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朝的粮仓管理与隋朝的速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隋朝论文,粮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15)04-0121-07 一、富强的隋朝 被隋末的农民暴动推翻的隋朝，仅仅存在38年，隋朝两位皇帝隋文帝和隋炀帝，一个开国，一个亡国，可谓富强而速亡。作为一个统一的隋朝，它不是因为贫弱而亡。这是历史的悲剧，值得认真反思。 公元588年年末，隋文帝派出南征大军，结束了中国长达300多年的分裂局面，隋朝用铁的事实证明了自身的强盛。面对北方强大的突厥汗国，隋朝也表现出了强盛的姿态。经过几次战争，突厥开始向隋朝皇帝称臣，从沙钵略可汗、业护可汗、都兰可汗到启民可汗都保持着称臣纳贡关系[1]1863-1876。 隋朝的富强，历史留下许多记载。如大业五年(609年)六月，隋炀帝西巡到达张掖。“壬子，高昌王曲伯雅来朝，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上大悦。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丙辰，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1]73伊吾吐屯设主动献地，隋朝立刻增设四郡，大殿之上，盛陈文物，高奏国乐，30多国使节参与宴会，盛况非常。在对外交往方面，隋炀帝亦大炫其富。《隋书·音乐志》载：“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毦者，殆三万人……六年，诸夷大献方物。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罽
绣。其营费巨亿万。”[1]381 此外，对于隋朝的富强，《贞观政要》有如下记载： 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2]466 由此可知，唐贞观年间，人们普遍认为隋文帝时期财力雄厚。尤其注意的是，唐太宗明确指出“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富庶没有成为隋朝长治久安的保障，反而成为隋朝速亡的助推器。贞观十一年(637年)，马周上疏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惟在百姓苦乐……若人劳而强敛之，竟以资寇，积之无益也。”[2]359此时，唐朝已建立20年，隋朝在西京的府库依然在提供着物资。在马周看来，隋朝府库的物资充足没有保国，反而以资敌用，这是一个极大的历史教训，“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惟在百姓苦乐”。对比唐太宗的说法，隋朝的库存还能继续使用，因为隋文帝末年到贞观二年，不过20年左右，“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那么唐朝还能使用三四十年。由此可以证明隋朝的财富积累确实雄厚。 隋朝的富强给边陲小国高昌王麴文泰留下深刻印象。麴文泰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和唐太宗贞观四年都曾到过中原，他认为唐朝是无法跟隋朝比的。“吾往者朝觐，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3]5295。即使高昌王麴文泰对隋朝的认识有些片面，但这种认知绝非偶然。 其实，富强与速亡的因果联系才是骇人听闻的，但在唐初，这却是一致的结论。对此，魏徵的总结最具代表性。魏徵曾经向唐太宗上疏，指出隋朝的富强是今日唐朝所无法比拟的，而隋朝灭亡的原因是“恃其富强”：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以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宇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威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3]2550 通常，我们对国家的看法是贫弱就会挨打，落后就会遭欺凌。然而，隋朝向我们展示了事物的另一面，即富强而速亡。