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波匈事件与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事件论文,年波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现代史研究
1956年下半年发生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是当代世界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曾经对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作为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从政治、经济、道义上对当时的波兰、匈牙利、苏联的共产党人的支持，对这两个事件的解决付出了心血，尽了自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同时，波匈事件的发生也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它领导的正在开始起步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对这一历史的过程作一分析。
一、波匈事件的发生与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波兰和匈牙利同属东欧国家，从历史上看，东欧是世界上冲突较多的地区之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点都在这里。二战前，东欧各国除民主德国原是欧洲列强的一部分外，其余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并成为列强争夺的重要场所。二战爆发后，东欧各国无一例外地为法西斯铁蹄所蹂躏，有些国家的反动统治阶级直接成为德意法西斯的附庸，参加了侵苏战争。二战后期，苏联对东欧各国摆脱法西斯奴役和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战前东欧分属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大战中英、美、法又是苏联的同盟国，因此，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势力在东欧各国一直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这就孕育着战后在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争夺的尖锐斗争。对于东欧各国来说，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和援助，在这一态势下别无选择，差不多无一例外地向苏联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又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实行了在经济、政治上高度集权、行政命令式的社会主义体制。苏联模式在东欧推行一段时间后，造成了各国普遍的经济比例失调，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受到压抑，生产效率不高。除此之外，苏联在与东欧各国的大宗贸易方面，不平等现象十分突出；政治上由于出现大清洗，又制造了一批冤案；在干部选配上坚持唯苏亲苏等标准，排挤打击民族独立意识强的干部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东欧各国的经济发展，伤害了各国人民的民族情感，损害了各国的主权。因此，50年代初期，东欧各国普遍蕴藏着一股反苏的情绪和独立自主处理本国事务的强烈要求。这可以说是波匈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斯大林的逝世和苏共20大的召开，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所犯错误及其严重后果的揭露，苏联一些政策的调整，又为东欧各国人民发泄这一不满情绪和追求独立自主提供了某种现实条件，波匈事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需要强调的是，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东欧各国的内部矛盾，兴风作浪，则是造成两国事态发展变化的不可低估的外部因素。
波兰和匈牙利两国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基本上是一致的，但结果却大不相同。波兰事件得到了基本解决，而匈牙利却酿成了全国性的暴乱，导致苏联出兵才得以平息。波兰事件的解决实际上是波兰统一工人党适应人民群众的意愿争取独立自主的一次胜利，它是通过党内领导班子及路线的调整，苏共领导的被迫让步而完成的。而匈牙利的结果却不是这样。匈牙利事件爆发的原因和事件的前半程与波兰事件大致相同，从一定意义上讲，它的发生也是受到波兰事件的影响。它所反映的是匈牙利人民对苏联模式及当时党内拉科西集团的不满，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愿望和要求，这应该说是符合匈牙利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是正义的，但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大批反革命分子介入，该国人民的民族情绪被其利用，使匈牙利的秩序遭到破坏，共产党人遭到屠杀。这就使事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为挽救匈牙利，也为了保卫这块当时尚属社会主义的阵地，苏军不得已出兵平息了暴乱。
10月19日和21日，正当波苏矛盾有所激化，波兰事件处在紧张状态之时，赫鲁晓夫给中共中央两次打来急电，称波兰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要求中共立即派高级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东欧形势。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赴苏。 10 月23日，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同一天，匈牙利事件爆发。由于中共代表团在此之前所作的准备和带来的意见都是针对波兰事件和波苏关系的，对于匈牙利的事态发展尚需进一步了解，并等待国内毛泽东的指示，故赫鲁晓夫向刚下飞机的刘少奇介绍匈牙利事态时，刘未作任何表态。但刘向赫鲁晓夫表示：我们的态度是明朗的（即对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是表示支持的），但我们对你们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处理同史弟党的关系方面，还是有意见的。我们这次来，带来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一个商量性意见，也希望有机会在一个适当的场合同你们交换一下这方面的意见。〔1〕赫鲁晓夫表示同意。10月29日， 中苏高级会谈正式举行。