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贸易和金融改革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摘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全球经济论文,金融改革论文,摘要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最近的亚洲货币危机中，日本和韩国等国家暴露的问题为其它正在经历快速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其中包括建立一个以市场信号而非政府指令为基础进行贷款和投资决策的完善金融体系的重要性。目前，中国已经成功地平安度过了亚洲的货币危机，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它是否能够顺利地融入世界市场，保持十几年来的高速增长，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首先，中国的经济规模在绝对指标上是非常庞大的，虽然人均值还很低。以同等购买力指标计算，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国。第二，中国拥有庞大且正在扩张的贸易系统。1995年中国排名为世界第十一大出口国和第十四大进口国。第三，虽然资本项目下的外汇还未实现完全自由兑换，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1996年，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有40%流入中国，使其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东道国，而且中国仍具有巨大的未开发的吸收能力。
1.中国融入世界经济
（1）贸易自由化
加入世贸组织将为中国商品提供更多的出口机会。到2005年，复合纤维协议的规定限额将全部取消，这将是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主要获益点，因为中国在纺织品行业占有相对优势。由于优惠措施的普及，中国将可避免每年一度的美最惠国待遇查验。此外，关于补贴和倾销的协议将防止进口国单方面对中国采取报复措施，但另一方面，中国的贸易伙伴也可能利用保护协议禁止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流入。
不过，加入世贸组织的好处决不仅是增加贸易机会，各项法律和规则在贸易部门的加紧实施会对其它部门产生“溢出效应”。更加开放的贸易体系将促使中国保持相对优势产业的生产，进口的中间产品品种和质量的改进将改善产成品的质量，更激烈的竞争将提高当地企业的生产率。但是，在调整阶段，来自国外竞争的更大压力会使一些低效率的企业破产，预示着短期内的失业和社会动荡。
消除中国内部的贸易扭曲状况比除去外部的贸易限制更为重要。Harrold把中国的贸易制度称为“受保护的出口促进型”制度， 是一个“通过刺激措施促进出口、同时提供显著的国内保护的系统”。例如，1994年宣布的自动化产业政策规定，外国投资者的需要必须得到满足。1994年中国还宣布直接出口补贴为非法行为，但间接补贴，如低成本的能源和投入、优惠的银行贷款和税收刺激政策仍用来支持某些产业和企业。
中国的法定关税税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可与巴西、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相比。但是，由于对资本货物和最终用于出口的进口商品有大量的免税和折扣，实际关税税率大大低于法定税率。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已经显著地降低了关税税率。最近有报道说，为了推动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中国已承诺：进一步降低工业品的关税，到2000年全部取消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削减所有税率高于15%的部分，并且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更加开放服务行业，包括银行业和律师业。
（2）金融自由化
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贸易体制改革。金融部门存在的普遍问题，例如大量政策指导性贷款和资金供应不够谨慎，在中国也很容易被发现。中国目前正逐渐放开资本项目，如果缺乏一个强健的金融体系，它将会面临与亚洲邻国类似的难题。
中国已经采取措施进行银行系统改革，例如国有银行的商业化。但是，银行系统自身的改革受到了政府部门某些行为的影响。据估计，总资产占全部银行资产90%和金融资产2/3的中国四大银行未收回的贷款中不良贷款至少占20%，这主要是由对无效益国有企业和计划项目的行政贷款引起的。改革银行系统的一个潜在威胁是：由于严格的贷款条件，国有企业可能无法继续运转；开放国内市场、引进竞争也可能导致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的破产，进而对银行系统造成压力。
