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体验与中国散文的近现代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中国论文,近现代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中外文化相互作用的角度观察近现代的中国文学，可以说中国近现代所有文学文体 的发展都存在一个“本土体验”与“异域体验”的关系问题。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中 ，往往是本土生存的困顿产生了异域(日本)体验的必要，又是留外的中国作家的异域( 日本)体验洞开了我们体验“当下”生存的道路，正是这一道路引领我们反过来加深了 对本土的生存体验。本土与异域(日本)就是这样的互为支持，协同发展着。只是，不同 的作家出于对文体的不同的理解，其具体处理这两种体验的方式也各有差异。在“五四 ”以前，中国诗歌与中国戏剧都在不同程度上较好地发掘和利用了“日本体验”的意义 ，但又都在返回“本土体验”的环节上踯躅不前了，所以中国诗歌与中国戏剧可谓是有 较好的近代演化，但真正的“现代形态”却是在“五四”以后才出现的。中国小说则是 将时代变革的要求仅仅读解为一系列建功立业的慷慨陈辞，于是，它既规避了中国本土 的人生体验，也始终浮动在日本体验的表层——仅仅是认同了文学的功利性目标。中国 的小说家似乎就认定了这是一个王纲解纽、大厦将倾的时代，他们是一批力图挽狂澜于 既倒的知识分子，急需发言、急需辩驳、急需建功立业，在这个时候，再要求自己默默 地潜入人生，符合叙事文学的从容与稳健，这谈何容易?在对“小说”这一文体意义的 认定，在对文学创作如何有效调用“本土”与“日本”体验的问题上，中国作家一时间 竟陷入了困境。
中国作家在小说创作中所遭遇的困难似乎在另一种文体——散文这里获得了很好的解 决。这种解决是在两个意义上进行的：作为满足一个时代知识分子慷慨陈辞的特殊文体 需要，同时也恰到好处地实现了本土体验与异域体验的契合。
散文家李广田对小说与散文曾经有一个恰当的比较，他说：“小说家宜作客观的描写 ，即使是第一人称的小说，那写法也还是比较客观的；散文则宜于作主观的抒写，即使 是写客观的事物，也每带主观的看法。”“写散文，实在很近于自己在心里说自家事， 或对着自己人说人家的事情一样，常是随随便便，并不怎么装模作样。”(注：李广田 ：《谈散文》：见《20世纪中国文论精华·散文卷》174、17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的确，作为一种抒发个人见解、记述即时性见闻与思想的“自由”的文体，散 文既拥有诗歌的快捷记录当下思绪的特长，同时也以自己便于叙述、便于议论的语言方 式让我们的知识分子超越诗歌固定模式的限制，更自如地表达自己对当下见闻的记述， 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于是，我们发现，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嬗变之中，是散文与作 家的典型心态构成了最大程度的契合，是散文取得了最扎实的实绩，也是散文对于后来 的五四新文学的出现作了最充分的准备，完成了中国文学史最顺利的文体过渡。
不仅如此，在本土体验与异域经验的连接与契合上，中国散文也颇多成功之处。如果 说中国近代小说的变革呈现出了脱离生存体验(从异域生存的深层到本土体验的真实)的 弊端，那么散文的现代嬗变则恰恰是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作家在自己生存体验的支持下不 断丰富和发展这一文体的全过程，这里有源自本土的需要，有从本土需要出发吸纳异域 资源，也有异域体验反过来对自我认识的推动与深化，总之，日本体验决不意味着被动 的“学习”与“模仿”，本土也并非就是域的简单对立，本土的体验与日本的经验形成 了自然融会的逻辑。在中国散文的观代取向上，仅仅将“文化交流”视作某种信息的“ 输入”过程将被证明离历史的事实最远。
二
在最“自我”最富有抒情性的游记与日记里，日本体验与自我发展的心声相互缠绕， 形成了中国散文史上前所来有的精神世界，也推动了散文文体形式的革新。游记与日记 的写作在近代知识分子中蔚然成风，其中不断为我们传达新鲜见闻的是那些关于域外记 游的篇章。在流行于世的各种境外“日记”、“游记”、“杂录”与“私记”中，几部 涉及日本的作品因为包含着我们近邻的社会现代化过程，自然也就具有了某种自我比较 的特别意味，而文化比较意识的产生则是中国人精神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中国商人 罗森1854年随美国舰队访问日本，他为我们留下了《日本日记》，《日记》生动地见证 了日本如何由“锁国”走向开放的重要过程。以后，更有何如璋《使东述略》、李筱圃 《日本纪游》、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黄庆澄《东游日记》与王韬《扶桑游记》等 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日本历史、地理、社会、民俗尤其是当时明治维新“易朝服，改仪制 ”的丰富图景。如果说中国传统的地理游记，大多呈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寄情山水、率 性而行的遗世情怀，那么正是这些别一样的文明之邦促使中国作家将异域风光与世俗关 怀融为一体，将心灵的感悟与理性的思考相交织。在黄庆澄1893年的《东游日记》里， 我们读到了这样前所未有的中日文化比较之论：
