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启示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1)03-0098-05
一、经学的振荡式发展
先秦诸子学派各有自己的经典著作。由于独尊儒术等原因，承传和研究儒家经典在汉代成为专门学问，史称经学。大盛于汉代的经学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周公为巩固政权而制定的宗法礼仪大典，在官学传习中被丰富、完善为几种典籍。其中为孔子整理者被称作“六经”。孔子首开私学之端，“六经”所涵载的传统官学，也由宫廷流到民间。孔子既殁，诸弟子散在各地，六经在更大范围中承传。子夏据西河，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等从其学，成为先秦传习儒经的显赫派别；孟子、荀子各有徒弟门人，更被后世尊为传经大师。战国时期的经学可以称为原始经学。它除了对儒家早期经典整理、解释外，主要成就是著书发挥、引申儒学要义，使之适应发展变化了的社会形势而保持其生命力。
汉代秦立，寻求治安策。叔孙通依儒经作汉仪以肃整朝纲，初次显示了儒学的社会政治功效；董仲舒结合阴阳神学著《春秋繁露》，迎合执政者统摄人心以巩固政权的需要；儒学因此被执政者选中，重新上升为官学，恢复了西周时那种主导社会潮流的独尊地位。由西周原始儒学的官学地位，到春秋、战国年间的私学传授，再到汉代儒学独霸学官，组成了儒学发展的第一个马鞍型曲线。
西汉儒生沿习董仲舒的治经方法，发挥儒经以解释灾异，著作纬书；迎合执政者口味，造作谶言（注：谶纬产生年代，历来有争论。笔者以为“西汉中后期说”较合理。此容另文详证。）。为求“今用”，不惜阉割经典本意，是此派儒生的共同特点。因为他们传习的儒经用汉代今文写成，故被称为今文经学派。
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末，对儒经的解释离原义越来越远；加之它所依附的西汉政权风雨飘摇，士子们对今文经学越来越失望，故尔传习新发现的、用先秦古文写成的儒经的派别陡然兴盛起来。古文派与今文派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不以神学附会儒经，而是通过对经文的训释来探求经典原义；不神化孔子、周公，而是把孔子看作史学家、教育家，把周公作为制定经典的思想家。
汉代的古今文之争，以东汉郑玄立足于古文、兼收今文来遍释群经，也可以说以古文派胜利而告终。从战国儒家的传经解经、发挥经学，到西汉今文家的附会儒经，再到东汉古文家的注经求原，成为经学史上的第一次振荡式发展。
魏晋时期，司马昭岳父王肃向郑玄经学发难，以今文经反“郑学”之古文注，用古文经驳“郑学”之今文释；他遍注群经，形成声势浩大的“王学”。又由于司马氏政治势力的佐助，“王学”在魏末、西晋时期压倒“郑学”而成为官方学术的主导。王肃打的是“遵从马融纯粹古文经学”的旗号，但他为阐扬己说而伪造《圣证论》等儒家典籍，为迎合司马氏取代曹魏而寻求学术“依据”，实际上是今文家风，在治学上遵从的是今文家法。从“郑学”以古文经为主，到“王学”实际上秉承今文家法，形成经学史上的第二次振荡式发展。
南北朝隋唐时期，儒学独尊的地位受到以玄学面目出现的道家学、和依傍道家学站稳脚跟的外来佛学的挑战，佛道两家学说在知识士子和执政者中有很大影响。儒学发展进入了漫长的低谷时期。
南北朝隋唐经学的主要成就是疏解前人经注。自东晋起，郑学又替代王学成为经学主流。东晋元帝设太学、立学官，除《周易》立王弼注、《左传》立服虔注和杜预注外，《诗》、《书》、《周礼》、《礼记》、《论语》、《孝经》皆立郑玄注。南北朝隋唐儒生对疏解前人注文下了很大功夫，他们恪守“疏不破注”的律条，遵循着古文家学风，从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发展到“九经义疏”，皆疏释细密，内容充实，材料丰富，可谓汉魏以来古文经学成就的大总结。从王肃伪造儒典而实际上秉承今文家学风，到南北朝隋唐学者遵循古文家学风疏解经注，形成经学史上的第三次振荡式发展。
道家讲超脱现实，会导致知识士子脱离社会而不为执政者所用；佛家讲跳出三界，同样使执政者难以用人。宋代执政者总结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经验教训，重新大倡尊孔读经以教化民心，来巩固统治。儒学第二次受到执政者垂青，进入持续高峰期，直到清末。从汉代儒学独尊，到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儒释道三足鼎立，再到宋元明清的以儒经取仕，组成儒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马鞍型曲线。
“九经义疏”的巨大成就使古文家的注疏之学发展到顶峰，后人难以超越；宋代执政者推行以儒经取仕的同时，又用“经义论策”来择取重臣。经义论策，即依傍儒经来阐发解决现实问题的策略，这是“疏不破注”的古文经学方法难以做到的。经学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都迫使儒生对旧有的学术方法进行改革。因此，怀疑旧注、重新探求经文原义的宋学应运而生。宋学破旧注、发新说、重义理，具有大胆怀疑精神，取得诸多成就，但其进一步发展，由改经注发展到径改经文，如王柏著《诗疑》而删《诗经》“淫奔诗”30余首、蔡沈作《书经集传》臆改《尚书》等，这实际上是今文经学家的治学传统。陆九渊甚至宣扬“六经注我”（《陆九渊集》卷三五），把经学当作宣扬自己思想的工具，有点全部推倒儒经注疏甚至经文的味道，因而使今文学方法也步入了死胡同，于是有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兴起。
