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学方法论科学逻辑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马克思论文,人学论文,逻辑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人学研究已成为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其中引人注目的基本问题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学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排斥人学，但绝不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人学。事实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留给我们的人学遗产像一般认为的那样是一种人学的理论体系，是普适一切的人学公式，恰恰相反，它是研究在现实历史活动中的人的人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遗产。因此，认真梳理马克思主义人学方法的形成逻辑及其最终形态的确立，对于上述问题的科学解决以及理解马克思主义人学实质有着关键性的意义。
一
马克思人学科学方法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早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便确立了人在哲学中的中心地位，强调了人的自我意识在人的活动中的统治地位。这时马克思所理解的人显然是自我意识的人，是自我意识的化身和代表，是从上帝返回到人的自我意识的过程。可见，这里马克思所认识的人仍然属于空洞抽象的人性论范围，是意识化的人。但是必须看到马克思在确立自我意识化的人的同时，又强调了伊壁鸠鲁哲学的感性的、经验的个别性，而不全是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这表明，马克思虽然在总体上仍然停留在抽象的人性论观点上，但他业已把批判的目光投入自我意识的人性论，转向感性具体的个人身上，从而包含着突破这种抽象自我意识的思想萌芽。
1839年费尔巴哈发表了《黑格尔哲学批判》一文，一方面宣告了他的以人为出发点的人本主义哲学的诞生，把生物性的人作为其哲学的最高原则和本质；另一方面，这更为重要地表明了他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是立足于人和对象的关系之上的。显而易见，在费尔巴哈的人学方法论中，一方面是人与对象的关系，即把人放在外部对象性的自然界中考察人的思想路线，这样的人只能是生物学意义的自然人，另方面是把人视为“类”存在物，把人放在抽象的“类”中来考察人的思想线路。这种在自然观中研究人的唯物主义思想线路与在社会历史观中用抽象的“类”来把握人的唯心主义思想线路的矛盾，马克思是通过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敏锐地洞察到了，认为这两种思想路线都必须加以克服，必须把人放到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才能真正地把握人的本质。对人的认识既不能立足于人的生物性，也不能立足于抽象。但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并没有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在马克思从社会的角度来认识人的科学人学方法论的形成过程中，显而易见地存在着二条逻辑的共存与斗争：一条是抽象的人本学逻辑向度，另一条就是科学的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的逻辑向度。这一点特别显著地表现在马克思1844年前后所写下的手稿和笔记中。1844年上半年马克思在《穆勒笔记》中已经注意到国民经济学是从现实的运动出发，从私有者同私有者之间的人的关系作为基本出发点的，他说：“国民经济学——同现实的运动一样——以作为私有者同私有者的关系的人同人的关系为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页）应看到，尽管马克思这时仍然停留在人本学的话语之中，所运用的仍然是费尔巴哈式的“类”以及人的本质这样一些抽象的、忽视差别的语词，但马克思同时又已开始把着眼点落在“现实的运动”，现实中从事经济占有、交换、分工的人，力求在现实生活中找出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的差异性。这也表明，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确立的人的本质的科学规定，在这里已初具萌芽，那时所形成的人学科学方法论逻辑在他刚刚开始接触经济学的过程中，已显露出来了。
同样，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过程中，也存在着两条逻辑的对立、矛盾。马克思在对人的界定上已更进一步意识到必须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来考察人，他明确地说：“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同上书，第42卷，第98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就是说，人自身的规定性离不开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后者是前者得以实现和表现的基本条件。从这段话中，我们似乎可以断言，马克思已经从现实的社会关系来考察人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因为，马克思在这一手稿中同时极为肯定费尔巴哈的重大功绩之一在于，他“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同上书，第158页）。 尽管这里出现了所谓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样的指称，并且马克思对此是加以认同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里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费尔巴哈的眼中就是他的抽象的“类”的关系，是人本主义的人学观，而绝不是唯物主义的辩证人学观、历史观。
由此可见，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人与人社会关系是人学的出发点，另方面又未能走出人本主义的影响，其结果是人学方法论中的二种逻辑并存、交错，这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是马克思对经济学特别是古典经济学的科学内涵（如劳动价值论等）未能加以真正地领会和把握，因此当他深入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以及对人的研究时，深切地感到批判武器的缺乏，这样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理论局限性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批判话语的重要源泉。 所以， 纵观马克思的《穆勒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难发现，他的人学批判的局限性集中表现在其从现实社会关系出发的科学逻辑与人本主义的逻辑在内容上的交织、渗透，甚至相互对立、矛盾。
