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精髓论文,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有了人的生活交往活动，而有文化；文化又因人的生活交往活动，而有进化。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亦创造了人。文化的本质说到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对象的人化①，所以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可内化为人的本质，这是因为人的任何生活交往活动只能在一定的文化情境、模式中进行。这就是说，人在实现自己的类本质，创造文化、即外化的过程中，又是人自我创造的文化的内化，所以人是文化的人。
一、文化方式的选择
人类社会的演化，实质上取决于文化的选择。从畜牧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总体上讲是文化的差异，包括器物的、制度的、价值观念的等等，是一种整合的驱力。尽管在同一种工业文化中，但由于其文化方式选择的差异，其工业化或现代化的进程、方法、观念、效果，亦大相径庭。譬如选择科学文化方式，就注意知识②、实验和理性③等方式，于是就有弗兰西斯·培根的“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结合为一”④，“达到人的力量的道路和达到人的知识的道路是紧挨着的，而且几乎是一样的”⑤，即“知识就是力量”思想的提出；有勒奈·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⑥的振撼心灵的名言；开启西方近代知识论传统的发展以及民主法制制度等，使“工具理性”包括科技理性和经济理性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而实现现代化。也可以选择“阶级”文化方式，就注重阶级、两极、斗争的方式，于是就有“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口号的宣扬。开拓了除马克斯·韦伯以理性化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为现代化途径的另一途径，它以集权、集中、计划排斥工具合理性，而接纳“价值合理性”，便出现了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之间的紧张、冲突。这种紧张和冲突，又往往与市场工业化与计划工业化的紧张、冲突相联系，把世界导入冷战、对抗、军备竞争的格局。同时也蕴含着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的冲突。
科学文化式和“阶级”文化方式这两种文化方式选择的延伸，至八十年代末，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竞争中，工具理性的市场工业化模式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市场经济体系被认同为一种现代化的价值导向。结果导致了冷战的结束，而出现了“后冷战时期”的世界新格局。和平对话将化解武力冲突，经济竞争将缓和军事对抗，毁灭全人类于一旦的战争威胁的恐惧感逐渐被建设和平生活的安全感所代替。然而，文化方式选择的差异仍然存在，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被冷战时所掩盖着的冲突亦爆发出来，困扰着现代世界：
冷战时的二元（或两极）对抗，变易为多元（或多报）对抗。民族性、宗教性、区域性战争和冲突，此起彼伏。就战争数量而言，不一定是减少，而是增加。它既意味着民族独立意识的增长，也意味着二元对抗制约力量的失落。虽然区域性整合，可超越“民族”认同的局限性，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族性仍是其凝聚力的象征。因而，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认同意识，往往取代国家的效忠意识，诱发多面的冲突，或派系争夺控制权，或不同宗教间及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间冲突和战争，使国家陷入混乱或分离状态。同时，化学、弹道、核子武器的竞争，使战争结构发生转变，在没有强有力的武器管制机制下，冲突的机率在增加，使区域性的和平得不到保障。再加上国际恐怖活动的猖獗，后冷战时期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本身，并不能终止冲突和战争这种历史的常态现象。
冷战时军事竞争，变易为经济竞争。这虽表示对抗性质根本转化，但军事竞争仍然存在，只是不占主导竟争方面而已。在某个意义上说，经济竟争、渗透、取代，比军事竟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军事的对抗、制裁，只能得到被制裁者的仇恨和逆反；经济的渗透、取代，往往获得被渗透者的欢迎和顺应。后冷战时期的经济竞争是全面、广泛的竞争，其冲突也是全面、广泛的冲突，它涉及各个方面、层次，如东西南北各方，发达与发达国家之间，发达与发展国家之间，发展与发展国家之间，以及第一、二、三世界之间等的紧张和冲突。东欧民主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失调，导致经济萧条、恶化；非洲、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失控、恶化，加上发达国家经援减少，贫富差距拉大而转化为冲突；再则以逃离经济困局为主而非政治因素为主的新移民浪潮，冲击发达国家，而酿成种族主义、沙文主义，激发冲突和暴力。那种以为民主化是治疗经济贫困的灵丹妙药，显然是一种不切现实的预设。单一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及其所建构的民主政治制度，在当今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腐化、脆弱和限制等弊病，若不变革和创建新的管理机制，“光是快速的政治民主化，恐将只是快速的动乱而已”！⑦
