蟒衣考源兼谈明宫廷演剧的武将装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将论文,宫廷论文,蟒衣考源兼谈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1)04-0056-07
一
明代宫廷曾大量演出杂剧。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禁中演戏”条讲：“内廷诸戏剧俱隶钟鼓司，皆习相传院本，沿金元之旧，以故其事多与教坊相通。至今上始设诸剧于玉熙宫，以习外戏，如弋阳、海盐、昆山诸家俱有之。”（注：（明）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98页。）明宋懋澄《九
集》卷十“御戏”条亦云：“院本皆作傀儡舞，杂剧即金、元人北九宫。每将进花及时物，则教坊作曲四摺（折），送史官校定，当御前致词呈伎；数日后，复有别呈，旧本不复进。南九宫亦演之内庭。”（注：（明）宋懋澄著：《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这说明明代宫中演出杂剧，主要是在万历之前的近二百年间。演出剧目既有金元相传旧本，又有明代新创。明代宫廷演剧的实况怎样？由于资料匮乏，今天已很难详知了。但通过对现存剧本“穿关”的考察，或许有助于我们管窥其中的奥秘。
明赵琦美辑的《脉望馆钞本古今杂剧》（以下简称“脉钞本”），是现存唯一保留了明宫廷演剧“穿关”的杂剧集。共收杂剧剧本242种，其中附“穿关”的有102种。所谓“穿关”，即剧中人物装扮，包括盔冠头饰、面具化妆、服装砌末等。附有“穿关”剧本，赵琦美在卷末题识中大都注明录自“内本”或据“内本”校过，可知穿关所记录的，是明代宫中演出这些剧本时的装扮实况。
王骥德在《曲律·论部色第三十七》中讲：“尝见元剧本，有于卷首列所用部色名目，并署其所谓冠服、器械，曰某人冠某冠，服某衣，执某器，最详；然其所谓冠服、器械名色，今皆不可复识矣”（注：（明）王骥德著：《曲律》，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43页。）。《曲律》成书于万历三十八年，又经过十余年增改才定稿。《脉钞本》则刻钞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至四十五年(1617)间，与《曲律》几乎是同时。而此时王骥德对自己曾见的元剧“穿关”已“不可复识”了。这一材料说明了两点：其一，王骥德所见的元剧本“穿关”和《脉钞本》“穿关”根本不同。其二，明代演元剧，已不用元剧本“穿关”，而是重新设计“穿关”。所以，《脉钞本》“穿关”当是明代万历以前宫廷艺人根据宫廷演剧的需要重新设计的。
蟒衣是《脉钞本》“穿关”常见的一种服装，尤其为武将所常用。因此，考察蟒衣的渊源与形制，对于我们认识明代的宫廷演剧形态，尤其是武戏的装扮与演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蟒衣，亦称蟒、蟒服，蟒袍，因绣有蟒纹图案而得名。蟒衣是宦官、贵戚、重臣和外族首领所穿的一种盛服。此服甚贵，非受特赐不得穿著。沈德符认为正统(1436～1449)初始赐外族首领。“蟒衣为象龙之服，与至尊所御袍相肖，但减一爪耳。正统初，始以常虏酋。”（注：（明）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30页。）其实不然。永乐十五年(1403)，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率众，“浮海朝贡，进金镂表文，献珍珠、宝石、玳瑁诸物。……居二十七日，三王辞归。（成祖）各赐玉带一，黄金百，白金二千，……金绣蟒龙、麒麟衣各一”（注：（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外国列传·苏禄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22页。），比沈氏所说的要早30多年。