经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类哲学的原则性清算，1845年春马克思走出了思辨哲学人类学的阴霾，不再把社会概念看作没有任何现实历史内容的抽象“类”概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人的本质规定为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标志着马克思对人本学人学逻辑的扬弃以及科学的人学方法论逻辑的原则性确立。也就是说，既不能把人与神、自我意识、绝对精神联系起来，也不能把人置于抽象的“类”关系中来研究人，只能把人放在现实历史的社会关系中，放到社会物质生产的生产关系中来把握人。
应该看到，这时马克思的人学研究科学方法论的确立，还是非常原则性的，从社会关系出发研究人这一关系方法论的原则性的确定，并不等于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对人的把握已经成为现实，恰恰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哲学的话语之中，其方法论原则仍有待于马克思进一步依据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把握，特别是从经济学上的研究成果来加以确证和充实。也就是说，为了真正地确立“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人学研究的关系方法论，摆在马克思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真实地把人置于历史现实的基础之上。这就是从“市民社会”中、从经济生活的关系中，从现实的差别中寻找人的意义、人的规定性以及人的社会状况。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在长达四十余年的经济学研究中，正是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确立的人学研究方法论贯彻到底和具体化的过程。
二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57、58年手稿》）中对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 页）是对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来研究人的关系方法论的经典阐释，是把人学研究方法置于人类历史维度中考察的总结性凸现。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在原则上阐述了人与社会的基本关系，认为两者总是处于历史的相互生成、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在《57、58年手稿》中又在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证了两者的辩证关系（参见同上书，第220页）。马克思认为一方面， 人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总是处于既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是在这种社会关系的作用和制约下从事历史的创造的活动的；另一方面，既定的社会关系又是人的活动的产物，是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必然形式。因此，人和社会只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二个方面。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在《57、58年手稿》中把对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既称作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又视为人的发展的三大形态（参见同上书，第104页）。不仅人的发展是以社会关系的阶段性为内容和特征，而且社会历史的阶段性也同样是由其中的人所规定的，也就是说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是研究人本身。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认为《57、58年手稿》中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阶段性的划分是马克思人学方法论的经典表述。所以马克思人学超越一切旧哲学的地方，不是就人论人，而是把人放入人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关系中，放入生产关系中来历史地把握的。下面就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大形态的划分，具体分析一下马克思的人学科学方法论的确立。
首先，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性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同上书，第104页）在这里， 马克思从总体上确立了在最初的历史阶段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1 ）最初的阶段完全是自然发生的，即是一种以血亲关系这种纯生物的纽带联结起来的关系，显然这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发生学上的联系。（2 ）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即生产性关系的出现、发展，这种自然形成的血亲关系逐步解体了，取而代之的社会关系是以“人支配人的这种权力”（同上书）为特征的人身依附关系。（3 ）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相伴随，那种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全面占有，逐步地历史地转化为剥削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者，逐步分化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显然，通过上述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关系）的分析，人就不再是一种空洞无物的抽象，而是处于各种历史的、社会的规定中的活生生的人，即是原始公社的人，奴隶（主），地主和农民等具有历史阶段性质的人。
这里必须指出，马克思在《57、58年手稿》中关于人类历史的第一大形态特别是关于古代社会的论述是极为原则性的，只是在他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才接触到大量有关古代社会的出版物，尤其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对马克思丰富对古代原始社会（公社）的认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认为，马克思晚年所作的关于古代社会的大量笔记以及评述，是对他在《57、58年手稿》中关于古代社会结构、人的历史规定性等原则性思想的具体化和论证。
