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信息素质差异性视角的数字鸿沟成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异性论文,鸿沟论文,成因论文,视角论文,素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TP39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6）06—0102—05
自美国国家通信和信息管理局发表《在网络中落伍》的系列报告以来，数字鸿沟问题已引起世界各界的广泛关注。数字鸿沟是由不同主体在使用信息通讯技术获取和利用信息资源上存在的差距所造成的信息贫富分化问题，从本质上讲则是信息资源获取和利用的不平等[1]59—62。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国内各地区之间均存在着明显的数字鸿沟。因此，研究数字鸿沟形成的原因对于我国数字鸿沟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笔者拟从信息主体素质差异性的角度来分析数字鸿沟的形成原因，以求教于方家。
1.国内外关于信息能力、信息素质、信息素养研究简述
人是信息社会中活动的主体，信息主体一般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拥有信息需求，即需要获取和利用信息资源来解决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二是具备获取和利用信息的能力。有效地获取和利用信息资源，不仅仅需要具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必要的信息技术，还要求信息主体具备必需的素质。在信息化社会中，信息素质已成为和“读、写、算”同样重要的生存能力之一。在此意义上，缺乏信息素质就相当于信息化社会的新文盲，即所谓的功能性文盲。
Literacy，是指有文化、有教养、有读写能力，《韦氏大字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1976）的解释是：an ability to read a short simple passage and answer questions about it（阅读一小段简单文字并能就其相关的问题进行回答的能力）。美国学者多塞（J.A.Dossey）和斯蒂恩（Lynn A.Steen）认为，过去一个人具有了阅读和写出个人名字的能力就可以被视为非文盲；近年来发达国家对基本文化素养能力进行了重新规定，表现为能够阅读汽车时间表、贷款协议书，或者药瓶上的说明[2]Ⅱ。可见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人们的基本文化素养的要求并不一样。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整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源，任何个体和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对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因而，对Information literacy的研究也自然而然成为学术热点之一。
Information literacy一词是在1974年的美国图书情报学全国委员会（NCLIS）上最早提出的，当时的美国信息产业协会（IIA）主席Paul Zurkowski认为，Information literacy是“经过训练能够在工作中运用信息资源的能力”[3]。随后Lee Burchinal、Robert Taylor、Patrieia Breivik等人均对Information literacy进行过论述。美国图书馆协会信息素养总统委员会在1989年的年终报告中，将Information literacy定义为“认识到何时需要信息及准确定位、评价并有效利用所需信息的能力”[4]99—100。这一概念被社会各界广为接受。
由于对literacy可以有多种理解，国内对于Information literacy有着许多译法，如信息素质、信息素养、信息能力等。国内学术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首先，对于信息素质、信息素养、信息能力的定义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对于“信息素质”与“信息素养”，研究者们一般认为两者只是翻译的区别。对于“信息能力”与“信息素质”的关系，则存在不同看法。一些研究者将“信息能力”列入“信息素质”之下，认为二者是子类与类的关系[5]40—41。但也有部分研究者在对两者进行比较后，认为“难于将二者区分开来”[6]84—87；他们认为信息能力与信息素质两者内涵是基本一致的。[7]19—24，不需对其进行区别[8]10—12。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
其次，对信息能力结构的研究。一般认为，信息能力结构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认识：层次结构和要素结构。层次结构主要体现为“社会、职业、集团、个人都有各自的信息能力”[9]19—24。需要指出的是，对不同层次的信息能力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以个体信息能力为对象，同时，这种特征在对信息能力要素结构的研究上体现得比较明显。信息能力的要素结构是指信息能力具体由哪些内容构成。由于研究者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对信息能力的要素结构的理解也不一样，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个体信息能力在构成上应当包括信息意识（意识层面）、文化素养（知识层面）、信息技能（技术层面）等[10]37—42。本文力图从以上三方面对个体信息素质进行比较，从而揭示出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信息能力的差异。
2.信息意识分析
信息意识是指人的头脑对于信息存在的反映，它是信息主体需求、鉴别和判断信息的首要条件。信息意识的强弱则直接影响到信息主体的信息行为效果。主体缺乏信息意识，就无从产生强烈的信息需求，更不会有合理利用信息资源的内在动力。
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公众信息意识不够，其主要表现及原因在于：
第一，受传统文化与思维习惯的影响，我国公众信息意识具有封闭性的特点。我国历史上有着“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传统观念，封建统治者历来不重视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将科技斥之为“奇艺淫巧”。受这种思维惯性的影响，我国公众普遍不习惯置身于更广泛的信息背景之下获取和交流信息，思考和解决问题。有些人没有形成信息就是财富的观念，习惯性地认为没有信息技术也能够进行日常生活与工作，因而缺少那种碰到问题就想到去图书馆、档案馆等信息机构查资料，或上互联网获取信息、利用信息的信息意识。
国民的文献消费和文献利用状况是国民信息意识的重要表征。以公共图书馆的利用率作比较，我国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美国全国公共图书馆1994年拥有藏书6.426亿册，总流通册次超过15亿，藏书流通率为233％，人均借阅量为6.4册。而我国1994年的人均借阅量只有0.1册，图书流通册次为1.1852亿册[11]5—7。其中人均借阅量指标到2001年还只有0.14册，其它利用情况见表1和表2。
表1 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利用情况
数据来源：于良芝，李晓新，王德恒．拓展社会的公共信息空间——21世纪中国公共图书馆可持续发展模式[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29.
