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东铁路和苏联秘密外交（1924—192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中东论文,外交论文,铁路论文,秘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于耀洲译）
十月革命以后，根据两个以前签定的未发表的秘密协定，苏联恢复了贯穿满洲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中东铁路的大部分控制权。第一个协定是在1924年5月31日与北京政府签定的，第二个协定是在1924年9月20日与满洲的张作霖政府签定的。苏联政府签定了这些协定，尽管它再三承诺；将永不采取秘密外交它也恢复了俄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尽管一份1919年苏联宣言答应将这条铁路归还给中国。为了巩固在这条铁路的权力，苏联于1925年1月20日又同日本签订了协定，该协定承认日本对南满铁路的权力（控制权），同时日本默认苏联对中东铁路拥有充分的权力。
所有这些事件在苏联的宣传面前都不见踪迹。宣传反复要求其他大国跟随苏联放弃在华的租借地；例如，中东铁路被估价为五亿多金卢布，是在华最大的外国铁路租借地，该铁路向北满腹地延伸达1073英里。但自苏联政府于1919年7月首次承诺归还铁路到1925年1月与日本签订协定，快到六年时间过去了，在这期间，苏联政府却逐步否认了它1919年宣言中做出的承诺。
苏联拒绝它平等对待中国的承诺的最后步骤是在1925年2月25日，当时苏联驻华大使，来昂·克拉克汉承诺日本二十一条的合法性，而许多中国人认为二十一条是外国不平等对待中国的最具侮辱性的典型。此外，在1925年5月间，苏联政府要求中国交出250000英亩领土的控制权，这一区域是与中东铁路相关连的前沙俄的租借地。当然，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私下进行的，不为中国公众所知。因此，在1925年中国大规模反外运动中，中国人民愤怒的焦点主要直接指向英、日和美国，而不是苏联。
在中国，苏联秘密外交的广泛影响是巨大的，中国共产党深得人心的原因主要是基于苏联比其它大国对中国更好这一信条。在广泛的角度上，正是这一主张促成中国知识分子在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倾向苏联的态度继续鼓励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通过1949年革命而胜利进入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秘密外交与它所宣扬的是截然相反的。假使这些中苏秘密协定的存在在当时为他人知晓，那么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合法性将受到严重削弱。
1919年克拉克汉宣言
为了利用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运动旨在反对凡尔赛和约维持日本于1915年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的（表面）决议。苏联政府助理人民委员，来昂·克拉克汉在1919年7月25日发表对华宣言。克拉克汉宣言承诺向中国提供凡尔和会看来已拒绝的一切，包括废除治外法权，归还租借地，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庚子赔款等。但克拉克汉最重要的承诺是将中东铁无偿（免费）归还中国：苏联政府无偿地将把沙皇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和俄国强盗豪发斯、塞未诺、克查克、前沙俄将军、商人和资本家等攫取的矿产、森林、黄金和其它开采特权和中东铁路一起归还中国。
克拉克汉宣言在最后告诫中国，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它的唯一“伙伴和兄弟”是俄国的工人、农民和红色的俄国军队！
克拉克汉宣言既是孤立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展同北京政府外交关系的第一步，也是一次企图赢得中国人民同情的一次尝试。后来苏中两国关系克拉克汉宣言的矛盾围绕着这一事实：1919年7月25日，苏联报刊以苏俄致中国书为标题发表了此文件，1919年8月26日，Izvestiia版本没有包括有关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关键性词句；后来苏联外交官使用这第二份译本开始要求支付中东路的费用，并全然拒绝将该路归还中国。
但除最初的苏方电报外，一份1919年发表的以一位苏联外交人员弗尔基米尔·费任斯基的名义发表的小册子进一步证实了克拉克汉宣言原译本承诺将中东铁路无偿归还中国（费列斯基1919：15）。1921年4月24日发表的另一文件‘共产国际远东秘书处公告’也与前两份文件相一致：
苏维埃政府放弃在满洲的所有矿产开发与采木特许权，将中东铁路和所有被沙皇政府、克查克、塞米诺强盗和俄国资产阶级强行攫取的一切无偿地归还中国。
