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尼采的反政治与反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采论文,试论论文,政治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1）—01—0053—05
尼采在其自传中宣称自己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1] （P12）强调他和政治之间的对立关系。众所周知， 尼采极少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因此一般都认为尼采言辞的模糊性既和他的修辞战略相吻合，又和他的精神气质相一致。但这种模棱两可的特点带来的是人们对其政治观认识上的巨大分歧：对于支持者来说，上述反政治声明是尼采静悄悄地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宣言；而反对者则认为这里暗含有尼采非理性地解构或摧毁政治的倾向。这种出世／入世或山林／庙堂对立虽然各持己见，但都是对同一文本的解读，又都应用“反政治的”术语来探究尼采政治思想。如果联系到尼采和二战期间纳粹的特殊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长期的偏见，明确地分析尼采语境中“反政治的”一词的含义尤为必要，因为这是我们处理尼采研究中尼采和政治关系问题的关键之点。
一、尼采政治观解读的两种倾向和反主题立场
考夫曼（Walter Kaufmann）将尼采归入存在主义哲学家行列， 认为“尼采生活和思想的主旨”是“追寻超越现代世界之上的自我完美性，追求反政治的个性”。[2]（第412—413 页）但正是这些尼采反政治思想的支持者常常提及尼采和瓦格纳之间的政治冲突，并论及了尼采反对德帝国主义和抨击反犹主义的立场。因此考夫曼又不自觉地将尼采卷入到他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当中了。更为不幸的是，这种观点只承认尼采政治生活中那些与支持者的价值观和政治观相一致的方面。这样他们就未能从整体上去把握尼采的政治观，也就不能真正参与和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对话。李奇塞姆（George Lichtheim）是尼采思想最激烈的批评家，他将尼采遗著直接和法西斯主义连接起来，认为若非尼采，希特勒的党卫军和法西斯主义核心人物就不会有激情去执行他们的乱世计划。这种论点拘泥于尼采思想对现实政治的影响，未能注意到尼采对反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批评。他们运用后尼采时代的历史事实去证明尼采和法西斯主义的关系，这说明他们未能严肃认真地研究尼采和他所处时代的政治事件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奇塞姆最终将尼采的政治思想草草处理。他警告说不要去调查尼采思想中不存在的主题即尼采的政治思想。[3]（第235页）其结果是， 尼采政治思想的批评者将尼采流放到其自身时代之外，而捍卫者则将尼采政治思想有意拔高了。因此，为纠正上述“不及”与“过”的片面性，我们将尼采置放于他参与其中的1848—1888年这段时空中并加以反思。
尼采并不否定思想家应当为历史事件担负责任，他坚持从雅典的衰落去理解苏格拉底思想。他认为希腊人的高贵被贱民——苏格拉底是其典型——用辩证法取消掉了，这种对人类生命价值的否定活动肇始于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传播，因此苏格拉底要为人类的衰败、颓废承担责任。由此尼采也同样要为后尼采的德国灾难担负一些责任：在20多岁时，他不仅亲历而且参与到德国民族国家的型塑活动当中；他甚至满腔热情地支持瓦格纳的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准备花费余生去思考欧洲的未来命运。但是尼采与政治的关系易于变动，绝非始终如一。这与他倡导的“反主题”（anti-motif）立场密切相关。正是这种立场最终将他自己导引到和第二帝国政治实现相互冲突的局面之中。尼采反主题立场贯穿尼采一生。将尼采定位于他所处时代的政治氛围中就是要去把握住他如何运用他所谓的反主题立场：这一立场如何控制了他对多变的政治事件的反应？如何阻挠他脱身于政治之外？如何促使他将政治纳入到思想视界之内？又如何将其散文体文本政治化？
二、“反政治的”与尼采的“反政治”
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前，使用带“反”（anti）字的词汇主要有：“反基督”（antichrist）、形容词“反基督的”（antichristian ）以及与前两者相对应的“反教皇”（antipope ）。 “反政治的”（antipolitical）一词直到近现代才有。 该词在宗教战争期间开始出现。当时的政客们为捍卫世俗政治实体这一新理念，将那些固守神权政治观的人的思想及其活动称之为“反政治的”，例如18世纪的托马斯·潘恩曾贬斥当时英国辉格党政论家伯克（Edmund Burke）为教会国家的捍卫者，因而是反政治的。在19世纪晚期，该词被政治科学家们所采纳，仍旧指称保护世俗以防范新的对政治自治权的威胁。可见，此时“反政治的”一词具有消极的含义，它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早期阻碍社会历史进步和现代化进程的宗教势力的反动性。尼采借用了“反政治”一词，但赋予该词以积极的意义。
