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代中国的核心三角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试论论文,古代论文,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核心区是指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区域，其特征是人口稠密，资源相对丰富，经济文化水平较高。古代中国，核心区的确立常以建都为标志。因为国都是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而政治文化中心又常与经济中心相重叠。这种以国都为标志的核心区在历史上有一个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有特定的空间结构形式和具体的历史特点。从宏观上把握这一过程及其空间结构形式和历史特点，有助于了解核心区的发展变化规律及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有助于认识历史和现代的国情。
一
深入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状况，笔者以为中国的核心区呈三角形状。若以关中平原的西安、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南京和华北地区的北京作三个顶点，就可以构成一个三角区域。三角区基本包括了现今的陕、晋、冀、鲁、豫、皖、苏等省。令人惊奇的是：三角区的三边直线长度相差无几，近似于等边三角形。在这个三角区域的中心地带，又有一个由古都洛阳、安阳、开封组成的小三角区。〔1 〕如果以商朝的早期都城商丘作顶点而代替开封，那么，商丘、安阳、洛阳组成的小三角几乎是大三角的按比例缩小。当然，作为国都，开封比商丘的声誉更大一些两个叠压在一起的大小三角形的几何中心是一致的。它们的六个顶点都是著名的古代都城。无论是统一王朝，还是割据政权，古代中国的政治统治中心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这六个都城之间来回移动的。从三角区的几何中心出发，向偏东北方向是安阳、北京；向西是洛阳、西安；向偏东南方向是开封、南京。或许是先民们的精心安排，或许是一种历史巧合，作为国家和王权象征的古代都城如此有规律地排列，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根据国都规模大小，历时长短，三角区域内的核心区可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为西安、洛阳、北京，第二等为南京、开封、安阳，第三等如太原、商丘、邯郸、许昌等。杭州按其重要性可位列二等，但由于超出三角区的范围，在此暂不讨论。西安包括西周的丰镐、秦的咸阳、西汉和隋唐时期的长安，作为统一王朝的都城历西周、秦、西汉、新莽、隋、唐六朝，长达700余年，加上分裂时期做都城的时间，共有900多年。北京做全国的首都历元、明、清三朝计600年，加上金朝国都的时间，共660年之久。自东周至五代都洛阳的有周、汉、魏、晋、北魏、隋、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长达880余年， 其中作为统一王朝的国都约250余年。南京从三国时期的孙吴建业起，历东晋、 南朝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九朝约430年，多数时间为偏安王朝的国都，作为统一王朝的国都仅有53年。开封作为国都有219年的历史， 历五代梁、晋、汉、周和宋、金等朝，多为割据政权。安阳在商朝做国都长达273年，后历经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朝共95年， 统治区域多限于中原一带。〔2〕
在三角区域内，王朝都城随时间递进而呈有序变化。夏商两朝，国都在小三角区内的洛阳、安阳、商丘之间来回移动。夏都洛阳一带，商都商丘、洛阳和安阳等地，这标志着中原核心区的基本形成。周王朝定都西安，并以洛阳为陪都，这是中原核心区的第一次西移和外扩，但西安核心区不能脱离中原核心区而单独存在，时时受中原核心区的牵引，两都制的施行和周平王东迁即是证明。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核心区再次外扩，并形成多元并存之势，除楚国都城郢稍南外，基本上都在大三角区域内。秦汉时期，核心区驻足西安，至东汉时再归中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核心区又呈多元扩散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三角区东南一角的南京核心区已经形成，重要性上升。安阳承续昔日殷都的辉煌，充当了北中国的政治中心，洛阳的传统政治地位得以加强。隋唐时，核心区第三次向关中移动。空前强大的隋唐帝国使西安核心区地位达到了顶峰。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时期，西安基本完成了它作为王朝政治中心的使命，核心区东移中原，并由中原向三角区的北端和东南方向移动。开封在这一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国都东移的终点，同时又是中原核心区向南北扩展的起点。辽、金、元的崛起，使核心区脱离中原向北京方向移动。明、清两朝，核心区在南京、北京之间来回移动。南京早在三国两晋时期就获得了做核心区的资格，到了明代，它的核心区地位才具有全国意义。北京核心区后来居上，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主要政治中心。
