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社会-生态子系统恢复力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地论文,子系统论文,生态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生态系统是人(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紧密联系的复杂适应系统，受内外部因素的干扰和驱动[1]。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更关注变化中的持续性，并认为成功管理这种变化过程的关键在于恢复力。由于社会-生态系统的多稳态机制，任何外部干扰都可能导致系统状态突变，因此对系统恢复力的测度成为进一步探讨恢复力、研究系统稳定性的重要步骤[2]。旅游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社会-生态恢复力作为理论框架，为研究旅游地社会-生态可持续性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证明旅游可持续发展只有在具有充足恢复力的社会-生态系统里才能取得。国外对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定量测度主要分为两个层面：(1)从脆弱性角度进行生态子系统单要素测度：选取复杂系统中的生态子系统相关敏感因子作为替代物，以脆弱性的反面作为恢复力。如Arrowsmith和Inbakaran选取与旅游活动踩踏产生有害影响有关的生物物理指标，建立空间恢复力模型[3]；Zurlini等以系统的敏感性和压力为变量，提出概念线性脆弱模型[4]；Petrosillo等开发居民、旅游人数和固体城市废弃物产出相关的独立程序[5]。(2)从可持续视角进行复杂系统综合测度：将环境、经济与社会相结合，建立模型或综合指标体系进行总体测度。如Casagrandi和Rinaldi将最小描述性模型方法引进旅游研究中[6]；Lacitignola等建立了自然环境质量、资本、大众旅游者和生态旅游者的四维阈值模型[7]；Johnston和Tyrrell开发了动态最优框架中的旅游可持续模型[8]；Tyrrell和Johnston提出了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经济-财政和社会-文化质量的恢复力模型[9]；Blancas等建立了目标规划综合指数评价模型[10]。国内对社会-生态系统及恢复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1-12]，但实证测度多是基于脆弱性视角。而对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研究目前多是集中于理论探讨[13-15]，实证仅见陈娅玲和杨新军选取替代物指标对西藏7区(市)旅游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及恢复力进行了定量测度[16]，并从综合维度对秦岭地区的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进行了测度[17]。 由此看出，目前对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测度对象主要集中在单一的生态、社会、经济层面或综合层面，缺乏对同一复合系统内各子系统的测度及比较；测度视角多是基于脆弱性的反面即恢复力的认知。在复杂适应系统中，社会、经济和自然虽是3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其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18]。旅游地由于类型、性质、区域特征、发展状况、管理模式等不同，其社会-生态系统内社会、经济、生态等子系统恢复力存在差异，对系统总恢复力影响也是不同的。此外，虽然其为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但恢复力与可持续性又有所不同，可持续性关注的是有利于社会进步、人类发展、自然和谐的目标，而恢复力所维持的状态可好可坏，例如尽管某地经济脆弱单一或存在环境污染等，但其应对能力很强，仍可能具有很高的恢复力[19]，脆弱性、应对能力和恢复力三者的关系可正可负。旅游地在这方面的特征更为突出，巨大的旅游经济效益和社会资本的注入，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应对能力，但旅游规模的不断壮大无疑会增加当地(尤其是以自然资源和历史遗迹开展活动的旅游地)的生态脆弱性和社会公共服务压力，单一的旅游业主导经济更是增加了当地经济的风险。因此，恢复力测度应基于系统脆弱性和应对能力相互作用的视角，其结果更有利于判别社会-生态系统的轨迹，进而促使系统朝着有利方向发展，或使社会-生态系统在可持续发展的阈值范围内稳定运行[20]。基于此，论文以千岛湖所在的浙江省淳安县为例，采用集对分析法，测度和比较其社会-生态系统内的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在同一时空尺度下的脆弱性、应对能力及恢复力，对识别系统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恢复力水平、判定系统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区域、方法与资料来源 1.1 研究区域概况 淳安县隶属浙江省杭州市，总面积4427
