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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920(2004)01-0018-09
18世纪末和整个19世纪还没有曹雪芹研究，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也还处在感悟式的评点派的笼罩之下。科学地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关于曹雪芹的家世、他的生平和思想、他的父亲究竟是曹頫还是曹颙、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他的生卒年和祖籍等问题的研究，成绩是卓著的，共同认识也越来越多。上个世纪的曹雪芹研究已为《红楼梦》文本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力图通过对20世纪的曹雪芹研究的回顾，来客观揭示上个世纪曹雪芹研究的成绩、经验和教训。
曹雷芹的家世研究
曹雪芹的家世研究是《红楼梦》研究的基础之一。18、19世纪的《红楼梦》研究是评点派的天下，索隐派还没有形成气候。这时的红学是感悟式的，零碎的，带有随意性，缺乏科学性。对《红楼梦》的科学研究是从20世纪曹雪芹的家世研究开始的，其代表作是胡适于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胡适文存》卷三，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这篇论文主要解决三个问题：批评索隐派，考证作者及其事迹家世，考证作品的版本。胡适在作者考证中，初步理清了曹雪芹的家世，纠正了袁枚说曹雪芹是曹寅儿子的失误，论定他们是祖孙关系。在康熙至雍正年间，曹玺、曹寅、曹颙、曹頫祖孙三代四人总共做了58年的江宁织造。胡适根据敦敏《赠曹雪芹》和敦诚《佩刀质酒歌》、《寄怀曹雪芹》等诗及其他资料，基本弄清了曹雪芹的生平及对《红楼梦》的著作权。胡适在关于作者的六条结论中说：“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环境。他会做诗，也能画，与一般八旗名士往来。”“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胡适的这些结论，不仅为新红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日后曹雪芹家世研究指明了方向。
1953年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由棠棣出版社出版。这是以大量曹家史事证明《红楼梦》是作者自传的考证著作。
1980年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7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又出版了增补本。这部专著以证明《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可靠为出发点，详论了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
周、冯的著作以翔实的资料弥补了胡适作者考的不足，揭示了曹家发家的原因以及孕育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土壤。曹雪芹的曾祖曹玺的妻子孙氏，原是顺治帝第三子玄烨的保姆。曹玺的儿子曹寅13岁入宫为侍卫，玄烨同曹寅情同兄弟。玄烨即位，即康熙皇帝，开始重用曹家人。曹玺、曹寅、曹颙、曹頫祖孙三代四人世袭江宁织造就发生在这种背景之下。曹寅任江宁织造时是曹家的鼎盛时期。康熙以织造署为行宫，曹寅共接驾四次。曹寅有两个女儿，由康熙指定，被选作王妃。（注：见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的《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42、63页。参看《永宪录续编》第390页：“寅字子清……二女皆为王妃。”）曹寅这样一个特殊的贵族官僚家庭的兴盛及其儿子的被抄家，成为孕育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直接土壤。
曹雪芹的父亲究竟是曹頫还是曹颙
在清代，人们对曹雪芹的家世不太清楚，曾长期认为他是曹寅之子。袁枚《随园诗话》卷二说：“曹练（楝）亭……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也有人认为曹雪芹为曹寅曾孙的，如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八记载西清说：“雪芹名霑，汉军也，其曾祖寅，字子清，号楝亭。”
首倡曹雪芹之父为曹頫的是胡适。他在《〈红楼梦〉考证》里说：“曹寅死后，曹颙袭织造之职。到康熙五十四年，曹颙或是死了，或是因事撤换了，故次子曹頫接下去做。织造是内务府的一个差使，故不算做官，故《氏族通谱》上只称曹寅为通政使，称曹頫为员外郎。但《红楼梦》里的贾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袭爵，也是员外郎。这三层都与曹頫相合。故我们可以认为贾政即是曹頫；因此，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頫之子，这一层更容易明白了。”这个考证及结论成为新红学“自叙传”说理论的基础。
后来周汝昌据敦诚《挽曹雪芹》“四十年华付杳冥”一句诗，认定雪芹只活了40岁，推出他当生于雍正二年(1724)。[1]倘若此说成立，雪芹之父只能是曹頫，不可能是他人，因为这年曹颙已死去九年，于是此说几乎成了红学界的“定论”。
提出曹雪芹是曹颙遗腹子的是李玄伯。他在《曹雪芹家世新考》（1931年5月《故宫周刊》）中说：曹颙“其妻马氏，怀孕已七月，则其遗腹当生于五六月间。康熙五十四年下去乾隆二十七年，凡四十七年，若其遗腹系男子，证以敦诚诗‘四十年华付杳冥’句，或即雪芹耶？”严微青在《关于〈红楼梦〉作者家世的新材料》（1936年5月《时代青年》创刊号）一文中，也认为“雪芹或即是曹颙的遗腹子，而曹颙之妻马氏即是李纨的正身”。此说当时没有产生影响。