冷战时期科学文化方式和“阶级”文化方式的对立，变易为多种文化方式的自由选择。其实文化方式的相互对立，亦是相互渗透的一种特殊形式；市场工业化模式与计划工业化模式相互冲突、亦互补互涵；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冲突，由于价值合理性与工具的非理性，或工具合理性与价值的非理性以及价值理性的压抑和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了无论是科学文化方式的选择，还是“阶级”文化方式的选择，都面临着危机。科学文化方式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满足了人类的需要，但也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匮乏，水土流失，洪水泛滥，疾病肆虐，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阶级”文化方式也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但有忽视知识，计划单一，经济不开放等弊端。这两种文化方式又都没能打开不同意识形态、不同肤色、不同宗教间的沟通和圆融。这就提醒世人和学者，需要重新进行文化方式的选择。
二、儒家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
从冷战时期向后冷战时期转型，文化方式需重新选择，而还显浑沌模糊之际；当今信息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地球显得愈来愈小，“地球村”观念已成人类未来发展的共识，人类需要寻求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文化方式之时；人类正沉陷在不仅是上述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冲突，而且有人与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与人的、人自身心灵的四大冲突的困惑之中，而不能自解的时刻，亨臣顿以哗众取宠的心态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他所谓的冷战结束之后的未来国际冲突将是文化的冲突，还有其道理的话，那未，所谓主要是儒家文明与回教文明之相互舆援，将对西方文明产生威胁⑧，则是危言耸听了。因此，亨氏提出对策：“西方文明为顾及自身利益对内应加强团结，放慢裁军速度；对外应拉拢东欧和拉丁美洲，跟日本和俄罗斯合作，限制儒家与回教国家的军事扩张，并挑拔儒、回社会的歧异，使他们无法联手对付西方”⑨。当一个人对儒家文明的人文精神、价值理想，若没有直切的体验，而妄淡儒家文明，只能暴露其自身知识的浅簿。
儒家文明的人文精神、价值理想是“和”。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征伐，诸侯国内部各种势力亦互相争权夺利，亦可谓构成一国际社会，由于诸多政治单位──诸侯国的互动和变迁，其结构相当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体系的概念⑩。按照此理论架构来审视孔子的时代，思想家们对此“国际体系”结构的“礼坏乐崩”的剧烈变动，作出了如何维系稳定秩序的回应。当时儒家、道家、墨家以及管子等，都倡导“和”或“和合”，作为化解天与人、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人自身心灵以及不同文化、文明间冲突的最佳方式。它体现当时时代精神的呼唤，亦凸现了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价值理想。儒家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11)治理国家，处理大小事，以“和”为价值标准，这便是圣王之道，美就在这里。儒家把“和为贵”升华为审美的高度，表征为人文精神。“和”就是冲突而和谐，无冲突无所谓和谐，无和谐亦无所谓冲突。
怎么以“和”为价值标准？这便是在处理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的关系时，要遵循“君子和而不同”(12)的规则，即有冲突而和谐，而不结党营私，危害国、家、人和别国、别家、别人。小人反之，“同而不和”，结党营私，为一己之利，不计国、家、人之公利和损害别国、别家、别人之利益。表现了两种不同的人格理想、道德情操、审美意识、思维方法。就此而言，亨氏便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儒家或墨家之所以主张“和”或“和合”，其理论的基础是“仁者，爱人”或“兼相爱”的人类之爱的精神。这种仁爱精神的准则、原则，便是孔子所说的“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13)“已所不欲，勿施于人”(14)。这便是以爱已之国、之家、之人、之心，推致爱别人之国、之家、之人。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曾评论说：“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许多由人们思考出来的道德原则和训诫中，这个朴素的通俗的原理是最好的，最真实的，同时也是最明显而且最有说服力的，因为这个原理诉诸人心，它使自己对于幸福的追求，服从良心的指示。