这对于越是看重财富的时代，隋朝的教训越值得重视。 二、粮食与隋末暴动 很多隋朝的官员参与了推翻隋朝的战争。从大业九年(613年)的杨玄感造反，到大业十三年(617年)的李渊起兵，都证明了这一点。于是，有研究者认为，隋炀帝的政策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是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然而，笔者认为富强而不与民共享，国富民穷、国强民弱才是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国家富裕，百姓却贫困潦倒，积贫积弱，掀起暴动的浪潮，进而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严重分化，一部分官员看到社会动荡，预测到隋朝必亡的趋势，加入反叛阵营，图谋获得更大的政治利益。暴动的民众和哀鸿遍野的社会现实，是这些反叛之士的野心得以膨胀、政治图谋得以实现的前提和条件。在清朝历史学家赵翼看来，改朝换代只有“禅让”与“征诛”两条路径，李渊“本以征诛起，而亦假代王之禅”[4]143，前者是本质，后者是形式。 考察民众参与暴动的原因，是根本性的问题。 先以刘武周为例。刘武周是隋朝马邑郡的“鹰扬府校尉”，也是当地的财主，后来在突厥的支持下甚至号称皇帝。刘武周走上反叛，究其原因应当是马邑郡当时最突出的社会矛盾。一方面政府的仓库殷实，另一方面却是百姓饥馑严重、饿殍遍野。马邑郡太守王仁恭，不肯开仓放粮，这给刘武周提供了造反的借口。他宣言于郡中：“今百姓饥饿，死人相枕于野，王府尹闭仓不恤，岂忧百姓之意乎！”史书载刘武周“以此激怒众人，皆发愤怨”[3]2252～2153。刘武周的说辞事实充分，激发了民众对王仁恭的愤怨。刘武周在动员豪杰参与自己阴谋时，更有“仓粟烂积”之言，这从侧面说明了这种情况的存在。刘武周袭杀王仁恭之后，立刻采取的措施是“开廪以赈穷乏，驰檄境内，其属城皆归之，得兵万余人”[3]2253。另，《旧唐书·刘武周传》亦载，刘武周因与王仁恭“侍儿私通，恐事泄，又见天下已乱，阴怀异计”[3]2252，强调了刘武周与王仁恭侍儿私通之事，借以说明刘武周起兵动机不纯。但应注意的是，王仁恭造成的社会矛盾激化是刘武周依靠饥民的力量取得叛乱成功的条件。值得深入思考的是，王仁恭作为隋朝官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不顾百姓死活，有粮而不去赈济百姓呢？ 就在刘武周阴谋得逞的同时，瓦岗寨李密向翟让建议攻打隋朝洛口仓。李密战略很清晰，依据正是隋朝粮仓充裕而百姓饥饿： 今百姓饥馑，洛口仓多积粟，去都百里有余，将军若亲帅大众，轻行掩袭，彼远未能救，又先无豫备，取之如拾遗耳。比其闻知，吾已获之，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枕威养锐，以逸待劳，纵彼能来，吾有备矣。然后檄召四方，引贤豪而资计策，选骁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将军之政令，岂不盛哉！……庚寅，密、让将精兵七千人出阳城北，逾方山，自罗口袭兴洛仓，破之；开仓恣民所取，老弱襁负，道路相属。[5]5719～5720 与朝廷的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起义军攻下洛口仓后，将粮食分派给百姓，取得了百姓的支持。不久，李密又占领回洛仓。《资治通鉴》记载，洛口仓和回洛仓都建立于大业二年(606年)，洛口仓有仓城，方圆20余里，穿3000窖，窖容8000石；回洛仓在洛阳北7里，仓城周长10里，穿300窖[5]5626。洛口仓的粮食可以计算，如果回洛仓的每窟容量与洛口仓一致，粮食的总量是2640万石。以当时人均每日二升计算，这两个仓的粮食足够四百万人吃整整1年。李密占领这些粮仓后，有记载称他立刻得到数十万兵，有记载称是百万。总之，由于拥有了粮食这一重要资源，反隋力量迅速加强。该事件只是国富民穷引发天下大乱的一个缩影而已。 河北地区的黎阳仓，也是在此背景下成为反隋力量的资源。《资治通鉴》的记载如下： 河南、山东大水，饿殍满野，炀帝诏开黎阳仓赈之，吏不时给，死者日数万人。徐世