虽然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放开资本项目可能导致经济问题，但延迟改革进程也会有很大的代价。首先，严重扭曲的金融系统会推迟国内外资本配置效益的提高；第二，放开资本项目的确会增加一国经济对外国经济波动的敏感度，同时可使本国的经济机构将资产组合多元化，从而对国内波动形成缓冲；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萨尔瓦多和牙买加的经验显示，推行稳定的政策确实会吸引外国资本注入脆弱的银行系统。
实证调查显示，实施资本控制会推迟经济机构对宏观经济形势变动的反应，但无法禁止资本的流动，而资本的地下运动可能比其公开流动造成更大的经济振荡。从1995年起，中国的支付平衡表中“错误与遗漏”项目一直超过长期资本流入的36%，暗示着秘密的资本流动。据估计，1984～1994年秘密资本流动的数额在500～750亿美元之间。世界银行评论：“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不是政策制定者的选择，市场为他们作了决定。”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应该加速政府和银行部门的改革，为实现可持续的金融自由化做好准备，而不是延迟金融改革。最近中央已经采取了一些鼓励性措施，例如，作为开放银行系统的试验，九家外国银行被准许在上海浦东经营人民币业务。另外，中国吸取了亚洲邻国的经验教训，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银行系统的管理，包括建立一个银行监督委员会监督贷款质量、资产管理和四大银行的人事任免，并且取消了国有银行的信贷额度。
2.G立方体模型
“动态期间一般平衡模型”——G 立方体多国模型的建立使得集中在全球经济升温政策焦点上的、有关环境和国际贸易当前政策的辩论更加激烈。但它还是有很多特色，对回答一系列关于环境规则、贸易改革、金融改革、其它微观和宏观政策的问题十分有用。它是一个显著细分地区及部门的世界性模型，其中的国家和地区由贸易和金融市场相连，以利于进行短期宏观政策的分析和长期增长性宏观政策的选择。家庭、企业和国家都受预算限制的影响（对国家的影响是通过外债的积累实现的），为了适应这些限制，家庭和企业都被假设使用一定的模型对未来经济形势进行预测，并利用预测结果制定消费计划和投资决策。不同国家货币和财政机关的反应可能在短期和中期内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受到物质资本和其它资产积累的长期滞后效应的作用，这可能是关键的一个时期。
各部门（由企业代表）的资本储备根据固定资本形成率及其线性折旧率而变化。据假设，投资的过程伴随着各部门边际安装成本的递增和实际的投资支出——等同于投资的直接购买的价值加上安装的单位成本，反过来又假设这些单位成本是投资率的线性函数。调整成本的规范可根据不同的部门而改变，以符合部门特殊资本性质的要求。
家庭每期消费“一篮子”商品和服务——服务由消费耐用品加住房构成。同时家庭向企业和政府提供劳动力且持有金融资产以获得收入，他们还接受政府的公共财产分配。家庭决策包括预测从全部资源和目前收入中将得到的预期未来收入，这类信息与不同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一起决定期间和商品间消费组合的模式。
每个政府依据基准年“投入—产出表”的比例划分在最终产品、服务和劳动力上的支出，由对家庭和企业课税和征收进口关税承担。
经济活动与财务收益率之间的联系和国际资本流动同是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假设资本流动由组合投资、直接投资和其它资本流动构成，这些可选择的方式可以完全替代，根据国家和部门间的预期收益率进行调整。每种资产（所有到期证券、各部门的产权等）的预期收益都被进行套利，同时考虑调整物质资本储备的高额成本和外生的风险溢酬。如果发生了意外波动，向外转移的收益额将会产生显著变化。在开放资本市场的经济中，净资本流动总额等同于该国经常项目的数额。
总的来说，G 立方体模型在一般平衡的框架中包含了有关个人行为和实证规律的广泛假设。需要强调的是：“一般平衡”的概念在这里意味着保持尽可能多的交易的本来状况，而不是指每一时点经济都处于完全清晰的市场平衡状态。虽然假设市场动力最终将驱使世界经济向长期稳定的平衡状态发展，失业还是会在很长的时期中存在，这是由不同国家经济中不同的劳动力市场造成的。
3.模拟结果
模型首先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规定1991～2070年为基准年。关键是假设中国的初始关税税率——每个部门的集中关税税率在基准模拟的范围内保持不变，还包括人口增长和国家的部门生产力增长的假设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制定。
应该强调的是，宏观经济政策不随短期经济活动引起的意外波动而变化；货币政策的目标是达到一国经济的名义货币平衡；财政政策是指一套固定的税率和与模拟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不变的政策支出，如果有更多的产出，税收收益将增加，意味着国家将产生财政盈余。
（1）中国关税减让
