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经济理论和我国股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泡沫经济论文,股市论文,我国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泡沫经济概念和其作用机制
泡沫经济又称气泡经济（bubble economy），简单地说就是经济的一种虚假繁荣现象。它起初专门用来说明由人们的投机心理所造成的股市膨胀过程。后来，经济学家将其引伸到整个经济领域，现在一般用它说明股市的不规范发展给国民经济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在西方，人们还常常把它和“金钱游戏”（money game）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泡沫经济原理和其作用机制一般概述如下：由于股市是一个不确定性（Uncertainty）很大的市场， 它的位价高低常常为人们的主观预期（Subjective expectation）所左右，其中并不存在一个能够保证实现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的均衡点。所以， 当股价脱离它的真实价值而狂升时，股市就会为投机活动所控制，变成过度的投机市场或完全投机的市场。而单纯的投机与赌博无异，它并不能使物质财富增加和价值增殖，只是财富的再分配过程：将钱从输者的口袋转入赢者的腰包。如果考虑到税费及其手续费，赌输的概率一定大于赌赢的概率，只有完全掌握内幕信息的人才能稳操胜券。与此同时，股市交易存在着很大的“非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微观经济学已经证明，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上，差的商品必将把好的商品驱逐出市场，这即是所谓“逆选择”（adverse Selection）问题〔1〕。于是有人就可以利用股市的这种特性，制造和散布虚假信息，操纵局势，进行内幕交易，大搞金融欺诈活动，以牟取暴利。在今天高度发达的西方证券市场上，尽管各国无不制定严格的规则，对非法交易者实行严厉的惩罚，但诈骗丑闻还是屡见不鲜，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发生货币供给量过大的情况下，证券市场就很容易和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等不确定性很大的市场一样，在人们赌博心理的支配下，出现哄抬价格的投机狂热。此时，人们为追逐价差暴利而纷纷入市抢购，于是，越抢越涨，越涨越抢，出现败德行为（moral hazard）〔2〕， 形成气泡现象，似乎财富不吹自涨，人们一夜之间成了富翁，发了大财。实际上，物质财富并没有真正增加，气泡也终有一天要破灭。当出现崩盘现实时，正反馈的过程完全反转过来：人们越抛越跌，越跌越抛，持股者被牢牢套住，大量股民破产，变得一贫如洗。泡沫经济就是沿着价格上涨——狂热投机——诡计诈骗——急剧崩溃这样的轨迹运动的。而不管是狂热投机，还是急剧崩盘，都将对经济产生极大冲击。从发达国家与地区的经验来看，英国、美国、日本以及我国的台湾，都曾不同程度地出现过泡沫经济过程，它所造成的危害已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深刻认识。
二、西方经济学家论泡沫经济
泡沫经济现象由来已久，它几乎是随着股市的产生而产生的，西方经济学家对泡沫经济的注意和探讨有着相当长的历史。早在西方金融市场尚欠发达，股市还处在孕育萌芽时期， 一位名叫麦克凯（charlesMackey ）的学者就写了一本《不同寻常的大众幻想和群众性疯狂》（1852年）的小册子，生动地记载了1636年在荷兰出现的“郁金香疯狂”和1720年在英国出现的“南海泡沫”等历史事件，让后人看到了一起起金融欺诈活动和大众性颠狂行为。荷兰的所谓郁金香狂热，曾使一株郁金香的价格高于一幢住宅；在英国南海公司掀起的投机浪潮中，许多公司跟着发售高价股票，而所有这些公司都是“皮包公司”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大体上可以说，麦克凯的这个描写是西方经济学家对泡沫经济现象的最早论述，是人们对泡沫经济的早期直觉认识。
随着西方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证券股市从中独立出来，西方经济学家对泡沫经济的理论研究也就越来越多了，这方面的著述可谓车载斗量。著名的萨谬尔森（paulA·Samuelson）《经济学》教科书，整整用了一篇《附录》论述了有关股市波动的理论。萨谬尔森认为，股市投机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存在着的两个致命的缺陷：第一、它“只是毫无益处地把金钱或物品从这个人手里转到那个人手里，并不创造更多的金钱或物品……但却消耗资源和时间”；第二、“它趋于扩大收入的不平等和不稳定”〔3〕。鉴于股市的上述缺点， 萨谬尔森忠告股民，不要以为“真刀真枪的投机者能够正确预测未来，不出差错，他们经常出错并且经常成为谣言和群众狂热情绪的俘虏”〔4〕。 另一本1983年出版的斯坦利·费希尔和鲁迪格·唐布什的《经济学》对股市的反复无常现象作了更深入细致的分析。他们援引凯恩斯（J·M·Kegnes）本人的话指出在股票市场上，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是人们对企业投资前景的信息，而只是他们对股票在下期出售时能卖多高价钱的短期（Short run）考虑。在这样的情况下，股市投机者的行为必然受到投机幻觉的支配，而“投机幻觉是迟早要破灭的，但不利用这一幻觉，似乎又是愚蠢的”，于是，股市上就演出了一幕幕从勃然暴发到忽焉破产的活剧〔5〕。