“会谈的主要议题是从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引伸出来的苏联与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刘少奇以批评、劝导、启发、建议并用的方式，向赫鲁晓夫等转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苏联共产党能否对兄弟党、兄弟国家不论大小，不论人数多少，历史长短，功劳大小，都应一律平等，互相尊重。较大的、较老的党应该更谦虚些，更谨慎些，应该更多地关心、帮助较小的党、较年轻的党。在兄弟党之间发生了矛盾的时候，就应当多作自我批评，主动地纠正错误和偏差，多想想自己的不足之处或不正确之处，考虑如何纠正和改善。兄弟党之间当然应该经常地互通信息、交换意见、交流经验、相互切磋、沟通思想，以求得意见的一致。但绝对不是一个党对另一个党发号施令，要求别人无条件服从。关于现时的苏联和波兰、匈牙利的关系，刘少奇建议：苏联对东欧国家是不是可以采取一项根本的政策，在政治上、经济上放手，让他们自己来搞，不干涉他们，不仅对波兰、匈牙利，而且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都满足他们独立自主的要求。军事方面，可以主动撤回驻在那里的苏军。华沙条约可以跟他们商量，问他们是否要。无非是三种情况：一是完全不动；二是撤军，必要时再回去；三是完全不要军队。刘少奇说，我们的意见，是要跟苏联同志商量，看怎么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巩固苏联同东欧国家的关系，巩固华沙条约，帮助苏联同志取得群众拥护。苏共作为老大哥对某些问题，特别是在对各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上，不妨多作些自我批评，以弥补不足和疏漏之处。他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党建议，公开发表一个声明，表明自己在对待兄弟党关系上的态度和国际问题上的主要立场〔2〕。10月30日， 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宣言》，指出它“对于改正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方面的错误，对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具有重大的意义。”当社会主义越出一国的范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国际共运的新课题。怎样做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既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又能彼此尊重各国的独立主权，在当时来说，尚无经验可供借鉴。在这一条件下，刘少奇这次访苏所作的大量工作以及取得的成果，即苏联政府发表的《宣言》的意义十分重大，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际共运的重要贡献，也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处在困难时期为解决困难和矛盾所作出的最大努力。
中苏双方正式高级会谈时，刘少奇已经对匈牙利事件初步了解并得到国内明确指示，因此，他代表中共中央向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表示，对待波兰和匈牙利，应该是不同的方针，波兰是是非问题，匈牙利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如果不挽救，后代会说我们犯了错误。邓小平当时斩钉截铁地表示：“不能撤退！撤走了帝国主义就进来了”。中共代表团的具体意见是：第一，苏军不能撤出匈牙利，不应把革命阵地拱手送给敌人；第二，全力扶持匈牙利共产党内坚定可靠的党员，协助他们掌握住政权，把党员、革命力量、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坚强的堡垒；第三，掌握住军队和警察的力量，让他们守住阵地、保护政权、维护秩序，坚决保卫党和政府机关不受破坏。在这方面，苏联军队应起模范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中共代表团这一明朗的态度对苏共下决心出兵匈牙利平息暴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刘少奇一行此次出访苏联为挽救和稳定东欧局势，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作出了贡献。
二、铁托的普拉讲话与我党《再论》的发表
苏联军队于11月1日进入匈牙利国土，4日开进首都布达佩斯，当日，历时十三天的匈牙利暴乱被平息。11月10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铁托在普拉发表了一篇关于匈牙利事件和其它相关问题看法的讲话。这一讲话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际共运内部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其原因就是铁托讲话中的观点与当时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看法相左，主要是：（一）铁托认为波匈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这些国家执行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二）铁托认为，苏军第一次开进匈牙利是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激怒了匈牙利人民，因此发生了自发的暴动。对于苏军第二次出兵，铁托认为是必要的，但这是一种错误的不幸；（三）铁托认为，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将其只作为个人的错误，但实际上，个人崇拜是一种制度的产物，根源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四）铁托认为苏共并不真正想改善同其他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仍要凌驾于他们之上，因此各国只有仿照南斯拉夫的作法，独立自主地走自己建设的道路。为了表明自己的对近期以来国际共运所发生事件的观点，也为了更好地从匈牙利事件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于12月29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再论》开宗明义，表明这篇文章是针对铁托普拉讲话，回答讲话中涉及的问题而作。主要内容有四方面：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文章批评了漠视苏联革命和建设经验的错误认识。文章将苏联的经验分为三类，第一类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首要的和基本的方面；第二类也是成功的经验，但不具有普遍意义；第三类是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这对共产主义者来说是极其有益的教训。文章强调对第一类的经验必须予以坚持和保卫，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这样做尤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再论》用较多的篇幅论述了斯大林问题。