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价值观的中国气派与时代品格——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品格论文,气派论文,中国论文,价值观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价值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价值观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又具有同样鲜明的时代品格，体现了民族性与时代性的高度统一。
有一种倾向，一谈中国特色、民族性，就是中国传统，而且是古代传统（如孔孟或老庄），似乎不这样，就无法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民族精神，无法体现中国区别于他国的特色。按照这种理解，中国近现代的革命传统构不成真正的中国特色，不能成为体现民族特性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更因为是外来的，不能成为我们的传统。姑不论这样谈论传统、中国特色、民族性是否正确、合理，至少从这种思路出发来理解邓小平理论、邓小平价值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事实上，民族性与时代性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特别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世界各民族普遍交往、相互作用日益加强的条件下就更是如此。
邓小平价值观的民族性是以时代背景为依托的民族性，邓小平价值观的时代性是与中国特色相辉映的时代性。这种民族性与时代性的高度统一，使邓小平价值观既有别于民族虚无主义，也有别于狭隘的民族主义。
一、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否定关系中把握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邓小平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个论断的换一种说法也就是，在中国，要实现民族的独立、富强和幸福，要搞现代化，就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近现代史已经表明，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自觉的价值选择。近代中国从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之后，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中国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即使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这一个或那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在中国，不坚持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解决十多亿人口的贫困问题，不可能解决大多数人的发展问题。
建国近50年来，不管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了怎样的困难，遭受了怎样的失误和挫折，但我们毕竟在经济和文化发展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决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所能够做到的。
因此，在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是得到最广大人民拥护的，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民族的意愿，也是时代的要求。
但是，另一方面，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我们又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在中国，特定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胆吸收和借鉴包括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一般地说，社会主义是在人类数千年来所创造的文明，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大大高过以前的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否定，是因为它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否定它，正是为了使人类的文明成果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正是为了使这种文明成果成为多数人共享而非少数人专断的东西。因此，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不能不表现为一种辩证的否定关系，既有对立，又有继承。
特殊地说，由于中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的，因而，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既有对立又有继承的辩证否定关系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以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虽然有资本主义，但很不发达。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能不遇到许多特殊的困难和问题，决定了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学会别的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学会的一切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东西。
这就是说，在中国，真正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科学地对待资本主义。
第一，“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1页）必须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相比较封建主义而言的巨大进步性。对资本主义恐惧、仇视，并不能真正克服、战胜资本主义；用封建主义的立场对待资本主义，只会败坏社会主义。
第二，要弄清什么不是资本主义。在邓小平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的“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他明确地提出，有三个方面不是资本主义的，是社会主义可以学而且必须学好的：一是科学技术；二是管理方法；三是相当一部分经营形式，特别如市场经济等。
第三，要勇于并善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 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3页）当然，利用资本主义， 并不是要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利用资本主义，与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制度、模式是有根本区别的，决定了利用是同有效地抵制资本主义的一切腐朽因素相辅相成的。
第四，必须深入研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点、新趋势。不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也就不可能真正搞清楚在当代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本世纪下半叶，特别是近2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确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诸如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大大提高；国家的干预政策减弱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频率；跨国公司、跨国经济组织的急剧增加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产阶层迅速崛起；特别是金融资本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明显突出出来。美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杰姆逊认为，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工业资本占统治地位，列宁所处的时代是垄断资本占支配地位，那么，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则是金融资本和跨国资本居支配地位。（参见《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84页）诚然，上述新变化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消除，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入研究、把握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所表现出来的新形式、新特征；必须深入研究、把握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及其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影响，把社会主义建设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剧烈竞争中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
必须指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否定关系的思考既着眼于时代条件的新变化、世界态势的新发展，又着眼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且归根到底是为了中国的发展。作为这种思考最突出的成果，体现在他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中。
在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最大的“中国特色”。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但又不是对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照抄照搬，而且也不是近代意义上的较为粗糙的市场经济，而是具有当代特征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市场经济。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上的优势，又遵循了现代经济发展规律；既保持了“中国特色”，又体现了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典范。