正统十年(1445)，满刺加国使者“请赐王息力八密息瓦儿丢八沙护国敕书及蟒服、伞盖，以镇服国人。……帝（英宗）悉从之。”（注：《明史·外国列传·满刺加列传》，第8417～8418页。）弘治元年(1488)，吐鲁番酋长阿黑“称与罕慎缔姻，乞赐蟒服及九龙混金膝襴诸物”，孝宗亦欣然赐之（注：《明史·西域列传一·土鲁番列传》，第8530～8531页。）。据《明史》记载，正德十三年、嘉靖四十二年(1563)、万历三十八年(1610)，明皇帝三次对永顺州土司彭世麟家族赐蟒，赐彭世麟三袭、儿子彭明辅一袭、曾孙彭元锦一袭。正德十六年(1537)、万历十四年(1586)，明皇帝赐播州土司杨斌、杨应龙祖孙蟒衣、飞鱼服。嘉靖三年(1524)，失刺思国及邻近32部遣使来贡，乞蟒衣等物，世宗赐之。明代皇帝赐蟒与土司、酋长，或赏其固疆之功，或酬其朝贡之丰，以此笼络土司、酋长，巩固自己的皇权。而土司、酋长每每向明皇乞赐蟒衣，则或借以邀宠，或借以“镇服国人”，加强自己的统治。
宦官赐蟒则在永乐(1403～1424)以后。“永乐以后，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制如曳撒，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此燕闲之服也。……又有膝襴者，亦如曳撒，上有蟒补”（注：《明史·舆服志三·内使冠服条》，第1637页。）。
阁臣赐蟒始于弘治年间。《明史·舆服志三》曰：“内阁赐蟒衣，自弘治中刘健、李东阳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亦云：“自弘治十六年二月，孝宗旧违豫获安，适大祀天地，视朝警戒，时内阁为刘健、李东阳、谢迁，俱拜大红蟒衣执赐，辅弼得蟒衣自此始。”（注：（明）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30页。）外廷官员赐蟒则早在正统年间已经开始。正统六年(1441)，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叛乱，英宗派将征讨，使王骥总督军务。“濒行，赐骥贵金兜鍪、细铠、蟒绣绯衣、朱弓矢。”（注：《明史·王骥列传》，第4556页。）弘治以后，阁臣、边将赐蟒愈加频繁。据《明史》记载，从正德十年到崇祯十五年，明朝皇帝以各种名目，先后向夏言、徐阶、马芳、张居正、李成梁、叶向高、方从哲、张鹤鸣、孙承宗、王朴、孙应元、贺逢圣等数十位朝臣赐蟒，所赐的蟒服有“绣蟒斗牛服”、“大红坐蟒”、“盘蟒”、“绣蟒”等等。赐蟒原因，大概有五个方面：一，边将立功受赐，如马芳、李成梁、袁崇焕等。二，阁臣的荣誉之赐，如刘健、李东阳、谢迁、夏言、张居正、孙承宗等。三，阁臣犯错误离退，作为安慰而赐，如叶向高，张鹤鸣。四，奸臣谄媚受赐，如马昂、魏忠贤、周延儒，方从哲等。五，危急之下，激励将士而赐，如孙应元、王朴、唐通等是。显然，这些都是统治者笼络朝臣、巩固政权的重要举措。
最后，明皇帝除了对宦官、阁臣赐蟒外，还对一些道士赐蟒。嘉靖六年前后，赐道士邵元节“蟒服及‘阐教辅国’玉印”（注：《明史·佞幸列传·邵元节列传》，第7895页。）；嘉靖十六年，嘉靖三十六年，又先后赐道士张彦頨、陶仲文蟒衣、玉带等物。
三
皇帝的频频赐蟒，官僚的攀比争宠和宦官的专权擅政，使得明代蟒衣的制造与穿戴，几近失控。得势的宦官，逞奢侈欲，为所欲为的僭制蟒服。正如刘若愚所讲：“贴里，其制如外廷之
褶。司礼监、掌印、秉笔、随堂、乾清宫管事、牌子、各执事近侍，都许穿红贴里，缀本等补，以便侍御前。凡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宫长随、内使、小火者，俱穿青贴里。自逆贤擅政，改蟒贴里，膝襴之下又加一襴，名曰三襴贴里。最贵近者，方蒙钦赏服之。又有双袖襴蟒衣，凡左右袖上里外有蟒二条。自正旦灯景以至冬至阳生、万寿圣节，各有应景蟒纻；自清明秋千与九月重阳菊花，俱有应景蟒纱。逆贤又创制满身金虎金兔之纱，及满身金葫芦灯笼、金寿字喜字，遇圣寿节及千秋或国喜或印公等生日搬移，则穿之。惟逆贤之服奢僭更甚，及籍没，皆赏给钟鼓司。凡承应则穿之，光焰耀目。”