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相对密集度及对其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生产率论文,对其论文,中国论文,密集论文,服务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以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为主要表现的经济活动的密度及其影响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们讨论的热点。马歇尔(1890)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最早的经济学分析，在马歇尔“外部经济”思想的背后，正是他关于产业地方化的洞察。20世纪60年代，有关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文献，比如Greenfield(1966)、Jacobs(1969,1984)、Chinitz(1961)、Stanback(1979)等，就已认识到不可贸易中间品（主要是指服务）的重要性，将之看作是导致城市和产业复合体或产业集群(industrial complexes)形成的集聚外部性(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的重要源泉，并以此来解释地区间经济绩效的差异性。处在这一时期的库兹涅茨(1966)也指出，商品生产的区域性集中所导致的产品地方化，迫使生产不顾最终消费者的地域性分散和需求时间的差别而以一定的节奏进行。此时，服务在集中固定的生产和分散变动的需求之间所起的桥梁作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集聚趋势就明显加强了。最近的经济地理学文献，比如Krugman(1991)、Porter(1992)、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1999)等，也关注这一事实，即由于集聚外部性，相关联的经济活动趋于集中在一起，比如美国硅谷(Silicon Valley)的计算机产业、意大利萨索罗(Sassuolo)的瓷砖等。克鲁格曼(P.Krugman,1991)强调指出，在当今的世界，最突出的地方化的例子事实上是基于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的。有些服务行业的区位基尼系数接近于零。如美国的哈特福德是保险城；芝加哥是期货交易中心；伦敦和东京云集的基本上不是制造商；在英格兰东南部，服务业正向那里集中，而制造业正在移向别的地方。就连美国的硅谷和128号公路事实上也更接近于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中心，而不仅仅是实物的生产地。Ciccone and Hall(1996)的研究表明，在经济密度(economically dense)高的地区经营的企业比在相对隔离的地区经营的企业更有生产力。Caballero and Lyons(1992)表明，在提供投入的产业的产出提高的情况下，下游产业的生产力也会随之提高。Marshall(1988)表明，在英国的伯明翰(Birmingham)、里兹(Leeds)和曼切斯特(Manchester)3地，制造商购买的服务中80%来自于同一地区的服务提供者，而且，公司的绩效因服务投入的当地可得性而得以增强。Mckee(1988)也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服务的当地可得性对于主导产业部门的发展非常重要。
目前，中国服务业正处于新的一轮发展时期（注：始于1978年末的中国经济改革，在农村，表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在城市，用表现为以放权让利为中心的国有企业改革。然而，如果从三次产业的改革顺序来看，服务业改革在整体上则大大滞后于农业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工业改革（城市国有工业企业改革），而且服务业改革的复杂程度要远远超过后者。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处于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历史时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既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发[1992]5号）下发以来，各级和各地政府制定发展规划和实施经济政策的重要导向之一。2001年12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计委（现合并到国家发改委）《关于“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这是自1992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第二次专门就服务业发展问题转发的政策性文件。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也明确提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成为该组织第143个成员。中国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方面做出了相应承诺。中国的承诺在许多方面都涉及服务贸易（即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及其5个附件即附件1A、附件4、附件5A、附件5B和附件9，以及《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中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此进入一个新时代。）。中国服务业发展的诸多问题再次成为国内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服务业问题首次正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三产业专题组(1986)在指出我国当时第三产业总量不足、结构扭曲的基本格局的基础上，提出了加速我国第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对策。郭克莎(1992)比较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增长因素及其变动特点。刘伟和杨云龙(1992)提出，工业化和市场化是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双重历史使命。胡庄君(1993)对中国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问题进行过实证分析。）。黄少军(2000)、江小涓和李辉(2004)分析了服务业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加快增长的潜力。许宪春(2000)、岳希明和张曙光(2002)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程大中(2003;2004)系统论证了中国服务业增长的特点、原因及影响。上述研究都没有涉及中国服务业的地区相对密集度及其对服务业自身效率的影响。这一问题恰恰是中国目前及未来服务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核心问题。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下内容安排为：第二节介绍分析方法，第三节是关于中国服务业相对密集度的地区与分部门比较，第四节检验服务业相对密集度对服务业自身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最后是结论。