1955年7月3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61期发表王利器《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重提曹雪芹遗腹子说。事隔二十五年后，王利器于1980年第4辑《红楼梦学刊》又发表了《马氏遗腹子·曹天祐·曹霑》，再论遗腹子说。1983年第3辑《红楼梦学刊》发表王启熙《曹雪芹即曹颙遗腹子的几点确证》，补充论证遗腹子说。这几篇文章从多方面论证了曹雪芹即曹颙的遗腹子曹天祐。首先，曹颙虽然生前无子，死后的确有个遗腹子。《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在十四世记载：“天佑，颙子，官州同。”[2]《满洲氏族通谱》记载：“颙子，曹天祐，现任州同。”天佑、天祐显然是一个人，即曹颙的遗腹子曹天祐。其次，曹霑、曹天祐之名意义密切相关，实为一个人的名和字。曹家人一向是从四书五经中取名字的。曹雪芹之名即取自《诗经·小雅·信南山》：“上天同云，雨雪氛氛。……既霑既足，生我百谷。……曾孙寿考，受天之祐（一般作祜）。”[3]在曹颙去世不久得子，以“霑”字命名，既含对苍天保佑的感谢，又蕴对洪福齐天的圣主的感颂，“霑”正是“天祐”的结果。第三，曹霑即曹天祐同张宜泉的雪芹“年未五旬而卒”的记载完全相合。他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卒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1763年2月12日），得寿48岁，实即“年未五旬而卒”。
曹雪芹的生平研究
有关曹雪芹生平的资料保存下来的不多，主要保存在敦敏、敦诚、张宜泉的诗和《石头记》脂砚斋评中。但曹雪芹生平研究却是红学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胡适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对曹雪芹生平作了初步考察。1937年7月上海《光明》第3卷第3期发表李辰冬《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哲学》，对曹雪芹生平作了一定研究。
周汝昌是着力研究曹雪芹生平家世的学者，他的《红楼梦新证》对曹雪芹生平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964年周氏又撰写《曹雪芹》一书；在此书基础上作者又将其增补为《曹雪芹小传》，1980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92年外文出版社又出版了周氏的《曹雪芹新传》。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1997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增补本，这本书用专章对曹雪芹生平作了基础性研究。1992年出版的朱淡文的《红楼梦论源》也用专章讨论曹雪芹的生平事迹。研究曹雪芹生平比较重要的单篇论文有吴恩裕的《关于曹雪芹》（《新观察》1954年第16～18期），王利器的《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光明日报》1955年7月3日），吴恩裕的《敦敏、敦诚和曹雪芹》（《人文杂志》1958年第1期）、《曹雪芹生平为人新探》（《散论红楼梦》香港建文书局1963年版），吴新雷的《曹雪芹评传》（见《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
根据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这样勾画曹雪芹的一生：他的儿童时代是在江宁织造署度过的。雍正五年末下旨抄家，次年全家北返京城，住在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的十七间半房里。根据敦诚《寄怀曹雪芹霑》“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的诗句，知道青年时代雪芹曾在虎门宗学工作过，做抄抄写写的文书工作或翻译工作，时间约在乾隆十四年(1749)前后。曹雪芹能诗善画，文笔惊人。他“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裕瑞《枣窗闲笔》）。雪芹约在二十八九岁时开始创作《红楼梦》；约在乾隆十八年(1753)，《红楼梦》初稿基本完成。脂砚斋开始初评工作，并于次年（甲戌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开始在社会上流传。约在乾隆十九年，雪芹离开了虎门宗学。据敦诚《寄怀曹雪芹霑》中的诗句，可知这时他过了一段求亲靠友的生活，不久搬往西山居住。西郊的生活十分贫苦，但他性格豪放，有一副磨不掉的傲骨。乾隆二十七年中秋时候，曹雪芹独子病死，他因此感伤成疾。由于无力延医医治，于当年除夕（1763年2月12日）病逝，享寿48岁。
曹雪芹思想的研究
20世纪关于曹雪芹思想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1.20世纪前半期的曹雪芹思想研究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光绪三十年(1904)发表于《教育丛书》第8至13期。此文首开曹雪芹思想研究之端，因为《红楼梦》的思想自然也就是曹雪芹的思想。王国维用叔本华“解脱”的思想来解释《红楼梦》。他说：“《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此文引进西方思想研究《红楼梦》，发表后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5年10月《清华文艺》第1卷第2期发表涛每《读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之后》的长文，全面介绍王氏的观点，最后作者概括王氏观点并表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总结上文，王先生谓：一、有生活就有苦痛。二、要免苦痛，就要拒绝生活之欲。三、《红楼梦》之精神在解脱，即拒绝生活之欲。四、《红楼梦》之美学上伦理上之价值，均在其解脱之精神，推其极使世界无有。我之意思则以为：一、有生活就有苦痛，不过看主观为转移。二、要免苦痛，不在拒绝生活之欲，而在认识真正之情。三、《红楼梦》之精神，不在解脱，而在言情。四、《红楼梦》之价值，不在造成‘无的世界’，而在造成‘情的世界’。”涛每虽然佩服王国维的思想，但他对《红楼梦》思想的精练概括能超越王氏，而且更切近曹雪芹。这前后探讨曹雪芹《红楼梦》思想的论文还有：熊润桐《八十回红楼梦里一个重要思想》（上海《革新》1922年4月第1卷第4期）及《红楼梦是什么主义的作品》（《革新》1924年12月1日第1卷第6期）、王家棫《红楼梦之思想》（上海《光华大学半月刊》1933年11月10日第2卷第3期）、李辰冬《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哲学》（上海《光明》1937年7月第3卷第3期）、王树槐《谈谈红楼梦中的人生理想》（《文化先锋》1947年9月30日第7卷第4、5期合刊），等等。