，是浙江省面积最大的县，也是革命老根据地县、中国旅游强县。淳安生态资源丰富，地势四面多山，中间为丘陵，略呈盆地状；各溪河流向复杂、水系呈羽状，千岛湖是淳安最重要的水域资源，其湖区面积达573
，县中千岛湖是首批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动植物种类繁多，森林覆盖率达65%。淳安经济发展逐年加快，2012年，县辖23个乡镇，总人口455 531人，农业人口约占83%；国民生产总值约1592 280万元，一、二、三产业比例分别为0.17∶0.43∶0.4，其中第三产业增长迅速。淳安社会财富不断增强，2012年，湖内开通航线23条341 km，127个大小码头遍布湖区沿岸；义务教育普及率达100%；电视人口覆盖率为98%；也是全国体育竞赛优秀赛区，以及省级卫生强县。2012年，淳安县全年共接待游客796.61万人次，旅游经济总收入达到70.2亿元。 1982年至今，淳安县旅游业从无到有，并逐渐成为支柱产业，旅游发展对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产生了强大的干扰。旅游干扰一方面增强了系统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也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从脆弱性和应对能力相结合的视角测度其恢复力，揭示各子系统状况及潜在风险，是实践发展和旅游研究的要求。 1.2 集对分析法 集对分析(set pair analysis)是一门处理不确定性问题的系统理论方法，是解决多目标决策、多属性评价的有效途径，广泛应用于评价、管理、预测和规划等领域[21-22]。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因旅游流而引起各种物质、能量的输入输出关系错综复杂，各要素的影响有正负向之分，且多为非线性的、不确定的。因此，恢复力测度可以将变化的恢复力状况指标与确定的恢复力标准构成一个集对，对比分析获得测度量化指标[22]。运用集对分析进行多属性评价，记为M=｛Q，T，E，W｝，Q为评价方案集，T为评价指标集，E为评价对象集，W为评价指标权重集。在同一空间内进行对比确定各评价方案中的最优指标构成最优评价集
，最劣指标构成最劣评价集
，其中，
分别为指标的最优值和最劣值。集对
在[U，V]上的联系度为[23]：
1.3 指标体系 恢复力指标体系构建是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的核心内容。根据脆弱性、应对能力和恢复力的关系，将旅游地社会-经济-生态复杂系统分为社会、经济和生态3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分为脆弱性和应对能力两个体系。遵循针对性、可操作性、代表性、系统性和动态性原则，脆弱性指标从本底条件和旅游发展引发的变化两方面选取，应对能力主要从积累和支出两方面选取，通过德尔菲法和相关性分析，共选取39项指标因子，根据影响性质和熵权法确定因子权重(表1)。 1.4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通过淳安县政府、旅游局、环保局、统计局等相关门户网站、《今日千岛湖》电子刊、中国知网等查阅获取；二是2013年7月课题组实地调查淳安县相关部门获取了大量资料。主要包括历年《淳安统计年鉴》《淳安年鉴》《淳安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淳安县环境质量公报》，以及淳安县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规划纲要(十一五、十二五)、淳安县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和环境保护工作总结、《千岛湖及新安江上游流域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规划(征求意见稿)》(2012)及《新安江大移民》《淳安县志》《辉煌三十年》《蝶变千岛湖》《千岛湖高峰论坛》等公开出版资料。
2 淳安县旅游地社会-生态子系统恢复力测度与评价 集对分析是一种相对的、非线性分析方法，因此恢复力测度结果也是相对的，不同的时间跨度，恢复力测度值和区间也不同，测度结果是对此区间段的相对衡量。根据已有研究成果[25]，将恢复力级别在(0，1)范围内相对划分为3级，即0≤
≤0.33为相对低级，0.33＜
＜0.67为相对中级，0.67≤
≤1为相对高级。由于绝大多数统计资料从1987年始有记载，根据公式(1)，计算出千岛湖1987-2012年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脆弱性、应对能力及恢复力指数。 2.1 社会子系统恢复力测度与评价 2.1.1 脆弱性指数 1987-2012年，淳安社会子系统脆弱性指数处于相对中级水平，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可分为两个大阶段：1987-1998年为中级较高脆弱水平间的波动下降阶段；1999-2012年为中级较低脆弱水平间的波动下降阶段(图1)。 自1987年以来，淳安人口自然增长率、失业率均呈总体下降趋势，人均居住面积、等级公路里程、义务教育普及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呈逐年稳定增长趋势。但1987-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最低值仍达2.81‰；失业率先是逐年增长，2000年前后达到峰值，之后才开始逐年下降；等级公路公里数在此期间总值仍很低，1998年全县等级公路里程才达687公里。 