这三份原始资料——最初的电报，费伦斯基小册子，1921年发表于共产国际自己的西伯利亚的译本，都证明苏联最初的确承诺无偿地将中东铁路归还中国。
自艾伦·威亭指出克拉克汉宣言两份译文的差异后，学者们一直在争论译文的可靠性。威亭是通过考察1919年夏天苏联军事形势来解释译文的不同的。在1919年2月初，红军似乎无力收回中东铁路，而在8月中旬，红军已打败了大部分白色势力，威亭的解释是在克拉克汉宣言的第二份译文只是考虑了新的形势，当时负责官员意识到恢复在远东的立足点现在具备了切实的可能性。因而对待第二份译文比彻底放弃具有高度战略价值的中东铁路的第一份译文更为慎重（威亭1968：33）。但威亭的结论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初的克拉克汉宣言仍被用来支持苏联在华的宣传努力，象迟至1921年共产国际西伯利亚刊物上所表明的那样。
宋曾龙（译音——译者著）关于中苏关系的著作采纳了威亭的部分观点，但他断定苏联外交政策制定者分为两个阵营——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是理想主义者决定作出将中东铁路无偿地归还中国的承诺，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归还沙皇侵略的最具体的象征”而加强与中国的结盟。按照龙的观点，这些理想主义者相信与革命的是无价的（极具价值的）。但后来现实主义者决定保留对中东铁路的所有权（龙1976：131—35）。尽管妙趣横生，但龙不能验明谁是理想主义者，谁是现实主义者，也不能说明克拉克汉宣言冲突的副本为什么和怎么样传播和在1921年仍然继续流传。
威亭和龙提出了解释克拉克宣言两份译本的复杂理论，但苏联政府在1924年与中国签定两个秘密协定却道出了一个相对简单得多的答案。克拉克汉有两份译本是不容置疑的。在1919年至1921年间，苏联政府向中国及民众反复提出一个较为大方的宣言，而在1921年后，宣言则变得吝啬多了，这也是不能否定的。这表明苏联政府故意制定两副译本——一个满足于它的宣传需要，另一个满足于它的外交需要——然后因时相继使用最适合它目的的宣言译本。
承诺归还中东铁路的主要原因在于取信北京以开展同外交上孤立的布尔什维克谈判，这一目标在1921年得以实现。但除此之外，苏联政府的慷慨允诺是有助于吸引中国知识分子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也是在1921年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组建。但一旦莫斯科实现了这些目标，没有承诺归还中东铁路的克拉克汉宣言的第二份译本，便取代了最初的译本。这第二份译本于是成为恢复对这条重要铁路线的大部分控制权的奠脚石。
早期中苏关系（1920—1923）
在1920年，布尔什维克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在北京受到国际上承认的中国政府的外交关系，北京官员对克拉克汉将中东铁路归还中国的承诺非常感兴趣并在1920年9月对克拉克汉的第一份宣言做出的回应，即断绝与仍然在华活动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官员的联系。中东铁路中方总裁王津军，写信给外交总长颜惠卿，建议中国利用俄国暂时的软弱解决中东铁路所有权的争端，“今天面临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的和最出人预料的机遇，因为多年来日俄两国第一次发生真正的争执，而其他大国又无力象以前那样进行干预”，但王警告，有关这条铁路上的进一步斗争可能会出现：“近年来满洲已两次成为战场，而且会成为更大范围国际冲突的原因，除非今日的政治家以改善局势的应有方式来处理这些事件。中东铁路在满洲问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外交档案，03—32，242〔2〕）
1920年10月2日，克拉克汉在莫斯科会见了一个中国军事代表团，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纲要：苏联政府愿意开展同中国的关系（通指第二份克拉克汉宣言，或1920年克拉克汉宣言），除重复所有前俄中条约都废除外，这份宣言再次宣称放弃庚子赔偿、无偿归还所有俄国在华租借地，取消俄国人在华居住的治外法权。
在本质上所有这些承诺和以前的相同，但未提及归还中东铁路的承诺。相反，克拉克汉声明苏联政府想要通过签订关于满足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需求而在中东铁路上运作的特殊条约维持对这条铁路的一些控制权（外交档案，03—32，479〔1〕），这些建议的官方日期是1920年9月27日，但在莫斯科拟在1920年10月27日公开发表，这便导致了有关第二份克拉克汉宣言日期的相当的混乱，这与第一份克拉克汉宣言的日期问题相似，但原因却截然不同。更为可能的是第二份宣言的日期问题是有意用来掩盖前些年对于第一份克拉克汉宣言译本的使用。
然而克拉克汉的提议看来仍很大方，它们主要影响逃到中国的白俄。莫斯科关于它正在废除庚子赔款中俄国部分的联合声明，将每年削减了3000000美元在华基金。这部分是用来支持在中国、日本、俄国临时领事馆，也被怀疑是在华盛顿临时政府大使馆的活动基金。而且，到1920年，在华俄租界的部分区域为非俄国人所有。1920年1月5日的一封信证实了这一情况，在这封信中，美国公使查尔斯·R·格兰通知北京政府天津租界的大宗财产不是为俄国人而是为美国人或其它国家的人所有（外交档案，03—32，438〔1〕）。