首先考虑关税减让对中国的影响。在短期内，由于企业开始重组，削减关税的消息会导致国内生产总值的减少；1998年之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会快于基准速度，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会比基准国内生产总值高出约0.85%；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成本较高，在短期内会造成国内生产总值的损失，但在中长期将十分有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慢于国内生产总值，这是因为一些额外的生产是由外国资本负担的。关税税率的变化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效益和资本的回报，资本回报的增大又吸引了国外投资，而资本的流入使得人民币坚挺以及经常项目（反映资本流入）恶化。因此我们会看到坚挺的人民币导致出口相对于基准下降，而进口上升；净投资的上升和由此造成的中国资本储备的长期增长体现了投资机会的增加；更高的经济效益使财富增加，这使得消费水平长期上升，体现了在调整时期人为增加消费的凯恩斯模式的乘数效应。
到2020年所有国家都从中国更高的经济效益中获得收入。但在调整期，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这是由于中国改革引起全球的经济结构调整，美国的劳动力将缓慢重置。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生产上具有相对优势，预示着此类生产，特别是制造业将膨胀。这种现象对美国的负面影响将大于其它国家，但绝对量很小。
（2）中国的金融自由化
金融自由化最初导致对中国境外资产投资的资金具有套利机会，金融资本很快流入中国，使得实际和名义汇率大幅上升近50%；实际汇率的上升会大大减少出口，导致经常项目和贸易平衡状况恶化达国内生产总值的近4%。流入中国的资本将投向各种资产， 但更重要的是投入物质资本的多期积累。一旦宣布金融自由化，资本的边际生产将高于国债回报；由于资本积累的调整成本，套利行为不能消除这种差异，因为中国无法一下子吸收如此大量的物质资本。在较长时期内，投资会持续高于稳定的投资率，稳定阶段的实际投资将更高。
由于资本储备上升，生产可能性扩张，引起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随着更多的投资到位，国内生产总值会长期持续上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收入不会像生产（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那样高地增长，因为到位的那部分投资属于外商，这部分投资的收益将被返还到国外。实际汇率的长期逐渐下降和贸易平衡的逐渐改善——通过对外商的额外净出口实现实际资源转移，证明了这一点。消费大幅上升反映了中国预期未来收入的增加和强壮经济中短期凯恩斯模式的刺激因素。在多期内，随着生产收益更多地返回外国的消费者手中，消费水平将下降，因此居民收入效益的增加将小于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
调整金融自由化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造成的影响与对中国的影响相反。最初金融资本流出，导致实际汇率下降；所需的资本储备减少，引起投资下降；更低的资本储备在短期内减少国内生产总值，并通过多种渠道减少私人消费。随着向国外的资本投资收益的回流，收入逐渐上升，又使消费开始慢慢回升。由于世界物质资本储备总额作为一个整体一开始就被固定，波动的最初效果只是国际消费的重新分配；但是在多期内，更高的投资率会引起全球私人消费总水平的上升。因此，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结果，所有国家最终会享受更高的消费。但正像贸易改革模拟的一样，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中国。
（3）信心的丧失
模型运行了金融改革的模拟方案，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到2001年，金融改革已经减少了的中国资产的风险溢酬在金融市场上将再次产生。这将会提高对中国资产投资的要求收益率，且大于改革措施使其减少的幅度——最近亚洲的经验增大了这种可能性。
突然丧失信心导致金融资本从中国流出，这使得人民币实际汇率下降超过50%，货币崩溃伴随着资金流动停滞引起的实际利率的大幅上升和股票市场的狂跌，消费和投资也显著下跌，比在第一阶段不引入金融改革将达到的水平还要低——投资决策一旦实施，再放弃就要花费更大的成本。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信心的丧失对主要经济形势有不大的负面影响，但就像正面的结果一样，最大的受害者也是中国自己；但是向国外传递的波动可能更大，这取决于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对汇率和贸易平衡的大幅动荡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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