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联组织：挑战与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联论文,未来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妇联，作为中国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最完整的组织机构、最大影响也最有权威的妇女组织，对中国妇女争取社会平等权利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她的自身运作机制与发展，无论是过去今天还是将来，都影响着中国妇女的发展进程。所以，关注中国妇女的命运就必然要关注妇联组织的发展，研究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趋势，也不能不研究妇联组织的变化趋势。
一、妇联组织面临的挑战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为妇联组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首先是资源总量的增长，组织系统的扩展。正如顾秀莲在《写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成立50周年之际》的报告中总结妇联组织在建设方面的骄人成绩：地方及基层组织、机关事业单位妇委会、团体会员已形成纵横交错的组织网络；妇儿基金会、生产服务实体、各种妇女活动基地构成雄厚的发展基础；妇女报刊杂志、公开出版物形成了自己的舆论阵地……这些都表明妇联资源总量的扩张及从过去的单一吃财政饭到有了多渠道来源的发展，使进入90年代以来的妇联组织，在实力上甚至超过其它群众团体组织。
其次是妇联组织与上级党委对话能力的增强。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对妇女发展的承诺、妇女组织社会影响的增强，使妇联组织在党政组织机构中有了更多的发言权、更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是妇联组织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提高了与决策层对话、参政议政的能力。
但是与发展机遇相伴随的是挑战的压力。早从80年代始，中国的妇联组织已经开始感受到发展压力：社会转型带来社会结构调整、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的性别利益分层，都使妇联组织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社会机构包括党政群团的结构改革，未来充满不确定的变数，使她自身的变革日益紧迫。这种变革的压力不仅仅是来自外部的挑战，也和她自身蕴藏的内在矛盾分不开。
（一）内在的结构性矛盾
长期以来，妇联组织存在两种内在矛盾，一是她的组织体系问题，二是角色定位问题。和全国所有的群众团体组织如工会、共青团、科协、残疾人联合会等组织一样，妇联组织是按纵向的、从全国到省、市、县、区、乡镇，一级级往下的一个层级式树状结构构建的。也就是说，她有一个自成体系的层级式结构。但是，也和中国诸多群团组织一样，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层级结构，因为每一级妇联都是直接接受上一级党组织的领导和财政拨款，并由党的组织部门决定人事任免。也就是说，她是处于党群系统即另一“实质性层级式结构”之中。而上一级妇联组织对下一级妇联的干部只有推荐权没有任命权，也不提供直接的资源，从原则上上级妇联与下级妇联之间只有业务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但长期以来，地方妇联接受双重领导，并按层级式结构运作着，特别是在对上级意图的服从、上级指令的“令行禁止”方面，充分体现了层级式机制的的高效性和一致性。这也证实Ferguson所说，层级体系既是一个结构，同时也是一个过程。（注：Ferguson.Kathy.E"The Feminist CaseAgainst Bureaucracy",Ph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4。）如前所说妇联系统的树状体系， 虽然只是一种“形式层级结构”，但可以同样实现层级式结构的功能。形式层级结构之所以能按实质层级式模式运作，是中国纵向控制系统的强大，及形成与此相适应的制度文化的产物。但是这一结构与形式的不一致，将成为她最容易受到挑战的部位，特别是在未来纵向社会结构控制将逐渐弱化的制度文化转型的背景之下。
在这里还需要对“指导”和“领导”的区别加以说明。在领导／被领导之间，是一种强控制关系。领导者通过行政力量下达指令性目标任务、被领导者无条件接受指令并努力完成。而指导／被指导的关系是一种弱控制。指导者提供行动建议、指南甚至拿出计划方案，但是对接受指导者是否执行不做硬性规定。指导者事后可能进行评比、奖励，但不介入具体管理工作。在层级式控制模式被“泛化”的历史时期，指导／被指导关系也可能拟化为领导／被领导关系，指导象指令一样地被接受和执行。