当你有了所希望的东西，当你幸福的时候，你不希望别人把你不愿意的事施诸于你，即不要对你做坏事和恶事，那末你也不要把这些事施诸于他们。当你不幸时，希望别人做你所希望的事，即希望他们帮助你，当人我无法自助的时候，希望别人对你做善事，那末当他们需要你时，当他们不幸时，你也同样对他们做”。这便是“健全的、纯朴的、正直的、诚实的道德，是渗透到血和肉中的人的道德”(15)。这种以己度人，推己及人，由爱已而推及爱人、爱物，由己和而推致人和、天和，这是道德的自觉和自律，而非他律。历史证明，二千多年来，儒家在各种各样的交往活动的实践中，都自觉地遵守“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因而，亨氏以儒家文明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之论，是对儒家“恕道”的无视。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是诉诸自我内在的道德情感，以善意和爱心与人相处，是成己成人，成人成物之德。无怪于伏尔泰赞扬说：“行孔子之道的时代，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时代，最令人响往的时代”(16)。伏氏之论，说明文化交流和互补之必要。儒家“和而不同”的“和”的概念，是主张不同文化间的兼容和合，多元文化的和诸共存，排除冷战时期的不两立的敌对文化观或文化威胁论，以及一元宰制论。后冷战时期的四大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都应以开放的胸怀，容纳异己文化因素，并以同情的爱心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合共处共存。
在此多元冲突、多元融合的错综复杂的后冷战时期，价值观念的冲突是导致世界变局和多元冲突的原因之一。因此，不能建构一种兼容各种文化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价值体系，人类便不可能共同面对自然、社会、人我、心灵四大冲突的挑战，既不能给人的生存提供充足、舒适而无污染的自然生活资源和“天境”；亦不能给人的生存提供一个安定有序、富裕文明的社会生活的“理境”；也不能给人的生存提供一个互助友爱、互尊互信的人我生活的“己境”，和人人心灵愉悦的艺术生活的“心境”，以及各种不同文化间的宽容开放、和平共处的“和境”。这就迫切需要建构一个新的、能兼容各种价值观的、能化解四大冲突挑战的文化价值系统。笔者认为，“和合”文化价值系统，是未来世纪文化方式的最佳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笔者把“和合学”作为廿一世纪的文化战略来建构的原因所在。
注释：
①参见拙著：《新人学导论──中国传统人学的省察》第一章《自我发现论》，职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②马丁·布拍曾说：“科学包容天地之在的所有知识。天与地，二者合一为存在的世界，不论何时何地都未曾分裂。科学的对象正是该世界”（《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7页）。
③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性的核心是“理性化”，主要是指“工具理性”，包括科技理性和经济理性。
④《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9页。
⑤《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7页。
⑥参见钱志纯编译《我思故我在》，志文出版社1992年再版，第37-48页。
⑦参见施正权：《从儒道观点论世界新秩序之建立与发展》，《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与儒道会通学术研讨会》论文。
⑧⑨参见亨延顿：《文明的冲突》载《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 1993年夏季号。
⑩所谓“国际体系”(InfernationalSysten)可界定的：“任何独立政治实体的组合，包括部落、城邦、国家或帝国等。他们依循规律化的程序相当频繁地互动”(K·J·Holsti,Internationalpolitics-AFtameworktotAnalysis,6thed.〈NewJersy:Prentice-Hallinc,1992＞p.15) 这可以从五个面向来分析：①体系的界限，即体系内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与环境之间的界线；②体系内政治单位的主要特征；③明确的体系结构，即特殊的权力与影响力的型态；④体系内各政治单位最普遍的互动型式；⑤体系的规律，习惯。（参见施正权：《从儒道观点论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与发展》，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与儒道会通学术研讨会论文）。
(11)《学而》，《论语集注》卷一。
(12)《子路》，《论语集注》卷七。
(13)《雍也》，《论语集注》卷三。
(14)《颜渊》，《论语集注》卷六。
(15)《幸福论》，《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57-578页。
(16)转引自廖竞存：《时中与大同》台湾商务印馆1973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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