这个时期探讨曹雪芹的思想只是初步的，缺乏准确性和深刻性。
2.20世纪50～60年代的曹雪芹思想研究
在1954年批评俞平伯、胡适错误的思想运动中，涉及曹雪芹是用什么思想创作《红楼梦》这样一个问题，一直争论到60年代初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当时主要看法有三种：“市民说”、“农民说”和“地主阶级叛逆说”。
“市民说”的代表邓拓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人民日报》1955年1月9日）中说：“曹雪芹就是属于贵族官僚家庭出身而受了新兴的市民思想影响的一个典型的人物。人们都看到了《红楼梦》具有强烈的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但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曹雪芹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反封建的呢？应该说他基本上是站在新兴的市民立场上来反封建的。”霍松林在《试论红楼梦的人民性》（《光明日报》1955年3月27日）中说得更明确：“我们在分析《红楼梦》的时候可以看出，在许多地方，曹雪芹是以当时最先进的反映着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生和发展的新兴市民思想为指南的。”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问题》（《新建设》1955年第4期）中说：“《红楼梦》中所反映出的这种带有解放人解放个性的性质的新命题，就其社会性质讲，只可能是属于当时新兴的市民社会意识的反映。”总之，他们认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进步思想就是市民阶级的思想。
“农民说”者坚决反对“市民说”的观点。王冰洋认为：“《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按其实质说来，还是封建制度子夜时期的社会，当时根本矛盾和根本问题，只能是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就产生在这个时期中的文学作品的人民性而论，如果不是从农民以及以农民为首的劳动人民的革命的发动、革命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以及他们对于封建制度的憎恨、仇视汲取源泉，那它就根本没有任何人民性之可言。”[4]杨荫安在《关于曹雪芹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一些理解》（《四川日报》1954年12月18日）中说：“正是农民群众的革命情绪，构成了曹雪芹深广的社会批判的主要动力。”刘大杰在《红楼梦引论》中说：“《红楼梦》的思想基础，是建筑在农民力量的基础上，是建筑在农民的生活思想的基础上。”[5](P18)
“地主阶级叛逆说”是由何其芳于1956年提出来的。他在《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中批评了“市民说”和“农民说”以后指出：“《红楼梦》的全部内容所表现出来的作者的思想都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它的作者的基本立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的立场，他的思想里面同时也反映了一些人民的观点。前者是和人民相通的；后者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到了人民的影响。”郭豫适支持何其芳的观点，他说：“曹雪芹的主导思想，并不是市民阶级或农民阶级的思想，而是生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封建贵族阶级叛逆者的思想。这种思想，明显地表现着上层社会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的性质和特点，它的构成应当是我国历史上富有民主性的思想传统和进步性的文学传统的继承，来自人民直接的间接的影响，当代先进思想的影响，这三者的结合，而不应该简单地归结为市民阶级的思想或农民阶级的思想，也不该仅仅归结为‘古已有之’的思想。”[6]
当时的争论虽然分歧大，没形成统一观点，但在日后《红楼梦》的研究实践中，曹雪芹市民思想说逐渐成为占主流地位的观点。
3.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的曹雪芹思想研究
“文革”之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在20世纪80年代初，曹雪芹的思想研究出现了一个热潮，他的世界观、哲学观、人生观、社会史观、美学观、艺术观等，无不得到深入的研究。
王成福《试论曹雪芹的世界观》（1980年第2辑《红楼梦学刊》）认为，小说第三十一回描写的史湘云同翠缕谈阴阳二气和第二回贾雨村论“天地生人”，均为曹雪芹哲学思想的反映。曹雪芹在宇宙观上“坚持了元气一元论的唯物论”，认为“天地间只有阴阳二气，气是最高范畴。气是物质的，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气是不生不灭的。这正是元气一元论的唯物论自然观。”