“圆领衬襬与外廷同，各按品级。凡司礼监、堂印、秉笔及乾清宫管事之耆旧有劳者，皆得赐坐蟒，次则斗牛补，又次俱麒麟补。凡大轿长随及都知监，戴平巾有牙牌者，穿狮子鹦哥杂禽补。逆贤名下，凡掌印提督者，皆滥穿坐蟒，可叹也。”（注：（明）刘若愚著：《酌中志）卷十九“内臣佩服纪略”条，《中国野史集成》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7册，第263～264页。）弘治十七年，连皇帝亦不得不承认“内臣僭妄尤多”。（注：《明史·舆服志三·文武官朝服条》，第1633页。）有的朝臣，也私藏、僭服蟒衣，“（罗）龙文居深山，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志”（注：《明史·奸臣列传·严嵩列传》，第7919页。）。嘉靖“十六年，群臣朝于驻跸所，兵部尚书张瓒服蟒。帝怒，谕阁臣夏言曰：‘尚书二品，何自服蟒？’”（注：《明史·舆服志三·文武官朝服条》，第1633页。）
蟒衣私制僭服，引起了统治者的恐慌。正德元年，杨守随谏曰：“（刘瑾等八内臣）紫绶金貂尽予爪牙之士，蟒衣玉带滥授心腹之人”（注：《明史·杨守随列传》，第4922页。），要求严惩竖宦。同时，明王朝也加强了对蟒衣的立法和管理。“天顺二年，令官民衣服不得用蟒龙、飞鱼、斗牛、大鹏、像生狮子、四宝相花、大西番莲、大云花样，并玄、黄、紫及玄色、黑、绿、柳黄、姜黄、明黄诸色”。“弘治十三年奏定，公、侯、伯、文武大臣及镇守、守备，违例奏请蟒衣、飞鱼衣服者，科道纠劾，治以重罪”。正德“十六年，世宗登极诏云：‘近来冒滥玉带，蟒龙、飞鱼、斗牛服色，皆庶官杂流并各处将领夤缘奏乞，今俱不许。’”（注：《明史·舆服志三·文武官朝服条》，第1631～1633页。）《大明律》亦明确规定：凡官民房舍车服器物之类，“若僭用违禁龙凤纹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工匠杖一百，连当房家小起发赴京，籍充局匠。违禁之物并入官”，“官吏军民人等，但有僭用玄黄紫三色，及蟒龙、飞鱼、斗牛。器物僭用朱、红、黄颜色及亲王法物者。俱比照僭用龙凤纹拟断，服饰器物追收入官。”（注：（明）李东阳撰，申时行重修《大明会典》卷165，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民国六十五年七月（1976年7月）版，第2308～2309页。）
四
蟒衣作为赐服，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其适用的等级，似乎凡受赐者，无论是宦官、阁臣、边将还是异族酋长，都可穿用。但由于赐蟒的增多，蟒衣实际上成了明代冠服制度中的一个特殊的种类，且已形成了一套基本的形制。
蟒衣形制的材料留存很少，但仍有蟒丝马迹可寻。明代的蟒衣，就衣领而言，有圆领蟒衣和交领蟒衣之分。圆领蟒衣，大体而言也有两类，一种是圆领遍体绣蟒袍。大襟宽袖，下长及足，左右两侧各缀一摆，周身绣以蟒纹。笔者疑明皇帝赐土司、异族酋长和台阁重臣的蟒衣，当主要属此类。另一种是圆领绣蟒补袍。大襟宽袖，下长过膝，左右两侧各有一摆，前胸及后背各有一方形蟒补。正如前引刘若愚《酌中志》所言，宦官所服圆领衬襬，与外廷同，各按品级。凡司礼监掌印、秉笔，及乾清宫管事之耆旧有劳者，皆得赐坐蟒补，次则斗牛补，又次俱麒麟补。所以，此蟒主要为内廷宦官赐服。
交领蟒衣，大体分为三种：一种是蟒补贴里。以纱罗纻丝为之，交领，大襟窄袖，下长过膝。胸背缀以方形蟒补。据前引刘若愚《酌中志》讲，贴里主要为明代宦官所着之服。其所用颜色有定制，视职司而别。如明初规定，御前近侍用红色，胸背缀以补子；其余宦官用青色，不用补子。万历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揽政，更易服制，于蟒贴里襴下再加一襴，名曰三襴贴里。又制双袖襴蟒衣，在蟒贴里的左右袖上，里外绣蟒二条。蟒贴里，往往是宦官中最贵近者，方蒙钦赏服之。第二种是交领蟒补膝襴。交领大襟长袖，以纱罗纻丝为之。衣身前后形制不一，后者为整片；前者则分为两截：腰部以上与后相同，腰部以下折有细裥（见在两边，中留空隙），俗称马面褶。