核心区位移趋势是由中原地区向周边移动。前期主要是向西至关中，后期是向东南至南京、杭州一带及向北至北京，最终确立了核心区的鼎足而立之势。学术界有七大古都之说，三个位于中原核心区，另外三个是中原核心区规则性地向外延伸，只有杭州在三角区域外，若把它看作是以南京为代表的东南核心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凡是离中原核心区太远的古代都城多是随着割据政权的消亡而沉寂，没能发展成为著名古都。当国都从中原核心区移向西安或北京时，国力就强大。周、秦、汉、唐都西安，海内统一，四方来朝，尤其是汉唐盛世奠定了中国疆域基础，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元、明、清都北京，中国疆域曾达到最大。当核心区移向南京时，国力就相对弱小。除明代外，都南京者皆属偏安王朝，最有作为者只是保持现状，苟延时日，其结果仍是国都向中原或西安、北京核心区回归。当核心区由西安或北京退入中原时，国力处于下降趋势，如东周、东汉、魏、晋、宋及金后期等。统一王朝的国都全部在三角区域内，分裂时期的王朝都城也多在其中。大小三角形的六个顶点构成六个巨大的政治支点，支撑着古代帝国大厦。政治分裂时，核心区外扩，形成多元政治中心对抗局势，王朝的统一过程也是多元核心区的递减过程。如秦并六国、三家归晋、宋金对抗、元明更替等，其结果无不是国都递减归少，重新在三角区内定位。
二
国都是国家的根本重地，是王权统治的权力运作中心，国都的安危关系到一个王朝的存亡。因此，选择国都的地址，确立国家的政治中心是每个王朝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各王朝在建国立都时，常常经过反复论证，充分考虑它的政治、经济、军事意义及地理、文化、民族、历史传统等因素，才最后定夺。首先，地理环境因素是影响建都的基本条件。“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3 〕国都应位于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区或便于交通的平原地带，以确保王朝统治根基牢固和对全国各地的有效控制。“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足用，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4〕大山之下、 广川之上是山岳平原的结合部。山岳形势险峻，能屏蔽国都，利于国都安全；大川之上幅员辽阔，物产丰饶，交通便利，易于获得物质保障。英国地理学家柯立希（V.cornish）在《大国都》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国都的地理条件，提出建都三要素：一是自然仓库，二是叉道，三是要塞。〔5〕即国都要有一个经济依托，附近是一片物产富饶地区，以便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中心的物质需求；军事上要有长驾远驭、控制八方的气概和防卫京师的优越地理形势。其次，政治因素是影响建都的重要条件。政治控制是国都的基本功能，国都的建立应有利于王朝对全国的政治统治，有利于政权的巩固并服从于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需要。如两都制的创立和国都靠近民族斗争中心区就是为了适应政治控制的需要。再次，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等因素对国都定位亦有重要影响。一些国都在王朝的政治历史演进中一直处于核心区的地位，并且作为王权的象征深深印入人们的脑海中。后继王朝多因循历史传统，为承袭所谓“王气”，或为取得王朝正统地位，而建都于前朝故都。一些国都本身就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具有深厚的政治文化土壤。在我们这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里，主体民族居住集中地是产生著名国都的基本区域。由于三角区是国家起源地、汉民族居住集中地和传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理位置上位于或接近古代中国版图的中心地带，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两大平原土地肥沃，平原广阔，交通便利，具备了国都定位的主要条件，因此，历代王朝无不以中原、关中、华北、江淮等地为立国建都之地，从而形成中国古代著名都城三足鼎立之状。