1983年第3辑《红楼梦学刊》发表徐子余《曹雪芹哲学思想论辨》一文。这篇论文不同意把第二回贾雨村的思想归属曹雪芹，着重从史湘云和翠缕关于“阴阳二气”的对话探讨曹雪芹的哲学观，其要点如下：一是“气一元论”。徐子余说：“它肯定了包括天地在内的世上万物，都是由物质性的、只具有阴阳等自然属性的‘气’所生。这是元气本原论的根本点，他排除了‘气’之先还有精神性的本原或‘无’的本原。物质性的‘气’是史湘云观念中的最高哲学范畴。”二是“气赋成形”。徐氏认为史湘云的“器物赋了成形”，“这是朴素唯物主义对世界起源的猜测，她认为这是世上万物生成的总的‘理’，也就是总规律”。三是“物质性的‘气’无所谓生灭”。“说‘气’无生灭，也就等于物质无生灭，这种不再追究‘气’何以产生的观点，使她不再到物质之外去寻找精神性的本原，从而杜绝了使她走向唯心主义的路口。”四是“朴素的辩证法观念”。徐氏说：“史湘云认为：阴阳都是气，无所谓生灭，但二者互相转化，‘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这是说事物都向对立面转化。”徐子余总结道：“因此，我们不但可以肯定这篇阴阳对话中的正面观点是曹雪芹哲学思想的表现，而且也可以看到，在这里他没有陷入唯心主义，他倒是力图堵塞由朴素唯物主义通向唯心主义的漏洞的。”
在上述两篇论文发表前后，还有多篇论文讨论了曹雪芹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如端木蕻良《曹雪芹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丁山《论曹雪芹的哲学思想》（《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林同华《论曹雪芹的哲学思想》（《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3辑）等。
这个时期还讨论了曹雪芹有无“补天”思想。王成福《试论曹雪芹的世界观》一文认为，曹雪芹“在寻求社会及人生的新出路。只是由于他的阶级的时代的局限性，他没弄清楚这条路到底在哪里”。他“要‘补’封建统治的‘天’，但这个‘天’的崩坏是无可挽回的，即使有‘补天之才’也无可奈何。”宋培效的《“补天说”质疑》（《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2辑）、林方直的《〈红楼梦〉不是“补天”书》（《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则否定曹雪芹有“补天”思想。
薛瑞生在《〈红楼梦〉的政治倾向与曹雪芹的世界观》（《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中认为：“曹雪芹所生活的时代，虽然有资本主义萌芽，但还是封建社会；他虽然接受了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但并没有也不可能走向市民；他虽然是本阶级的逆子，但并未成为本阶级的‘贰臣’。他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既没有超出他的阶级，也没有超出他的时代，在他的思想上，仍然打着很深的阶级烙印。他的思想核心是‘除弊’和‘补天’。这个矛盾的世界观，形成了他批判的矛盾。当他‘除弊’时，是一个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当他试图去‘补天’时，却又是一个可笑的地主阶级改革家；当他展望未来时，因为提不出理想，找不到出路，便陷入封建士大夫阶级最鄙俗的悲观厌世主义泥潭。”“曹雪芹批判了‘男尊女卑’思想，歌颂了他笔下的女主人公。但是，却宣扬了封建士大夫阶级没落腐朽的‘红粉骷髅’反动观点。……尤三姐死后托梦给尤二姐，说什么‘只因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丧伦败行，故有此报’，这显然是对尤二姐的谴责，对贾琏、贾珍和贾蓉罪责的开脱，是曹雪芹硬将自己‘红粉骷髅’思想强加给尤三姐，违反尤三姐性格的。”薛瑞生对曹雪芹思想两面性的分析无疑对读者是有启发意义的。
冯其庸在1983年第4辑《红楼梦学刊》上发表《千古文章未尽才——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而作》。他指出：“曹雪芹在乾隆时期以及在此以前直到清初的思想界，毫无疑问是属于激进者的行列，他的思想的主导方面，是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初期民主主义思想。”他认为说曹雪芹的思想是“古已有之”的论点是不科学的，“伟大作家曹雪芹，是从他的现实生活和斗争中汲取他的创作的诗情和灵感的，因此他的这部巨著，响彻的是当代人们的心声，而不是遥远的古老历史的回响”。他在1998年撰写的《我与〈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辑）中说：“我认为《红楼梦》的民主思想，已是具有新的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民主思想，尽管它还是初期的极幼稚的，但它与封建的民主思想是有质的区别的，不能混淆的。”这表明冯先生既不同意过去的“地主阶级叛逆说”，也不同意“农民说”，他的“具有新的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民主思想”同“市民说”相比，曹雪芹思想的新的质更加明确了。
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1995年5月由学林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曹雪芹《红楼梦》哲学思想的专著。正如该书内容简介所言，《红楼梦》描写女娲炼石补天所未用的石头在“出发——变形——回归”的生命循环圆圈中，原是由源远流长的思凡、悟道、游仙三重模式复合而成的，并依次指向儒家世俗哲学、佛道宗教哲学与道家生命哲学，最后又通过《周易》阴阳哲学的复合，指向人类二率背反悲剧命运的哲学思索，从而逐步解开了被列为《红楼梦》十大谜之最的主题之谜。
曹雪芹对《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著作权
《红楼梦》前八十回是否自始至终由曹雪芹一手创作而成？自从胡适《〈红楼梦〉考证》论定曹雪芹是《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几乎得到举世的公认。但也不时地有人怀疑曹雪芹的著作权。