夫予之东游，虽为时未久，然尝细察其人情，微勘其风俗，大致较中国为朴古。而喜 动不喜静，喜新不喜故；有振作之象，无坚忍之气。日人之短处在此，而彼君若相得以 奏其维新之功者亦在此。若夫中国之人，除闽粤及通商各口岸外，其缙绅先生则喜谈经 史而厌外事，其百姓则各务本业而不出里闾。窃尝综而论之：中国之士之识则太狭；中 国之官之力则太单；中国之民之气，如湖南一带坚如铁桶、遇事阻挠者，虽可嫌，实可 取。为今日中国计，一切大经大法无可更改，亦无能更改；但望当轴者取泰西格致之学 、兵家之学、天文地理之学、理财之学及彼国一切政治之足以矫吾弊者，及早而毅然行 之，竭力扩充；勿以难能而馁其气，勿以小挫而失其机，勿以空言而贻迂执者以口实， 勿以轻信而假浮躁者以事权。(注：钟叔河编：《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338页，岳麓 书社1985年版。)
由中日的比较联系到“泰西”之学，又谈及对中国变革的启发，从游记引入政论，这 样的内容是对传统游记模式的突破。至于王韬1879年《扶桑游记》所记录的中日文化交 流以及对明治维新的深刻理解等等，也自然一贯被视作是中国散文流变中的经典。对此 ，郭延礼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有过中肯的评价：“由于多是写外国题 材的，因此在形式上较之传统的中国游记也有所变化。一般说，篇幅较长，内容充实， 与古典散文中空灵飘逸的山水小品有明显不同；另方面，作品描写成分显著增多，语言 趋向通俗化与自由化，并杂有许多新名词，都表现出了散文新变的迹象。”(注：郭延 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2册1109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三
集中体现中国近代散文创作成就的是那些政论性的散文。中国近代政论散文的发展历 程充分体观了本土体验与日本经验的良性互动。
政论就是对当前社会政治问题的发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所卷入的国际危机，为我们 培养了一批忧心如焚的知识分子，正是他们急于就当前社会政治问题发言，正是他们需 要利用散文这一自由传达心声的文体慷慨陈词。但是，在当时，业已存在的可供他们选 择的散文形式是什么呢?是桐城派古文与俪偶骈文。而这两个文类品种，似乎都不那么 得心应手。在这些传统的散文形式与忧心如焚的中国文人之间，至少存在这样一系列的 分歧：
桐城派古文讲求“阐道翼教”，方苞有“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者不苟作”之谓 ，姚鼐有“明道义，维风俗”之谓。但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尤其是 国际性的生存危机显然已经不是传统的“道”与“教”所能解释的了，这是一个“经世 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的时代(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 集》5册3094页。)，一切空洞的“道统”都失去了其曾经有过的魅力，中国文人最需要 表达的忧患与迷茫恰恰来自那些传统“道”与“理”的失效。
“义法”是桐城派对于古文创作的基本要求，在实践过程中，“义法”在语言上的体 观就是“雅洁”，即是不得“放恣，或杂小说”以及“入语录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 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注：沈廷芳：《书方先生传后》 ，转引自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册4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规矩这么多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又如何才能纵横挥洒地发表政见呢!的确，这些规矩铸就了桐城派 古文剪裁干净、文辞简洁，尚能完成某些精短的叙事记人之特点，但与之同时，其较唐 宋古文更为严厉的约束也决定了这一文体很不利于个人思想的舒张与辩驳，何况桐城派 “义法”坚持“与其伤洁，毋宁失真”，这就更与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相背离 了，因为在关注当前国家政治的人看来，正视“真实”的现实危机恰恰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当时与桐城派古文相抗衡的俪偶骈文，力图用种种的对仗声律之法表现文章的修 辞之美，然而过多地醉心于字眼句调的安排，其浮华空洞、以辞害意的弊陋也是显而易 见的，用后来的新文化健将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此种文章，实难能而不可贵，又不适 用于社会”。
总之，盛行于当时的传统散文品种——无论是“载道”的桐城派古文还是“修辞”的 俪偶骈文都已经无法传达中国文人的现实忧患，中国近代文人需要“政论”，需要在“ 政论”中发声，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将拒绝这些散文模式，为自己的慷慨陈词寻找新的言 说形式。
近代中国文人首先是在中国本土寻找改革文体的资源。随着近代报刊诞生而出现的报 刊政论，还有作为戊戌变法成果之一的科举应试文体的改革就是中国本土所提供的两大 散文嬗变的重要资源。
龚自珍、魏源首开“以经术作政论”的文风，成为近代文学经世致用追求的起点。“ 光绪年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 然。”(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5册3094页。)魏源采集国外 报刊文章编辑《圣武记》，这对近代散文变革亦具有特别的标志性意义，因为，此后王 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贡献，都是建立在报刊文体的写作上。