1999年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项有利指标均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尤其是1998年开始，旅游业进入系统发展期，先后投资1.02亿元对原有的23个景点进行综合改造治理，形成13个品位较高的景区景点，完成千岛湖的“景点革命”，实现景区景点管理和建设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的转变[26]，旅游业开始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与此同时，旅游业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外来人口不断增多，社会犯罪率逐年上升等。因此，淳安县旅游地的社会子系统仍处于中等脆弱水平，且伴随着旅游业发展的波动性，其脆弱性具有一定的波动性。 2.1.2 应对能力指数 1987-2012年淳安旅游地社会子系统的应对能力呈逐年上升态势。相对可划分为3个阶段：1987-1999年为弱应对阶段，2000-2002年为中应对阶段，2003-2012年为强应对阶段(图1)。 总体上，淳安地方财政总支出、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逐年增加，促使社会子系统应对脆弱性的能力不断增强。但由于国民经济发展制约，各类社会财政支出的相对有限性，尤其是1999年之前，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处于正负增长波动阶段，应对能力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低弱时期。2000年后，应对能力提升较快，经历了短暂的中应对期后，迅速进入相对较强的应对期。
图1 淳安县旅游地社会子系统脆弱性、应对能力和恢复力指数 Fig.1 Indexes of fragility,response ability and resilience of social subsystem in Chun’an 2.1.3 恢复力指数 1987-2012年淳安旅游地社会子系统的恢复力也呈逐年上升态势。相对也分为3个阶段：1987-1997年为弱恢复力，1998-2005年为中恢复力，2006-2012年为强恢复力(图1)。 1987-1998年，中级较高水平的脆弱性与低级水平的应对能力共同作用下，恢复力处于低弱阶段，1987年为0.1045，经过10年的发展，1997年仅达到0.3170。1998年之后，社会子系统脆弱性逐渐降至0.5以下，应对能力快速上涨，尤其是2000年之后有了跨越式增长，由2000年的0.3639增加到2001年的0.5411，之后一直处于逐年稳步上升状态。脆弱性的降低和应对能力的显著提高，促使社会子系统恢复力在1998年之后进入中级阶段，2006年进入强阶段。 由于应对措施作用的滞后性，总体上恢复力的提高滞后于应对能力。2000年前，虽然应对能力指数较小，但由于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系统恢复力指数仍高于应对能力指数；2000年后，虽然应对能力显著提高，但同样由于系统的脆弱性，恢复力的提高速度明显低于应对能力。说明社会子系统恢复力的提高是一个长期过程，受脆弱性和应对能力共同制约。 2.2 经济子系统恢复力测度与评价 2.2.1 脆弱性指数 1987-2012年，淳安旅游地经济子系统脆弱性处于0.5320～0.6636的中等偏高水平，呈先降后升变化态势。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87-1998年，由0.6375降低到0.5893，其间虽有升有降，但没有突破0.6；而1999-2012年，经济脆弱性始终维持在0.6以上(图2)。 1987年，地方经济非常落后，旅游业也尚未发展成规模，经济脆弱性较高。随着旅游业与地方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脆弱性呈逐渐走低趋势，由1987年的0.6375降到1998年的0.5893。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大(由1987年的1.61%上升到2012年的44.9%)，1999年后，旅游业逐渐成为地方经济的主导产业，对其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但由于旅游业单一经济的主导作用加强及产业结构多样性值的降低，经济脆弱性也逐渐升高。 2.2.2 应对能力指数 1987-2012年淳安旅游地经济子系统的应对能力呈逐年上升态势。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1987-1997年为弱应对阶段，1998-2001年为中应对阶段，2003-2012为强应对阶段。经济子系统应对能力比社会子系统均提前一年进入下一阶段，说明经济子系统应对能力的提高对社会子系统恢复力的提高具有铺垫作用(图2)。 全县GDP、财政总收入、居民人均收入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呈现逐年稳定增加趋势，应对能力也相应增加。但1998年前，全县GDP仍没有突破25亿，财政总收入没有突破1亿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只达到5000元，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600元，固定资产投资仅达6亿元。1998年后，各项指标均有了长足发展，至2012年，全县GDP已达160亿元，财政总收入达17.2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2.5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近1万元，固定资产投资近100亿元，经济系统应对能力大大增强。
