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中国化的理论、实践和人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理论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纪之交，人类学者们聚会研讨人类学中国化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吴文藻先生早在30年代就提出人类学、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要使人类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注：林耀华、陈永龄、王庆仁：《吴文藻传略》，《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近十几年来在香港、台湾举行过几次有关的研讨会，探讨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其中包括人类学中国化的问题。许多同行回顾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建议，读后深受启发。（注：乔健：《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新亚学术集刊》第16期，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98年。）本文就人类学的理论建设、人类学研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和培养人才三方面进行探讨。
1
吴文藻先生关于人类学中国化的主张，“实际上主要是三项工作：第一，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第二，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研究；第三，培养出用这种理论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科学人才。”（注：林耀华、陈永龄、王庆仁：《吴文藻传略》，《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吴先生贯彻了他的主张。他将西方人类学理论特别是功能学派的理论方法介绍到中国，认为为人类学的应用提供理论基础的功能学派最适于用来研究中国国情。吴先生深切理解人类学的理论指导以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指出功能方法论主要是“以实地研究始，而以实地研究终”，“理论必须根据事实，事实必须符合理论”。他在晚年仍然坚持实现“中国化”的主张，重视并从事理论研究，培养研究生，可惜未能完成他研究中国家族制度的愿望。（注：吴先生生前见告，他一直计划研究中国的家族制度。据笔者所知，“文革”中他存放在办公室的很多书籍被抄走，积累了多年的有关研究中国家族制度的资料卡片也荡然无存。）吴先生身体力行的三项工作至今仍是中国人类学的迫切任务。
学科的理论是在研究实践中总结经验概括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对实践起指导作用，推动学科的发展。人类学在其学科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不少学派，各个学派都在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问题上进行探索，寻求解释的法则，积累资料，提出理论观点。各个学派都在某个角度某个方面有所创新，补前人之不足，从而不断充实和完善着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尽管马林诺夫斯基的经验和材料受简单社会和小地区范围的局限因而对其建立的理论的普遍性有一定影响，但马氏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功能结构理论关于文化的功能和社会结构的研究、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的观点，至今仍然对人类学研究起着指导作用。美国人类学家在总结人类学百年史时指出，“人类学百年史的主要变化是资料与理论的关系，最初的首要工作是搜集资料，以后日益认识到资料不能自动产生理论，人们开始自觉地探索整理和阐明资料的新方法。利用历史的或科学的模式发展了以概括和整体描述为目的的新学科。”（注：J.O.Brew,
One Hundred Years of Anthropolog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这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说明了人类学理论在学科发展中的重要性。中国人类学在发展的过程中，理论所起的作用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人类学开始从西方传入之后，“北派”推崇功能学派的理论方法，“南派”更多地受历史学派的影响，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则提倡进化学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发生了复杂的变化。
50年来，台湾的人类学者以其丰硕的研究成果对了解台湾社会做出了贡献。从1949年至1964年的15年间着重研究高山族民族志，田野工作做得很细致；1965年至70年代末从民族志学走向社会人类学，转向汉人社会文化的研究，李亦园先生说“在理论的趋向上也逐渐摆脱历史学派的影子，进而接受功能学派及其他当代人类学派理论之所长”；80年代以后对高山族的研究着重现代生活与文化的探讨，研究在强势的汉文化影响下少数民族的处境与反映，在理论上的趋势是对文化内在意义及象征的探讨。台湾学者在80年代初就提出了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指出所探讨的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或西方式的，应超越吸收与模仿的学习阶段，自我创新，用中国观念去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注：李亦园：《民族志学与社会人类学，台湾人类学研究与发展的若干趋势》，乔健：《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新亚学术集刊》第16期，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98年。）
半个世纪以来的大陆人类学走过了坎坷的道路，作为一门学科被撤销30年之久，由于前苏联使用民族学这个名称，因而中国的民族学得以存在，可以在民族学的名义下进行教学和研究。人类学者、民族学者在50年代参加了对少数民族进行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为确定我国有哪些民族成分，为确定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提供了实地调查的事实依据，为了解少数民族社会、制定正确的政策做出了贡献。但是，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不存在的，民族学也是一直遭受批判，甚至到了80年代初，要建立民族学系还遇到许多阻力，学者们还心有余悸。在学科的这种处境之下，长期以来对西方人类学理论基本上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加之与外界极少联系，对于20世纪下半叶人类学理论的新发展知之甚少。因此，对少数民族的民族志调查研究长期与人类学理论相脱节，缺乏严格要求的民族志报告，这种缺陷由于时过境迁、民族地区发生了很大变化而难以弥补。笔者在教学、研究中体会，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全盘否定，处于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给学科的发展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我们倡导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原则，但是这不能代替本学科的理论方法。文化概念是人类学理论的中心，社会科学中有关人、社会、文化的概念大多来自人类学。人类学理论能够为有关学科提供借鉴，而我们的教学、研究却与本学科的理论相脱离，暴露了明显的差距。我们的学生对本门学科的理论方法缺乏应有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以致有的学生在本科甚至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还不知道自己学了几年的专业是干什么的。