报纸特别是非官方的报纸的问世，一般被视作是消解传统专制权威，建立现代社会所 需要的公共空间的重要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报纸常常充当着公共利益的监察者，而报 刊言论也自然反映了社会公众的权利与意愿。报刊文体的写作既不是为了“上书”，也 主要不是为了文人间的学问交谊，它第一次使得我们的文章必须面对普通的读者，这样 的写作必然是“务实”的，也必然是表述自然而有说服力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是中国境内出版的最早的一份近代中文期刊，其“报道新闻，犹如说书，娓娓道来”( 注：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1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创办于18 72年的《申报》系近现代中国一份影响深远的日报，其创刊号上的“本馆告白”就已经 明确宣布：“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 切可惊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看明白易晓。”( 注：转引自叶再生：《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1卷212、213页，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在近代报刊发展史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其中的政论文体的出现和流传。从王韬主持并 主笔的香港《循环日报》(创刊于1873年)到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任主笔的《天 津时报》(创刊于1886年11月)，当时关注中国社会文化并且有志于思想传播的中外知识 分子都在充分使用“论说”这一栏目。此外，如澳门《镜海丛报》(创刊于1893年7月) 、上海广学会改刊的《万国公报》(1874年9月改刊)、创办的《大同报》(创刊于1904年 )、北京维新派的《万国公报》(创刊于1895年8月，后又改名为《中外纪闻》)、上海强 学会《强学报》(创刊于1896年1月)、《时务报》(创刊于1896年8月)、澳门《知新报》 (创刊于1896年，初名《广时务报》)、天津《直报》(创刊于1895年)、《国闻报》(创 刊于1897年10月)、长沙《湘学报》(初又名《湘学新报》，创刊于1897年4月)、《湘报 》(创刊于1898年3月)、上海《苏报》(创刊于1896年6月)、上海《时务日报》(创刊于1 898年5月，后改名为《中外日报》)等等，都曾推出过影响很大的“论说”专栏。中国 传统的任何一种文体，都不及这一新兴的文体便于议论时政、自由表达与辩驳自如。所 以梁启超在《中国各报存佚表》中有言：“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 ，畅所欲言，所谓宗法家法，无复问者。”可以说，从龚自珍、魏源放言倡论、干预时 政，中间经过冯桂芬对“义法”的公开抨击，发展到以王韬这一代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报 章政论的出现，有利于与读者对话，有利于切合读者关注时政需要的“自抒胸臆”、“ 不尚虚文”的新的散文追求已经为广大的中国读者所接受了。梁启超回忆说：“《时务 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 ，如饮狂泉。”(注：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梁启超全集》1册477页。)
维新变法运动之中，维新派知识分子与洋务派官吏对传统科举考试的不满之声日益高 涨，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张之洞都对八股取士多有批判，于是，1898年，光绪帝 召见康有为之后即诏令废止八股，“一律改试策论”，由此为现代散文的嬗变扫清了道 路。姚公鹤《中国报纸小史》记载说：“当戊戌四五月间，朝旨废八股，改试经义策论 ，士子多自琢磨。虽在穷乡僻壤，亦订结数人合阅沪报一份。所谓时务策论，主试者以 报纸为蓝本，而命题不外乎是。应试者亦以报纸为兔园册子，而服习不外乎是。”
然而，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八股取士的传统又死灰复燃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 ，直到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留日以前，这种以本土报刊为依托的政论新体都 还是将自己约束在了一个无形的囹圄之内，即依然以文言文为主要的语言形式，虽然已 经向着通俗化的方向发展，但从语法、词汇等方面都没有本质性的变异；尽管倡言革新 ，思想丰富，但亦未脱一代朝臣的身份限制。
再次为中国散文变革提供巨大资源的是日本，是日本给与中国报人的新闻出版自由促 使他们对于现代传媒与公众权利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也是日本文学的革命性动向启动 了中国的“文界革命”。在本土社会文化资源已经不足以完成中国作家的变革要求之时 ，日本散文的经验恰到好处地进入了留日中国作家的视野，继续支持着这一大势所趋的 文体革命，于是，在“日本体验”的接替下，中国的“文界革命”得到了顺理成章的发 展。