表2 我国与英美公共图书馆利用率比较
数据来源：于良芝，李晓新，王德恒．拓展社会的公共信息空间——21世纪中国公共图书馆可持续发展模式[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08.
由表1和表2可知，我国公共图书馆在注册用户数、图书流通数、参考咨询数及访问人数等众多利用指标上，均远远落后于英国和美国：其中年图书流通册次美国、英国分别是我国的50和52倍；在参考咨询的个数上，分别是我国的550和485倍；图书馆访问人次分别是我国的29倍和31倍。至于在个人购书消费方面，我国与国外的差距更为悬殊。据报道，2004年我国人均图书消费排名上海位居全国之首，人均图书年消费75.90元，另外北京为74.19元，天津为46.61元。而德国个人图书消费支出早在1991年就达到了人均120美元。国民文献消费和文献利用水平的低下，直接反映出我国国民信息意识的薄弱。这些现象可由《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公布的“人均信息费”这一综合指标得到印证。表3显示，人均信息费用中国与美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有着巨大的差距。
表3 我国与部分发达国家人均信息费比较
国家 中国 美国 日本 英国 德国 加拿大
数值 583309 2489 2223 1647 1575
差距 — 5743382827
数据来源：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社会现代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第二，对现代化、信息化思想准备不足。美国现代化专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一书中认为，国家落后也是一种国民的心理状态。社会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首先是观念的现代化，心理素质、精神状态、思维方式以及创造能力的现代化。根据我国学者的第二次现代化理论[12]，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是第一次现代化，以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为主要特征；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过程是第二次现代化，以知识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为主要特征。对于主要发达国家，第一次现代化已经完成，而我国迄今还没有实现第一次现代化，我们不得不同时面对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的挑战。由于没有经历充分的工业化过程，对于迎面而来的全球信息化浪潮，人们的信息化意识距离很大，对信息化的相关知识认识不够，不全面。
以2001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为例，其中有一项内容是观察我国公众对“INTERNET”一词的了解程度。在网络技术应用十分广泛的今天，可以说，“INTERNET”一词频频在我国报纸、刊物、电视及其它媒体的相关报道中出现。如果公众在遇到这样的词汇时不知道其指的是什么甚至没有听说过，那么，这也可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其信息意识淡漠，平时对科学技术知识和相关信息的关心和获取不够。调查结果表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公众对于“INTERNET”一词的了解情况存在很大差异。由表4可以清楚地看出，选择“了解”的公众比例， 东部地区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然后是西部地区。对于选择“没听说过”这一术语的公众比例则恰恰相反，西部地区最高，然后是中部地区，最后是东部地区。到2003年，我国仍有约61％的人不知道“INTERNET”的含义[13]4。
表4 我国不同地区公众对INTERNET的了解情况
区域 了解 不了解 没听说过
东部 16.5 37.045.2
中部 10.1 36.352.5
西部 7.2
27.163.4
数据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2001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2:33.
注：各横栏数据之和不等于100％，是因为被调查者填问卷时， 填了超范围数据或漏填数据。
3.文化素养分析
主体的信息素质是以其文化素养为基础的，这是因为主体对信息的认识、利用和创造，必须以其原有的认知作为基础，特别是在对高深复杂信息的感知、理解、评价、加工、处理、吸收和利用上，主体文化素养的基础性作用极为重要和明显。John David Forbes通过研究发现， 网络信息内容对人的阅读能力的要求要高于印刷型信息内容[14]55。一个人若具有上网查询信息的能力，他（或她）必然具有基本的文化素养，如识字，具有阅读能力等，然后才是对计算机和网络的利用技能。一般来说，文化素养高，信息素质也相对高；文化素养低，信息素质也相对低。下面选取的一些数据，是用来对我国的公众文化素养进行描述。
第一，我国公众与发达国家公众文化素养比较。在此选取我国与部分国家的文盲成人比例、中等教育入学率、已获得高等学历的比例等指标进行说明。见表5。
表5 我国大陆地区公众与部分发达国家公众文化素养指标比较(单位:％)
注：文盲成人比例、已获得高等学历的比例两指标的数据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与评价研究中心研究组．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2003）——区域竞争力发展主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42；中学入学率指标的数据由世界银行统计，源自国研网“世经数据”数据库。
由表5可见，我国人口中文盲成人比例大大高于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而中学入学率及已获得高等学历的比例却大大低于这些国家。这表明，我国人口文化素养水平从总体上来说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差距。
第二，我国各地区间公众文化素养比较。主要可以从两大指标看出其明显差异：
首先，以2002年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在我国分布为例。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公布，2002年我国文盲半文盲人口占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全国平均水平为11.63％，其中，东部地区只有江苏（14.31％）、浙江（13.54％）、福建（13.67％）3个省、中部地区只有安徽（17.88％）、湖北（15.13％）2个省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在西部的12个省、市、自治区中有9个省、市、自治区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文盲半文盲人口占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比重最高的5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来自西部地区，依次为贵州（18.74％）、甘肃（21.11％）、云南（23.10％）、青海（24.77％）、西藏（43.82％）。
其次，不同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存在明显差距。从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1999年全国平均水平是7.18年，东部地区10个省市中低于全国水平的有3个，比例为30％；中部地区9个省市中低于全国水平的有3个，比例为33％；西部地区12个省市自治区中低于全国水平的有10个，比例为83％。另外，平均受教育年限排名前五名的省市自治区依次为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和吉林，其中四个来自东部地区，一个来自中部地区；排名后五名的省市自治区依次为西藏、云南、青海、贵州、甘肃，全部来自西部地区。见表6。
表6 1999年我国不同省、市、自治区平均教育年限比较（单位：年）
资料来源：胡鞍钢．新世纪的新贫困：知识贫困．中国社会科学，2001(3):70—81.