80年代前期掀起的“文化热”潮当中，学术界就文化的定义、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化精神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是，以研究文化为任务的人类学、民族学者却为什么只是观战，没有参与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这门学科在中国停顿了30年，我们在理论上没有足够的准备。80年代翻译出版的各种“文化丛书”、“文库”如“文化人类学名著译丛”、“比较文化丛书”、“外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翻译丛书”等，都以西方人类学著作占主要地位。这些译本包括西方人类学各学派的名著和代表作，数量不算很多，也有几十本，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这些译著的出版有助于人类学学科的研究者和学生们对学科理论方法和学科发展趋势的了解，同时也反映了其他有关学科的文化人类学理论的需求。常见学者撰文谈及要从文化人类学寻找理论解释，以文化人类学理论为指导。
1949年以前对西方人类学理论是全盘接受的，1949年以后又全盘否定，两种极端都失之偏颇。我们需要学习、吸收，但不是全盘照搬。我们要吸取各派理论的长处，学习对我们有用的经验，研究中国的实际，从本土的实践中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根据中国的经验提出新理论、新方法，以中国的特色对世界人类学潮流的发展作出贡献。我们对当代西方人类学的某些新思潮比较生疏，不够理解，可以采取兼容的态度，增加了解，吸取其合理的因素，以利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2
自人类学传入中国后，老一辈学者便开始应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国情。早期西方人类学以研究“初民社会”为主，中国人类学的“南派”主要以边疆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更多地受历史学派的影响，强调“扩张研究的材料，证而不疏”，“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1928年。）受功能学派影响的“北派”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吴文藻先生为首的学者们为代表。他们讲理论，重应用。吴先生1929年留美回国后，不断努力探索如何把人类学、社会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他用中国文献和民族学材料讲授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他用中国文献和民族学材料讲授文化人类学；主张人类学应从研究原始民族扩大到现代民族，中国人类学应研究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注：吴文藻为王同惠《花蓝瑶社会组织》写的“导言”，商务印书馆，1936年。）三四十年代进行的社区调查、社会结构的分析着重采取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对象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汉族的课题更为引人注目，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和林耀华先生的《金翼》是突出的范例。
建国以后，以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基本上没有进行汉族的人类学研究，原有的研究汉族的良好开端没有继续下去。一方面由于没有摆脱旧传统的束缚，另一方面是适应当时国家的民族工作的需要，使我们偏重于研究少数民族而来不及研究汉族。
中华民族包括今天的56个民族，他们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多彩的文化，给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这种有利的条件在世界各国中并不多见，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汉族文化占主要地位，研究少数民族文化也必须研究汉族，当然反之亦然，汉族文化博大精深，需要许多学科共同研究，人类学可以用自己的专长为研究汉族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美国人类学家雷德斐尔德提出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概念。（注：Robert Redfield,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大传统指经过知识分子概括、提炼的精英文化，代表社会上层的思想；小传统指民间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传统，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体现和代表着民族的传统文化。大传统文化影响人民群众，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小传统提供文化的素材，影响学术思想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学也研究大传统文化，但更重视研究小传统，深入民间社会，进行实地调查，直接观察，取得现实社会的活资料，不仅了解过去，更重视研究现在和将来。