二、分析方法
在设定服务业相对密集度这一指标之前，我们首先定义相对人口密度和相对产业密度（注：这里所设定的产业相对密集度(
)与相对产业密度(
)两个概念是不同的。）。通常衡量人口密度的方法是计算单位面积(S)的人口数(P)，即P/S。对于一国之内的地区i来说，其“相对人口密度”(
)可定义为地区i的单位面积人口数(
)与全国单位面积人口数(P/S)之比，即：
注释：④由于考虑我国各省市人口密度的极大差距，本文未使用地区服务业产值占该行业全国总产值的百分比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百分比之比值表示，而以地区服务业各行业产值占该行业全国总产值的百分比与该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比比值取代。
下面将利用这里设定的指标和函数关系，对中国服务业及其各分部门的地区相对密集度及其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
三、中国服务业相对密集度的地区与部门比较
我们基于公式(4)，并根据200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关于2002年的统计数据，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未包括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整体服务业及其分部门，以及各地GDP的相对密集度()进行计算。我们打破现有的关于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使讨论的服务业范围涵盖农林牧渔服务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事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行业”等12个分部门（注：2003年5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出台了新的三次产业划分方法。根据新规定，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等15大类。但农林牧渔服务业仍划归第一产业，建筑业归属第二产业。按WTO分类标准，这两者属于服务业。每个服务部门内包括的服务也存在很大差异，但更细的经验分析却因为目前统计数据的限制而无法进行。）。
（一）整体服务业相对密集度
我们结合GDP相对密集度对整体服务业的相对密集度进行讨论。从图1和附表1可以发现，中国整体服务业相对密集度的地区差异很大。如果以标准化了的全国服务业相对密集度(ESER=1)和GDP相对密集度(EGDP=1)为坐标，那么就形成了4个区域，即区域I(EGDP＞1，ESER＞1)、区域II(EGDP＜I，ESER＞1)、区域III(EGDP＜1，ESER＜1)和区域IV(EGDP＞1，ESER＜1)。从各地的两个密集度指数的分布来看，存在以下规律：
图1 2002年中国各地区整体服务业相对密集度及其与GDP相对密集度的关系
数据来源：根据附表1。
表1 各省市服务业及其分部门相对密集度的统计描述
注：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SER代表服务业，A、B、C、D、E、F、G、H、I、J、K、L分别代表服务业中的农林牧渔服务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事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服务行业”12个分部门。下同。
数据来源：根据附表1计算而得。
第一，所有的分布点都未落在区域II。落在区域I的地区有9个，按照服务业相对密集度从高到低排列，它们分别是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福建、辽宁和山东。很明显，这些地区都位于中国东部地区，其服务业相对密集度和GDP相对密集度都很高。落在区域IV的地区只有黑龙江省，其GDP相对密集度虽较高，但服务业相对密集度却较低。落在区域III的地区有21个，它们的两种密集度指标都较低。其中，贵州的服务业相对密集度和GDP相对密集度都是最低的，甘肃倒数第二。
第二，31个省市的GDP相对密集度和服务业相对密集度指数的极差分别为3.27和4.37，标准差分别为0.684和0.959（见表1）。这说明，中国服务业的相对密集度的地区间差距水平远高于整体经济相对密集度的地区间差距水平，由此可以推断中国服务业发展存在地区极不均衡性。
第三，由图1可知，各省市的服务业相对密集度与GDP相对密集度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95。这说明服务业发展水平与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依存度很高。
（二）服务业分部门相对密集度
根据表1、表2和附表1可以知道：
第一，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地区集中度最高，其相对密集度大于1的地区只有6个，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吉林、辽宁、重庆，其中北京、上海和天津分别高达18.53、7.54和4.65。31个地区在该服务部门相对密集度上的标准差为3.41，极差为18.36，这两个指标在12个分部门的标准差和极差中均是最高的，反映出该服务部门在地区分布方面的极不均衡性。另外，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的地区集中度也很高，但其相对密集度大于1的地区基本都集中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从相对密集度的标准差和极差来看，两部门的地区分布也很不均衡。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等分部门的相对密集度的地区差距相对较小。
第二，上海不仅在整体服务业的相对密集度方面是全国最高的，而且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的相对密集度方面也是全国最高的。另外，其他服务部门的相对密集度也均大于1。这反映出上海在发展服务业方面的明显优势。对于北京来说，其在社会服务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其他服务行业”上的相对密集度是全国最高的。天津的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的相对密集度位居全国首位。西藏则在农林牧渔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方面的相对密集度是全国最高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贵州、甘肃、广西、河南、安徽、江西、四川、云南等地区服务业及其分部门的相对密集度却普遍较低，反映出服务业发展的严重滞后。