二、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把握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是如此“顽强”，而与西方社会各民族“迥异”，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但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曾经在党内必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30年代初，此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正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使我们取得了人民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问题在于，革命胜利后，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仍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呢？在这方面，我们党做出了艰苦的探索，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思潮，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某种“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超阶段地提出建设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就使我们党不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且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借口中国国情“特殊”，历史条件不同，否定马克思主义，也就意味着否定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否定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因此，邓小平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根本利害，人民的根本利害，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害。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也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这是邓小平价值观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又一集中体现。
三、在总结历史经验中把握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能否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历来是关系到一个党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一个民族能否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鉴于此，邓小平格外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价值。他多次指出，正是由于对以往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才能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并加以贯彻下去。
在邓小平的价值观中，总结历史经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因而其价值指向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因如此，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不是为了责难个人，不应苛求前贤，而是通过总结、消化历史经验，把我们目前的事情做得更好，把人民的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前进道路上不免要遇到许多困难，甚至可能犯错误，怎么办？“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这样就能听到更多人的意见，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页）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总结经验，必须坚持一个根本的原则，即历史进步与人民利益的统一，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脱离具体的国情，离开一定的民族形式，总结历史经验就有可能成为抽象的空谈，这不是真正的总结经验；没有一定的时代水平，离开人类历史的进步要求和发展趋势，总结经验就缺少“民族自我批判”的能力，极可能成为拒绝历史进步和时代发展而固守民族弱点的托辞，这同样不是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
总结历史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要注意吸收国际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模式。把改革开放、善于吸收外国经验与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结合起来，才能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
总结历史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坚持、发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优良传统、作风，但同时又不能照搬革命战争时期的老经验、老做法。建设是以革命胜利为历史前提的，因此，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革命传统是有害的。但是，革命与建设毕竟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在历史条件已经根本不同于革命的建设时期，仍然沿用革命战争时期的老经验、老做法也是十分有害的。
总结历史经验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然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我们就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不断地总结、创造出新的经验。譬如，搞市场经济，还要不要有宏观管理，要不要强调中央的权威，换言之，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中央政府的宏观管理、中央的权威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有什么新的特点？这就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总结、创造出新的经验。否则，就会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或者以为强调宏观管理，加强中央权威，就是回到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老路。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这几年我们走的路子是对的，现在是总结经验的时候。……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同上书，第266页）。
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立足于中国实际，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强调自力更生与吸收外国经验相结合，这是邓小平价值观一个重大的理论特色。
四、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把握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邓小平对我国改革的基本性质和价值的精辟概括。从价值观的角度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观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其一，改革所以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主要是相比较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邓小平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明确地区别了这两种解放生产力所解决的任务不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同上书，第370页）其二， 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变革过程。邓小平指出，改革不是小打小闹，不是修修补补，而是一场革命，改革不是改良。这不仅因为改革涉及到众多方面，是全面的改革，而且还因为改革对中国社会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具有革命性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用改良的思路来看待改革，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曾经发生过的改良主义运动来评述当代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实在是南辕北辙。其三，改革虽然是一次革命，但又不同于战争时期的那种革命。改革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那种意义上的革命，它是和平年代党领导人民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它强调针对不同领域、不同部门要采取不同的改革思路、改革措施。所以，邓小平说，改革，在具体操作方式上，不能搬用革命战争时期大搞群众运动的做法。“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其四，如此看来，改革，从本质上说，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过程。一方面，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不改革，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和发展，人民生活就得不到较快改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体现不出来；不改革，社会主义就无法取得与资本主义在竞争中的比较优势，社会主义制度就难以得到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当然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但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确立以后，要使社会主义制度理论上的优越性变为现实上的优越性，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不断地探索、建立介于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与人们的实际行为、活动之间的中间制度层次，即通常人们所说的“体制”层面（当然，仔细分析，还不仅仅指体制）。这其中，既有政策性调整，也包括一定程度的制度创新。就此而论，改革当然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相反，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使其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其五，改革，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出发，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着眼于时代发展的趋势，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邓小平价值观既强调现代化的时代标准，又强调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民族形式；既强调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又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这是邓小平价值观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又一集中体现。