斯坦福大学教授、现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的斯蒂格里兹（Josepn E·Stiglitz），1993年出版了他的《经济学》一书， 这可能是最有影响最新版本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了。在这部书中，斯蒂格里兹用一节的篇幅对泡沫经济现象进行分析。他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任何人能够靠分析股市信息保证自己在股市上经常取胜，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尽管人们对这个结论或事实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在分析结束时，斯蒂格里兹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对新进场的投资者的忠告就是一句话：当心点。不要被你的初次成功所误导，你这回能够大赚一笔，可能是——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因为碰上了好运气”〔6〕。
谈起泡沫经济吹起与破灭的理论著作，就不能不涉及到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教授，他经济学的著述颇丰，特别是以“新制度主义”在经济学界独树一帜。1990年，加尔布雷斯对股市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气泡”的故事——金融投机简史》。在这部书里，加尔布雷斯以他独有的那种隽永深刻的笔调，对世界上从17世纪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重大金融投机事件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加尔布雷斯回顾了前面述及的“郁金香疯狂”和“南海泡沫”，又描述了“1929年大恐慌”和“1987年的十月暴跌”（黑色星期一）这样一些历史事件，最后他用“投机潮”与“共同特征”的小标题总结了这些事件反映出来的基本问题。他认为，股市的投机行为完全不可避免，其一是由于“在狂热信念下发展起来的强大的个人利益冲动”；其二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影响，金融舆论一般都对股市高唱赞歌，给投机以推波助澜。加尔布雷斯指出，“当狂热到来时，法令和更多的正统经济知识并不能为个人金融机构提供保护，那种大狂热使人们对价值和财富的增长晕头转向，蜂拥投身于抬高价格的大潮，结果导致市场总崩溃和随之而来的阴郁而痛楚的恶果”，所以，“造成最终股价暴跌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同时这种局面也不会缓慢发生，一旦它到来，总是一副大难临头，冷酷无情的面孔”〔7〕。
三、中外经济学家论我国泡沫经济
许多经济界人士有着一致的看法，近几年我国的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不协调的是股市却一泻再泻，有人用“一踏糊涂”这个词来形容我国股市（不包括港、澳、台股市，下同）的现状，大概也不为过。从1995年的形势看，虽然出现微弱反弹，但跟1992——1993年的股市暴炒已相去甚远。这就意味着我国有着泡沫经济的一些前兆，看不到这一点，甚至还在股市动荡的风浪上高忱无忧，是与现实不符的。
实际上，早在1992年10月，正当我国股市牛气冲天，市价/ 盈利率被炒到200倍以上的荒唐高价位时， 中国经济出版社就推出了一部《警惕！股市狂跌——中外股市风潮实证分析》的著作，该书一反人们对股市歌颂备至的心态，清醒地意识到了股市急剧崩盘的危险，表现出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客观地讲，这部书编写的有些粗糙杂芜，特别是没有体系，理论深度也不够，但值得一看的是它收集了中外历史上有关股市投机和金融欺诈的众多案例，并从中引出了一系列惨痛而重要的教训。单是书中一些醒目的小标题，如“狂跌必将到来”、“警惕股市暴跌”等，就足可以引起那些仍在做“入市即能发财”美梦的人们猛醒。可以这样说，这部书能够在当时股市轰轰烈烈的氛围下出版，不仅作者有意，而且编辑有心。
然而，到1993年，我国股市并没有冷却，此书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正所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股市暴炒趋势愈演愈烈，股民的狂热情绪在另一些舆论的误导下越发高涨。这种情况不能不加强本来就已出现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到此时，一些有心的经济学家终于开始关注我国股市。1993年8月， 《改革》杂志首先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朱绍文先生的文章《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及其教训》。朱先生从历史上的气泡事件谈起，详细分析了80年代下半期日本出现泡沫经济的前因后果。很显然，这篇文章的目的是用日本的经验来引导我国股市，这一点朱先生也不讳言，正象他自己所说：“当前我国由于炒股票热，炒地皮热，炒房地产热，资产价格也在上升状态。市场经济的条件尚不具备，更不成熟，玩弄这类资产价格的上涨，鼓励人们向往投机，做发财梦，通货膨胀，货币不稳，政府和银行又不能有所作为，这样继续放任下去，恐怕市场还未建立，泡沫经济已经泛滥成灾”〔8〕。
同一杂志1994年第一期还发表了《台湾岛是怎样落入“金钱游戏”陷阱的》一文，给我们讲述了80年代下半期在我国台湾省出现的风起云涌的投机浪潮：“六合彩”烧遍全岛，数百万人参与股市赌局，地下期货公司和地下投资公司利用人们的赌博心理，肆无忌惮地大搞金融欺诈活动。大部分人投机敛财，艰苦创业的意志消磨殆尽，腐败奢糜之风盛行，而正当人们为自己瞬息之间成为大富翁而庆幸时，不可避免的股市崩溃开始了。那些手握亿元财富的人们突然发现，这些钱不过象镜中花、水中月，到头来仍然一无所获。文章最后提醒读者，发生在日本、台湾的事情，在中国大陆或者说阁下身边是否也显露出类似的迹象呢？
