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和波利比乌的历史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司马迁论文,波利论文,思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1)02-0068-08
司马迁和波利比乌(Polybius)，是公元前2世纪在中国和希腊出现的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太初年间，论述中华民族2000余年历史的发展变化。波利比乌的《历史》，主要叙述公元前220年至前145年罗马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为地中海世界统一于罗马这一历史巨变作出解释。他们的著作都表述了十分丰富、深刻的思想。司马迁的史学被后人称誉为“《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之“绝学”[1](P46)，波利比乌则被誉为西方古典史学之“巨擘”，“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2](P222)。因此，研究他们的史学思想，对于认识中西古典史学的特点，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本文仅对他们的历史思想作一些比较研究。
一
司马迁和波利比乌的历史思想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的而且能作出相对应比较的，主要在两个方面，即对天人关系和历史进程的认识。前者探讨影响和支配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是什么，究竟是人、神抑或其他什么东西。后者则是对历史的发展及其特点作出分析。
司马迁叙史，尤其是夏、殷、周三代历史的演变时，常常提到天命的作用。《殷本纪》说：“有夏多罪”，商汤伐夏桀是“行天之罚”。殷纣王荒淫乱政，以致于众叛亲离，却仍以为“我生不有命在天乎”。[3](p177)然而天并不佑殷，其终被周所灭。《周本纪》说，武王得天下后，“夜不敢寐”，谓：“我未定天保，何敢寐”，“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说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司马迁叙述三代历史，常提及天命的作用，其意是表现当时人们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夏殷周之时，人们深信天意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支配作用。所以殷纣王在行将亡国之时，仍相信天的保佑。但是，也有人意识到天命与人自身的行为有关。在这一方面，周人的认识尤为深刻。《周书》说：“皇天无亲，唯德有辅”，[4](P1795)“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5](P181)在周人看来，君王欲得天命，须慎修己德，赢得民心。天命是从民心中反映出来的。所以周武王得天下后，仍为如何惩治恶人，安定西土，施德于四方之事而焦虑不安。司马迁叙史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天命观，同时又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认识。《太史公自序》论夏之所以亡，乃“夏桀淫乱”；殷之所以灭，乃“帝辛湛湎”；周之所以兴，乃“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概不涉及天命。在司马迁看来，三代之兴亡完全取决于帝王是否行善政，得民心，所谓“天命”实际上就是民心。在考察王朝更替之类重大事件时，司马迁都是立足于人事作出分析，肯定支配历史发展的是人类自身而非天命和神意。不过，司马迁还没有否定天命鬼神的存在。在分析某些具体事情时，他还提到这一类东西的影响。《史记·韩世家》说，韩传国十余世，是积“阴德”的结果。《田敬仲完世家》述田氏专齐政之经过，以为是“事势之渐然”，而《赞语》又说：“非必事势之渐然，盖若遵厌兆祥云”，表现出一种矛盾的认识。但是，天命鬼神一类的东西，在司马迁的历史思想中占的地位并不重要，未形成实质性的影响。