近年区域文化研究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从地域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探讨，研究文化的地方性特征。这些研究注重文化的地域差异，这种研究视角使文化研究别开生面。同时，这些研究又基本上根据历史文献资料，着重研究历史上存在的区域文化。人类学开展区域文化研究特别是汉族的区域文化研究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汉族人口众多，分布地区辽阔，不同地区有各种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生活，各个地方群体适应不同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而形成自己的文化特征。各个区域文化以其各自不同的地方特色汇入中华文化的洪流。只有深入地研究区域文化才能全面地认识中华文化。人类学不仅可以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地方志书，了解一个文化过去的文化形态，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现实情况的调查了解它的现状。一是探讨这一文化的文化特征，文化特征不是静态的，而是处于变化发展的动态之中，要从各种文化因素的形成和发展认识一个文化的特征，和一个群体的文化面貌。二是研究文化变迁，文化变迁由社会内部的变化和外部的影响而引起，一方面要从文化本身的变化，以及不同群体、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与交融来认识一个文化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要研究文化变迁的规律和方向，各个区域文化在今日中国发生着的巨大社会变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文化变迁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人类学研究不仅可以解释变迁中的社会文化现象，研究在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保持和发扬优秀文化，还可以对文化变迁起引导作用。人类学发挥四领域综合研究的特长，研究族群文化或族群内部不同地方群体的文化，有着明显的优势。
我国人类学、民族学重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方法的结合，这是在研究实践过程中取得的经验。追溯研究事象的历史发展，了解其来龙去脉，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问题的本质。对汉族的人类学研究不能脱离历史研究，汉文历史文献、地方志、族谱等都蕴藏着可供人类学研究的大量宝贵资料。少数民族研究除了利用少数民族文字的史料之外，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汉人资料。乔健教授认为：“现有的人类学方法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由于传统的人类学方法主要是从研究小型的、简单的与较原始的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能否有效地运用这方法来研究中国这么博大悠久的复杂的社会，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方法论问题。”（注：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乔健：《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新亚学术集刊》第6 期，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98年。）笔者同意这个看法，认为“历史研究与现状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好传统，是在方法上可以贡献于世界人类学的。”（注：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444页。）
3
中山大学于1928年1月成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下设民俗组， 是为人类学研究之始。20年代末，杨成志先生与史禄国夫妇等四人去云南考察。杨先生又独自深入川滇交界的大凉山彝族地区，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调查，所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等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民族学著作，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40年代还组织了海南岛黎族、粤北瑶族以及粤东畲族的调查。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于1932年开始招研究生，人类学专业招硕士研究生于1936年由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人类学组进行。（注：容观敻：《建国前我校人类学研究述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论文选集》第三集，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1994年。）1948年9月建立人类学系，杨成志任主任。1950年前后，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的人类学系先后被撤销。1981年，梁钊韬教授首倡恢复人类学系，是有远见卓识之举，至今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仍然是大陆唯一的人类学系。（注：1984年厦门大学建立人类学系，可惜在90年代初又被撤销了。1997年云南大学建立人类学与社会工作系。）
按照美国人类学的四领域模式，本系设民族学、考古学两个本科专业，另设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教研室，设有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点和硕士点。四个分支学科的设置使学生对人类学包含的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内容有大致的了解；也有利于体质、文化研究的结合；将研究古代文化的考古学、主要研究现存族群社会的民族学和语言学相结合，有利于对文化的深入研究。我们很重视给学生以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知识，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都有不同层次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课程；重视学生的田野调查实习，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大学本科教育是基础教育，专业教育更多的是在研究生阶段。目前本科生毕业后找工作有困难，人类学、民族学属冷门专业，社会上不大了解。但是，本科毕业生不论在党政机关、教育文博部门、出版机构以至企业单位工作，所学的比较宽泛的知识使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较快地适应社会的需要。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科研方面的特色之一是对华南地区的研究。考古学专业参加粤北英德、封开等地的发掘，进行环珠江口和粤东地区的考古研究，90年代多次与香港有关单位合作参加香港南丫岛等地的发掘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促进了港澳考古方向的研究生教学工作。系内教师早年多从事少数民族的研究，90年代注重三个方面，一是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研究，二是汉族的研究，三是结合广东省社会实际的研究。十几年来系内教师在汉族地区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出版了专著。以近几年进行的“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为例。
