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形态——兼论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发展道路论文,形态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规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2)02-0033-04
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连续三年的大幅度扩大招生，高等院校学生数从1997年的607万增至2001年的1136万，扩大了约1.9倍，其中，普通高等院校的学生数翻了一番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由8.84%上升至约14%。这几年的高等教育扩大招生，一举扭转了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偏小的局面，并将迈进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那么，今后跨入大众教育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是否仍将保持这一扩招势头，抑或有所降低？2001年3月，我国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提出了“教育要适度超前发展”的战略，这适当的“度”又该如何确定？本文试图从探讨美、英、日、韩等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趋势、波动周期和振幅等形态特征入手，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现实办学条件，讨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形态，兼论规模扩张的“度”。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趋势
趋势，一般是长期的，是人们对事物的长期运动过程从头到尾所观测到的全部单个的点所构成的该事物长期发展轨道。人们根据某一事物从过去到现在的长期发展运动轨道可外推出该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向。20世纪下半叶美、英、日等发达国家和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完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阶段，并相继迈入或即将迈入普及高等教育阶段，其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趋势，详见图1。
图1 美、英、日、韩国高等教育入学率(1945-1999)
从图1来看，1945年至1995年间，美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道路在大众和普及阶段里，或曰在毛入学率处于15%至80%之间，仍是较长时期地平稳快速发展，在长达50年的时期里尚未出现“高原盘桓”的迹象。1950年至1995年，英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曲线图，则以“慢—快—慢—快”的形状向上前方运动，这种“酝酿—快速扩张—整顿—再快速扩张”的曲折发展道路，与英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在传统观念与革新思想的剧烈斗争中前进的这一特征不无关系。1945年至1999年日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曲线图，除了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因日本政府为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而进行控制高等教育规模、调整结构的政策导致出现盘桓外，均是呈快速向上攀升状态。总的说来，日本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形态是与日本的经济发展态势密切相关的，在七八十年代的调整期之前有一个长达30年的快速发展期，之后也有一个迄今仍在快速发展的长达十几年的时期。20世纪下半叶韩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快速，毛入学率超过了日、英两国，而且还超过法、德等发达国家。
总之，美、英、日、韩四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形态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当毛入学率在5%至10%之间时，高等教育大众化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而且这个快速发展期会一直延续至毛入学率达到80%以上的普及教育阶段，在时间上长达三五十年。由此可见，今后中国高等教育将面临一个30-50年的快速发展期的机遇。近5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及其发展趋势也说明了这一点，详见图2。
图2 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及其多项趋势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波动周期和幅度
周期是指事物长期或较长期的增长运动所历经的复苏—高涨—衰落—低谷—复苏这一周而复始的波状循环过程，一般是有规律性的，可测量的。振幅，是指每个波动周期内高等教育规模增长上下波动的离差。简便、直观的方法是计算每个周期内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波动的“峰”“谷”之间的落差。若通过将高等教育实际毛入学率值减去毛入学率的多项式趋势值后所得到的毛入学率的多项式趋势的“残差(residual)”进行衡量，则更能说明振幅。图3则为1949年至1999年间美、日两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多项式趋势残差的相对值，即剔除了毛入学率基数大小的影响因素。其相对值基本上都在"±10%"以内，比大众前高等教育的振幅要小的多。英、韩两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道路也是波动由烈趋缓。这与高等教育规模的基数大小有一定的关系，基数小，允许波动的区间会大些，基数越大允许波动的区间会越小。可见，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第二个形态特征是：波动周期的振幅会随着毛入学率的增长，或曰大学生数基数日趋庞大而逐步变小。当然，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中还会出现因外部因素的影响或内部结构的调整而出现短暂的盘整或微小的下跌。
图3 美、日两国高等教育入年学率多项式趋势残差的相对值
从前面图2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及其趋势直观而言，可将5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波动状态简洁地概括为：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从“大起大落”型转向“平缓”型。若计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多项式趋势残差的相对值，那1960年为68.19，1970年为-1738.14，改革开放之后，仍有高达25.29和低达-41.65的值。相对美、日两国而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波动幅度仍是大了。这波动幅度大了，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何影响？