指出：“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和错误。……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再论》在两者必须兼顾的基础上，强调了后者。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团结，《再论》强调“必须继续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当前，妨碍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不仅有大国主义，还有较小国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这两种倾向都必须反对。文章重申：“大敌当前，那些妨害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团结的言论和行动，无论用什么名义，都难于指望获得各国共产主义者和各国劳动人民的同情。”
《再论》的内容十分丰富，这里只是列举出与本题相关的内容。总体来看，出于对西方敌对势力斗争，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需要，在匈牙利事件及与其相关的一些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表明了自己与苏共基本上一致的观点，对铁托的普拉讲话予以批评。这些观点，历史地看，在当时，对国际共运的团结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也是必要的，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共运理论和实践的一个贡献。《再论》虽然在苏共与铁托的争执中表明了支持苏共的立场，但对苏共20大提出的一些观点也表明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最主要的就是认为苏共提出“和平过渡”实质上是否定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经验。同时，《再论》对斯大林功过的客观评价也对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产生触动，一段时间，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谈到斯大林时，否定的调门有所降低，对斯大林的功绩有所肯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维护斯大林形象的作用。他在1956年底苏联政府举行的除夕宴会上说：“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曾同阶级敌人作过无情的斗争。帝国主义者把我们称为斯大林主义者，是的，我们就是斯大林主义者。我们为此而感到骄傲。”〔3 〕当然，这对于赫鲁晓夫来讲，是形势所迫，并非真心，但从效果来看，这样做毕竟在一段时间里对国际共运内部稳定思想、加强团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能够产生这一效果应该说有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功劳。
需要指出的是，《再论》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它反映的是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共运诸多问题的认识水平和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因此，一些观点，特别是与波匈事件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观点和其中隐喻的某些倾向性在今天看来是未必妥切的。比如：对匈牙利事件发生原因的判定完全归结于外部因素就不够全面和准确。再比如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在《一论》中对个人崇拜的危害性及产生的个人原因和社会条件曾作过正确的分析，但在《再论》中就加以回避，不提反对个人崇拜，只讲反对斯大林的个人专断。这种变化，其直接原因就是为了抵制铁托对个人崇拜产生根源的分析。而这一变化的结果，客观上助长了党内个人崇拜思想的蔓延和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破坏。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周恩来率团访问苏、波、匈三国
苏联出兵平息匈牙利的暴乱是不得已的举措，也是完全必要的举措，不这样做，就不能保卫住这块社会主义的阵地。但这样做后，也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主权国家运用武力涉足于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1956年底，赫鲁晓夫电告毛泽东，请中国共产党派出一位领导人访问苏联和东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赫鲁晓夫的邀请，让正在亚洲各国访问的周恩来中断其原定访问计划，立即回京，率团出访苏联和波、匈三国。代表团临行前，毛泽东作了重要指示：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维护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调解苏联和波兰、东欧的关系。把握的原则是，既要帮助恢复和维护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又要告诫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人要尊重东欧各国独立自主的要求，再不能用过去斯大林时期的那种老办法对待东欧的兄弟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明确态度是：全力支持波兰哥穆尔卡和匈牙利卡达尔领导的两国的党和政府，并从经济上给予大力的援助以帮助解决两国暂时遇到的困难。
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于1月7日至11日和17日至19日分两段访问了苏联，1月11日至15日访问波兰，16日至17日访问了匈牙利。当时， 中苏两党虽然在斯大林评价、“和平过渡”等问题上存在着分岐，双方各自保留自己不同的观点，但从总的方面看，中苏两党对于支持、稳定、巩固波兰、匈牙利新政权的意见是一致的。1月10日， 周恩来一行与苏共和匈牙利工人党领导进行了多边会谈。三国领导人对各方面讨论的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表示要巩固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兄弟友谊和联系，坚决制止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堡垒作用的一切企图及活动。三方会谈结束后签署了公报。周恩来一行用了较多的时间访问了波兰，与波兰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局势和中波两国共同关心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增进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问题交换了意见。