清代学者对宋学的径改经文、增字解经、妄为“叶音”等解经法不满，故重倡汉学，兴起重疏证、重考辨之风。清初阎若璩考订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为伪书，走的虽仍是宋学的“疑经”之路，但他那从大量文献中搜寻书证、排比证据的做法，却实在是汉代古文家学风。胡渭考定《河图》、《洛书》为伪托，亦遵从汉代古文家的学术方法。这种将宋学疑经精神和汉学扎实学风结合起来的学术方法，导致了乾嘉考据学派的出现。由宋学的疑经、径改经文即继承今文家学风，到乾嘉考据之学实施古文家方法，形成了经学史上的第四次振荡性发展。
二、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
从西汉今文经学派独踞经坛到东汉古文经学派取胜，由郑玄古文家法到王肃今文家风，由南北朝隋唐儒生承古文学风作注疏到宋儒承今文家风求义理，再由宋学重义理到乾嘉学派重考据，构成了经学发展史上的四次振荡式发展。
经学的振荡式发展，首先是不同社会阶段的不同文化需求造成的。儒学发端于大战刚停、社会甫定的周初，稳定成为社会第一需要。周公制礼作乐、创宗法礼制学说，对稳定周初社会秩序有决定性社会意义；同时又强调重人尚德，对调节上下矛盾、协调人际关系有重要作用。儒学自萌生的那天起，就显示出它在协调关系、教化人心、稳定社会方面的政治功用。
学术下移，私学产生。孔子忧社会动荡，叹人心不古，重整原始儒学并加以发展，丰富为仁、礼、忠、德、孝、慈等道德条目，宣扬父慈子孝以协调家庭关系，提倡君德臣忠以调节上下矛盾，由此使天下人皆做仁人而守礼，从而达到天下大治，实现社会稳定。所以，每当新生王朝诞生需要安抚人心、稳定社会时，儒家学说往往被选中而作为官方指导思想。但是，也正是儒家学说过分强调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各应恪守忠、孝、德、慈等做人标准，因而压抑了人的自由本性，故尔每当儒学推行一段时间后，必然引起学人的厌倦和有识之士的抵制；又由于儒学过分强调社会秩序的规定性，一味追求社会稳定，所以在推行一段时间后，又往往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教条而受到进步思想家的批判。如此等等，使得儒学几度被社会冷落。
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性需求，是造成儒家经学振荡式发展的根本原因。
经学的振荡式发展还由于儒家社会理想和学术理想的矛盾性。一方面，儒家追求“立万世法”、“为帝王师”，以自家学说指导执政者确立统治理论以治理万民，讲求社会参与意识。所以，每当新王朝追求稳定、执政者寻求调节社会矛盾的指导思想时，儒家总会依据执政者的新需要和发展变化了的社会实际，引申和发挥儒经原义，改造旧说，追求儒学社会价值的重构。这成为历代儒生的政治追求。另一方面，儒家又以正统文化的承传人自居。被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曾自诩“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季氏》），并以能言夏礼、殷礼而自夸（《论语·八佾》）。孟子曾以孔门儒学的真传人自居，荀子却攻击孟子及其师子思“不知其统”、“案往旧造说”，篡改了孔学原义，而只有他荀子才承传着孔学正宗（《荀子·非十二子》）。在这种风气影响下，追求学术正宗品位、探求古经原义、争当正宗传人，成为后世儒生的学术追求。
实现儒学的社会价值就要不断改造儒经原义，而追求儒经的原始品位却要保持儒经原义。儒家社会理想和学术理想的矛盾，即追求实现儒学社会价值和追求保持儒学正宗学术品位的矛盾，是造成经学振荡式发展的直接原因。
经学的振荡式发展，还由于儒经的语言文字特点。儒经是用上古汉语写成的。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六书”中的“假借”、“转注”之法，又使得多数汉字具有一字多义性。汉字字义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同一汉字文词可有两种或更多的合理解释。上古汉语文词甚为简括，从而使儒经具有较大的可扩展性。这种可扩展性，既为今文经学附会经义提供了可能，又使得古文经学家弼正今文家说容易找到合理依据。上古汉语的简括性也加强了儒经文句的含蓄性。同一文句，可作多类合理理解。如《论语·子罕》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既可理解为岁月蹉跎、人生易老之悲叹，又可理解为时光匆匆、更须奋发之誓言。这类文句在儒经中比比皆是，从而为今文家和古文家对儒经的不同解释留下了可扩展空间。另外，儒经篇章，多由短小章节缀成，难以通篇连贯理解，这也造成了儒经理解和解释的可扩展性。