1944年方豪在他的《〈红楼梦〉新考》（《说文月刊》1944年第4卷合刊本）中说：《红楼梦》“其书必为雪芹先人所草，由雪芹删改而成，而雪芹在书首，对此点亦言之甚确。”
1956年吴世昌在他的英文版《红楼梦探源》中说：“记录康熙驻跸曹家与寅女出嫁的场面的是脂砚，‘忆昔感今’者正是批书人脂砚自己。”[7](P458)1963年吴先生在《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创作》中又明确地说：“既然书中有些故事的素材发生在雪芹生前的曹家，由脂砚记录，则单就那些故事而论，若说雪芹在这稿子上作了些‘批阅增删’的加工，是与事实相符的。当然，并不是全书都有成稿，雪芹仅作加工。”[7](P75)
1979年第1期《北方论丛》发表戴不凡《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论曹雪芹是在石兄〈风月宝鉴〉旧稿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的》，他根据《红楼梦》存在不少南京话词语、扬州词汇、吴语词汇、苏州谐音字，认为：“《红楼梦》中纯粹京语和道地吴语并存的情况，看来只能是这样理解：它的旧稿原是个难改吴依口音的人写的（他还能说南京和扬州话）；而改（新）稿则是一位精通北京方言的人的作品。后者是在别人旧稿基础上改写的。在改写过程中，由于创作中可以理解的种种原因，故书中语言未能统一，致出现南腔北调的情况。”戴不凡还认为《红楼梦》存在“雪芹将贾府从南京‘搬家’到北京”、“时序倒流”、“大宝玉小宝玉”这样重要的内证，提出《红楼梦》创始意义上的作者不是曹雪芹。他在《石兄和曹雪芹——〈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第二篇》（《北方论丛》1979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红楼梦》的原始作者石兄就是曹寅胞弟曹荃的次子竹村，从而在红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红楼梦》著作权的争论。呼应戴不凡观点的有孔祥贤、曾扬华。孔祥贤在《〈红楼梦〉的原作者是谁？》上、下篇（《北方论丛》1979年第5期、1980年第4期）中认为曹雪芹只是改编者，原作者是曹頫，即批书人脂砚斋。曾扬华《乾隆时人是怎样看〈红楼梦〉的原作者的》（《北方论丛》1980年第1期）认为，《红楼梦》的原作者是谁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但他又没有提出作者到底是谁，等于否定了曹雪芹的著作权。李百春在《红楼梦作者问题论稿》（北方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中也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认为脂评本的批书人即是作书人，即脂砚斋是《红楼梦》的作者。
许多《红楼梦》研究工作者在这次论争中，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曹雪芹对《红楼梦》不可动摇的著作权。
张锦池在《〈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谁》（《北方论丛》1979年第3期）一文中从三个方面说明《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曹雪芹。首先，他说早在乾隆年间，就有不少人认为《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曹雪芹。曹雪芹的同龄人乾隆进士袁枚，曾任江宁知县，他在《随园诗话》卷二中说：“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永忠有三首诗标题是《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曹雪芹若不是作者，永忠读了《红楼梦》后何以作诗吊雪芹？墨香是雪芹好友敦敏、敦诚兄弟的幼叔，永忠认为作者是曹雪芹，显然是墨香从敦敏兄弟口中得知的。曹雪芹的好友明琳的堂弟明义在他的20首《题红楼梦》小序中说：“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这决不是向壁虚构的说法。其次，张锦池还通过“脂砚斋们的说法”，证明《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第二十二回回末总批：“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丁亥夏，畸笏叟。”第七十五回批曰：“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作诗的人就是作书的人。第三，他通过反驳戴不凡的四条内证来证明曹竹村、曹雪芹两个作者之论是不正确的。他在驳“内证之一：大量吴语词汇”时说：“一部书中，甚至一篇短篇小说里，出现南北语兼用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而且越出自语言巨匠之手，越是如此。我们知道，鲁迅的短篇小说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写的，但里面就有不少绍兴的方言土语。假若据此而认为《呐喊》和《彷徨》是鲁迅根据一个难改越地乡音的人的旧稿改的，我们总不会同意吧！曹雪芹在南京度过了他的童年，随其家族北上时，已留有‘秦淮风月忆繁华’的记忆；到北京以后，由于其家族操惯了南方话，所以他在家里操吴语，到外面操京语，因而既通吴语又通京语，写作时付之于笔端，便出现了‘东西南北互相兼用’的情况：这样解释，我想，总不是一无道理吧。”
陈熙中、侯忠义的《曹雪芹的著作权不容轻易否定——就〈红楼梦〉中的“吴语词汇”问题与戴不凡同志商榷》（《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辑）举用大量实例，论证戴文举的20个“吴语词汇”已为北方作家的名作所采用，成为《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中的常用词汇，从而否定了戴文的论据，证明其结论站不住脚。那么曹家是否有个“曹竹村”？张加伦《“竹村”小考》（《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2辑）考证出曹寅没有叫“竹村”的侄子，曹荃更没有一个叫“竹村”的儿子。“竹村”是曹寅妻兄李煦的别号。这样戴不凡《红楼梦》的原始作者曹竹村的整个立论基础就彻底动摇了。