苏联政府也放弃了在新的名目下仍能秘密保持的特殊的权利和利益。例如在1923年，随着俄国所有对外贸易的国家化，在华的俄国人都成为政府官员，并被赋予外交豁免权，取代了以前的治外法权。克拉克汉以前保证将把中东铁路归还中国实际上是最美妙的誓言之一。这些承诺答应提供给中国它所没有的事物，但还微妙地变换这些承诺，苏联得以从中国人民的善良的意愿中捞取好处，而在交换中却未放弃任何东西。
对中国来说，尽管克拉克汉关于中东铁路的新建议并不象他第一份宣言那样有利，但它也极为模糊地显示出它并不同他的前一承诺相矛盾，只是在苏联政府首任官方外交官，阿利克谢·帕克斯，在1921年9月到达北京后，苏联政府的真实意图才变得清晰。1922年4月26日，帕克斯告知一位中国官员：“我的政府以前宣布所有沙皇条约一律废除，但并未说这些条约的基础也被废除，因为这些事情有待研究，但你们的政府错误地认为1919年宣言无条件地……说中东铁路已为中国控制，在这些事情上，你们政府是错误的”（外交档案03—32，200〔3〕）。
根据帕克斯的解释，只要能说服中国同意旧的条款，那么很显然苏联政府以前关于它将所有沙皇时代不平等条约的声明就都毫无意义。此外，帕克斯第一次给予暗示不但莫斯科不再愿意归还中东铁路，而且（情况相反）与人们想的相反，以前所有表示是在抱怨中国对于克拉克汉宣言的误解，考虑档案文件表明，声称克拉克汉承诺无偿归还中国铁路1919年小册子作者，弗尔基米尔·费任斯基，（当时）作为帕克斯的顾问也在北京，那么无疑帕克斯知道最初的克拉克汉宣言的真实内容（外交档案，03—12，470〔2〕）。
1922年后期，阿道夫·越飞接替帕克斯，他试图说服中国同意中东铁路共管，但未获成功。越飞当时赌誓苏联政府从未承诺将中东铁路归还中国，否认这种承诺包含于特命全权代表保留的1919年7月25日宣言原本中，或者当时发表在民族委员会官方选集的文件中。（新俄罗斯，卷1，第10页，1923年1月6日：305）莫斯科玩弄克拉克汉宣言两份译本的策略取得完全的成功。越飞的否认是三年来利用克拉克汉承诺启动中苏谈判的最后一步。以后苏联外交官逐渐否认1919年7月25日的最初的克拉克汉宣言，而采用1919年8月26日出版的译本，该译本中不包含归还中东铁路的承诺。
但在此间，克拉克汉宣言却服务于另一目的：它有助于苏联资助的共产国际在1921年倡导创立中国共产党，并且促进该党在随后的岁月中迅速发展。事实上，苏联的慷慨承诺是第三国际宣传的主要依托。比如，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承诺不仅在1921年4月24日第三国际远东秘书处的刊物上，而且在1922年8月间，费伦斯基在Izvestiia发表的论文中，都反复提及（Whiting 1968：210）。同时，在中国，中共党员蔡和森，在1922年秋在党的刊物《向导》周刊上写道：布尔什维克已答应归还在满洲的沙皇所有财产，包括土地、矿藏和中东铁路（《向导》周报，第三期，1922年9月27日：17—19）。根据一本近来出版的中国历史，正是由于克拉克汉的慷慨承诺，使中国人民认为苏联是当时中国最真诚的朋友（斯潘斯1990：307）
克拉克汉的承诺对于倾向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更为重大的是这些慈善性的提议为苏联与国民党领导人和广州革命政府首脑、孙逸仙的结盟铺平了道路。当越飞未能使北京政府同意中东铁路由中苏共管后，他转而求助于孙逸仙，并最终承诺给予他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帮助，200多万金卢布的贷款，还有八千支日制步枪，十五挺机枪，四支奥瑞斯加枪和两辆装甲车（塞西1991，卷2：527）。1923年1月26日，越飞和孙逸仙签署协定，要求中东铁路由中苏共管，承认所有决定需建立在双方“切实的权利和利益”的基础上，从而默认了苏联对中东铁路的法律权力（Sovetsko－kitaiskie otnosbeniia，1959：64—65）
尽管这一协定指定中苏两国应平等地共管中东铁路，但文献表明苏联官员要求董事会十席中的七席。为换取共产国际的财政支持，孙逸仙和国民党员们迫使满洲最重要的军阀张作霖接受这一要求。亨克·斯尼弗利特在1923年5月31日给越飞的一封信中写道：“关于中东铁路问题，我今天得到消息，汪精卫和张继已从奉天返回，7—3比例要求未被采纳，张作霖已声明俄国最初要求5—5，他认为如果他采纳7—3比例，吴佩孚便能轻易地煽动反对他。”（Saich 1991年，卷1：414；卷2：545）
苏联试图恢复中东铁路董事会7/10座席的做法进一步表明，它最初承诺无偿归还中东铁路于中国只是开展外交关系的策略。当北京政府不愿同意，苏联政府便转而求助于孙逸仙，而他为换取苏联军事和财政支持的承诺，很快便答应放弃了中东铁路的中方权利——而中东铁路相当于外国在华经营铁路的40%多。在此之后不久，苏联支持的国民党开始批评其他大国在华租借地和铁路特许权，上述交易便尤具引人注目；中东铁路几乎比英国在华拥有的铁路的50倍还多，铁路经过的区域成为中国各地最大的租借地之一（Hou1965：65）.（节译自《亚洲研究杂志》总53卷，1994年5月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