第二个结构性矛盾，是妇联组织的角色定位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前，妇联组织的角色主要定位于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组织发动妇女的助手角色，其它功能角色则较为含糊、未曾明确定义。妇联要旗帜鲜明地代表和维护妇女利益的角色，是在进入80年代以后才日益明晰化的。1983年4 月，中央书记处明确确定了今后妇女工作方针：“坚决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抚育、培养、教育儿童少年健康成长，充分发挥妇女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的重大作用。”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党的12大报告中说得更为明确：“妇联应当成为代表妇女利益，保护和教育妇女，保护和教育儿童的有权威的群众团体。”
自此，如何处理这两重角色之间的张力，就一直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当前，作为妇联组织承受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上一级的党组织，显然上级党组织希望她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能更好地发挥社会系统的整合、维护功能而不是其它；另一方面是来自妇女群体压力——妇女群体要求她能够真正地代表妇女利益，并且能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前者关系到妇联的的合法性地位问题，后者关系到她的权威性问题——她必须在这两方面都证实自己的存在价值。这双重角色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一致性、协同性，但不可否认，在有些时候是不一致的，甚至带来内在冲突和紧张。比如说妇联组织维护外来打工妹的劳动保护和其它权益问题，就面临着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利益的矛盾，越往基层，发展的资源越集中，妇联承受的“维护大局”的角色压力就越大，从而使“妇女利益的代言人”的角色受到挑战。到了中国组织系统的末梢——村一级，妇联干部基本上只能扮演把妇女整合进村党支部的各项中心工作中去的“助手”角色，因为每一种角色的扮演必须有合法的支持性资源。对基层妇联来说，这种支持性资源基本来自上级党组织。
（二）妇联系统内层级式控制机制的弱化趋势
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妇联的层级式结构是在特定制度文化背景下维系的。上一级妇联组织虽然不是组织资源的直接提供者，但也间接地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源。比如妇女解放理论的指导、“四自”理念的灌输；有关信息、业务知识的指导；妇女干部的培训和推荐；近年来还越来越多地为下级妇联组织提供项目资助或帮助争取项目……但是，在下一级妇联的资源组成中，来自上级妇联的与来自上一级党组织以及来自社会的资源相比，所占比例仍然是较小的。比如在组织资源方面，上级妇联主要通过干部培训（主要是妇联系统的干部，如果培训其它行业的妇女干部，尚需得到组织部门批准）、活动指导、任务指派、系统内评价（如评奖先进）等方式调动下级组织，但上级党组织干部的培训、考察和任命、财政经费调拨等具有更强的控制力。比如同是干部培训，上级妇联系统的培训只能达到传播某种观念意识、掌握具体的知识技能的作用；对妇女干部的任命只有推荐权而无任命权；妇联的评价系统对妇女干部任命也不起关键作用。而党的组织部门对干部培训，则往往与干部的升迁有直接联系——许多优秀的妇女干部不止一次地参加过妇联的培训，得到多次推荐依然留在原来的位置上，而参加了组织部组织的培训班的妇女，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一般会较快得到提升。所以随着利益地域化分割的大趋势，基层妇联更多要服从地方党组织的利益、配合地方党组织的中心工作而不是仅仅围绕上级妇联的任务转，特别是当双方任务“排山倒海般”压来时，下级妇联组织往往是优先完成上级党组织的指令性任务，而对来自上级妇联布置的工作则放在其次了。基层妇联干部常常这样诉苦，在上一级妇联组织是几个部门的工作，到基层是千条万条线都集中一个人身上，每一个部门都有任务布置下来，叫自己如何应付得了？比如一个县级市的妇联，市委要抽她们的一个主席去企业参加“企业改制”半年，此外还要求她们和其它部门一样要“招商引资”，妇联也要完成引进几十万资金的任务，“为发展地方经济做贡献”。她们也计划要配合市党委的工作，要全力抓“下岗再就业工程”，而上级妇联还布置了“万家学法、万家优教（抓儿童家庭教育）、万家环保……”等一系列大型活动。这样大的工作量以地方妇联几个人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她们说，市委的任务是硬任务，要完成已属不易了，妇联的任务是软的，我们只好应付了，最多影响评先进，而对上级党组织政府的指令性任务执行不力，则影响到今后人财物的调拨，甚至影响自身的升迁。