在中国本土，虽然民办报刊特别是报刊政论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的报人对于社会公众 的权利与意愿有了从来没有过的重视，然而，在那样一个严格的等级秩序中，他们也自 觉不自觉地维护着一种非平等的社会意识，而且自己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保持着一个“进 谏”的下臣姿态。当时由地方官僚主办的《湘学报》“例言”宣称：“报首随时恭录谕 旨及一切章奏，使儒者晓然于斯举，原本尊王之义，与私家述不同。”(注：转引自叶 再生：《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1卷576页。)誓言成为“天下之枢纽，万民之喉舌”的 民办《知新报》也在“恭录”“上谕”。这种“上”、“下”意识好像是谁都要承认的 ，《时务报》致力于“去塞求通”，这是因为“上有措置，下有苦患”(注：梁启超：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原载《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号。)，《时务日报》提出 的是“宜上德，达下情”(注：汪康年：《论设立时务日报之宗旨》，原载《时务日报 》1898年5月5日创刊号。)。这些无疑都会束缚政论写作的自由心态。在日本这样一个 异域他乡，当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控制一时难以施展的时候，中国留学生的刊物上才 出现了激进的革命言论，抨击“二千年专制政体”，呼唤革命，倡言自由与人权，这都 不再是“告之君”的“苦患”而成了国民的权利和公众的利益。人权与报刊的关系也在 留学生那里获得了理性的认识：“故论人权发生之功，诸儒播其种而报章实培其根。” (注：《国民报叙例》，原载《国民报》1901年5月10日第1期。)就是在革命与维新之间 徘徊的梁启超也在他创办的杂志上公开讨论起了“民权”，《清议报》提出“倡民权” ，“为国民之耳目”，现代“自由”意识亦应运而生，“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 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对比日本及世界报业的发展，梁启超认为《 清议报》正在突破《时务报》的党派之狭，成为“以国民利益为目的”的“一国之报” (注：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1 册476、480页。)。《新民丛报》号称“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 于一党”(注：《本馆告白》，原载《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第1号。)。在留日中国 知识分子的刊物上，大量的“社说”、“论著”、“论说”、“时评”、“政治”与“ 时局”栏目构成了中国近代政论写作的又一高潮，章太炎、胡汉民、汪兆铭、朱执信、 刘师培、陈天华、宋教仁等都为我们贡献了一系列卓有影响的政论名作。
在日本文学的近现代变革中，作为散文的明治文体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明治维 新以后，日本报刊业兴盛非常，许多政治家参与新闻与编辑工作，同时报刊上也大量出 现了议论时政的篇章，这些政论思想自由，内容丰富，在语言形式上也作了一系列新的 尝试，比如努力实践言文一致的理想，反对拟古，反对艰涩，扩大口语的运用，利用日 语作为粘着语便于累加修饰成分的特点，引入表意复杂的欧洲语法等等。这些令人耳目 一新的变革引起了梁启超的浓厚兴趣。他特别推崇《国民之友》创办人德富苏峰的散文 实践，并由此获得了“文界革命”的启示：“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篇之一，其文雄 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 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注：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梁启超全集》2册12 20页。)
欧西文思(或云“文明思想”)、文白(俗)兼杂、日本语句、外国语法，这些都是梁启 超从以德富苏峰为代表的日本明治文体中获得的巨大资源，他所倡导并且在《清议报》 、《新民丛报》上身体力行的“新文体”就是充分汇集了这些资源的前所未有的中国新 派散文。梁启超本人的散文实践甚至有直接模仿德富苏峰的痕迹，比如它们同样的汪洋 恣肆，同样的激情澎湃，同样的欧化长句，以至当时就有人指出梁启超《烟士披里纯》 系德富苏峰同题短文的翻版，对此，梁启超既不否认，也不辩解。所以冯自由在《革命 逸史》中十分明确地将中国散文的革命追溯到了德富苏峰：“盖清季我国文学之革新， 世人颇归功于梁(任公)启超主编之《清议报》、《新民丛报》。而任公之文字则大多得 力于苏峰。试举两报所刊之梁著饮冰室自由书，与当时的《国民新闻》论文及民友社国 民小丛书——检校，不独其辞旨多取苏峰，即其笔法亦十九仿效苏峰。”(注：冯自由 ：《革命逸史》第4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就这样，梁启超从日本式的“土洋结合”中发现了从思想到语言结构上彻底推进中国 散文变革的思路：表述社会文化的新鲜主题，引进和创造新的语汇，借助外来语言的语 法形式，改造汉语句法。他不仅从日本语中大量汲取新名词，还自己创造新词，改变传 统句法与篇章形式，如使用跳行、夹注、倒装句，加括弧，附图表等等。我们知道，梁 启超的这些实践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不仅同为近代政论文作出了贡献的维新派 人士严复、康有为不以为然，一些激进的革命派也加以反对。在像刘师培、章太炎、林 獬这样的启蒙人物看来，“日本文体”也是一个贬词，以刘师培、章太炎为主要撰稿人 的《国粹学报》创刊伊始就公开宣布：“本报撰述，其文体纯用国文，风格求渊懿精实 ，一洗近日东瀛文体粗浅之恶习。”(注：《<国粹学报>略例》，载《国粹学报》1年1 号，1905年2月。)这是不是也从反面说明，恰恰是散文这样的革新、尤其是语言形式相 对于传统的大幅度革新，已经触动了中国传统语言结构的一些相当敏感的环节，以至一 时间真有四面受敌的情形。