第三，从各服务部门相对密集度与GDP相对密集度的关系来看，农林牧渔服务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与GDP几乎不存在相关关系。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事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以及“其他服务行业”虽与GDP存在相关关系，但相关度并不很高。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与GDP都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均在0.70以上，其中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与GDP的相关系数达到0.90以上。这说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将会发生一些变化，有些部门将随着整体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但有些部门则停滞不前，甚至会萎缩。
四、服务业相对密集度对其劳动生产率影响的检验
关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问题，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从时间序列的角度且与其他产业或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滞后的（注：Baumol(1967,1985)通过构造非均衡增长模型，讨论了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及其相关宏观经济涵义。Fuchs(1968)基于经验分析，证明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是引起美国服务业就业增长的主因。库兹涅茨(S.Kuznets,1966)、钱纳里等(H.chenery,etc.,1986)从产业结构演变的角度，讨论了服务业的特殊性：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劳动生产率因产值份额不变而停滞或下降。Solow(1987)提出著名的“Solow悖论”，即：除了在生产事的统计数据上，你可以在任何方面看到计算机时代的来临。Triplett(2000)发现服务业很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率很低，甚至为负值。但以Griliches(1992)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要是统计学家）认为，由于服务部门的“不可测度性”，服务业的产出与生产率核算存在误差，现行的统计方法均大大低估了服务业的产出和生产事的增长。Riddle(1986)则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待服务业生产率，服务业的发展因其“黏合剂”作用而提高了经济总体生产率。但这一看法仅是以一种思想而不是以经验研究的结果提出来的。）。我们以前的研究（程大中，2004）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很低。在服务分部门中，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是房地产业和金融保险业，最低的是“其他服务行业”。另外，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高（注：需要提及的是，一方面，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可能被低估、工业增加值可能被高估；另一方面，劳动统计也存在一些问题。通常采用的劳动统计有两种，即人口普查和每年刊登在《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上分行业就业人员数（关于就业人员的用语随时间有所不同）。其中后一种劳动境计是由国家统计局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的城镇单位劳动统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和个体劳动者的行政登记以及由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即农调队）负责的乡村就业人员统计3个不同的统计合并编辑而成的，因此又被称为“三合一”统计。人口普查和“三合一”统计在就业人员总数上和分行业构成上存在着较大差异，而且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哪一个统计结果更可信。本文使用的是“三合一”统计结果。“三合一”统计的一个明显缺陷是，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和个体劳动者的行政登记以及乡村就业人员统计的行业分类粗略，教育、医疗卫生等行业从业人员数被合并到“其他行业”当中，因此，“三合一”统计所显示的“其他行业”就业人员数被高估。总之，服务业增加值核算与劳动统计方面存在的问题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计量分析结果。）。
本文将从2002年全国31地区截面数据的角度，来分析服务业及其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状况，以及服务业密集度对它的影响。受到数据细分程度及可获得性的限制，这里考察的服务分部门包括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服务行业”等11个分部门。各地整体服务业及其分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具体计算结果及统计描述分别列在附表2和表3中。
表2 各省市服务业及其分部门相对密集度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附表1。
从表3可以知道，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服务部门是房地产业（注：我们另一项相关研究（程大中，2003）表明，从全国平均情况看，年劳均增加值与劳动力年均工资之间相关度最高的服务部门是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房地产业的年劳均增加值与劳动力年均工资之间几乎不存在相关性。房地产业的工资—增加值比普遍较低，说明房地产业具有很强的资本密集型特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房地产业可能是一个暴利性行业。），其次是金融业，最低的是“其他服务行业”。另外，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高。从极差和标准差看，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距最大，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其他服务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距最小。这些发现与我们以前基于时间序列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十分相似。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各地整体服务业及其各分部门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异与上文讨论的服务业相对密集度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根据第二部分讨论的关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其相对密集度之间的函数关系［即公式(7)：