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乱，本为饥馑。今更得黎阳仓，大事济矣。”密遣世绩帅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济河，会元宝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贼帅张升、清河贼帅赵君德共袭破黎阳仓，据之，开仓恣民就食，浃旬间，得胜兵二十余万。武安、永安、义阳、弋阳、齐郡相继降密。[5]5752 李密反隋势力再次发展壮大，兵力得到增强，势力范围得到扩张，究其原因，则得益于隋朝的粮仓。开仓放粮不仅得人心，而且增加了军事上的有生力量。隋朝有粮不放，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资助民众暴动。 反叛者依托隋朝粮仓起义几乎成为隋末民众暴动的普遍现象。史书记载罗艺充分利用当地的物质条件，用粮食动员群众而起事： 遇天下大乱，涿郡物殷阜，加有伐辽器仗，仓粟盈积。又临朔宫中多珍产，屯兵数万，而诸贼竞来侵掠。留守官虎贲郎将赵什住、贺兰谊、晋文衍等皆不能拒，唯艺独出战，前后破贼不可胜计，威势日重。什住等颇忌艺，艺阴知之，将图为乱，乃宣言于众曰：“吾辈讨贼，甚有功效，城中仓库山积，制在留守之官，而无心济贫，此岂存恤之意也！”以此言激怒其众，众人皆怨。既而旋师，郡丞出城候艺，艺因执之，陈兵而入，什住等惧，皆来听命。于是发库物以赐战士，开仓以赈穷乏，境内咸悦。[3]2278 留守之官无心济贫是罗艺的动员口实，民众因此愤怒，可见确有事实根据。罗艺开仓放粮赈济贫穷，深得人心，“境内咸悦”。 在关中北部的榆林郡，李子和阴谋造反，“见郡内大饥，遂潜引敢死士，得十八人，攻郡门，执郡丞王才，数以不恤百姓，斩之，开仓以赈穷乏”[3]2282。薛举打着“发兵囚郡县官，开仓以赈贫乏”[3]2245的口号在金城举事。同样，李渊打着“开仓以赈贫民”的旗帜在太原起兵，招募到了很多将士。 由此可见，隋朝末年，反叛的领袖不论是朝廷官员，还是地方实力派，抑或是民间英雄，凡举兵造反者，无不以开仓放粮为招兵手段或善后措施。这说明政府粮食满仓与民众造反之间，确实存在着因果关系。隋朝政府积累财富，粮食满仓，主观意图当然不是资助反叛，但客观结果，使得粮仓成为反叛者的战略要地。饥民拥向粮仓，希望朝廷能开仓获得救命粮。但是，隋朝统治者忽视百姓的疾苦、漠视百姓的生命，于是越是粮仓重地，越是矛盾激化之所。饥民作为弱势群体，只要能有口活命粮，就能获得他们的拼命支持。反叛者攻下朝廷管理的粮仓，不仅获得了一种战略资源，而且通过赈济灾民获得民心和民力。当哀鸿遍野与各个重门紧闭的粮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破点的时候，这个政权也就面临着土崩瓦解。 三、隋朝的粮仓管理体制 粮食是王朝的命脉，设粮仓旨在救济。但是，隋朝末年，一方面粮仓储藏丰厚，另一方面饥民遍地，为什么朝廷有粮却不施救济？这究竟是个别官员爱民不足，还是相关制度的严重缺陷？《隋书·张须陀传》有如此记载： 大业中，为齐郡丞。会兴辽东之役，百姓失业，又属岁饥，谷米踊贵，须陀将开仓赈给，官属咸曰：“须待诏敕，不可擅与。”须陀曰：“今帝在远，遣使往来，必淹岁序。百姓有倒悬之急，如待报至，当委沟壑矣。吾若以此获罪，死无所恨。”先开仓而后上状，帝知之而不责也。[1]1645-1646 张须陀要开仓赈济，但属官认为不能擅行赈济，“须待诏敕”，即需要先向朝廷请示，获得皇帝的批准后才能开仓。可见，皇帝授权是地方开仓救济的制度规定。但此时制度规定与现实情况发生了矛盾，正如张须陀所言，如果按照制度请示皇帝，则“遣使往来，必淹岁序”，请来诏敕的时间必定很漫长，而百姓饥饿严重，“有倒悬之急”。那么，是按照制度规定去执行，还是破例先救百姓？张须陀选择了“先开仓而后上状”，宁愿自己因此获罪也要先救百姓，最后皇帝也没有责怪他。 根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隋朝末年“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牣，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蒿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1]688～689。朝廷粮食充裕、粮仓饱满，却出现人吃人的人间惨象。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吏皆惧法，莫肯赈救”，说明了当时有明确的法规，官吏因为法规束缚住了手脚，不敢对饥民施救。可见，在官僚队伍中，像张须陀这样宁可获罪也要救民的官员当属少数，占绝大多数的是把官位看得更重要，遵守制度规定不去得罪朝廷的官员。 如此脱离现实的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如此冷漠的官场风气是怎样形成的？