波利比乌的《历史》也经常提到神或神性之命运的作用。（注：古希腊文“命运”(Túxり)是一个多义词，有运气、机遇和神的赐予与安排（神性之命运）等多种涵义。神性之命运是其中最重要的涵义之一。参见Liddle,H.G.,Greek-English Lexicon,p.1592,Oxford,1897.Bury,J.B.,Ancient Greek Historians,p.200,London,1920.）例如，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军队在伊帕里击败迦太基军。正当罗马人乘胜追击，欲全歼敌军时，天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因此，罗马人不得不收兵回营。波利比乌说：“这是神的干涉挽救迦太基人”[6](P296)。又如，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帕迦玛人以为可以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不料突遭蛮族高卢人的进攻，从而再度卷入战祸。波利比乌说：“命运完全可以用一种出乎意料的行为冲击合理的愿望。”[7](V.29,22)不过，波利比乌对神或命运的作用，自有一番解释。他说，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有其原因的，历史学家对此应加以探究。但有些事情的原因十分复杂，要作出解释“是不可能的或困难的，这样我们归之于神或命运使然，以摆脱困难，或许是合理的”。[7](V.26,17)这就是说，波利比乌把历史事件归于神或命运使然，是从人事上作出解释感到困难时所为。换言之，是他对历史事件的原因“无法解释时的一种手段”[8](P57)。（上述对罗马军队进攻时遭大雨所阻，高卢人攻击帕加玛的解释都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可以认为，波利比乌虽然没有否定神或神性之命运的存在，而且也承认其作用，但明确地强调“这种作用的功能是严格受到限制的”[9](P46)，是限制在为人们所利用的范围之内。这一思想，在他对宗教的分析时，也有清楚的表现。他说，人类社会盛行的宗教活动是很“耻辱的事情”，但它又确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对鬼神的信仰和对阴间的恐惧”，能抑制人们“易变的情感，充满放纵的欲望，无理智的冲动，强烈的愤怒……”[7](V.6,56)波利比乌认为，人们敬奉神灵，并不能得到神灵的保佑。然而宗教活动在现实生活中又有重要的作用。它能抑制人们违反社会规范的思想行为，从而有利于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这种思想是相当深刻的。如果说，司马迁对某些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时，还相信鬼神的作用，波利比乌则排除这一类东西的影响。在这方面，他的认识较之司马迁更为清醒、理智。
司马迁分析三代之兴亡，以为帝王所得之天命实则为民心。然而他论述近现代历史的演变，如秦汉之兴，却没有用民心来解释。在分析秦一统天下的原因时，司马迁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狄，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10](P685)又说：“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10](P1864)秦以一偏远落后之小国终得以平定海内，盖得天助。秦所得之天命，当不为民心。论秦之德义尚不如鲁卫之暴戾者，其何德之有？何能得民心？那么，司马迁所说的“天”究竟指的是什么？对此，司马迁自有解释。他分析战国形势时说，“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10](P685)司马迁认为，山东六国为谋私利而相互争斗。它们也曾联合抗秦，但又各怀鬼胎，“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结果是一盘散沙，反倒为秦各个击破提供了条件。对于魏国来说，即使得到信陵君这样的贤臣，也不能挽救其覆灭的命运。秦灭六国“乃六国自相灭也”。[11](P27)六国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活动，却为秦的统一扫清了道路。这当然不是六国的目的，也非秦的意志所能左右。这难道不是天命？司马迁分析汉之兴，提出了同样的认识。他说，秦始皇统一后，患兵革不休，堕坏名城，销毁兵器，打击豪强，以图维万世之安。然而这些措施恰恰促使了汉的兴起，“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佚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10](P760)秦维万世之安的措施，却导致了自身的灭亡，为刘邦由布衣而登帝王之位提供了条件。这也不是秦的目的，更非刘邦的意志所能左右。对此，司马迁大为感叹地说，“岂非天哉！岂非天哉！”可见，司马迁通过对秦、汉历史演变的分析，对天人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新的解释：天是源于人们为谋求自身利益的行动和欲望之中，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必然出现的历史趋势。[12](P276-278)