蔡义江《脂批说〈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文艺研究》1979年第2期）、邓遂夫《脂批就是铁证——关于〈红楼梦〉作者问题与戴不凡同志商榷》（《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2辑）、王孟白《关于〈红楼梦〉著作权问题》（《北方论丛》1979年第5期）、严云受《〈红楼梦〉作者问题论辨》（《红楼梦研究集刊》1980年9月第4辑）等一致批评戴不凡的观点站不住脚，肯定了曹雪芹是《红楼梦》从始至终的惟一作者，《红楼梦》不可能有第二个作者。
1994年1月8日《文艺报》同时发表王家惠《曹渊即曹颜——曹寅曾过继曹鈖之子》、周汝昌《王文读后》、刘润为《曹渊：〈红楼〉的原始作者》等三篇文章。1994年3月9日《中国文化报》以显著地位发表杨向奎《关于〈红楼梦〉作者研究的新进展》。四篇文章前后呼应，在“丰润曹”中重新给《红楼梦》找了一个作者曹渊，从而又一次剥夺了曹雪芹的著作权。这样引发了第二次关于《红楼梦》著作权的争论。
1994年第4辑《红楼梦学刊》发表刘世德《曹渊非曹颜考》、张庆善《曹渊、曹颜与〈红楼梦〉作者问题》，1995年第1辑《红楼梦学刊》发表冯其庸《再论曹雪芹的家世、祖籍和〈红楼梦〉的著作权》，这几篇文章从不同方面揭示了王家惠、刘润为、杨向奎等人的谬误，指出他们的文章主要是靠猜测和推理，而不是依据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刘世德经过严密的考证，认为约生于康熙十四年(1675)的曹渊同曹寅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儿子曹颜对不上榫，曹渊比曹颜大十几岁，决不可能是一个人。再次证明曹雪芹对《红楼梦》不可动摇的著作权。
《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是否是曹雪芹
《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是否是曹雪芹，或者其中是否含有曹雪芹的部分手稿？这在红学界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
徐迟、周绍良认为后四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徐迟在他的专著《红楼梦艺术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中认为，后四十回写的是封建制度的败落和塌台，因此“封建卫道士们曾经对后四十回如何的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硬是要将它扼杀在摇篮里！”“庸俗、轻薄、恶劣、凶狠”的脂砚斋怕后四十回的巨大的反封建意义，所以“有意‘迷失’掉了后四十回，妄图掩盖四大家族和封建制度的崩溃与灭亡过程”。幸亏程伟元又找回了后四十回，由“责任编辑或助理编辑的高鹗”“很认真，很谨慎，很漂亮”地完成了“抢救工作”。因此作者是曹雪芹。周绍良先后用两篇文章论后四十回的作者。他在《论〈红楼梦〉后四十回与高鹗续书》（1980年《红楼梦研究集刊》第2辑）中认为：“后四十回是曹雪芹未改定的残稿”，“不论后四十回有多少毛病，一百二十回所包括的故事是协调的，互相衔接而没有矛盾的，循着合理的线索而发展下来的。”他后来在《略谈〈红楼梦〉后四十回哪些是曹雪芹的原稿》（1981年《红楼梦研究集刊》第6辑）中进而具体地说：“可以肯定后四十回回目是曹雪芹第五次‘增删’时‘纂成’的，而后四十回文字，主要是曹雪芹原稿，其残损或删而未补的，由程、高补缀了一部分也是有的。”在1980年首届国际红学研讨会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陈炳藻利用计算机对《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用字进行测定，他得出的结论是一百二十回的作者是一个人，即曹雪芹。[8]
舒芜在《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一夕谈》（《红楼梦研究集刊》第2辑）中说：“后四十回里确有原作者的残稿作根据。”舒芜提出后四十回曹雪芹残稿与高鹗手笔并存说，他说：“后四十回里面，写得坏的太坏，写得好的又太好，文笔悬殊太远了。恐怕就是因为有的是根据曹雪芹的残稿，有的则出于高鹗的手笔吧。如果纯粹是一个人续写的，决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而且，写得坏的地方，远比写得好的地方多得多。”
红学界对徐迟、周绍良等的观点基本上采取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态度，即不直接进行争鸣，而是通过大量论文，证明后四十回同前八十回的差异，政治思想的差异，宝玉、黛玉前后性格的差异，艺术风格的差异，从而确认后四十回作者同前八十回作者决非一人。另外，通过确凿考证和论析，确认后四十回作者是高鹗。能直接证明高鹗为后四十回作者的是清中叶著名诗人张问陶的《赠高兰墅鹗同年》诗的注“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因此从胡适、鲁迅、俞平伯、顾颉刚到吴世昌、张国光、周汝昌、李希凡等红学名家，无不把后四十回的著作权给了高鹗。有趣的是深圳大学研制出《红楼梦》电脑多功能检索系统，用电脑研究作者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向美国电脑的结论完全不同。根据电脑检索系统提供的资料，“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在用词和描写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全书所有的生僻字都出现在前八十回，后四十回一个也没有；全书描写亭台楼阁二百六十五次，绝大部分都在前八十回，后四十回共有五处。由此可见，无论从语言风格还是从文化修养来看，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作者是两个人”[9]。
曹雪芹对其他诗文的著作权及两幅画像肖像权的研究