胸背织有蟒补，膝部四周织一横襴，上织云蟒。此服为明代宦官服用。正如《明史·舆服志三》所言：“永乐以后，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又有膝襴者，亦如曳撒，上有蟒补，当膝处横织细云蟒，盖南郊及山陵扈从，便于乘马也。或召对燕见，君臣皆不用袍，而用此。”（注：《明史·舆服志三·内使冠服条》，第1637页。）第三种是交领蟒曳撒。其制与交领蟒补贴里相类，惟膝部不用襴，且蟒纹图案绣法当有所不同，系有鸾带。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九：“曳撒，其制后襟不断，而两旁有襴；前襟两截，而下有马面折，从两旁起。惟自司礼监写字以至提督止，并各衙门总理、管理，方敢服之。红者缀本等补，青者否。”（注：（明）刘若愚著《酌中志》卷十九“内臣佩服纪略”条，《中国野史集成》，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7册第263～264页。）由此可知，交领蟒曳撒，蟒的绣法或直接左右绣蟒，或胸背绣蟒补。此服主要为宦官所用，但也可能为外廷官吏赐服。
蟒衣形制各有不同，适用的人也不同，但在蟒衣等级上，有比较一致的标准。一般而言，蟒纹爪数越多，越贵。蟒的形状不同，等级就不同，坐蟒最贵。蟒衣的颜色不同，等级也不同。“单蟒面皆斜向，坐蟒则面正向，尤贵”，“第蟒有五爪、四爪之分，襴有红、黄之别耳”（注：《明史·舆服志三·内使冠服》，第1647页。）
五
《脉钞本》的102种附“穿关”杂剧中，就有60多种描写到战事活动或将士生活方面的内容。题材包括春秋战国、三国、隋唐五代、宋金等朝的战争历史故事和神佛斗争故事。这些剧本，涉及了各种武将，包括汉族将领、少数民族将领及神魔将领。这些不同类型的将领，在“穿关”中所用的服装是不同的。
神魔将领，如孙悟空、二郎神、那吒、梅山七圣、键蛟神、牛魔王和温、马、关、赵四元帅等均有自己专有的服饰。一般的神将，服饰则往往为“铁幞头，膝襴曳撒，袍，项帕，直缠，褡膊，带”或“凤翅盔，蟒衣曳撒，袍，项帕，直缠，褡膊，带”。有的增加了“金靠”或“乌靠”。
少数民族将领服装名称主要有15种，形成6套基本穿戴式样。其中“练垂狐帽，皮袄，战裙，皮条茄袋”套装，往往为普通将领所穿，如刘季真、李存信、土金宿、都骨林、耶律灰、忽里歹、萧天左、萧天右、萧虎、萧彪，粘罕铁罕、李金吾、戴真庆、康军利等。与上述套装不同，另五套服装的核心组件都是“曳撒”（膝襴曳撒2套，蟒衣曳撒3套），其他组件则大同小异。而且穿“曳撒”者，大多数是剧中的主要将领或统帅，如刘无敌，韩延寿、兀颜受、李亚子、石敬唐、耶律万户、李克用、李嗣源、刘知远、李存孝、金兀术、孟知祥等。
汉族将领的服饰名称主要有32种，形成了20套基本穿戴式样。构成套装的核心组件除了1套是“膝蓝贴里”外，另19套全是“曳撒”，包括蟒衣曳撒10套，膝蓝曳撒8套，蓝曳撒1套。穿膝襴曳撒和蓝曳撒的将领，大多是普通将领，如徐弘吉、徐弘义、单雄信，柳周臣，贾闰甫、殷开山、马三保、段志贤、盛彦师、裴仁基、蔡健得、李均、合眼虎、张士贵、元吉、萧虎、孙仿、萧彪、高熊、周德威、岳胜、李应、刘唐、阮小五、焦赞等。而穿蟒衣曳撒的则主要是王侯、统帅或主要将领，如秦叔宝、秦姬辇、孙操、吴起、田能、伍子胥、孟海公、廉颇、刘备、关羽、吕布、张飞、马超、杨景、赵云、唐元帅、黄巢，呼延赞、呼必显、岳飞、宋江等。
总之，武将的服装，无论是神魔将领、外族将领还是汉族将领，除了盔冠袍带，套装的核心组件便是为蟒衣曳撒、膝襴曳撒。从上述武将的套装看，共约26种（2种重复）套装中，蟒衣曳撒套装有13套，占50%；膝襴曳撒10套，占39%。二者合起来，约占了总套数的89%。若从穿着这两种套装人数来看，则超过了90%。由此可知，蟒衣曳撒和膝襴曳撒是明宫廷演剧中武将穿着最为普遍的服装。
在明代，蟒衣、膝襴两种曳撒的服装款式基本相同。不同的是，蟒衣曳撒都绣有蟒纹图案，或绣于左右，或作蟒补绣于胸背。而膝襴曳撒，除了在膝部增加绣襴外，其胸背有时不绣补子，有时则绣补子，包括蟒补。另外，曳撒这种服饰样式，无论蟒衣曳撒还是膝襴曳撒，明初主要为宦官和内侍服用。到了明代的晚期，礼见宴会，均可着服曳撒。正如王世贞所讲“士大夫宴会必衣曳撒”（注：（明）王世贞著：《觚不觚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七十二(1983)年版，第1041册439页。）。