哥穆尔卡向周恩来介绍了波兰事件的起因、过程以及和苏联的关系，其中也谈到苏联对波兰内部事务的过多干预，由此引起波兰人民对苏联的不满情绪。周恩来表示予以充分的理解，并对波兰领导人能够在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妥善处理好国内的事务和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感到高兴，希望通过苏联领导人和波兰领导人相互的直接接触来加强团结，双方之间的问题通过友好协商得到解决。周恩来一行于1月16 日和17日访问了匈牙利。当时，布达佩斯的局势还未完全恢复正常，匈牙利工人党还在带领工人阶级同仍在进行反抗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周恩来在与匈牙利领导人的接触中明确表示了对以卡达尔为首的匈工农革命政府的支持。从周恩来访问波匈两国的活动来看，对前者主要侧重在调解波苏之间的关系，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对后者主要是表示支持的态度。这与中国共产党在波匈两国事件中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取得的效果也是显著的。周恩来结束了对波匈两国的访问后回到莫斯科，继续对苏联进行两天的访问。他向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通报了访问两国的情况，并将在两国的所见所闻以及中国代表团的看法坦率地转告给苏共领导人。他说苏联出兵波兰这个做法是错误的，这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的作风。为此，苏联方面要经常批评大国沙文主义，波兰同志要经常批评反苏情绪，这样两方面就可以结合起来。如果苏联也批评波兰的反苏情绪，就会引起波兰人不满，火上加油。除此之外，周恩来还批评了赫鲁晓夫在对待斯大林问题上的错误，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问题的立场。对于周恩来的这种坦率态度，毛泽东是十分赞赏的。10天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作了评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也想影响他们。”毛泽东的这一段话表明了两层含义：其一，对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虽然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但仍然延袭斯大林时期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不满，对于这种作风，中国共产党人要一如既往地顶下去；其二，告诫全党，中苏之间分歧的扩大已不可避免，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思想上应该有所准备。
虽然，当时中苏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争执，但在巩固波兰、匈牙利新政权、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共同对付西方敌对势力等方面意见是一致的，赫鲁晓夫也表示感谢周恩来在苏联与波、匈两国之间的调解工作，因此，从整体上讲，中苏双方的会谈还是成功的，取得的成果是积极的。因此，周恩来一行这次在国际局势十分复杂而又重要的时刻，出访苏、波、匈三国，意义是重大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注意与高度评价。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又一重要贡献。
四、波匈事件对毛泽东的影响
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作为领袖人物毛泽东的触动是很深的。
波匈事件对毛泽东的积极影响主要有两个：其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化，逐步形成了这一思想的理论体系。其二，毛泽东从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中，感受到新一代苏共领导人虽然一方面又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在继续重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这就更加坚定了他与之斗争的信念，坚定了他独立自主地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最早的一些想法可以说是在4月25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 十个关系实质上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中的十个问题。紧接着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党的文艺与科学工作的方针。“双百”方针后来就成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这样一些思想产生在苏共20大之后，可以说来源于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认识和苏联模式经验教训的总结。12月4 日他在《致黄炎培》的信中写道：“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办法：一种是对敌（这里所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4 〕这是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以及如何正确处理的最早表露。12月29日，在毛泽东主持撰写并亲自修改的《再论》中，第一次从国际共运的范围上公开提出了两类矛盾问题。《再论》对两类矛盾的分析尽管是从国际问题和国际矛盾而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已经初步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客观分析的思想。这一思想随后在毛泽东1957年2月27 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后来整理出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作了系统的阐发，并构筑起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体系。