波利比乌分析地中海世界统一于罗马这一历史巨变时，也频繁地使用了命运一词。他说：“我们所处时代特点的令人惊愕之处在于，命运迫使几乎所有世界上的事件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并服从同一目标（即罗马的统一）”。[7](V.1,4)波利比乌所谓“命运”，并非一种托词。因为他对罗马征服成功的原因，已有深入的分析。他说，罗马政体由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因素混合而成，具有极大的优势。依靠这种政体，罗马人追求的“任何目标都能实现”。[13](P317)罗马军队由公民组成，较之迦太基的雇佣军具有更强的战斗力。宗教在“保持罗马国家的凝聚力”上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4](P741-742)这些分析，都是切切实实地立足于人事之上的。而且从波利比乌的话语来看，其所谓“命运”是有深刻涵义的。他称“命运”“迫使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这就是说地中海世界的统一并非出自罗马人的意志，而包括罗马在内的地中海所有国家的活动都受到命运的驱使。波利比乌所谓命运之涵义，从其叙史中已表述出来了。对罗马征服的过程，波利比乌是通过一系列重大战争来展现的。在他看来，这些战争都是由罗马敌对国为谋求自己的利益而引发的。例如，他指出，自第二次布匿战争始，罗马有了明确向外扩张的目的。而这场战争却是由于迦太基人在西班牙地区的扩张而引发的。也就是说，迦太基人的扩张势力，却引发了罗马人有目的地对外扩张。又如，希腊亚加亚联盟首领乘罗马人忙于在迦太基作战，西班牙等地爆发反罗马起义之机，企图摆脱罗马的控制，结果以失败告终。波利比乌说，亚加亚联盟首领错误的决定，“带给希腊人的是迅速的失败”。[7](V.38,18)不仅罗马的敌对国，甚至一直是罗马盟国的帕加玛等，最终也难免沦为罗马附庸。总之，地中海国家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或与罗马对抗或与罗马结盟，结果却无不事与愿违。而罗马人“正是通过别人的错误决定使自己得益，发展并确立了自己的权力”。[7](V.31,10)地中海国家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活动，却促使了罗马征服的成功。这不是它们的目的，也非罗马人的意志所能左右。这就是命运，这就是“迫使几乎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并服从同一目标的命运”。由此可见，波利比乌的命运与司马迁的天有大体相同的涵义。
司马迁和波利比乌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得出了大体相同的认识，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们继承前辈史家的思想，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后所得出的必然结果。在中国，春秋以来的史学家已经意识到，殷周时期人们所谓天命，实际上就是民心。国运与君权之兴亡，不在神而在于民（见《左传》桓公六年、庄公三十二年、僖公五年、襄公十四年，《国语·周语上》等）。而古希腊修昔底德等史家能够在解释历史事件的原因时，都断然地拒绝考虑神和命运的作用。这种重人事的思想，已表现在司马迁和波利比乌对某些历史阶段或事件的解释中。然而作为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和波利比乌并不满足于对传统思想的继承，而是力求提出新的、更有价值的思想。他们对近现代历史演变的解释，清楚地表述了这样的认识：人类历史表现为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又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换言之，是人的需要、热情，即人的欲望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人们都有自己的欲望，并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彼此相互冲突地活动着，结果却顺应了与自己意志相违背而必然出现的历史趋势——天。天源于人的活动之中，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高居于人的意志之上。司马迁和波利比乌的认识，涉及到历史哲学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人类历史是在矛盾、冲突和斗争中向前发展的；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却又是人的意志的结果；“恶”（欲望）在推动历史的发展。当然，司马迁和波利比乌的认识还限于直观经验之上，他们没有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作出分析，也没有把这些思想贯穿于对各历史阶段发展变化的解释之中。但这些问题的提出，已足见其非凡的历史意识，代表了中西古典史家对天人关系的最深刻的认识。
二
对历史进程的认识，是司马迁和波利比乌历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历史的进程与天人关系两方面是紧密联系的。对天人关系的研究，是认识历史进程的前提。只有清楚地理解人类历史的内容、动因，才能对历史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作出深入的解释。