图2 淳安县旅游地经济子系统脆弱性、应对能力和恢复力指数 Fig.2 Indexes of fragility,response ability and resilience of economic subsystem in Chun’an 2.2.3 恢复力指数 1987-2012年淳安旅游地经济子系统恢复力指数呈上升趋势，大致划分为：1987-1995年为弱恢复力阶段，1996-2004年为中恢复力阶段，2005-2012年为强恢复力阶段。偶有年间出现波动，如1990年、1993年、2006年，但每一次下降之后，却带来了更强劲的恢复力(图2)。 经济子系统恢复力阶段的划分相对较为均衡，说明经济子系统恢复力的提高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且几乎每一次系统的脆弱性波动都会影响到系统恢复力的应时反射，如1990年、1992年、1993年、2005年，系统脆弱性的高低与恢复力高低呈现出明显的相反状态。尤其是在前期系统应对能力较低的情境下，系统脆弱性的波动更容易导致恢复力的波动。近几年，随着应对能力的不断加强，系统脆弱性对恢复力的影响相对较为低弱。 1987-1997年，恢复力指数一直高于应对能力指数，说明在经济子系统相对脆弱、应对能力也较低的情境下，系统同样具有一定的自我调整与恢复能力。而从近10年来看，应对能力明显提高，但由于系统脆弱性客观条件的限制，恢复力虽不断提高，却始终低于系统应对能力。 2.3 生态子系统恢复力测度与评价 2.3.1 脆弱性指数 1987-2012年淳安旅游地生态子系统脆弱性指数与社会、经济子系统脆弱性指数有较大的区别，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87-2004年为相对稳定阶段，2005-2012年为快速上升阶段(图3)。 1987-2004年，淳安县生态子系统脆弱性指数一直维持在0.4左右，且多数居于0.4之下，处于中等较低的脆弱水平，旅游业发展尚未对千岛湖生态子系统造成明显的影响。2005年后，空气污染指数(API)急剧上升(1987-2005年维持在22～34之间，2007-2012年上升到53～71之间)，工业废水排放量2005年比2004年增长2.12倍，耗电量也在不断增长，水质从贫营养上升为中营养。其主要原因是上游污染产业的不合理布局、生活和农业面源污染物质的不断累积导致来水水质的持续恶化。旅游业的大力发展加上生态大环境的影响，其脆弱性呈现出快速上升态势。2010年始，空气污染指数、废水排放量及水质营养指数有所下降，生态脆弱性也随之有所下降，但仍没有降到2005年之前的水平，故此阶段生态子系统一直处于中等较高脆弱水平。 2.3.2 应对能力指数 1987-2012年淳安旅游地生态子系统的应对能力呈逐年上升态势。大致相对划分为三个阶段：1987-1995年为弱应对阶段，1996-2002年为中应对阶段，2003-2012年为强应对阶段(图3)。 总体来说，应对能力的各项指标都在逐年增长。但是1995年之前，各指标值底数均很低，增长也较为缓慢。1996年，环境保护“三同时”①执行合格率上升为95%，污染源治理投资额和节能环保支出分别比上年增长了33%和24%，应对能力进入中级阶段。2003年，污染源治理投资额和节能环保支出分别比上年增长了80%和52%，2005-2007年，应对能力中这两项权重最大的指标更是有了突破性增长，其中，污染源治理投资额由2004年的943万元上升到2005年的3140万元，节能环保支出由2006年的1337万元上升到2007年的7078万元，应对能力迅速上升。 2.3.3 恢复力指数
图3 淳安县旅游地生态子系统脆弱性、应对能力和恢复力指数 Fig.3 Indexes of fragility,response ability and resilience of ecological subsystem in Chun’an 1987-2012年淳安旅游地生态子系统的恢复力指数呈现稳步增长。1988年之前处于弱恢复力阶段，1989-2006年为中恢复力阶段，2007-2012年为强恢复力阶段(图3)。 由于2005年之前，淳安生态子系统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中等较低脆弱水平，应对能力也基本处于中低级水平，其恢复力指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中恢复阶段。生态子系统最具生命力，在应对能力较低的情境下，也具有一定的恢复能力。但正因为生态子系统具有生命力，一旦受损，其恢复力的提高也非常困难。因此，2000年之前，生态子系统恢复力指数一直高于应对能力指数。2000年之后，尽管应对能力的提高，大大促进了系统恢复力的提高，但其指数却大大小于应对能力，两者的差距要大于社会和经济子系统。 3 淳安县旅游地社会-生态子系统恢复力比较 3.1 脆弱性指数比较 从变化趋势来看，3个子系统的脆弱性指数