《正处》首先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强调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文章集中表露了这样一个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尽管人民已经当家作主，但人民内部也有种种利益和认识上的矛盾，包括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处理不当，就会影响人民的团结，从而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斯大林的错误，波匈事件的发生，国内出现的罢工、罢课等事情，都与没有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有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和原则，毛泽东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在一般情况下，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解决的方法只能是民主的原则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他认为，我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而民主是其中的重要手段而用于人民内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基本方法。为此，毛泽东把民主政治建设作为一个基本目标摆在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位置。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局面。如果说毛泽东关于民主原则的理解和团结——批评——团结公式的运用尚在初级阶段，带有较大的当时那一个时代的局限性，后来也有所变化，但毕竟是一个历史的起点，而且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关于目标的这一段话，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成为毛泽东政治思想中最为精彩的一部分。
毛泽东从波匈事件中得到了积极意义上的启发，同时也受到消极意义上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是：在对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分析中，过分地看重了阶级斗争的因素，同时把这一夸大了的阶级斗争形势运用于对国内现实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产生了错误的估计，最后导致了实践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民主革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果，从而也就更加强化了他本人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是最简要的概括。波匈事件发生之初，毛泽东显然是注意到了这是斯大林时期大国大党沙文主义长期干涉别国内部事务所造成的一个后果，但因为在匈牙利事件中，帝国主义直接插了手，美国也曾就匈牙利事件作文章，企图利用外交途径影响和改变东欧国家的政局，并由此掀起了一场国际上的反共高潮。与此同时，国内也相继出现了一些攻击共产党领导的言论和少数地方的罢工、罢课和公社社员退社事件。这一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使毛泽东逐步地淡化了对波匈事件的最初认识和分析。他开始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5〕。 他还告诫全党：“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6 〕一般情况下他更加担心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引起的震荡会断送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他感到需要站出来与否定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进行斗争，捍卫十月革命的道路及经验。由于全盘否定斯大林，必定会影响到列宁和列宁主义，因此必须捍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这在当时来说是需要的。但问题是，为了捍卫斯大林，却把当初曾经支持过的哥穆尔卡，只是因为他也是斯大林模式的积极反对者，而推向了机会主义一边，显然是过于偏执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波匈事件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毛泽东对波匈事件的看法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结合国内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矛盾，他产生了对中国可能出现“波匈事件”的忧虑和局势严重的估计。显然，毛泽东沿袭过去的以阶级斗争观察一切的习惯思维方式来看待当时的国内形势，看待当时国内在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把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夸大了。进而又开展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其后果，只能是把大量的人民内部问题错看成阶级斗争问题，造成反右运动的扩大化。这一严重后果，已被历史所证明。更令人遗憾的是，由此开始，毛泽东形成了一整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顶峰，最终给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历史的经验教训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看不到或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是一种糊涂的错误认识，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受到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夸大阶级斗争形态的严重性，并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复杂交错，且人民内部矛盾又占主要成份的条件下，仍然采用过去战争时期一整套对敌斗争的策略来处理众多的复杂矛盾，必然会导致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指针的动摇，发生重大的失误，在实践中招致严重的后果。
注释：
〔1〕〔2〕《峰与谷一师哲回忆录》，红旗出版社1992年7月版， 第120页。
〔3〕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21页。
〔4〕《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4页。
〔5〕〔6〕《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3、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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