但不管怎样，梁启超引入“日本文体”经验所创造的“新体”散文毕竟还是找到了像 黄遵宪这样同样重视日本经验的国内学人的应和与支持，更重要的则是赢得了国内一般 报刊传媒与知识阶层的认同。接着出现的清末“新政”再一次重提了戊戌年间废止八股 、改试策论的决策，1901年，短期恢复的八股又一次被政府明令禁止，这便在客观上有 助于梁启超“新文体”在本土的流传、推广。可以说，正是清政府的科举改革措施从制 度上提高了近代报刊与近代报章政论的地位，而又是梁启超借鉴“日本文体”的新鲜的 报章散文为普通读书人的学习模仿提供了最好的榜样。在这个时候，顺应中国本土文体 变革需要的“日本体验”又恰到好处地返回了中国本土，及时汇入了中国自己的文体运 动当中。1902年11月，黄遵宪在致梁启超的信中描述道：“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 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 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注：转引自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273页 。)又有云：“以剿袭《新民丛报》得科第者，不可胜数。”(注：李肖聃：《星庐笔记 》38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就是对“日本文体”持批评意见的刘师培也不得不承认 ：“文学既衰，故日本文体，因之输入于中国。其始也，译书撰报，据文直译，以存其 真。后生小子，伏故喜新，竞相效法。”(注：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见《 遗书·左庵外集》卷13，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
其实千万不可小看了这些散布于中国大地的极其普通的应试学子，不可蔑视他们在习 练科举文章之时“合阅沪报”的功利之举，更没有理由因为“后生小子”乳臭未干而不 屑一顾、恣意嘲弄。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学与文化的演变恰恰就是从最基本的读书、写 作人群开始的，是他们的阅读习惯与阅读需要构成了影响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坚实的社会 力量，也是作为未来中国国民主体的“后生小子”用他们的亲笔模仿垫高了历史发展的 阶段，并为在这一新阶段出现新的文字经典蓄积力量——一种公共认同的文字范式，一 种来自读者群落的期待与容忍，新时代能够贡献真正经典的作家也就是在这些“期待与 容忍”下，在这样的“范式”选择中成长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经由了政府体制推 动的“日本文体”的报章政论的确是生逢其时，能够对整个知识阶层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到五四新文学时期，首先在散文领域里引领风骚的也是偏于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的“ 杂感”，这一议论时政的思路也明显属于前代文字的发展延伸。
四
中国近现代散文在自我演变过程中所享有的这些优厚条件却不是诗歌等其他文学文体 所能拥有的，同时，中国作家在散文变革中对本土体验与日本体验的娴熟运用，也在近 代其他文体的演化中不曾看到。
回到历史演化的长河之中来检讨梁启超“新文体”的思想与语言，就会清楚地知道， 真正大幅度地拉开与传统的距离，真正开启了未来文学新“范式”、新思路的正是像《 少年中国说》这样的作品。
刘勰论古人的文章观念，以“原道”、“征圣”、“宗经”为前三篇，这已经十分清 楚地表达了中国古人的历史意识与文化理想，也就是说，中国古人所崇拜的是包孕了“ 道”、“圣”、“经”的悠远的历史，他们相信最高的真理与价值都在远古的过去，文 章就是在“人心不古”的今天表达对于这些远去的真理的追忆。“人文之元，肇自太极 。”(注：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注：刘勰： 《文心雕龙·征圣》。)“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注：刘勰：《文心 雕龙·宗经》。)以古为师，以古代的圣贤为师，这是中国人为人为文的基本思路，韩 愈有云：“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注：韩愈：《昌黎先生集》 卷18《答刘正夫书》。)
然而，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立场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 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 国在!