吴恩裕在1973年2月《文物》上发表《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认为《废艺斋集稿》是曹雪芹的佚著，“是二百多年来有关曹雪芹文献的首次重要发现”。他还认为“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这首《题自画石》诗，也是曹雪芹的作品。1975年吴世昌、徐恭时联名发表《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1975年8、9月号增刊），公布了曹雪芹一首七律：“唾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红粉真堪传栩栩，渌尊那靳感茫茫。西轩歌板（一作“鼓板”）心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以上诗文是否真的是曹雪芹的佚著？陈毓罴、刘世德《曹雪芹佚著辨伪》（《红楼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通过考证《废艺斋集稿》上的曹雪芹序、董邦达序和敦诚记是伪序，从而证明《废艺斋集稿》是假的，《题自画石》诗也是假冒作品。《题自画石》是富竹泉《考槃室诗草》中的作品，其外孙把“先外祖”的诗冒充曹雪芹的诗而提供给人发表的。至于另外一首七律，据吴恩裕《曹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一折之全诗》说：“然余之所最不解者则为：倘系汝昌自补，何以1973年汝昌刊于《文物》第2期《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一文之提纲初稿（该文系余代《文物》所约，提纲初稿均先交余处，后转《文物》）中，竟有解释该“全”诗一节？”[10](P233-234)
后来澄清此诗系周汝昌所作。
有关曹雪芹两幅画像的公案。学术界已用事实证明王冈绘“曹雪芹”小像和陆厚信绘“曹雪芹”小像全是伪作。此不赘述。
曹雪芹的生卒年研究
曹雪芹的生卒年是作者生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红学界争论了近百年，迄无定论。
曹雪芹的生年主要有两说，其一为康熙五十四年说。确认曹雪芹是曹颙遗腹子，就确定了他的生年。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曹頫上代母陈情折说：“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三个月后生子即雪芹，他的生年便解决了，他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六月降生的。其二是雍正二年说，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第五章《雪芹生卒》中，根据自己曹雪芹卒于癸未年的观点，又据敦诚《挽曹雪芹》“四十年华付杳冥”的诗句，上推四十年，得出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1724)。
另外，吴新雷曾提出康熙五十年说。他在《〈朴村集〉所反映的曹家事迹——兼考曹雪芹的生年和生父》（1981年《红楼梦研究集刊》第6辑）中认为，据张云章《闻曹荔轩银台得孙却寄兼送入都》，其“‘得孙诗’中的孙子就是曹雪芹，他于康熙五十年十一月初在北京出生，康熙五十一年春随曹寅到南京，至雍正五年十二月家破时已17岁。”1991年第4辑《红楼梦学刊》发表李春祥《〈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兼评“自传说”》，也论证了“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年”，最后享寿52岁。
曹雪芹的卒年主要有三种说法。
1.卒于“壬午除夕”。俞平伯《曹雪芹的卒年》（《光明日报》1954年3月1日）、周绍良《关于曹雪芹的卒年》（《文汇报》1962年3月14日）、陈毓罴《有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榷》（《光明日报》1962年4月8日）、冯其庸《曹雪芹墓石目见记》（《文汇报》1992年8月16日）等均主此说。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一回有批语曰：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
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
甲午八月泪笔
从批语的用语特点和“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看，雪芹、脂砚已经去世，这条批语肯定是畸笏叟写的。畸笏是雪芹的长辈，曾命芹溪删去天香楼事，很了解雪芹的生平和创作活动，他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应该是雪芹卒年的权威说法。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时当公历1763年2月12日。从康熙五十四年到壬午除夕，雪芹享年48岁，这同张宜泉的“年未五旬而卒”相合。
2.卒于“癸未除夕”。周汝昌坚决反对“壬午除夕”说。他在《红楼梦新证》里说：“敦敏的《懋斋诗钞》里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癸未春天作的《小诗代简寄曹雪芹》说：‘……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这就发生了问题：如果雪芹真在二十七年除夕已死了，敦敏如何还能在二十八年上巳前三天约他去赏花饮酒？”他据敦敏、敦诚兄弟挽吊雪芹的诗全编在甲申年，认定“雪芹本系二十八年(1763)癸未除夕死去的，次年敦敏兄弟才挽吊他，绝无可疑”。他还说：“至于脂批的话，是记错了。”他认为“壬午除夕”中错的是纪年，即把“癸未”误为“壬午”了，而“除夕”则是不会记错的。吴恩裕《曹雪芹的卒年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3月10日）、吴世昌《曹雪芹的生卒年》（《光明日报》1962年4月2日）等，支持“癸未说”。