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态势。社会子系统脆弱性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经济子系统脆弱性在波动中呈现出一定的缓慢上升趋势，而生态子系统脆弱性在相当长的稳定之后，却呈现较强的上升趋势。 从强弱程度来看，3个子系统都处于中等脆弱水平。总体上，经济子系统脆弱性最高，其次是社会子系统，再次是生态子系统。但由于生态和社会子系统相反的变化趋势，2005年之后，生态子系统脆弱性指数急剧上升，大大超过社会子系统。 从阶段划分来看，3个子系统均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但节点与阶段变化方向、速率不同。社会子系统1987-1998年为中级较高脆弱水平间的波动下降，1999-2012年为中级较低脆弱水平间的波动下降。经济子系统1987-1995年为下降阶段，1996-2012年为缓慢上升阶段。生态子系统1987-2004年为稳定阶段，2005-2012年为快速上升阶段。 从变化幅度来看，生态子系统脆弱性变化幅度相对最大，26年间谷值为0.3664(1998年)，峰值为0.6617(2008年)，且自2004年之后变化方向很不利。其次是社会子系统，26年间谷值为0.4179(2002年)，峰值为0.5764(1990年)，在小幅波动中处于良好的下降趋势。经济子系统变化幅度最小，26年间谷值为0.5320(1995年)，峰值为0.6636(2010年)，但呈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 总体而言，随着社会经济和旅游业的不断发展，社会子系统不断趋于稳定，脆弱性逐渐减少；经济子系统的脆弱性有所加强，主要是旅游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不断增大，而旅游业受外界环境影响大，脆弱性强；生态子系统脆弱性最大，旅游业的大力发展对淳安县的生态环境影响仍较大，尤其是旅游业带来的水质、噪声等负面影响，使得生态系统压力加大。 3.2 应对能力指数比较 从变化趋势来看，3个子系统的应对能力指数
呈现相同的变化态势，即逐年稳步上升，应对能力不断加强。 从强弱程度来看，3个子系统均经历了从相对弱阶段到强阶段的过程。社会子系统应对能力由最初的最弱发展到现在的最强。经济子系统1999年始超过生态子系统，位于3个子系统之首，2008年后稍弱于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起初应对能力最强，但在2002年后逐渐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子系统。虽然生态子系统自身具有一定的恢复力，但由于其客观阈值的存在，也限制了许多生态应对能力的提高。 从阶段划分来看，3个子系统均可以相对划分为弱、中、强3个阶段，且阶段节点大致相同。1987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3个子系统均处于弱应对阶段；之后至2002年，3个子系统均处于中应对阶段，其中生态子系统于1996年率先进入中应对阶段，淳安县在旅游发展历程中，逐渐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进行了巨大的投入。2003-2012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意识的不断加强，3个子系统均进入相对较强的应对阶段。 从变化幅度来看，3个子系统均处于逐步上升阶段，但26年间变幅巨大，地位也略有变化。社会子系统应对能力指数变幅最大，由1987年的0.0085上升到2012年的0.9915。其次是经济子系统，由1987年的0.0239上升到2012年的0.9777。生态子系统变幅相对最小，由1987年的0.0595上升到2012年的0.9328。 经过26年的发展，淳安社会-生态各子系统应对能力经历了从无到有到相对强劲的过程。在各子系统脆弱性有所加大的情境下，应对能力的不断加强对提高该县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具有重要作用。 3.3 恢复力指数比较 从变化趋势来看，与应对能力同步，3个子系统的恢复力指数
均呈不断提升的变化态势，恢复力不断加强。 从强弱程度来看，3个子系统恢复力均经历了由相对较弱到较强的过程。社会子系统恢复力逐年稳步上升，并由最低上升为最高。经济和生态子系统虽呈上升趋势，但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和跳跃性。生态子系统1987年的恢复值为3个子系统中最高，但增长却渐渐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子系统，2005年后最低。经济子系统恢复力2001-2007年最高，在2008年后又稍落后于社会子系统。 从阶段划分来看，3个子系统均经历了相对弱、中、强3个阶段。生态子系统恢复力弱阶段经历时间最短，但却经历了漫长的中恢复力阶段，直到2007年才进入较强恢复力阶段。经济子系统恢复力虽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但平均增长较为匀速。社会子系统恢复力增长最为强劲，2008年后赶超经济子系统。 从变化幅度来看，社会子系统恢复力基本呈稳定的均衡正变化趋势，由1987年的0.1045逐年上升到2012年的0.9091。生态子系统变化幅度最小，由1987年的0.2258逐年上升到2012年的0.7510。经济子系统恢复力在总体上升趋势下，伴随一定的波动性，间隔有一定的负变化，由1987年的0.0865逐年上升到2012年的0.8987。 总体上，社会子系统恢复力的稳步提升为旅游地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经济子系统恢复力的快速提升说明旅游业发展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也应注意延伸旅游产业链，避免因高度集中的旅游业发展，给当地经济带来的脆弱性。生态子系统恢复力的提高往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部分要素一旦被破坏，通过应对能力的提高也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3.4 恢复力影响因素 1987-2012年，淳安旅游地社会-生态子系统恢复力不断提高，恢复力与应对能力曲线发展趋势相对一致，应对能力对子系统恢复力起着决定性作用。但也应看到，生态和经济子系统脆弱性均有所上升，说明淳安县发展比较注重创造社会能力，而对物质资本(尤其是生态资本)的创造和存储不足，生态和经济子系统尚未沿着理想的轨迹运行，系统可持续发展存在潜在危险。分析各子系统恢复力的重点影响要素，有利于避免系统潜在危险因素的聚集，防止系统某一要素接近阈值导致系统逆运行或突然崩溃(图4)。