在尼采看来，政治意味着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侵略性力量，其目的和功能在于规范整个社会生活。因此，政治让尼采强烈的感受到国家的危害性，国家具有同化和宰制民族文化生活的强大力量。据此，尼采指责政治危及文化生活，号召人们去反抗和抵制危及文化生活的政治。
尼采的反政治立场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瓦格纳的攻击上。在尼采眼里，瓦格纳的最大失误在于他相信文化和国家能和平共处，认为日益增长的政治权力能再生文化。尼采早期还愿意和瓦格纳共享这些思想，但他后来成为一名瓦格纳主义背叛者。在《偶像的黄昏》中他写到：
文化和国家——在这一点上不要欺骗自己——是敌对的：“文化国家”纯属现代观念。两者相互分离，靠牺牲对方而生长，一切伟大的文化时代都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4]（第60页）
这种文化／国家二元对立观视政治为一种诱惑性力量，需要以最严厉的方式予以驳斥。尼采设想了未来社会中政治的命运：
……可以看见必将出现这样的社会：不存在买卖行为，不需要买卖技艺，……而政治到那时反倒一文不值了，它不再是高贵者的事业，人们将认为它卑鄙龌龊，简直可以将它与党派文学、通俗文学一并列入“精神卖淫”之列。[5]（第38页）
由此看来，在尼采眼里，早期资产阶级竭力捍卫和建立的国家已蜕变成一种新的破坏性力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尼采所意欲反对的政治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因此，在对两极对立即文化／国家的分析中，尼采倡导一种崭新的政治文化批评观。这使得尼采对政治的批判植根于抵抗意识之中，而非奠定于政治冷寞症之上。在尼采意义上，“反政治的”和“不关心政治的”（unpolitical或apolitical ）有着原则性的区别。如果混淆两者，很可能会错误地将尼采看成是政治冷寞症患者，例如有的学者将antipolitical解读为apolitical 则会造成对尼采政治思想的误读[6]（第285—286页）。在尼采同时代人当中， 尼采的立场最接近于无政府主义，后者常被称为是“反政治的政治”，而且无政府主义也认为文化和政治斗争不可调和。当然他们之间也有分歧，无政府主义者将尼采看成是资产阶级偏见下产生的奴隶，尼采则反讥他们是社会衰败状态的代言人。
尼采对政治的驳难首先采用旁白和嘲讽的方式，从而使其散文政治化。他的思想充满辩证的色彩。与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思想家不同，尼采不追求和谐同一，他致力于使冲突不断地升级和白炽化。黑格尔强调事物发展过程的综合统一，尼采将这种统一改造成创造性力量之间的冲突或对立。尼采的哲学研究聚集于对抗（agon）现象之上：他认为赫西俄德（Hesiod）和荷马（Homer）之间存在着寓言和诗歌上的对抗； 希腊人生活的核心原则就是由这种对抗构成：在《悲剧的诞生》中，他把狄奥尼索斯原则和阿波罗原则视作对抗的两极。这种冲突的两极力量拓展出创造力，孕育出文化之花朵。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辩证运动的结果可以在希腊悲剧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在那里也能达到某种太一（unity）状态。 尼采后来认为这种在两极中追求统一的做法“散发着令人讨厌的黑格尔气息”，[1]（第50页）力图将极化思想贯彻到底。
这种挑战者风格既将尼采从其时代中凸现出来，也必然使他树起众多的对立面。他称自己有着不同的名字：反施特劳斯者、反达尔文者、反瓦格纳者、反基督者。尼采正是通过贯彻反主题立场创造自己的对立面来开拓自己的思想。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尼采散文的独异性特征是“强调它者、强调争论”。但尼采的困境在于他缺乏一种强健有力的对手，他将这种需要对手的精神称之为“敌意的升华”，对此他说到：
这就是深深领悟拥有敌人之价值，简言之，行动和推论一反从前之行动和推论。教会在一切时代都想消灭它的敌人；我们这些非道德主义者和反基督徒却以为，我们的利益就在于有社会存在……现在，政治上的敌意也有所升华，……几乎每个政党都明白，为了保存自己，反对党应当有相当力量；这一点适用于大政治。特别是一个新的创造物，譬如说新的国家，需要敌人甚于需要朋友；在树立中它才感到自己是必要的，在对立中它才成为必要的……一个人只有充满矛盾才会多产；只有灵魂不疲沓，不贪图安逸，才能永葆青春……[4]（第33—34页）
但是尼采的上述呼吁并未得到多少回应。当他将他自己称作反施特劳斯者时，这一最初的驳斥只引起极小的轰动，而德国知识界则对他敬而远之。他们对其晚期作品更只是保持绅士般沉默风度。当尼采从瓦格纳主义之迷梦中清醒过来时，自由主义对此表示满意，但并不用尼采的论点来考量自己，而是草草打发掉尼采逻辑思想而投入到瓦格纳主义的怀抱之中。在孤独抗争十年之后，尼采称自己是反瓦格纳主义者，他对此评价到：“有自己的对立面，真好，真荣耀！”[7]（第51 页）值得注意的是，尼采或许正如他自己所言，他是为未来而写作的，这也意味着，他会在他死后碰到真正的对手。