对中华民族二千余年历史的发展，司马迁注意从两方面作出考察，一是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二是具体的历史人物活动及其与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关系。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认识，在《史记》的《本纪》和《年表》中有鲜明的体现。《史记》十二《本纪》叙事，以各王朝顺序为篇，前后相蝉联。各《本纪》分别观之，可见一朝一代盛衰之变化。十二《本纪》合而观之，则从各王朝兴替更迭之中见出历史发展的进程。《史记》的《十表》则据历史发展之大势划分出前后相联的五个阶段。《表》前有序，“用简短的文句概括了所要说明的时代的历史，并对整个形势进行了精彩的评论”，[15](P64)表现出更为深刻的思想。
《十表》的前四表，即《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划分黄帝至汉代的历史为五帝三代、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和秦的短暂统一、秦楚之际四个历史阶段。后六《表》，即《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等，专记汉代史事，以汉为一历史阶段。司马迁在《表》序（亦在有关纪传）中，对五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作了论析：五帝三代是帝王君临天下时期，得天下者皆积善累德之圣明帝王；亡朝灭国之君，均系无德乱政之暴君。王朝之兴亡，取决于帝王是否行德政而得民心。春秋时期，王权衰微，天下分裂，力征代替德政，春秋五伯先后称雄。战国时期，诸侯势衰，陪臣执国命，大夫世禄，七雄并立，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最后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秦楚之际，战乱再起，从秦亡到汉兴，五年之间号令天下的陈涉、项羽、刘邦皆系布衣平民。汉代六表着重记载汉中央王朝与诸侯王分裂割据势力的斗争，以及中央集权制日益巩固的过程。司马迁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主要的依据有两点，一是统一、分裂；二是各类政治力量的兴衰。伴随历史发展进程的是各类政治力量的兴衰和权力形式的变化，执国命者由五帝三代的帝王而诸侯，由诸侯而卿大夫，由卿大夫而布衣平民。《史记》十表，从政治发展之大势上表现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历史发展之“通”中见“变”，“变”中见“通”。这一思想是相当深刻的。
波利比乌在其书《历史》中，对历史的进程也表述了认识。《历史》一书分《引言》（第1、2卷）和《正文》（第3-40卷）两大部分。《引言》简略地叙述了公元前220年以前地中海地区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自正文始，采用编年史体例，以奥林匹亚德纪年为序，详细叙述公元前220年至于前145年地中海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波利比乌意在以公元前220年为界，把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他说：公元前220年以前，“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分散的。每一件事无论就其目的、结果和发生的地方而言，都是孤立的，彼此间没有什么联系。而这一时期以后，历史已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大利和非洲发生的事也牵涉到亚洲和希腊，而所有发生的事都趋向于一个目标”。[7](V.1,3)在这段话中，波利比乌不仅把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而且指出了其不同的特点。在前一阶段，历史事件之间是没有联系的；而后一阶段，历史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各地发生的事都联系在一起，并趋向一个目标——罗马的统一。在波利比乌看来，这两个历史阶段是没有直接联系的。因为，一个由无联系的事件构成的历史阶段，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历史阶段形成的前提。所以他声称，《正文》所述的历史是“一个单独的整体，有一个公认的开始，一个被确定的过程，一个无可争议的结果。”[7](V.3,1)可见，波利比乌是把罗马征服地中海地区的这段历史，从地中海全部历史发展过程中割裂出来作考察的。当然，波利比乌对具体史实的分析中，并未完全否定前220年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联系。他在《引言》中叙述一些史实，也意在表现这种联系。例如，他说，叙述希腊克拉昂米尼战争，是为了使人们了解公元前220年前希腊和马其顿的情况。第一次布匿战争、罗马与凯尔特人的战争与第二次布匿战争之间存在着某些联系。但是波利比乌没有从宏观上考察这两个历史阶段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也就是说，在他的历史思想中没有构建起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观念。在这方面，波利比乌与司马迁的认识表现出重大的差异。