这显然是值得深究的。隋朝，国家管理的粮仓有多种，而与减灾抗灾关系最大的是一种新仓，即义仓。根据《隋书·食货志》记载，这种新型粮仓是开皇五年(585年)由长孙平提议、皇帝支持，得以推行的新制。《隋书·食货志》载： 于是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自是诸州储峙委积。[1]684 但是，《隋书·长孙平传》所记是开皇三年(583年)，具体负责人就是长孙平[1]1254。周一良先生综合两种资料，认为设立义仓的时间可能是开皇三年，这与长孙平的职务有内在关联，而最后实施是在开皇五年[6]。 社仓是民间结社进行公共积累的一种方式，采取日积月累、积少成多的方法实现防灾和减灾的目的。隋朝的义仓便是把社仓的经验推广到国家制度层面。义仓以“当社”为单位，粮食由当社“造仓窖贮之”，而负责具体管理的不是政府机构而是“社司”，即由结社的成员组成的管理部门。社司负责粮食的收放工作，即“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收粮、放粮以及账目都是当社成员自己管理，朝廷仅是从国家政策层面对此组织给予鼓励、支持。义仓保持了民间社仓的传统，是民间自给自足、减灾抗灾的主要形式。同时，义仓依靠国家行政力量，将民间的经验发展成为国家的统一制度。 然而，民间经验一旦上升为国家制度，就必然体现国家意志。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发生大旱，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方案赈灾，义仓迎来了一次严峻考验。《隋书·食货志》记载： 是时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损。十五年二月，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于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于余处，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诏秦、叠、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纪、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扶等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二月，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1]685 对于这次旱灾，史书清晰地记载了朝廷的多项救助措施，其中包括了义仓的使用。然而，朝廷认为义仓在使用上有很大问题，由于义仓的管理在民间，才会发生“多有费损”的情况，“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于后乏绝”。皇帝的诏书中说得很清楚：百姓没有长远眼光，轻尔费损，导致义仓的设计初衷无法实现。朝廷采取的应对之策就是提高管理级别，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的义仓“并纳本州”。第二年又决定，秦、叠、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纪、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扶等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于是，这些北方诸州的义仓，或归县管理，或属州管理。然而，管理级别的提高，必然导致与民众的需求脱节，甚至会出现从请求放粮到朝廷批准之间，已经有很多人饿死的情况。 如今我们可以从敦煌资料中看到民间管理社仓的具体例证。社仓的设计在民间行之已久，很有规制。下文根据敦煌民间结社文书，可以简单了解些民间结社的社仓管理问题。通常，社仓都具有放贷的特点，但属于内部积累，不存在盈利。春夏之交放粮，秋后再本利偿还。公元945年前后的账目，记录了社家女人借面和油的事件。虽然残留的文书中“日期”项目只剩下了“七日”这个并不重要的内容，但是账目中写明“秋天偿还”，则属于春天发放不会有误，利息率是50%。在这个账目中，涉及的人数比较多，23人借面，7家借油。由于后文有残，我们得到的记录并不完整[7]484-485。如下：