回顾建国以来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高等教育在“大跃进”的声浪中，卷入了超常规“大扩招”的发展轨道，1956年、1958年、1960年的高校招生数分别为高中毕业生数的120%、135%和112%，期间，连未毕业的高中二年级学生都招入高校，狂热程度，空前未有。（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年》，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229页。）然而，过度的膨胀不仅无法持续，而且紧随其后的却是过度的收缩。1959年至1962年，恰逢我国面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指数连年下跌，年均递减9%，再也无法支撑那过度扩张的高等教育规模。于是，1961年至1963年间，我国高等教育不得不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引下，进行了痛苦的压缩，3年间全国关闭了882所高校（占1960年高校总数的68%），让大批工农出身的学生、职员回到农村，才使过于庞大的高等教育与国民经济不堪重负的矛盾缓和下来，但已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元气大伤。从较长时期看，1952年至1978年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学生数时而一年间猛增50%，时而一年间聚降58%，但平均年增长率仅为5.93%，与同期GDP年均增长率6.15%基本相应。1978年至1997年阶段，高等教育学生数虽然在个别年份也增长20几个百分位点或下降3至6个百分位点，但起落幅度趋缓，年均增长为9.58%，与同期GDP年均增长9.81%也基本相应。这说明，从短期看，高等教育的扩招，似乎为决策者意志、青年上学愿望所左右，但从较长时期看，高等教育的扩招，终还是为经济因素所制约。而且前一个阶段，招生规模波动大，反而发展慢，而后一阶段，波动小，反而发展快。这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高等教育扩招的幅度要以可持续为准绳，不可持续的大幅度扩招必然导致大幅度的收缩，不仅欲速则不达，而且会给高等教育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那么，近3年的高等教育扩招幅度是否“可持续”？表1（注：教育部：《199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载《中国教育报》，1998年4月13日，第2版。 教育部：《199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载《中国教育报》，2000年5月30日，第2版。 教育部：《200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载《中国教育报》，2001年6月23日，第2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计划建设司编：《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1997》，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2、38页。部分数据来自教育部规划司。）可见，1999年和2000年高等院校扩招幅度高达30%以上，招生数分别比同年的高校毕业生多100万、200万。高校学生数也相应急剧膨胀，1999年增长15.5%、2000年增长26.6%，是这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2-3倍。此速度是否适当？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办学条件是否能够承受？根据1996年教育部颁布的《核定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办学条件标准》来衡量，近年我国有相当数量的普通高等院校因扩招过快致使办学基本条件降至此《标准》之下。例如：2001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图书仅为81册与《标准》所规定的生均160册标准相去甚远；2000年半数本科高校生均教学仪器值在3874元之下，与规定指标4000-5000元也有相当差距；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从1997年的14平方米下降至2001年的10.9平方米，相当多高校不达标。专科院校的办学条件标准要求较低，但也因扩招过快，有半数院校生均图书量、生均教学仪器值、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等办学基本条件均达不到“标准”。另外，普通高等学校师生比由1997年的1∶7.8上升至2001年的1∶17.5左右，其中有60多所院校师生比为1∶20～38，远高于1997年普通高中的师生比(1∶14)，也高于普通初中的师生比(1∶17)，教师负担沉重，个别院校教师周课时甚至高达40节。（注：《中国教育报》，2001年5月28日。）由此看来，近年高等教育的扩招大大超过了高校师资队伍、教学仪器、图书、教学用房、学生宿舍（包括学生公寓）等办学基本条件的建设速度。这过快的扩张必然是牺牲质量为代价，难怪有学者急呼要谨防“大学教育中学化”（注：引自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长卢乃桂教授于2001年9月19日在厦门大学召开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与政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因此，高等教育年增30%的大扩招、或曰高等教育学生规模年增15%～26%的扩张，远超过当今我国高校办学基本条件所能承受的程度，是不可持续的，应该适当调低扩大招生的幅度。
表1 1998年—2001年高等院校招生数
三、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度”
那么，跨入大众阶段后的中国高等教育适当扩招的幅度，或曰“超前发展”的“度”又该如何确定？
从上述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形态的分析，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是有“度”可寻的。上述的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近50年来高等教育学生规模的扩张均略快于经济的发展速度，但两者基本相应。美国1947年至1995年高等教育学生数年均增长率为3.8%，略快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长率3.2%，学生数与GDP指数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97。日本、韩国高等教育学生数与GDP指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8、0.99，也呈高相关，并且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速度也略快于GDP的增长率。另外，这三个国家高等教育跨入大众化阶段之后，其学生数年均增长幅度基本上是处于0%～13%之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年均增长幅度基本上处于0%～10%之间，呈小幅波动的稳步快速发展态势。从建国5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趋势来推测，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学生数将达到2390万，平均年均增长8.8%，（注：谢作栩：《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39-141页。）与当今我国经济学家关于今后10年GDP年均增长7%～8%的发展目标基本相应并略快些。所以，笔者认为，今后10年，我国高等教育学生规模扩张的“度”可确立为年均增长5%～12%。在每年扩大招生的“度”，则可据此增幅进行推算。另外，我国高等院校在1999年扩招32.11%，2000年扩招36.78%，2001年扩招18%的连续三年扩招之后，教育部计划2002年高等学校扩招控制在5%，降低了增幅，这是及时削去“大起”波峰的明智之举。但由于各省市政府有一定的招生自主权，此扩招计划极有可能被再次突破。因此，还须有关部门颁布相应的法规、管理条例，并建立招生宏观调控机制，以确保扩招的适当的“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