司马迁不仅在《本纪》和《表》中展现出历史发展连续性和阶段性，而且在《书》、《世家》、《列传》等中表述了各历史阶段丰富多彩的内容，以及与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关系。例如，《史记》叙西周史，《周本纪》与吴、齐、鲁、燕、蔡、卫、宋、晋等《世家》有相对应的关系。周初诸侯国皆为周王所封，或为王室亲族，或为开国功勋，或为前代王室后裔，皆以周王为天下共主。诸侯多为积善累德者。鲁周公“愤发文德，天下和之”；[10](P3307)齐太公主国修政，“人民多归齐”；[10](1480)燕召公“治西方，甚得兆民和”。[10](P1550)这些人物的活动，反映出周代以德治天下的特点。西周末年政治腐败，导致春秋时期天下分裂，政出五伯局面的形成。齐桓公九合诸侯，霸功显彰；晋文公作王宫于践土，会盟诸侯；楚庄王陈兵周郊，观兵问鼎。吴、越亦先后执牛耳于中原。司马迁记五伯争霸之时，大量穿插其他国家人物的活动，反映齐、晋、秦、楚等国力量不断强大，“文武所褒大封，皆威服焉”。[10](P509)而诸侯势力在争霸战争中渐被削弱，卿大夫的力量不断壮大。三家分晋，田氏灭齐，春秋一变而为战国。司马迁写春秋史，不仅反映春秋时期天下分裂，诸侯力征的时代特征，而且说明下一历史阶段形成的原因。于战国时代，司马迁增设韩、赵、魏、田敬仲完《世家》，以示七雄并立局面的形成。《列传》所载战国士大夫人物多达百余位，有四公子及吕不韦等权贵政要，有苏秦、张仪、范睢、蔡泽等谋臣策士，有孙膑、乐毅、白起等兵家战将，有商鞅、吴起、李斯等变法人物，有庄子、孟柯、邹衍等诸子人物。从这些人物的活动中，见出士大夫纵横捭阖于政治舞台，陪臣执国命的时代特点，同时亦见出各国之间的交往不断发展，小国不断被大国兼并，战国时期的分裂中，已孕育着秦的统一。秦统一后为维万世之安，打击六国旧贵族势力，又为平民布衣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条件。历史再变而入秦楚之际。司马迁立《项羽本纪》、《陈涉世家》等，表明政治权力转移到这些“无尺土之封”的草莽英雄之手；与之相呼应的是一大批布衣平民徒手取卿相之尊。司马迁为肖何、曹参、陈平、韩信、樊哙、灌婴等立传，正反映了秦汉之际巨大的政治风暴震撼整个社会，说明汉高帝得以统一天下的原因。司马迁写秦汉史，还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人物的活动来描写郡县制确立，中央集权制建立和巩固的情况，以显示秦汉时期的统一与三代的帝王君临天下之不同特点。总之，司马迁叙史，力求从变化中考察历史的进程。他从历史人物活动及其联系中显示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又从历史人物活动的变化中，说明下一历史阶段形成的原因，从而揭示了历史纵向发展之“通”与“变”是由横向空间历史人物的活动、联系及其变化所决定的。这是司马迁考察历史进程所表述出的最为深刻的思想。当然司马迁没有也不可能从理论上对这一思想作出阐述，而且大概由于史料的缺乏，他对某些方面（如五帝时期、西周向春秋时代过渡）的描写还有些欠缺，但他叙史时表现出了这一思想，则是无疑义的。
上文谈到，波利比乌没有从宏观上构建起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观念。他把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历史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来考察，但这并不意味波利比乌以为历史是静止不变的。他也强调变化，而且特别重视从历史人物活动中展现地中海诸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他说，他的《历史》是真正的“普世史”(General History)[16](P105)，并自称是“第一位写普世史的作家”[7](V.1,4)。波利比乌所言，正是从其书内容横向广通地中海世界来说的。他观察地中海诸国的联系，又是与罗马征服的进程结合起来的。他以四次重大战役，即第二次布匿战争、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叙利亚战争和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为主线，把罗马征服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并指出这四个阶段之间存在着联系。