其次，马克思接着指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通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体系。”（同上书）这是以资本为特征的人类历史形态。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同样以劳动者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前资本主义的关系的各种形式解体为条件，其中有着决定作用的是“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即他把这种条件看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看作是自己力量的实验场和自己意志所支配的领域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同上书，第498页）也就是说， 那种先前的自然共同体被其本身已是被人创造出来、产生出来、派生出来、由劳动者本身创造出来的共同体历史地取代了，后者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性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由非经济的因素决定，而是经过一系列的经济过程、中介，最终通过物表现出来，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颠倒为“物的依赖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在性质还是内容上，在自然共同体和社会性共同体中存在着深刻的差别。
显然，在这种体现着丰富的多方面的社会关系的共同体中，马克思对处于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人的研究和把握，并不是像他同时代的所谓“社会主义者”以及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学者那样，流于经济现象、经济事实的毫无内在联系的罗列，而是紧紧抓住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中的起根本决定作用的经济生活的主线这一“普照的光”，深刻地透析了各种经济范畴及其相互关系，发现其演变的规律性。换言之，马克思关注的焦点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就是资本。“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同上书，第518页）这样， 马克思研究资本的发生、发展以及它的演变规律，实际上就是研究处于资本关系中的人本身。这种人学研究是与他的资本批判理论并行不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对资本及其体系的批判的同时，也就是对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历史规定性的确证；其中得出的每一项批判成果，均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意义，这两个方面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成果，总是内在地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社会学的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方面则是人学的。通过对资本这一根本性生产关系的批判，马克思不仅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下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工人被剥削被奴役的深刻的经济根源，以及在这一基础上的国际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经济危机加剧等，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从而把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要做到这一点，离开人学特别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是不可能做到的。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科学意义正在于它是服务于人类的自由与解放学说的。这一目的贯穿于马克思整个社会批判活动的全过程中，为了论证这个理想和达到这个目标，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相关著作中对人类历史的第二大形态的“生理学”作了详尽、透辟的研究，以资本为主线展现了这一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的总体；与此相适应，在人学方法论上也就把人自觉地、逻辑地导入这种总体的生产关系之中，凸现了人的历史规定性与人学研究的方法论。
第三，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第104页）这种自由人的联合体， 就是马克思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尽管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描绘是极为审慎和原则的，但是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设想无疑仍然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基础之上的，只不过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性质不再是那种外在的、凌驾于人之上的、自然的或异化的物的关系，而是人对于人自己创造的社会关系的自由、自觉的把握；人不再是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奴仆，而是这种关系的主人，是这种关系的真正自觉的创造者和驾驭者。所以，处于这一历史阶段的人，既不是那种单纯人的自然依赖关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原始的丰富”或那种贫乏的“全面”，同时也不是“以物的依赖性”、物化为中介和手段的社会关系的“全面性”，而是扬弃了以上二种片面性的真正全面性的个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他们自己的共同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同上书）
三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想说明，马克思人学科学方法论的根本立脚点在于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抓住社会生活中的基础领域的基本经济关系来研究人、规定人，也就抓住了人的根本。马克思一方面越是把人置入社会经济关系中，就越是能强调经济关系对于人学研究的逻辑先在性、前提性，越是能够在丰富的社会关系中摆正人的位置以及揭示人的内涵的丰富性，真正地研究人；另一方面，马克思越是充分深入地揭示经济关系特别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就越是能够把他自己所确立的人学方法论置于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同时只有这样获得的人学研究成果才能成为我们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根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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