儒经之文字、语词以及文章结构特点，为今文经学家追求社会效应而附会、改篡经文，和古文经学家修正今文家说而追求学术效应，都提供了必要条件。社会不同发展时期对儒学的不同要求、儒家对儒学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不同追求，分别由于儒经的文字、语词、文章特点造成的可扩张性找到了结合点，造成了经学史上长久的古今文之争。
今文家和古文家对经学的发展各有贡献：没有古文家，传统的经学无法延续；没有今文家，经学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便会被当作文物搁置起来。但是，今文家也绝对不能离开古文家而独立存在：没有古文家的训释考据，今文家的解释发挥会离经愈来愈远而最后与经无缘，从而实际意义上抛弃了经学。所以说，古文家的训释考据为经学的发展不断提供“修正参数”，使它始终以“经学”的面目延续，而具有学术效应；今文家的解释发挥使经学不断与社会需求缩小差距，以免被现实抛弃，具有社会效应。两者互相依赖，相持而长，造成了经学的振荡式发展状态。
三、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启示
由以上论述可见，伴随着经学的四次振荡式发展，儒学也经历了两个马鞍型发展过程：由西周官学到春秋、战国时期之私学，再到西汉立学官，儒学由宫廷到民间，再回到宫廷，是第一个马鞍型发展过程；由汉魏晋之儒学统摄学界，到南北朝隋唐之儒释道三足鼎分，再到宋元明清以经取士而牢笼士子思想，儒学在影响由高而低再至高，形成儒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马鞍型曲线。将儒学发展的两个马鞍型曲线与经学发展的四次振荡式过程对比可见，儒学社会地位的两次上升都在今文经学家或今文经学学风占主导地位时。当今文家改造儒经原义使它贴近已发展变化了的社会现实时，它就会在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发挥社会效应，受到社会的欢迎。
由此联想到当今国学研究的困窘和尴尬，不为大众接受，不为现实所用。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应在于当前的国学研究与社会距离太大，不能贴近社会实际而指导和帮助人们解决社会问题，亦即偏离了传统国学那固有的经世致用特色。
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要改变国学研究者的思想观念。受乾嘉遗风影响，当今国学研究界存在着一种脱离现实、追古求古的学术倾向，津津乐道于古人古书古材料中，标榜唯此才是“真学问”；认为结合社会现实、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不是国学研究的“正宗”，是“媚俗”；只有继承古文家学风，才是学有根柢、学风谨严。这种片面追求国学研究的“学术效应”而努力保持“士林气”的研究及无视其“社会作用”的做法，当然不为民众欢迎，当然不为社会取用。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其终极目的，当然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虽然有时候不得不进行一些“为学术”的研究，如古文经学式的研究，但仅止于此，那是远远不够的。说到底，古文经学研究的真正目的，是弼正其前今文经学的偏差，为其后经学再次为现实服务，重新奠定良好的学术基础。如果不是这样，古文经学的研究定会成为“屠龙术”，而被社会抛弃，被历史淘汰，经学也将作为历史文物被束之高阁。
本世纪二十年代，陈柱总结历代墨学而论及古代学术时有言：“天下之事，为之太过，必有反响；而学术尤甚。有汉儒之考据，则必有晋人之清谈；有唐人之注疏，则必有宋人之空疏；有宋人之空疏，则必有清人之征实。”（《墨学十论·历代墨学述评》）发端于清代的考据之学，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已取得了后人难乎为继的学术成就。事实也已证明，建国后的国学考据，除了出土材料可参佐的那些部分外，没有重大进展。由经学发展的振荡式规律可知，以经学为主的国学研究，又处在向“今文家学风”摆动的时代了。发掘国学精华并加以改造发展，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形势而为现实服务，不仅是时代对国学发展的要求，也是经学振荡式发展规律对国学研究前途的启示。
如何利用、改造中华国学为现实社会服务，国外同行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如他们把《孙子兵法》研究与生产经营战略研究结合起来，把儒家伦理学说用于企业管理等。这仅仅是中华国学的“应用性研究”。除此之外，我们还可进行中华国学的“指导性研究”。如用中华国学中的“天人相和”理论指导解决当前的环境污染问题，发展墨家的“兼爱非攻”学说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等等。诚如此，中华国学必将造福于二十一世纪，我们也无愧于中华国学的传人。
收稿日期：200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