……
梁启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怨业也；制造将来之少年中国者， 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 与世界为缘。
能够表征历史悠久的“老大”不再是中国的骄傲与自豪，它恰恰成了“保守”、“永 旧”、“怯懦”和“苟且”的代名词；原本属于稚拙的“少年”也不就是弱小与无知， 它象征的却是“希望”、“进取”、“盛气”与“豪壮”。分明，只有从思想上根本脱 离开传统士大夫的自我定位才可能产生这样全新的生命观念，只有离弃了紧紧包裹我们 的历史包袱，才可能在时间上指向未来，也只有立足于“中国”之外，才可能在世界性 的参照中明确“中国”的存在。何况，这还是一个可以让它的国民自由评论的中国；何 况，这一个中国的未来从此不再由“一王专制”任意摆布而是决定于每一个公民的青春 的创造与激情的叙述!少年——中国——说，可以说，这里的每一个字都铭刻着中国文 化的精神变革，这里的每一个字都回荡着“文界革命”的铿锵!
流泻在这篇《少年中国说》中的正是那些留日中国的知识分子新生的地理空间意识与 进化论的时间意识，还有那种为报刊而写作，与读者平等对话的新的语言意识，是面向 世界的新的空间意识让梁启超重新定位着“中国”，是面向未来的新的时间意识令人激 情满怀，又是面向广大平等的读者传播个人思想的语言要求让这篇论述不会再自寻桐城 派的古文窠臼，而是“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 之”(注：梁启超：《自由书·叙言》，《梁启超全集》1册336页。)。顺着中国文学史 的发展线索我们可以知道，五四新文学特别是现代散文的创作正是这三种意识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的强化与发展。到了五四，关于“少年中国”的评说不仅仅是一篇文章的任务 了，它已经成了整个新知识阶层对国家民族未来的共同的期许，我们有了“少年中国学 会”，有了著名的期刊《少年中国》(注：在一段时间里，探讨如何建设“少年中国” 几乎成了《少年中国》杂志每期必备的主题，如1卷1期的《说人生观》(宗之櫆)，1卷 2期的《少年中国之创造》(王光祈)、《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宗之櫆)，1卷3期 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1卷4期的《“少年中国”的女子应该怎 样》(潘韧秋女士)、《理想中少年中国之妇女》(宗之櫆)，1卷5期的《中国青年的奋 斗生活与创造生活》(宗之櫆)，1卷6期的《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王光 祈)，2卷1、2期的《怎样创造少年中国》(恽代英)等等。)，当然更有了标举青春与创 造的《新青年》，而同样曾经留学日本的李大钊也写下了同样充满激情的《青春》，对 读《青春》与《少年中国说》，我们立即就可以看出贯穿于其中的共同的思想脉动与文 体意识：
异族之觇吾国者，辄曰：支那者老大之邦也。支那之民族，濒灭之民族也。支那之国 家，待亡之国家也……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 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 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吾人当于今岁之青春，画为中点……中以前 之历史，白首之历史，陈死人之历史也。中以后之历史，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也 。青年乎!其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即以今年今春今日刹那为时中 之起点，取世界一切白首之历史，一火而摧焚之，而专以发挥青春中华之中，缀其一生 之美于中以后历史之首页，为其职志，而勿逡巡不前。
就这样，从上到下、先域内次域外再域内、由个别而群体的全方位演变一起推动着我 们的中国散文自我变革的步伐。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以白话为基础宣扬新思想的散 文模式已经就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了，中国文学就此完成了最顺利的现代演变与过 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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