当尼采孤独地抗争时，他转向自身，开始和自己进行争论。他说，在和平的氛围中，好战者树造自己。如果我们认真阅读完尼采的作品，就会发现尼采终其一生都在型塑一种“反主题”立场，并从此立场出发将自己不断地从原初自我中解脱出来。这意味着，当政治领域成为自我实现的手段时，政治也会采用尼采意义上的文化形式来解放自己。[8] （第5页）
韦伯（Weber）或许深知尼采和尼采主义。他认为， 特定的反政治宗教的担纲者与其说追求的是政治影响，毋宁说是种哲学拯救思想，不过是为没有规范化的个人行为寻求安身立命之根据，是浪漫主义的最后的叹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尼采只是将积极的、化腐朽为神奇的要素引入到对政治的大拒绝行动中。他的反政治观只意味着他对现行世俗政治的批判和解构，其所指为尼采本人。尼采无意将其反政治态度转化为一种实践行为。因此尼采处在两极之间；他是有政治关怀的思想家，不是政治冷寞症者：他不是政治实践活动家，他只是提出新的视点，不断驳斥现行政治的衰败。
值得注意的反到是尼采孤独的超人。超人一方面是某种个人主义精神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人类集体的目标和方向。它反映出尼采欲在大否定中找寻肯定的答案，即在“不”中发现“是”。因此尼采的反主题立场常常和提升、超越意识相关联，以此来平衡否定性带来的无方向感和动荡感。这样尼采的反主题立场完善且丰满起来，因为它得到另一修辞战略的补充，这一战略即使用具有“在……之上”（above）、 “超越”（supra）、“超出”（super）等含义的前缀词uber。在尼采文本中该类词有：超艺术（uberart）、 超人（ubermensch ）、 超历史（uberhistorisch）。这种“超主题”（uber-motif）立场提升天才／菲利士人之间的冲突为超人／未人之间的交锋。在某些场合这两种主题即反主题和超主题常合而为一，即在对人类现存状态的超越中包含有对现存状态本身的不满和指责。例如当尼采试图型塑超德国人时，他同时也会有反德国人的意思。但是当尼采和进化论形而上学相嬉戏时，他仍坚持反主题的基本立场，这体现在他的永恒轮回说（即主张同一形式的冲突和对立会永远地回复、再现）中。他认为，与“每个伟大人物成长相伴随，其反面也会成长起来，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最高等的人必将是最强烈地代表了与存在的辉煌和合法性相对立的另一方面。”[8]（第6页）
在尼采神志清醒的最后岁月里，他称自己为最后一位反抗政治的德国人，同时也是第一位预言了伟大的政治时代即将来临的德国人。尼采对伟大的政治观的认识也体现出他反政治观中的反主题立场。1878年，他警告说，一个国家若追求伟大的政治这一幻想必定要遭受文化上的惩罚。1881年，他认为，伟大的政治业已成为隐藏在帝国主义政治背后的民众的危险的动员力量。到1884年尼采使“伟大的政治”内在化，认为这种政治已成为欧洲政治观的概述。在1888年，他写到：
那时，政治这个概念，将在一场精神之战中烟消云散。一切旧社会的权力产物会被炸得粉碎——因为它们都是靠谎言起家的。……从我开始，世界将会有伟大的政治出现。[1]（第100页）
在此尼采将伟大的政治插入到他的先知般的启示当中，人类在灾难之后、在尼采之后会有伟大的政治出现。这样，尼采由对伟大的政治的反驳走向对伟大的政治的超越，超越的起点就是人类苦难不幸的政治现实。
但是，尼采的独语中又有多少属于思想游戏的东西呢？
三、结论：一种文本解释学方法
尼采的病理学结论并不妨碍他反政治思想的日益流行。如果我们冷静地分析尼采新型的反政治风格，将会发现尼采对政治言说“不”的行为要么会成为一种反抗口号，要么就是一种失败主义的表征。也就是说，尼采的立场表现出一种积极入进和冷寞出世的游离与摆动状态。尼采主义要么产生一种旨在推翻现存政体的反抗话语和抗争策略，要么隐于政治现实之外冷眼旁观。尼采的这种政治立场是一种双重人格的混合：一方面非难政治现实，另一方面葆有积极参政的意识。尼采的态度反映出知识分子政治立场上的一种二难困境，其结果是带来如下或此或彼的选择：或者对现实采取的一种和平的解说和评论，或者激发起或左或右的极端选择。例如，一战期间尼采左派的行动主义（Aktivismus）被魏玛共和国危机期间的尼采右派的决定主义（Decisionismus）所取代。 在德国，尼采主义政治思想这一接受史表明了上述尼采反政治观有易被借题发挥、自相矛盾的特征。
因此通过尼采主义去理解尼采只会将人们引向尼采政治思想中的自相矛盾的方面。所以，尼采的反政治思想必须与他的时代状况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方可有被恰当地理解和评价的可能。一句话，尼采追求不合时宜的风格，他通过写作反对他所处的时代精神，但并不游离于他那个时代之外。尼采在《漫游者及其影子》中暗示了这种解释学方法：
为了象作品同时代的人所亲历的那样去欣赏过去时代的作品，人们必定反对这种主导性品味即根据自己的口味取舍作品本身。[9]
收稿日期：2000—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