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开始。半个世纪以来，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断前进。事实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成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表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独特的改造实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是近代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总根源。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拯救民族的危亡，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曾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但无论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还是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实行的“戊戌变法”，都没有成功。虽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曾试图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却都没有成功。实践证明，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历史重任落在中国无产阶级身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各种各样的主义中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人民作出的郑重的历史选择。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点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从此就有了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条件，中国由此进入了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
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曾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在旧中国，存在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既存在着民主革命的条件，也具备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前提。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没收官僚资本后所建立的强大的国营经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巩固，加上有利的国际环境，所有这一切决定了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从五十年代初就可以立刻着手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中间不需要再经过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间有一个从前者转变为后者的过渡时期的理论。但是，我国在解放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全国解放后直接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因此，我们不是从资本主义而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种特殊的过渡，反映了我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党中央和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简称为“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路线，它使建设和改造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这是对列宁的合作化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采取强力剥夺而实行和平赎买，采取了一系列逐步过渡和改造的措施，把对制度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将民族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创举。在总路线的指引下，从1953年到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提前胜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任务，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同一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这说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符合我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的。不可否认，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我们在工作中出现了过急过快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但这毕竟是第二位的，它同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所取得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中国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开创了中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是绝不能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从此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国历史上这场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后来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艰辛的道路探索
毛泽东历来主张独立探索，反对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但是，在建国初我们缺乏建设经验的情况下，他还是主张认真学习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因此，我国的体制和政策，都有不少苏联模式的烙印。到五十年代中期，苏联自己揭开了盖子，我们在实践中也感到苏联某些经验并不好。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经过慎重思考，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这样提出问题，是完全正确的。
在毛泽东领导下，从1957年到1976年，我们用了二十年时间艰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探索中既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出现过重大失误，遭受过重大挫折。成就包括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就实践上来说，在这二十年中，我们为建设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发现和开发大庆油田，原子弹、氢弹爆炸，发射和回收人造地球卫星，建设南京长江大桥，修建成昆铁路，都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就理论方面来说，毛泽东为正确指导这场探索，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并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例如，针对在苏联学术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针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应”的观点，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观点；针对苏联的肃反扩大化，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针对苏联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提出了权力下放、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观点；针对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提出了农轻重的建设安排；针对苏联文化界死气沉沉，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上述观点，反映了毛泽东急于摆脱和跳出苏联模式的强烈愿望和深刻理论思考。尽管受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这些观点在实践中未能很好贯彻，有的甚至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但是提出这些观点毕竟在理论探索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为尔后进行系统的理论探索奠定了基础，为后人的继续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突破苏联模式架设了一座桥梁。其中一些观点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成绩面前骄傲自满，脱离实际和群众，指导思想发生偏差，对时代和基本国情判断不准确，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又导致在探索中不断失误，如“大跃进”，就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尽早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而言是好的；但是，高指标，瞎指挥，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发展生产力，严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结果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损害。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由于指导思想发展到了极“左”，对国内特别是国际发生的一些事件估计过重，在探索中走偏了方向，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造成十年浩劫，成了一场灾难，使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
毛泽东晚年的重大失误是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既没有可资借鉴的现成的成功经验，也没有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固定模式，只能依据前人的指引，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带有很大的探索性、开拓性。列宁指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准备作几千次尝试，而且，我们在作了一千次尝试以后，准备去作一千零一次尝试”。建设社会主义既然是一个长期探索、反复实验的过程，就既会有成功和成就，又会有失误和失败，而且这两方面往往是相互伴随、相互交织的。当然，指导方针正确，有可能少犯错误和不犯重大错误。但是，毛泽东没能做到。他在探索中取得的成就是历史性的，发生的失误和挫折也是相当严重的，直到逝世时也未能找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道路。这种错综复杂和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从正反两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晚年尽管有重大失误，但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拓者的历史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成功的道路开拓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两年徘徊，于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这次全会，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实现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作出了工作重点战略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二十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时期。在这次历史转折的整个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一贯重视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能够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具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和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总题目，在毛泽东探索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新的探索。在探索中，继承了毛泽东正确的成果，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同时结合新的实践进行新的创造，逐步形成了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和主线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又逐步形成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而这条基本路线的进一步展开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这条新道路的思想理论基础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可以说，社会主义怎么搞，走什么发展道路，首先是个思想路线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全面纠正“左”的错误，正确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重新探索和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条新道路的基本内容是：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的确立，就决定了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只能有一个中心，而不能搞两个中心或多中心。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坚持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其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坚持对外开放，大胆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各国之间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任何一个国家关起门来都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坚持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社会主义社会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两大领域。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为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必须为其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这就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四项基本原则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使三者之间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坚持正确估计国际形势和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
——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又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道路。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依靠全国各族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的选择。同时，必须充分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坚持把共产党自身建设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或衰败取决于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肩负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邓小平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把共产党建设好。振兴中华、振兴社会主义，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上述十项内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体框架。邓小平在探索这条新道路过程中所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的无价之宝。二十年来，我们坚持走这条道路，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事实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和指导工作，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绘制迈向新世纪的宏伟蓝图，努力造就一支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加强执政党建设，正满怀信心地领导全国人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突破了十九世纪的传统社会主义观点，首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是西方发达国家，而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面对这个实际，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指出：“我们的革命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而西欧的革命是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本世纪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了列宁这个预见的正确性。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这不仅对中国今后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必将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邓小平指出：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将走出低潮，重振雄风，再创辉煌，为人类历史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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