无论蟒衣曳撒还是蟒补膝襴曳撒，在明代非特赐不得穿用。而在明代宫廷演剧中，除了少数穿掩心甲外，武将都穿曳撒。这说明宫中演出武戏，武将的装扮未采用明代戎装而用了文臣装扮，有点武戏文演的味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据笔者考察，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和宦官演剧有关。明代宫廷演剧主要由钟鼓司的宦官负责。《明史·职官志》明确规定：钟鼓司“掌出朝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教坊司“掌乐舞承应”（注：《明史·职官志》，第1818～1820页。）。对于钟鼓司的职责，《酌中志》有更为详细的记载：“钟鼓司，掌印太监二员，签书数十员，司房学艺官二百余员……西内秋收之时，有打稻之戏，……钟鼓司扮农夫艳妇及田畯官吏，……有过锦之戏，约有百回，每回十余人，……又如杂剧故事之类，各有引旗一对，锣鼓送上。……又木傀儡戏……”（注：（明）刘若愚著：《酌中志》卷十六“内臣执掌纪略”条，《中国野史集成》第27册，第225页。）所以，重大庆典演剧，教坊乐户与宦官共同承应，平时演剧当主要由钟鼓司的宦官承担。宦官有时还在民间搭台演戏牟利，周晖《金陵琐事》卷四讲“正德丙子(1516)以后，内臣用事南京守备者十余人，蟒衣玉带。其名下内臣，以修寺为名，各寺中搭戏台扮演，城中普利、鹫峰，城外普德、静海等处扮演，各出传来扮戏棍徒，领来妻女，明为真旦。入看者钱四文，午后二文至一文，每日处得钱十余千，彼此求胜”（注：周晖著：《金陵琐事》卷四，转引自曾永义著：《明杂剧概论》，学海出版社民国68年四月（1979年4月）版，第14页。）。另外，宦官还蓄养戏子。《酌中志》载：有位年老病退寺庙的宦官，不忍看戏子孤苦伶仃，遂发下三大愿，第一愿就是“不串戏，实不忍将民间幼男买来付南人教习，费财耗力，以供人耳目之乐，终至戏散，流落失所者多。”（注：（明）刘若愚著：《酌中志》卷十六“内臣执掌纪略”条，《中国野史集成》第27册第237～238页。）这说明了宦官对演剧的参与。据前所考，明宦官的服装主要样式是曳撒，尽管只有那些年迈有功或皇上近侍，方有资格赐穿蟒衣曳撒或蟒衣膝襴曳撒，但实际上，由于皇上、太后的宠幸和宦官的专权，宦官僭穿蟒衣的情形很多。这样，宦官以平时所穿蟒服装扮演剧也是有可能的。
其二，与明皇的赐蟒有关。明朝皇帝的赐蟒，除宦官外，主要针对的是阁臣、边帅和外族酋长，这些都是和明王朝统治息息相关的人物。明皇帝的赐蟒，无非是给他们一些殊荣，以使他们能够俯首帖耳地为自己服务。宫廷演出的历史或神魔杂剧中，穿蟒衣者主要就是这类王侯、辅臣、边帅和外族酋长，如秦姬辇、刘备、唐元帅、宋江、黄巢、岳飞、关羽、马超、李克用、李嗣源、刘知远、李存孝、金兀术，兀颜统军等。显然，在宫廷演剧宦官和乐户眼中，这些人物是应当享受着蟒衣殊荣的，或只有用蟒衣才能表示他们身份的。而对于那些普通的将领，或用膝襴曳撒，或用贴里这些宫廷内侍常服来装扮。
其三，宫廷演剧讲求排场。魏阉专权时，宦官尚且衣着光焰，何况专门用于皇上欣赏的演剧，其排场豪华热闹自然不逊色于宦官。宫廷演剧的行头，主要由御用监、内宫监、司设监、兵仗局等供应。作为华贵殊荣象征的蟒衣，虽然对外廷官员而言，要获得穿戴的殊荣是非常难的，但作为皇上摆排场的戏服却并不是很难。
当然，宫廷演剧武将装扮不以戎服，而以宫廷内侍常服为主要样式，也说明了宫廷演剧在服饰上的虚拟化、程式化。曳撒、膝襴等服饰样式宽敞、柔软，便于舞台的舞蹈，体现出戏曲服饰舞蹈化的特点。另外，蟒纹图案、膝襴图案的装饰和颜色的不同，还表现了明代宫廷演剧服饰的装饰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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