他说，“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和安提柯的战争源于和菲力的战争，和菲力的战争源于汉尼拔的战争……战争和战争之间虽有许多不同性质的事件发生，但都趋向于一个目标（即罗马的统一）。”[7](V.3,38)另一方面，波利比乌又从广阔的层面描写历史人物的活动。他说，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后，地中海地区其他国家纷纷投向交战的双方。马其顿与迦太基联盟，埃陀利亚与罗马人合作，小亚细亚的国家“或派使者去罗马，或派使者去迦太基”。[7](V.5,105)马其顿国王菲力在迦太基人的支持下，入侵伊里利亚、科林斯，占领埃及海外领地阿比都斯。马其顿势力的膨胀，引起地中海许多国家的强烈不满，也严重地威胁了罗马人的利益。所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与菲力战争的原因已显现出来了。地中海地区矛盾的焦点从迦太基与罗马逐渐转变为罗马与马其顿。第二次马其顿战争期间，塞琉古国王安提柯三世曾答应罗马的要求，不介入战争，但却乘罗马与菲力交战之时，侵占叙利亚南部、小亚细亚南岸部分地区和色雷斯沿岸的一些城市，与这些地区的国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而罗马人也认为，安提柯的扩张实际上是准备进攻罗马。这样，地中海地区新的矛盾焦点——罗马与叙利亚的斗争逐渐形成。叙利亚战争后不久，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爆发。这场大战同样导源于上一次战争。罗马与安提柯的战争爆发后，马其顿国王菲力曾派兵支持罗马，但同时又在希腊和色雷斯等地扩张势力。这不仅引起与帕加玛、特撒利亚人的冲突，也直接威胁到罗马在希腊地区所建立的控制权。罗马与马其顿的矛盾，终于演为第三次马其顿战争。马其顿人最终遭到惨败。波利比乌说，这次大战后“整个世界都臣服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7](V.3,3)总之，波利比乌把罗马征服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从具体人物活动的联系及其变化中，反映四个阶段的不同特点（矛盾的焦点）及其联系，从而揭示了地中海地区统一于罗马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但是，波利比乌这一思想仅表现在对一段历史的分析上，而不是对地中海世界全部历史发展的思考。更需要指出的是，波利比乌观察这段历史内容的变化，也有一个依据。他声称，地中海地区统一于罗马是“一个被确定的过程”，所有的事件都“趋向于一个目标”。[7]这就是说，所有历史事件的发生及其联系最终都应确定在罗马必定统一的目标之下。显而易见，波利比乌是以自己亲见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这一“无可争议的结果”来推定历史人物活动的联系，从一个静止不变的基点来认识历史进程。正是出于这一认识，他断然以为公元前220年以前所发生的事都是“分散的”、“孤立的”，而没有意识到以此年为界前后两个历史阶段所存在的必然联系。也正是出于这一认识，波利比乌叙史的视野虽置于整个地中海世界，却无法认识历史横向空间内容的变化与历史纵向发展连续性的关系。在对历史进程的认识上，波利比乌与司马迁是难以相提并论的。
波利比乌与司马迁对历史进程认识上的差异，与中西古典史学的传统有关。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史学家重视对历史知识的运用，据文献史料来考察历史的演变，意识到历史进程具有连续性和阶段性（见《论语·为政》、《季氏》、《韩非子·五蠹》等）。而历史的发展又表现出变化，从变中见通，通中见变。《易·系辞》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是对这一思想精辟的阐述。在古希腊，史学家则强调依据亲身见闻的资料来考察历史，偏重于当代史的研究。在修昔底德等史家看来，即使前一代的历史也觉得时间上遥远了。[17](P2)更重要的是，希腊史学受到希腊思想“知识论”的影响。希腊思想家认为，真正的知识是永恒不变的，任何变动的东西不可能成为知识，而只能成为意见。所以史学家考察历史运动，也力求寻找某种恒定不变的东西（如修昔底德历史思想中的人性不变论），从一个不变的基点来认识历史的演变。司马迁和波利比乌对历史演变的认识，都继承了传统的思想。但他们对传统思想又大大地加以发展。公元前2世纪中国和西方发生从分裂到统一，从小国到帝国（或向帝国过渡）的历史之巨变，无疑极大地开拓了他们的历史思维。司马迁以其恢宏的历史视野和深遂的史识，考察中华民族二千余年历史的发展，揭示了历史纵向发展之“通”和“变”与横向空间历史人物活动的关系。波利比乌则将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地中海世界各国历史人物的活动涵纳于其宏篇巨著之中，从横向空间展示了一个“有机整体”的内在联系。他们都提出超越前人的、新的、极富价值的思想，对中西古代历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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