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素有“关中自古帝王州”之称。历史上有六个统一王朝和数个割据政权先后在此建都。唐代以前，西安作了中国的主要核心区。这说明关中地区具备了建立国都所需要的诸种条件。首先，建都关中适应了政治形势的需要。唐代以前的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在西北地区，而关中是西北的门户。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派蒙恬北征匈奴，汉武帝反击匈奴的长期战争，唐代李靖大败突厥等，都表明当时抵御西北少数民族入侵的斗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首要战略任务。加上中唐以前全国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建都关中，对内可以控制关东，对外可以屏蔽中原，便于防御敌人进攻和进攻敌人。其次，关中的地理形势有利于建都。汉初谋士张良曾说：“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6 〕关中犹如一座巨大的天然城堡。四周为山原、河川所环抱，险关重叠，易守难攻。东出函谷，有高屋建瓴之势，可直趋黄河中下游平原或江淮地区。进足以控制天下，退可以据关防守。再次，关中的经济条件有利于建都。古代地理名著《禹贡》在评价全国农田土壤状况时，关中所在地的雍州曾被鉴定为九等中的“上上”等，居全国之冠。四塞之中，地势平衍，渭、泾、洛、灞等河流贯其间，郑国渠、六辅渠、白渠、漕渠等纵横交错，黍、稷、粟、麦、稻等水旱粮食作物种植历史悠久，桑、麻、竹、檀等经济作物在全国有相当地位。西汉时“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7〕可见关中是“蓄积多饶，天府之国”。此外，关中地区人口众多，多数农民平日荷耜为农，战时执戈为兵。正是因为关中地区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发达的经济条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众多的人口资源等因素，周、秦、汉、隋、唐才能够以此为基地统一华夏，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三角区另一顶点的北京，由早期的一个北方军事重镇和贸易中心，逐渐发展成为封建社会后期主要的政治中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北京一直是中国北方不同民族相互角逐的疆场和民族融合的熔炉。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众多的游牧民族在这里交融。中原地区的富庶，草原艰苦生活的逼迫，加上游牧民族特有的骠悍性格常常诱使他们一次次南下中原，而北京就成了他们南下的门户。每当中原王朝政局动荡或国力衰微时，游牧民族常以北京为据点，攻略中原。当中原王朝国势强大时，北京则成了农耕民族开疆扩土的前哨。自中唐以后，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相继兴起于北方，进而席卷华北或全国。就中原王朝本身而言，对其统治构成最大威胁的主要对手已不是西北少数民族，而是东北的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中国的政治斗争重心由西北转到了东北，北京遂成为多种政治斗争的焦点。就经济条件而言，随着经济重心的东移，长江中下游平原、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粮仓，处于华北平原北端的北京地区成了连接三大经济区的枢纽，南北照应，成为全国实际上的中心。大运河的开挖，海运的发展，使北京能够获得稳定的经济保障。就地理形势而言，“燕都地处雄要，北依山险，南压区夏，若座堂皇，而府视庭宇也。又居庸、古北、松亭诸关，东西千里，险峻相连，近在都畿，据守尤易。”“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驻跸之所，非燕不可。”〔8〕加之又接近少数民族政权的根据地，进可以问鼎中原， 退可以草原牧马，所以崛起于东北的辽、金、元、清各朝都把政治中心放在这里，实行对北中国或全中国的有效控制。
南京的崛起与南方经济发展，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有很大关系。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开始，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黄河流域。到了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已占有重要地位。如与南京相去不远的扬州就是当时全国最繁华的大城市之一，时有“扬一益二”之称。北宋时，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一带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各方面得到极大发展，最终确立了在全国的经济重心地位。南京西接长江中上游诸省，东连下游最富饶的太湖流域，京杭大运河和长江河道在这里相交，形成十字黄金水道，同时这里又是南北陆路交通要冲。“控引二浙，襟带江淮，漕运储谷，无不便利。”〔9 〕由此而成为东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各偏安王朝正是凭借南京地区的经济优势才得以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朱元璋能够夺取天下，在南京建立起大明王朝，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优势。此外，就地理形势而言，南京山环水绕，气势磅礴。浩荡长江自西南奔腾而来，折而东去入海，江流深泓，水面宽阔，构成南京外围的天然防御工事。建都于此的偏安王朝多仰赖长江天险，才得以苟延岁月。南京虽有优越的山川形势，但从全国疆域来看，毕竟偏于东南，不是监控天下的理想位置。在此建都的多是一些占据半壁江山的偏安王朝。朱元璋虽以此为基地夺得天下，但终洪武一朝都在考虑把国都迁往北方。与南京相去不远的杭州，历史上曾做过吴越国和南宋的都城。但它只做过半个中国的都城，且又偏于东南一隅，不足以号令天下，因此后来的王朝都不再以它为国都。