譬如，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就是在现代化发展目标和步骤上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的光辉范例。这个发展战略，既表明我们党制定的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又表明中国人民决心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艰苦奋斗，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既符合中国的实际，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又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农业问题、农民问题是关键，正如同在中国，搞革命，解决好农民问题、农业问题是关键一样。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走西方国家靠剥夺农民、迫使大量农民破产涌入城市来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老路，这一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二则中国的具体国情特别是农民的人数众多也不允许（中国的农民人数比西方所有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以前的总和还要多），因此，必须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为此，邓小平高度评价新时期以来中国农民的两项伟大创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历史作用。前者极大地激发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后者则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使农民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推动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巨大收获”。他还提出了中国农业长远发展的“两个飞跃”的思想，“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
在对外开放中保持民族独立，在维护民族独立的同时更加自觉、大胆地推进对外开放，这是邓小平价值观的又一重要内容。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断加深并未消融各民族不同的特征、价值追求的差别，毋宁说是以这种差别为前提的，因而，各民族在普遍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并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历史经验表明，闭关自守只能导致落后、失败，这样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性往往是狭隘的民族性；而丧失了民族独立、尊严的开放只是建立在贫穷上的被迫开放，不是真正的对外开放，因为它不可能通过开放达到吸收他人之长发展自己的目的。在对外开放实践中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就要一方面大胆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人类文明一切积极成果，同时又要有效地抵制资本主义一切腐朽的东西；既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要加强同世界各个国家和人民的交流与合作。
五、在世界与中国的相互作用中把握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在世界各民族普遍交往的时代，一个民族要想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集中力量加快发展，但如果不能对世界发展变化的总体特征、时代主题、时代趋势有一个正确的把握，也就不可能发展自己。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同上书，第105页）在两大主题的关系中， 发展问题不能不居于核心、支配的地位，“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同上书，第282页）。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论断，对于我们从世界与中国的相互作用中把握邓小平价值观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有多方面的启迪。
首先，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体现了我们党对世界形势、时代特征的发展变化的新认识，带有总结历史经验和科学地把握现实的双重意蕴。所谓世界的主题，也就是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我们的时代，从大的方面说，仍然属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但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逐步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为标志，东西方冷战的两极格局宣告结束，世界是朝着单极化还是多极化方向发展，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随着当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产业革命的空前高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进程加快。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内部不同矛盾的交织、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家间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主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逐步取代了过去军事、政治斗争的地位。
其次，和平与发展相比较，发展问题之所以更根本、更重要、更具核心地位，一则，长期以来，由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的作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了。这种状况不改变，不仅发展中国家发展不起来，而且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也会受限制；二则，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使各国都不能不认真解决发展的问题；三则，发展问题不解决，从根本上说也会制约着和平问题的解决。国际上的争端、冲突，归根到底是不同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矛盾所致。因此，必须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也就是说，提到世界各民族共同进步的战略高度来把握。
再次，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而发展问题又居于更根本的地位，就不能不格外重视科学技术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科学技术已经越来越广泛而深刻地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的时代条件下，各国之间发展程度、发展水平的较量归根到底决定于该国的科技成果及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程度和水平。进一步地说，发展科学技术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如果先进科技成果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垄断，如果中国不能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综合国力，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比较优势；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是在经济、科技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的，如果我们不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加快发展自己，就不可能缩短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把握当今世界主题、时代特征，并不是孤立地就世界来谈世界，也不是孤立地就中国来谈中国，而是始终从世界与中国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出发的。
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要发展，要搞现代化建设，关起门来不行，必须自觉、大胆地实行对外开放；必须充分利用并努力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以加快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另一方面，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在邓小平看来，中国是个小国，即属于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又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在世界的多极中，无论我们力量怎样弱小，总归是一极。因此，对待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既不要夜郎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不发展，整个世界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在当今世界，尤其是中国，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自己的发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既是中国的责任，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对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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