注：图中加黑字体为重要影响因素。 图4 旅游地社会-生态子系统恢复力影响因素 Fig.4 Influence factors of resilience of tourism socio-ecological subsystems in Chun’an 社会子系统脆弱性主要受旅游者与当地居民比、社会犯罪率、等级公路里程、人均居住面积、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影响。旅游者与当地居民比越大、社会犯罪率越高，存在的不稳定因素机率也相对增大，而交通的改善、人均居住面积的提高、社会消费品的丰富可以有效减少社会子系统的脆弱性。地方财政、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支出，以及年末金融存款余额等各因子均是应对能力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并成为恢复力的决定性要素。 经济子系统脆弱性主要受生计多样性、旅游弹性系数、旅游总人数、旅游总收入影响最大。人们谋生手段越是多样化，经济脆弱性风险就越小；旅游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其规模和收入是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经济实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应对能力主要受全县GDP、财政总收入、居民人均收入、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影响，即经济收入和经济投资都是经济子系统应对能力不可或缺的部分。 生态子系统脆弱性主要受森林覆盖率、人口密度、噪声水平、湖水水质等影响。当地的生态本底条件和旅游带来的两大主要生态环境影响——噪声增大和水质恶化，对生态子系统产生了巨大冲击。应对能力主要受生态治理的3项措施影响，而从源头治理环境，采取严格措施做到清洁生产和环境保护，是提高应对能力和恢复力的根本。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结论 (1)从淳安县旅游地社会-生态各子系统的单独测度来看，在脆弱性方面，社会子系统指数处于中级水平，呈下降趋势；经济子系统脆弱性处中等偏高水平，呈先降后升的变化态势；生态子系统脆弱性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应对能力和恢复力是相关联的，基本同步增长，3个子系统均呈现出良好的上升趋势。 (2)在脆弱性方面，3个子系统均处于中等脆弱水平，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但变化态势与幅度略有不同，生态子系统变幅相对最大，经济子系统脆弱性相对最高。在应对能力方面，3个子系统均经历了由相对较弱到较强的过程和3个阶段，且阶段节点大致相同，变幅略有不同，社会子系统变幅最大，由最弱变为最强，生态系统变化幅度最小，由最强变至最弱。恢复力基本与应对能力变化趋势、强弱程度相似，但社会子系统恢复力增长最强劲，经济子系统恢复力具有一定的波动性，生态子系统变化幅度最小。 (3)应对能力的提高对恢复力的稳步上升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系统自身具有一定的抗性和恢复力，在应对能力非常脆弱的情况下，其仍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自我保护和自我恢复的能力。此外，应对能力提高的背后也伴随着生态和经济子系统脆弱性的增加，系统运行存在潜在危险。 4.2 政策启示 (1)当前，众多旅游地都过于注重提高当地的应对能力，以增强恢复力，如外来资本注入、服务设施改善、旅游规模扩大等。实际上，应对能力发挥的同时应注意系统物质资本的积累，因为每一项应对能力的出台都有可能对系统造成创造性毁灭，产生出新的问题，而新问题又诱发新应对能力，如此循环，可能会潜移默化地伤害系统本底资源，直至系统瘫痪。 (2)对于以千岛湖为中心的淳安湖泊型旅游地来说，生态子系统的脆弱性及应对能力更应受到关注。湖泊是一个开放系统，与周边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交换，其发展易受到外界变化和压力干扰[]，尤其是水质、生物等资源一旦被破坏，将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另外，旅游业主导的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也应注意旅游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提高经济多样性，减少单一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风险，增强系统抗性。 ①指我国环境立法中通称的“三同时”制度，即“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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