上述论著都是我国经济学家所写，从其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我国股市可能造成泡沫经济的危险表示出了担忧，那么，对这个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又怎样看呢？早在198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托宾（James Tobin ）在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即“巴山轮”会议）上，就一再建议中国政府至少在今后20年内不要放开股票市场，资历甚高的萨谬尔森教授，1992年写了一篇论述中国经济发展的论文，他写道：“为什么我认为现在中国大陆搞股票市场不那么重要呢？要点在于从历史上看，有组织的股票交易往往是随着包含更多信息的那些市场——城乡交易会、商贩、零售和批发的推销等发展之后才发展起来的”〔9〕。萨谬尔森的意思是，中国还没有完备的市场体系， 其他要素市场如劳动市场、资本市场等尚不健全、不完善，搞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股票市场的建立不宜走在前面；而1993年来华访问的斯蒂格里兹先生，曾到中山大学作过一次学术报告，当时，他这样评价了股市的功能作用，“在中国，股票市场的获利很高。而在美国，人们常说股票市场只是有钱人游戏赌博的地方。股票市场当然重要，人们可以交易其股份和风险，但是，股票市场并不是筹措用来投资的资金的十分重要的场所”〔10〕。以上论述表明，西方经济学家对股市的负面影响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特别是指出了对市场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危害，这些观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四、泡沫经济与中国股市现状
世界舆论在评论中国1994年的经济状况时，认为我国1994年经济工作的主要成就之一是避免了泡沫经济，这个评论至少说明我国经济确实曾经出现过泡沫经济的苗头，虽然抑制住了，但这并不等于说，对泡沫经济现象就可以听之任之，放手不管了。事实上，由于我们建立市场经济的经验不足，今后出现泡沫经济的风险依然很大。从我国股市的发展来看，宏观上已暴露出一些问题。
1.股票市场发展的基础和外部环境相当不规范。我们知道，股市是适应公司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股份公司的发展和繁荣是股市发展和成熟的基础。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进展缓慢，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困难阻力甚大，因此上市公司和发行股票的市值相对很少。在外部环境上，与股市有关的证券评价、登记、咨询、会计事务和资产评估等机构的建立严重滞后，其行为又很不规范，没有形成一套严密的监督审查系统。这极容易让人钻空子，大搞金融期骗活动，我国几个重大的多事案件大都与此有关。
2.股票市场本身不够规范。首先，我国股市的容量太小，由于上市公司少、市值低，造成在股市上大量的资金追逐少量的股票，市场的投机性很强，股价经常大起大落；其次，我国股市的投资者结构不合理，主要以散户来支撑市场，目前在册的逾千万户的股民中，只有大约5000户机构投资者，这必然使得股价常常为少数大户所操纵；最后，市场的透明度较差，上市公司向大众披露的信息量远远不够。
3.投资者的行为不规范。这主要表现在：①我国股民参与股市的绝大部分是为了投机取利，很少有真正出于投资目的，他们购买股票大都是出于心理上的投机需求，而不是合理配置自己资金的需求；②我国股民很少有人关心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如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利润分配表等），也不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经济实力，他们买股票一般只看股价波动的情况，基本上是买涨不买落，水平高一点的股民也只注意技术分析，而忽视对基本因素的分析。
4.股市法律和管理制度不健全。在股市立法上，已颁布的《股票发行和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禁止欺诈管理规定》等法律还相当粗疏，缺乏可操作性，没有构成完备的法律体系。因此，各级证券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一些通知、规定成了当前我国股市法律体系的主流，而这些形形色色的行政命令又往往朝令夕改，使投资者不知所云。
5.政府干预行为不规范。目前，我国对股市的干预显得过多、过频，手段也很落后，没有跳出行政命令的圈子。政府唯恐股市低迷，稍有风吹草动就立即进行干预。我国股市的几次暴涨，都与政府一味扶持股市，宣布新的政策有关，如1992年宣布除了深、沪两地外不再开办新的交易所，1995年6月停止国债期货以使资金回流股市等， 这种人为造市的做法对股市的健康发展非常不利。
上述分析说明，泡沫经济的危险时刻在威胁着我们，发达国家出现泡沫经济的历史经验也证明，泡沫经济的规律和机制十分难以把握，稍有不慎，这种现象就会反复出现，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注释：
〔1〕西方经济学用语。 当交易双方的其中一方对于交易可能出现的风险状况比另一方知道的更多时，便会产生“逆选择”问题。
〔2〕西方经济学用语。是指某人在暂时成功后， 不仅缺乏提防行为，相反却采取更为激进、更加冒险的活动，使发生风险的概率增大和动机。
〔3〕〔4〕见萨谬尔森：《经济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版，中册，第65、68页。
〔5〕斯坦利·费希尔、鲁迪格·唐布什：《经济学》，中译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上册，第693—698页。
〔6〕W·W·Norton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第1版，第264—271页。
〔7〕参见《改革》杂志1994年，第6期，第144页。
〔8〕见《改革》杂志，1993年，第4期。
〔9〕《比较》杂志，1992年，第5期，第2—3页。
〔10〕王则柯：《拯救美国的经济学家》，见《读书》杂志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