洛阳位处中原腹地，背靠邙山，南对伊阙，东依虎牢关，西有函谷关，四周群山环抱。“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 ”〔10〕伊、洛、瀍、涧四水流贯其间，土壤肥沃，物产丰饶，素有“天下之中”之称。与长安相比，更接近于关东经济发达区，能够减轻漕运困难，便于从黄河下游和东南地区获得给养。政治斗争的需要、经济重心的牵引和地理位置的适中，是政治中心驻足洛阳的主要原因。
开封能够兴起并在北宋时上升为全国的核心区主要缘于它位处“天下要冲”、濒邻经济发达区的优越地理位置。北宋时，汴河、金水河、惠民河、五仗河在开封交会，运河密布，四水贯都，为漕运枢纽。尤其是汴河贯通东西，连接江淮，是当时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正如史书所说：“汴河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11〕发达的漕运条件，克服了都西安和洛阳时的漕运困难。与长安、洛阳相比，开封更接近东南经济中心区，而且周围又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区。定都开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随着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兴起和不断南侵，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心转移至东北，开封更接近政治军事斗争中心，易于就近控制。但开封四周平原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险，只得积重兵拱卫京师，造成军事上的极大被动，及至金兵南下，攻陷京城，北宋也就灭亡了。
安阳西靠太行山脉，东临华北平原，历来为南北交通要冲，兵家必争之地，控制华北平原的军事重镇。自盘庚迁都至商朝灭亡，安阳做了中国早期王朝的政治中心。战国时魏文侯曾一度在安阳建都，东汉末年曹操统一北方后，大力经营安阳附近的邺城，尤其是白沟和利漕渠的开凿，使邺城成为华北平原上的南北水运交通枢纽。此后，经后赵、东魏、北齐等对邺都的大规模扩建，使邺都发展为北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至隋文帝，深恐邺城地方势力崛起，危及自身统治，于是就彻底摧毁邺城，千年都城成为一片废墟。
三
独特的地理环境及政治经济文化的矛盾运动是核心三角区形成的根本原因。大量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表明，黄河中下游地区曾是华夏民族生存和繁衍的最佳环境。这里为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土壤肥沃，适于农耕。而且原生黄土有垂直的节理，宜于穴居或半穴居。科学研究还表明，三四千年前中国的气温比现在要高，直至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仍比现在高1～2摄氏度。〔12〕由于气候温和湿润，降水充沛，物产丰饶，适宜于先民们的生存与繁衍，使得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口首先在这块沃土上得以膨胀。人口不仅是生产力资源，而且是社会组织（如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所以最初的国家形态首先就产生在人口稠密的黄河流域。经过无数次民族碰撞与交流之后融合而成的汉民族立足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凭着她先进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较强的文化融合力，不断向周围扩展，至汉唐时期，中国疆域的基本轮廓被确定下来。因此说，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华夏文化的原始中心，是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发源地，而小三角核心区正位于它的中心地带，当核心区离开中心地带向周围运动，分别驻足于北京、西安和南京，但仍没有离开民族发祥地太远。因为在传统农业经济社会中，国家政治文化中心需靠一定的人口群体和农业经济来支撑，而人口的众寡和经济状况的好坏又与地域的地理环境条件密切相关。所以只有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广大平原地区才能形成巨大的人口群体和发达的农业经济，进而支撑起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黄河中下游平原与其它地区相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更适应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最早形成了中国范围最大的农业区，也最早形成了中国的人口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相比较而言，长江流域在三四千年前由于气候过于炎热潮湿、地势低洼，很多地区为原始森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远低于黄河流域，人口发展也受到了限制。