅被归结为有规律运动的物质体系。与之相对应，资产阶级赋予自然以新的伦理基础，即自然仅仅只是满足人性需要的对象，从而造成了人们把“控制自然”观念理解为人对自然的征服和对自然权力的扩张，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幸福。但是问题在于，资产阶级所宣传的意识形态和它的实践之间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自由和幸福，相反，它给人们带来的是体现为生态危机的自然的异化以及社会对人的控制的日益增强，技术也沦为特殊利益集团控制他人的工具。摆脱资产阶级“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赋予它新的伦理内涵，实现自然和人的解放正是莱斯力图解决的问题。
莱斯把“自然的解放”理解为消除浪费性生产和对环境的破坏，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自然的解放”呢？莱斯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述。(1)必须改变使科学技术的负面价值功能日益突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在莱斯看来，科学技术本身是无所谓价值属性的，科学技术的价值功能是由它所处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事实上，科学技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和“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支配下，才沦为控制自然和资本追求利润的工具，并导致对人控制的加强和社会冲突的加剧。因此，“把科学和技术从这种动力中解放出来，是一项首先与社会制度的改造交织在一起的任务”[1]169。因此，只有建立一个公民广泛地享有责任和权利，并充分发展其批判能力的社会制度，才能使作为控制自然工具的科学技术不被少数人所占有，才能真正实现自然的解放。(2)必须重新将“控制自然”的观念置于新的人性和伦理基础上，从而避免科学技术的滥用。莱斯指出，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控制自然”的观念被置于对物质财富的非理性追求的基础上，“自然”被简单地看作是满足人们需要的客体。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之前，宗教赋予了自然以精神属性，限制了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利用，但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则使科学技术的运用越来越非理性化，这就产生了重新解释“控制自然”的内涵，并赋予它新的人性和伦理基础的必要性。即“控制自然”不应理解为通过科学技术的革新和运用来控制自然，使之服务于人们对物质财富的非理性追求，而应该把“控制自然”理解为伦理或道德的发展，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从而使控制自然的进步变成人性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也使人类真正享受控制自然进步的积极成果。
四、威廉·莱斯科技伦理价值观的基本特点
关于科学技术和价值的关系及其效应问题，当代思想界形成了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思想家们为代表。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并无价值属性，但科学技术运用的方向却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由这一制度所承载的价值观。因此，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不能归罪于科学技术本身，也不能归罪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以“控制自然”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第二种观点是以实证主义哲学为代表。实证主义哲学借口保证知识的客观性和精确性，把价值因素排斥在科学之外，强调“可证伪性”是检验科学知识的唯一标准，主张科学是价值中立的。第三种观点是以西方自然主义生态哲学思潮为代表。他们肯定科学技术的价值属性，并把科学技术和以“控制自然”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看作是当代生态问题的根源。应该说，莱斯科技伦理价值观也正是开始于对这一问题的追问。面对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莱斯指出，流行于当代西方的“控制自然”观念以及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科学技术是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的。但莱斯认为并不能由此把生态问题的根源简单地归因于“控制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及其科学技术本身，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以及科学技术运用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在他看来，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控制自然”观念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进步观念的内在组成部分，成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特殊社会利益集团谋取利润的工具，与之相对应，人们把自然仅仅看作是完全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客体，这就决定了科学技术必然造成对人的控制和自然的异化。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承载了一种价值属性，因为它已经成为资本获得利润和控制人的工具。因此，要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就应该既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又把“控制自然”理解为对人的非理性欲望和破坏性的控制，从而为科学技术奠定新的人性和伦理基础。从莱斯的论述我们可以把莱斯的科技伦理归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其理论观点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也较具代表性。莱斯在这里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什么一方面坚持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价值属性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批判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实证主义哲学割裂科学技术和价值的内在关联？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先分析实证主义的基本特点和社会功能。马尔库塞曾认为，实证主义这个术语包含：(1)认知的思想靠经验而生效；(2)认知的思想重视的是作为一种确定性和精确性模式的物理科学；(3)相信认识的进步取决于这种重视。结果，实证主义把一切形而上学、先验论和唯心主义都当作倒退的思想方式来加以反对[2]146。可见实证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把是否能够为经验所证伪作为判断科学知识的唯一标准，从而将有关价值和意义的命题当作虚幻的形而上学加以拒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实证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启蒙理性。启蒙理性把技术看作是知识的本质，把不合计算和实用规则的东西都当作值得怀疑的而加以抛弃，其结果是“在通往现代科学的道路上，人们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它们用公式替代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替代原因和动机”[3]3。可见启蒙理性实际上是一种和价值理性相脱离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其结果是启蒙走向了它的反面，即人不仅没有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为自己和自然的主人，却反而受制于科学技术和自然的束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足于哲学形而上学的视角对实证主义展开批判，认为启蒙理性作为实证主义的哲学基础，由于它脱离了价值理性，必然导致一种无批判立场的哲学价值观，从而使实证主义具有为现实社会作辩护的功能，并最终使科学技术服务于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可以看出，以莱斯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判的正是实证主义在表面上坚持科学技术的价值中立性，在实质上却是把科学技术当作资本追逐利润和控制人的手段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在当代西方社会可以说得到了更为明确的体现，以至于他们明确提出了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命题。也就是说，莱斯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并无价值属性，但社会制度的性质和它所承载的价值观从根本上决定了科学技术运用的价值取向。这也是为什么莱斯强调批判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在组成部分的“控制自然”观念，重建科学技术的价值基础的根本原因。
莱斯的科技伦理价值观独特之处在于：一方面，莱斯揭示了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之间的不同步性，指出不能像近代理性主义进步观那样把技术合理性等同于社会发展合理性。因为技术进步能否真正导致社会进步，并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是取决于技术运用的社会制度的性质是否正义，指导技术运用的价值观是否合理。另一方面，莱斯又反对西方生态哲学思潮的某些流派因为科学技术运用过程中的负效应而提出的反科学的结论。在莱斯看来，要避免科学技术运用的负效应，只能在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前提下，给科学技术奠定新的人性基础和伦理基础。莱斯的科技伦理价值观暗含着建立在制度批判基础上的激进结论，这种激进结论在他的《满足的极限》一书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形成了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收稿日期：2007-06-28；修订日期：2007-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