］，做基于截面数据的对数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4。
表3 2002年各地区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
数据来源：根据附表2计算而得。西藏的房地产业有关数据缺损。其他部门的样本数均为31个。
表4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其相对密集度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
注：*表示不显著，其余均在0.01水平显著。
由表4可以清楚地看出，整体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其相对密集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于除房地产业（系数虽为正数，但不显著）外的其余10个服务部门来说，这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存在着。从方程拟合优度看，整体服务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金融保险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其他服务行业”的
都很大，均在0.7以上。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社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略小一些，但回归方程仍是显著的。对于房地产业来说，其回归方程是不显著的，再加上自变量参数的不显著，说明房地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和地区差异不能够由房地产业密集度的高低来解释，即两者之间不存在正的相关关系。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除房地产业外，中国服务业及其分部门的相对密集度对其自身的劳动生产率具有正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讨论的那样，服务业相对密集度可以理解为某一地区人均服务供给（或产出）水平的高低，反映该地区服务业发展的水平。这里的发现不仅与前面相关文献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而且与著名的“凡尔登定律”(Verdoorn's Law)所揭示的增长与生产率之间的程式化关系(stylized relationship)不谋而合（注：Verdoorn定律最早是由Verdoorn在1949年发表的一篇关于生产率与产出增长之间关系的法文论文中提出的。该定律表明，劳动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增长过程来说是内生的，是通过规模经济效应由产出增长率所决定的。Kaldor(1966)最早将Verdoorn定律用于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Verdoorn定律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揭示有一种内在的趋势使增长按一种自我增进的方式进行，并且它为Myrdal(1957)提出的“累积因果关系”思想提供了经济学原理的支撑。产出的增长引起生产率的增长加快，因此，在开放经济下，给定经济增长的累积性质，并存在自由贸易对所有国家都有利这种内在趋势。贸易自由化（包括服务贸易自由化）可能导致那些已经落后的国家经济增长的进一步恶化，因为这些国家发现其越来越缺乏竞争力。）。不过，我们这里是基于服务业的经验分析而得出这一结论的。
五、结论
以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为主要表现的经济活动的密度及其对经济自身效率的影响问题，也同样反映在服务业方面。
本文在构造产业相对密集度指标的基础上，讨论了中国服务业及其分部门相对密集度的地区与部门差异，由此得出的结论是：(1)像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福建、辽宁和山东等东部地区的服务业相对密集度最高。(2)中国服务业的相对密集度的地区间差距水平远高于整体经济相对密集度的地区间差距水平，反映出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地区间极不均衡性。(3)在分部门研究中，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的地区集中度最高。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等分部门的相对密集度的地区差距相对较小。(4)上海不仅在整体服务业的相对密集度方面是全国最高的，而且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的相对密集度方面也是全国最高的。这反映出上海在发展服务业方面的明显优势。但贵州、甘肃、广西、河南、安徽、江西、四川、云南等地区服务业及其分部门的相对密集度却普遍较低，反映出服务业发展的严重滞后。(5)服务业各部门相对密集度与GDP相对密集度的关系不尽相同，表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内部结构将会发生变化，有些部门将随着整体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而有些部门则停滞不前，甚至萎缩。
本文接着基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其相对密集度之间的函数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从而得出以下结论：除房地产业外，中国服务业及其分部门的相对密集度对其自身的劳动生产率都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由于服务业相对密集度可以理解为某一地区人均服务供给（或产出）水平即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这里基于中国服务业的经验分析而得出的这一结论正好与Verdoorn定律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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