由于资料不完整，分析受到很多限制。但是，从这张账单中，我们依然可以得到许多重要信息。这个账目涉及28个家庭，与我们了解的敦煌民间结社的一般规模相近。在借面的名单中，有几位与借油的名单重合，说明在借面、油方面没有限制。但不论是借面还是借油，偿还时间都是秋天，而且利息一致。 用瓶表示油的数量，用秤表示面的数量，都是很特殊的。因为同时也使用“斤”来表示面的多少。因为这里的利息基本上是50%，而在零头存在的条件下，则更高于50%。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借面会借半斤，从而导致要偿还更多一些的利息。第19条的米流了的账目用了特殊方式表达，他是借面贰斤半，规定到秋天还壹秤。这样，就为我们了解秤的数量提供了重要证据。如果他借两斤的话，应该偿还叁斤，借叁斤的话就要偿还肆斤半。壹秤则在叁斤和肆斤半之间。因为有借壹斤半还贰斤半的例证(第22条)，那么两斤半可能是还肆斤。所以这里的壹秤，大约相当于四斤。 如果这种推算基本可信，我们就能计算出这个结社借出的面的数量。我们可以依据现存的部分推算出空白处，比如第12条李像子秋天偿还是捌秤半，那么他借的应该是五秤半，第21条恩胜还的是肆斤半，那么他借的应该叁斤。第2条丑子孃借的面没有可以参考的数据，但是残留下来的“秤”字表明她至少借了壹秤。按壹秤等于肆斤计算，这个结社一次借给社人的面是148.5斤。从所借数字看，社人借面都是临时借用，数字都不大，最多的是陆秤(24斤)。但是，有的人只借1.5斤，而有的人借24斤，从这两个数字来看，悬殊还是不小的。虽然不一定是所有的社人都前来借面，但看不到这个结社的社仓有限制借用的规定，说明该社仓有足够的存量以满足社人的需要。 虽然敦煌资料与隋朝相距百年以上，但民间结社的社仓管理并没有根本变化，遂可作为隋朝义仓管理制度的参考。随着隋朝义仓的管理统归州县后，管理制度不断升级。根据《隋书·张须陀传》可知，隋炀帝时期，地方政府开仓放粮是要经过朝廷的批准，才可以采取赈济行动。而隋末的情况多为拒不开仓，因而导致了一系列暴动事件。虽然《隋书·张须陀传》中没有提及张须陀最后打开的是什么仓，但即使是其他仓，在这个严峻时刻，也应该有救急功能。张须陀勇于承担责任，毅然开仓，而对于多数官吏而言，百姓的需要毕竟不如自己的仕途重要，所以只会守法而置百姓需要于不顾。正因为如此，或发生灾祸不上报，或中央政府下达命令过于迟缓，或中央与地方之间信息不畅，或地方官吏因为种种原因不执行中央政府命令，反正直到隋朝灭亡，隋朝仓库里的粮食储量依然很多。 根据《隋书》记载，隋末关中地区发生瘟疫和旱灾，虽然政府决定开仓救济，但因组织不善、官吏贪婪，最终导致饿殍遍野。其文曰： 关中疠疫，炎旱伤稼，代王开永丰之粟，以振饥人，去仓数百里，老幼云集。吏在贪残，官无攸次，咸资镪货，动移旬月，顿卧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积，不可胜计。虽复皇王抚运，天禄有终，而隋氏之亡，亦由于此。[1]673 这是史书的结论，也是本文的重点。饥民遍地之时，即使开仓赈济，亦会有很多人饿死，更不必说政府根本就没有救济。民众暴动由此开始，再正常不过。 国家设计义仓，其目的在于关键时刻挽救社会危机，但隋朝社仓管理体制不仅没有挽救危机，反而成为国家灭亡的助推器。开仓放赈、救灾救人本质上是挽救政治危机，但过分集权化的管理体制，使得社仓的救灾功能受到极大的约束。设想，如果百姓管理社仓，会发生这种惨剧吗？当然不会。隋文帝说“宁积于人，无藏府库”，但由于隋文帝信不过百姓，最终把各种粮仓的管理权都抓在朝廷手中。当制度管理与社会需求脱节时，社仓的救助无法展开，不仅让“藏富于民”成了一句空话，更严重的是直接导致了社会矛盾加剧。由此可知，国家采取的包括社仓在内的救灾减灾措施，如果管理方式与目的不契合，就必然导致原本设计良好的制度走向反面。 改民办为官办，不断提高管理层级，其动机与理由看似合情合理，但对百姓的不信任，将粮仓管理权收归中央，埋下了隋朝灭亡的祸根。隋文帝时期，社仓管理由州县决定，如果遇到自然灾害，由州县负责开仓放粮。而隋炀帝时期，地方是否开仓赈灾，要等中央政府批准，事实上管理权从州县提升到中央，不管是社仓还是其他正仓，都是在一体化管理下运行的。究竟是有粮不放，还是因为制度的限制有粮发不出来？管理体制的刚性，是制度化最该强调的，但走向死板，则管死了隋朝。加强管理，不断提高管理级别，避免了管理不善的小问题，却制造了根本目标无法实现的根本问题，最终加速了隋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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