我们选择“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这个课题，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广东是岭南的中心地区，它的生态环境很有特点，历史上汉人南迁，与当地南越族群及其文化相交融，与外来文化长期交流，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广东居住着汉族和少数民族，世居广东的少数民族有壮、瑶、畲、回、满族，共30多万人；全省7000万人口中，汉人占绝大多数。千百年来，汉族在这里形成了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民系，他们创造了同源于汉族又各具地方特色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广东境内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不同民系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海外的华侨3000多万人中有2／3祖籍广东，其文化源于广府、潮汕、客家文化。粤、港、澳有相同的民系，共同的历史来源，同根生的文化；还有粤、港、澳的水上居民（疍民）文化等。这些文化构成了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绚丽多彩的画面。
第二，人类学的四领域的综合研究，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最适宜于这一区域文化的研究。对广东汉族三民系体质特征的研究，过去仅有一点零星资料，我们对900多人进行了测量， 取得了数据。事实说明，体质特征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果有密切的联系。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文化证明广东境内的古代居民是南越族群。北方汉人南迁，在不同时期来到广东的不同地区，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形成了不同的民系，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广东汉族三民系的语言分属于粤方言、闽方言和客家方言，在汉语七大方言中占了三种，其中粤方言又占主导地位，同样的情况不存在于其他省区，这提供了研究的好条件。我们研究广东的语言，不局限于纯语言学的讨论，而着重从文化人类学的立场研究广东语言诸特征，关注于解释语言现象的人文因素的作用。广东历史上是个移民社会，语言接触十分普遍，不同语言、方言之间相互影响，极具特定的人文，成为强势语。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广府文化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上述其他几个文化与广府文化相比较，显现出各自的特点，有共同性也有差异。研究各个文化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变迁，需采取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当然其他学科也可以进行实地调查，但人类学理论与调查实践的结合、四领域的综合研究和整体观的方法论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迅速发展，探讨对广东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文化因素，对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广东经济的崛起作出解释，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对经济现象探寻文化根基的解释的依据。
第四，西方人类学家研究中国社会，更多地关注华南地区，特别是广东。早在20年代就有葛学溥对潮州凤凰村的研究（注： D.H. Kulp,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lolgy of Familism,Vol.1,Phenix Village,Kwangtung,China,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City,1925.）。杨庆堃先生于1949 年前后在今中山大学邻近的鹭江村作调查，1959年出版了《中共社会：家庭与乡村》（注：C.K.Yang,Chinese Communist Society:The Family and The Village.M.I.T Press,1965.）。60年代以来， 西方学者没能进入大陆， 多在台湾和邻近广东的香港新界地区作调查，出版了一些著作。如弗里德曼《东南中国的宗族组织》、《中国人的宗族和社会：福建和广东》（注： M.Freedman,Lineage Organization is Southeastern China, 1958;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wangtung, University of London,The Atholne Press,1966.）；颇特的《资本主义与中国农民，社会与经济变迁在香港农村》（注：J.M.Potter,Capitalism and Chinese Peasant,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a Hong
Kong Vill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裴达礼的《一个中国宗教村庄：上水》（注：Hugh D.R.Baker,A Chinese
Lineage Village:Sheung Shui,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布莱克调查香港新界西贡所写的《一个中国市镇的族群和社会变迁》（注： F.Blake,Ethnic Groups and Social Change in a Chinese
Market Town,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81.）。改革开放以后，有些人类学家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如S.H.颇特和J.M.颇特在1979年至80年代初在东莞茶山增步作调查，写成《中国农民：革命的人类学》（注：S.H.Potter and J.M.Potter,China's 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肖凤霞在新会作调查，写成《华南的代理人和牺牲者：农村革命的协从》（注：Helen F.Siu,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NewHaven,1989.）。此外还有其他有关著作。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在广府文化地区进行的。弗里德曼等学者对中国的家族制度、祖先崇拜、世仆制等提出了一些结论和观点，有颇大的影响，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我们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启发，我们的研究也提出了事实资料和看法进行讨论。
第五，我们的课题研究得到美国岭南基金会的资助，强调以培养年轻教师和研究生为宗旨。我们组织了32人在十几个县进行调查研究，成员中大多数是年轻人，目前已经完成了两种研究成果。（注：黄淑娉：《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