直至西汉时，楚越之地，仍是“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13〕据研究资料，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是中原一带，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62人以上，其它大部分地区都在50 人以下，很多地方在15人以下，中原地区占全国总面积11.4%，而人口却占总人数的70%左右。〔14〕随着气候的变化，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及农业技术的进步，长江流域的温度、降水量、总热量等方面的潜在优势开始显现出来，最终使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向长江中下游地区倾斜，南京核心区的崛起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地形图上可以看出，两大平原全部在第三阶梯内。燕山、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和江南丘陵等构成一个巨大的夹角，使华北平原和长江下游平原成扇形向大海展开，加上东部大海的环绕，两大平原就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近似三角形的平原地理单位。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虽然广阔，但有不少的低山丘陵把它和下游平原及华北平原阻隔开来，而在大三角平原区内，华北与长江下游平原联成一体，无大的地理障碍。北京、南京和西安三大核心区分别位于大三角平原区的北端、东南端和西端。西安虽在第二台阶上，超出了大平原的范围，但渭河和黄河谷地使西安与大平原紧密联在一起。中原核心区则位于大平原的中心地带。由于中国的地形大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呈倾斜状态，大平原广阔坦荡，无险可据，要控制这个基本农业区，就产生了一种据西据北，呈居高临下之势而治天下的有利战略态势。因此而形成核心区据西据北，国力就昌盛，据中据东南国力就贫弱的状况。南京核心区的形成，既是对来自北方民族进攻的一种退却和防御，又是中原王朝控制长江流域经济发达区及其以南的战略支点；北京位于大平原的北缘，是农耕与游牧经济的交汇点，既是中原王朝拓展势力的起点，承受北方少数民族压力的支点，又是少数民族攻略中原的跳板，统治全国的大本营；西安地处“天府之国”，东出函谷，俯视辽阔的华北大平原，它把西北草原、成都平原和大平原连起来，守一处而控三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京、南京、西安三者都紧靠大三角平原区这块基本农业经济区，赖传统农业区的滋养而生存，也靠对传统农业区的控制而发展。在统一王朝的版图内，虽有珠江三角洲、成都平原、宁夏平原、河西走廊及东北平原等农业经济区，但这些区域一般都是后起的，或因开发较迟，或因地域相对狭小，由于自然屏障造成的地域相对封闭及位置的不适中，从而决定这些区域的农业经济不能供养太多人口，因而托不起强大的政治中心，不具备成为国家核心区的基本物质条件。相反，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下游两大平原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成了一种帝国版图的核心，具有极强的内聚力，逐渐吸引周边一些游离不定的大小割据势力，最终融为多元一体的中华帝国。
在古代历史上，核心三角区所经历的变故与磨难、所承载的历史责任是任何其它区域难以比拟的。从王朝更迭到农民战争，从社会创制到文化张扬，从经济变革到民族复兴等，都与它密切相关。中华文明数千年连绵不断，自成一体，与核心三角区的存在有一定联系。中华民族几经战乱，几次分裂，最终都走向统一与稳定，与核心区的适中位置及结构特点密不可分。当然，这些问题还有待今后学术界共同讨论。
注释：
〔1〕因安阳和殷墟、邺都不相重叠， 学术界对安阳的大古都地位有争议，若把三者看作是一个以安阳为代表的重要核心区，说安阳为一大古都是可以成立的。
〔2〕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序言》，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版。
〔3〕《吕氏春秋白话今译》，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282页。
〔4〕《管子·乘马》。
〔5〕王正毅著：《现代政治地理学》第三章，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版，第120页。
〔6〕《史记·留侯世家》。
〔7〕〔13〕《史记·货殖列传》。
〔8〕《读史方舆纪要·直隶二》，中华书局1955年版。
〔9〕《读史方舆纪要·江南二》，中华书局1955年版。
〔10〕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
〔11〕《宋史·河渠志》卷93。
〔12〕〔14〕葛剑雄：《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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