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提高上市公司审计质量的路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不对称论文,路径论文,上市公司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关于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公允性关系的研究文献浩如烟海，学者们达成的基本共识是：高质量的注册会计师审计有助于消除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财务舞弊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并对资本市场的繁荣与稳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然而，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服务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具有非常明显的时效性，而且对于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高低，目前相关学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不确定性，以至于不能及时被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准确理解。
在现实社会中，具体执行审计任务的注册会计师之间也存在诸多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时的行为动机，进而影响审计质量。尤其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注册会计师作为掌握信息的优势一方，它对自己的能力（或类型）具有完全信息，进而可能会因为隐藏行动（Hidden Action）或隐藏信息（Hidden Information）而产生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或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问题，这些都不利于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提高。
二、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
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问题历来是审计理论界、实务界乃至会计信息需求方关注的焦点，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审计过程的复杂性以及外部人士对审计程序缺乏深入的理解，导致不论是审计职业界还是社会公众对审计质量的衡量看法不一。国内外审计职业界对审计质量衡量指标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Watts和Zimmerman（1981）和Deangelo（1981）认为大事务所的审计质量高于小事务所的审计质量；Richard B.Carter等认为具有较高声誉的事务所审计质量高于其他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此类观点认为可以将事务所规模或类型作为信号，间接衡量事务所的审计质量。
（2）Palmrose,Z-V.（1988）和Teo Eu-Jin、Keith A.Houghton（2000）认为可以利用审计诉讼指标衡量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他们认为注册会计师涉及的法律诉讼活动与该事务所执业质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3）王振林（2002）认为高质量事务所的审计收费往往高于其他事务所，因此可以利用审计收费衡量事务所的审计质量。
（4）近年来，学术界大都以审计意见或盈余管理程度作为衡量审计质量高低的指标，并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章立军（2005）首先利用博弈论模型分析了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然后实证检验了博弈分析的结论，认为审计师必然会被盈余管理高的上市公司收买，因此，高的盈余管理意味着低的审计质量；王庆辉（2011）实证检验了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类型的关系，得出结论认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因而审计质量较高。
综上所述，鉴于审计质量的时效性和模糊性，笔者认为应该用事后客观存在的、满足可计量性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审计过程中各方行为动机的指标来衡量。为此，本文选取盈余管理程度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首先，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后的财务报表中的盈余管理程度是客观存在的；其次，盈余管理程度满足可计量性。为了准确计量盈余管理程度，现有文献大都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衡量盈余管理程度，比如：蔡春等（2005）、王少飞等（2010）、王庆辉（2011）和牛成喆等（2011）。此外，杨德明等（2010）利用多元回归模型来计量可操纵应计利润并以此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第三，盈余管理程度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上市公司管理层与注册会计师的行为动机，例如，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薪酬制度大都基于公司的经营业绩。因此上市公司管理人员可能利用各种会计手段来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一方面，可以在短期内直接提高其薪酬；另一方面，较高的盈利水平可以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显示其具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在长期内同样可以增加其薪酬。尤其是在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监管制度、高管薪酬制度和经理人市场不甚规范的特殊时期，上市公司高的盈利水平对管理层而言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对注册会计师而言，其在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时面临着风险与收益的权衡，一方面，上市公司较低的盈余管理程度可以反映其在审计过程中严格执行了有关审计程序，发现了公司的舞弊行为且未屈服于管理层的压力，做到了实质性独立，然而这会造成管理层的不满进而面临被解聘的危险；另一方面，上市公司较高的盈余管理程度则暗示注册会计师或者未严格执行审计程序而未发现公司的舞弊行为，或者虽然发现了公司的舞弊行为但最后屈服于管理层的压力，丧失了审计的独立性，此时注册会计师可能会面临来自外部投资者的诉讼风险。因此，注册会计师对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可以反映在盈余管理程度上。