以上各种数据表明，我国各地区公众之间的文化素养存在明显差异，基本按照东、中、西的顺序从高到低排列。另外，与发达国家的公众相比，我国公众的文化素养在总体上存在较大差距。而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是理解和利用信息资源的必要条件，低文化素养意味着不能或不能较好地理解和利用纸质载体和电子载体所显现的信息内容。正因为如此，Carvin认为文化素养的差距与数字鸿沟其实质是相同的[15]。文化素养的差距既是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表现，同时也是导致数字鸿沟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4.信息技能分析
信息技术在社会各个行业的大规模扩散已经对人们提出了新的技能要求，这就是信息技能。在基本层面上，技能是指完成一定任务的能力，信息技能指利用信息技术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完成一定任务的能力。对于信息技能的构成和测量，目前学术界研究并未深入。参照OECD对IT技能的分类[16]157，笔者也将信息技能相应地分为：专业型信息技能、应用型信息技能及基本型信息技能。本文侧重于讨论基本型信息技能，即信息社会的普通公众应当具备的信息技能，它包括信息获取（通过什么渠道来获取信息）、检索（搜索引擎的利用）、加工、表达、交流等具体内容。
以信息的获取方式为例，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表明，我国公众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渠道和手段仍然倾向于传统模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众利用网络获取知识的素质仍有很大差距[13]71。传统的获取方式，主要是指从亲朋好友的交往中、同行业的关系中和工作环境中等非文献或非正式文献中获取信息。当然，我们并不否定这些获取信息的方式有其自身的长处，但也要充分认识到这种方式在其信息源方面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其质量检测可靠性不强。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信息，除可以避免传统获取信息方式的不足之外，在获取速度、可靠性上的绝对优势是传统方式无法相比的。另外，该报告还表明，我国不同地区公众获得科技信息的渠道同样存在差异，使用因特网获得科技信息的差异很大：7.1％的东部公众和6.3％的中部公众能够利用电子网络获得知识，但是西部利用网络的比例却只有这两个地区的一半（3.6％）。而西部地区公众通过专业技术培训、亲友或同事获取科技信息的比例则比另外两个地区大[13]42。
信息技能的差异，还可以通过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互联网用户数的差距来说明。如图1所列，2003年，中国每万人互联网用户数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平均水平是中国的1.75倍。中国与该图中所列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更是明显，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美国、韩国在该指标上分别是中国的7.10倍、7.97倍、8.12倍、8.72倍、9.54倍。另外，如图2所列，我国地区之间互联网用户的分布也不均衡，东部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2.11倍、2.57倍。
图1 中国与部分国家和地区2003年每万人互联网用户数（单位：户）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年鉴》（2004）.
图2 中国各地区2003年互联网用户数所占比例（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信息年鉴》（2004）计算所得.
综上所述，信息素质是影响信息主体获取和利用信息资源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信息素质的差异性是导致数字鸿沟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在具有丰富的信息资源的前提下，若信息主体缺乏必要的信息素质，仍难以有效利用信息资源增进自身福利。如面对网络所带来的信息爆炸，即便每个人都能够比较方便地上网，利用信息的结果也未必是相等的。具有良好信息素质的网络信息精英们知道信息来自何方、如何精选信息、如何剔除剩余的信息，可以有选择地访问采集各种信息，再生产出为他们带来财富的信息；而信息素质较低的阶层却很容易被海量的信息所淹没，将大量宝贵的时间耗费在通俗网络文化之中，而对工作或学习效率的提高无所裨益。在这种情况下，数字鸿沟的产生也是必然的。
收稿日期：2006—10—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消除数字鸿沟：和谐社会建设中信息平等研究（06CTQ00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