3.卒于“甲申春天”。1980年第3辑《红楼梦学刊》发表梅挺秀《曹雪芹卒年新考》，力驳“壬午说”和“癸未说”，新创雪芹卒于“甲申春天”说。他为了驳倒“壬午说”和“癸未说”，利用重新标点把“甲午八月泪笔”批肢解成三段“复合批”：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
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
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
甲午（申）八月泪笔
妙用一个句号，把原文的时间状语“壬午除夕”变成前一句批语末的署年，缴了“壬午说”和“癸未说”的械。然后用敦诚兄弟的挽诗和靖藏本批语“甲午八月”作“甲申八月”构成“另一个有力的佐证”，提出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春天”说。此说很快得到徐恭时的响应，他在《文星陨落是何年》（《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2辑）一文中补充梅文的论据，特别指出“壬午”二字不贯行，又对“泪笔”批语作了校补，在“消除”了“壬午除夕”和“癸未除夕”以后，考出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二月十八日春分节间”的精确日期。此说沉寂了十多年后又得到蔡义江的响应，他在《西山文字在，焉得葬通州》（《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一文中说：“壬午除夕”作时间状语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整个句式就与今人写白话文喜欢用较多的状语、定语的习惯一样了，而古文一般不如此行文。”
1998年胥惠民发表《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准确无误——兼评“甲申”说的根本失误》，[11]认为“‘壬午除夕’是批语中的时间状语，而不是批语末的署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其实是典范的记时记事法，它完全符合先秦两汉典籍的语法，例如“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左传·僖公四年》）；“三年，章邯等将其卒围钜鹿，楚上将军项羽将楚卒往救钜鹿”（《史记·秦始皇本纪》）。胥惠民认为“壬午除夕”批书说不合理。首先，“壬午除夕”这个批书的日子不合理。除夕已进入过年高潮，全家团圆，充满欢快气氛，畸笏不可能写“哭成此书”的悲伤批语。其次，“壬午除夕”作为一条批语的署年，同畸笏在壬午年所有批语的次序不合。壬午春批语见于第十二回至第十九回，壬午夏、秋批语见于第二十回至二十八回，“壬午除夕”批却孤零零地批在第一回，极不合理。第三，“壬午除夕”畸笏手头无《红楼梦》，何以下批？吴世昌、吴恩裕、徐恭时等人均认为“壬午九月，因索书甚迫”，是雪芹把《红楼梦》要回去了。徐恭时说除夕时“原稿应仍在雪芹家里”，那畸笏何以产生批的念头，又怎么批到书上去的呢？因此，“甲申春天”说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的理由。
曹雪芹的祖籍研究
曹雪芹祖籍主要有二说，即河北“丰润说”和辽宁“辽阳说”。“丰润说”由李玄伯提出。1931年5月他在《故宫月刊》发表了《曹雪芹家世新考》指出：“曹寅实系丰润人。”1947年12月23日萍踪在青岛《民言报晚刊》发表《曹雪芹籍贯》一文，也认为：“雪芹上世本为丰润人。”
周汝昌后来继承并发展了以上说法，在他的《红楼梦新证》第三章《籍贯出身》里明确说曹雪芹是“丰润县人”。他的论据之一是雪芹的祖父曹寅在诗中几次称丰润曹鈖、曹鋡兄弟为二兄、四兄，并用“恭承骨肉惠，永奉笔墨欢”，“骨肉论文少，公私拂纸忙”来指称他们的“骨肉”关系，说明他们“决不是什么‘同姓联宗’”。他的论据之二是推测“曹雪芹的远祖，当是明永乐以后由丰润出关”。在第七章《史事稽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部分说：“据丰润曹氏宗谱，其先世于永乐初自江西迁丰润，一支又出关落籍铁岭，则曹世选（又名曹锡远，雪芹的上世祖）有可能为铁岭卫或附近一带人。”他据丰润曹的族谱说明落籍丰润的“曹端明，字伯亮，宋曹彬之后。端明之弟端广，落籍铁岭卫。疑本年铁岭役中，被俘为奴者纵非曹世选本人，应已有其族人”。周汝昌以曹雪芹是丰润始祖曹端明的胞弟曹端广的后人来证明他是丰润人。
1980年，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冯先生据《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经过详赡考证，论定曹雪芹的入辽始祖是曹俊，他跟途经丰润入辽的曹端广毫无关系。1996年第1辑《红楼梦学刊》发表了刘世德的《再评“丰润说”》。此文从七个方面批评了“丰润说”的谬误，梳理出17条重要资料，例如：“乾隆《浙江通志》卷122：‘曹振彦，奉天辽阳人。’”“乾隆《大同府志》卷21：‘曹振彦，辽东人。’”“嘉庆《山西通志》卷82：‘曹振彦，奉天辽阳人。’”“康熙《上元县志》卷16曹玺传：‘著籍襄平。’”襄平是秦置县名，治所在今辽阳市。“曹寅诗文集的题署。曹寅的诗集存康熙五十二年(1713)刊本。其中的《楝亭诗钞》，系曹寅自编，共8卷，每卷的卷首均署‘千山曹寅子清撰’。‘千山’是辽阳的别称。”曹振彦、曹玺、曹寅分别是曹雪芹的高祖、曾祖、祖父。刘世德的论文说明清代人举世公认曹寅家是奉天辽阳人，更具权威的是曹寅在自己诗集上自署“千山曹寅子清”，自认是辽阳人。这才是曹雪芹的祖籍。
1997年7月辽海出版社出版冯其庸、杨立宪主编的《曹雪芹祖籍在辽阳》，内收论文40篇，从多方面论证了雪芹祖籍辽阳说的确凿和可信。1998年1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刘世德《曹雪芹祖籍辨证》。全书共22章，50余万字。在第一章《曹雪芹祖籍问题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之后，连续用十个专章从十个方面论证曹雪芹祖籍是辽阳。
收稿日期：2003-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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