三、模型
在本文的模型中，我们只考虑股东、管理当局和注册会计师，不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情况，同时也暂且不考虑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利益博弈的情形。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在投资者和注册会计师之间，基于审计质量的委托—代理模型作如下假定：（1）作为投资者的上市公司股东通过设计一项契约∧来选聘注册会计师审计本公司的财务报表，股东支付给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费用（Wage）为w，且w的支付形式在财务报表审计前就已确定；（2）企业管理当局出具的财务报表中存在高水平的盈余管理。尽管我们有理由认为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不存在盈余管理或低水平的盈余管理，但我们将此类情况看作是严格的外部监督机制，特别是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有效执行的结果。
（一）不存在信号传递情况下的审计质量特征
首先，如果审计市场上不存在显示审计质量的信号，由于审计费用在审计开始前就已确定，假设审计费用固定为w，亦即：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股东在事后无法观测审计质量的高低，因此他只能在事前对注册会计师实行固定报酬的激励形式，无法实行根据事后可观测的信号甄别不同的审计质量进而支付不同的审计费用的激励形式。
其次，对作为理性个体的注册会计师而言，他的最优决策是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而且由于自己处于信息优势一方且自己的行为不具有可观察性，因此对于事先确定的固定报酬，注册会计师存在降低自己的审计投入程度以提高自己效用水平的倾向。假设
综上所述，由于审计质量的不可观测性所导致的股东对注册会计师的固定报酬激励机制，必然会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注册会计师的隐藏行动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进而导致审计质量普遍不高。
（二）存在信号传递情况下的审计质量特征
此时，即使市场上存在不同类型θ的注册会计师，而且股东对注册会计师的类型θ完全无法觉察，但只要股东使契约∧＝（w，e）满足以上条件便可最有效的解决股东和注册会计师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能使审计质量达到最高，尽管仍低于理想条件下的水平。
四、结论
虽然本文的分析非常抽象，但笔者认为本文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通过以上讨论不难发现，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提高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
1.显然注册会计师的聘任问题会直接影响审计质量的高低，因此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中，究竟谁才应该是注册会计师聘任的决策者？对此问题，张敏等（2010）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的注册会计师聘任决策受到高管的决定性影响，而股东的影响则微乎其微。这一结论也揭示了现行注册会计师聘任制度是造成注册会计师丧失独立性的重要制度原因，并进一步导致中国资本市场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不足。根据本文的分析，只要股东作为注册会计师聘任制度的实际决策者，就存在提高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可能性。
2.对股东而言，究竟应该如何设计审计契约以使注册会计师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笔者认为，目前的审计收费形成制度近似等同于本文中股东在事前对注册会计师提供固定报酬的激励制度，此时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不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因此，要想提高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股东应该在事后根据不同的审计质量支付不同的审计费用。
3.为了在事后向注册会计师支付不同的审计费用，股东应该如何甄别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笔者认为，股东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选定一个与审计质量密切相关的指标作为信号，并据以判断审计质量的高低，当然对指标的选择不一定仅局限于本文所采用的盈余管理程度，而且也不一定局限于单一指标，可以选取若干指标的复合等。这样可以引导注册会计师提供符合股东要求的高质量审计服务。
4.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提高不只是而且也不应该只是上市公司股东的责任，因为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不仅要对股东负责，也要对各种潜在利益相关者负责，例如资本市场上的潜在投资者、政府、社会公众等，而且股东也分为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往往彼此间也存在利益冲突。因此，要想提高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乃至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信息的真实性，从公司层面讲，需要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使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切实代表各类股东的综合利益；从监管层面讲，纵观欧美等各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不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股权高度分散型还是以德国为代表的股权相对集中型，都执行严格的监管政策以强化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信息的真实性，而这无疑也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因此，我们认为，证监会作为资本市场的主要监管者制定严格的监管政策有利于引导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同时，加大对注册会计师及上市公司舞弊欺诈行为的实质性惩罚力度。只有这样，才能抑制上市公司管理层抑或股东的侥幸心理，同时避免注册会计师审计中“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形成对高质量审计的有效需求，形成对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注册会计师有利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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