从以前对上级的所有指令必须执行到对现在对上级指令可灵活执行，妇联系统层级式控制模式在弱化过程中，渐渐向真正的“指导／被指导”的网络式、伙伴式关系演变。
另一方面由于妇联活动的社会化趋势，使今天的每一基层妇联组织都在积极寻找来自体制外的社会性资源，既增加自己的财力，也增加自己与上级对话的实力。今天，基层妇联的活动自主选择空间正在日益增大，其运作方式也日益变得灵活多样，其“游离”于主题之外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为了组织自身的发展，妇联鼓励基层组织投身市场活动，建立自己的基地和发展资源，但市场之手本身削弱着层级式控制，增强资源交换双方的独立性。
（三）来自系统外的挑战：妇女利益群体的多极化以及民间妇女团体的兴起，妇女组织呈现网络化趋势，妇联面临群体定位问题。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妇女组织基本是妇联一家独秀。改革促使利益群体分化，也出现性别分层。女性在这种分层面前强烈感受到“我群”与“他群”的差别存在，在性别认同需要的驱动下，民间妇女团体兴起。从1984年起，首先是在上海，继之是在一些大中城市，建立了一批以行业、专业甚至是年龄划分的妇女组织，到1989年这类联谊会在全国已有2000多个。
1995年是民间妇女团体组建的又一高潮。在1995年以前成立的妇女组织大多为妇联一家牵头，多家联合的团体，而在世妇会前后成立起来的组织一部分是以妇联为核心组织的，也有一些可能是妇联之外的妇女团体，如各科研院所的妇女研究中心、女知识分子联谊会、女记者协会等。一些新成立的妇女民间组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并提高了争取各种基金会和企业界的资助的能力，这类来自体制外的资源增量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样就产生了妇联与这妇联之外的妇女组织将形成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是各自为政，还是形成网络？如果结成网络，是致密的还是松散性的？不管怎样说，今天中国仍没有一个妇女NGO 组织能与妇联的影响相比较，也没有一个民间妇女组织能与妇联的权威地位相比拟。但从长远来看，妇女工作的社会化发展趋向，将会给妇女组织带来新的巨大发展空间，而这个空间将是大小、新老NGO的共享空间， 那么妇女组织的网络化发展则是一个必然趋势。妇联要面对的一方面是妇女组织资源社会资源总量的扩张，另一方面也要面对一个资源分散化的局势。特别严峻的挑战还是即将面临的机关、群团组织的变革，这预示着体制内资源配置也将发生较大的变化，如果以网络化的思路发展，妇联需要新的定位：自己在这个网络中处于什么位置？如何更好地团结各种妇女组织，发挥对广大妇女群体的凝聚、整合作用，以继续确定自己的权威性？
（四）传统的运作方式受到挑战
在变革最容易发生的操作层面，不适应性表现得最明显。以往妇联主要存在方式是通过搞活动，达到团结、发动、资助妇女群众投身于某项活动之中，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证实自身的作用，并使自己的理念得到普遍的认同。于是每年从“三八”妇女节开始、5月家庭日， “六一”的儿童节、戒烟、环保、爱鸟……敬老，几乎没有停顿，高潮跌荡的活动常常来不及检验和收获，就又匆匆忙忙地被下一个活动赶向前方了。其活动运作方式也基本是运动式的——层层发动、典型开路的群众运动。但是应该看到，当前中国妇女群体已产生很大的分化，每一个利益群体都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社会生活目标，在今天仍然用一个口号、一种号召、一种发动方式已很难达到“全体妇女群众”齐动员、齐参与的目的；其次，市民社会的发展、单位制的衰落，使依靠行政力量组织和发动妇女的路子已越来越难走通——“层层发动”的方式已开始显出不适应性，妇女参与社会的方式也发生着变化——直接的、间接的，群体式的、个体的，全面投入的和有选择参与的，妇联应该形成新的与此适应的运作方式。
另一个不适应之处表现在与传媒既合作又监督的关系之上。现代传媒的发展使一种文化观念将以全新的方式立体化传播，而妇联现有的宣传运作方式依然是延袭过去“轰轰烈烈搞宣传”的思路，特别需要对现代传播方式以及妇女受众的接受心理做认真的研究和相应的调整。目前虽然借助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可以取得主流地位，可不断被商业化的传媒为利益驱使，常常巧妙地使用时段切割的方法，把女性的声音“边缘化”，如一年中有关妇女的正面形象传媒只限于“三八”节前后出现，或只能嵌入覆盖率有限的、非黄金时段的栏目。其余在妇联无法直接影响的时间中，妇女通常只是作为社会问题、作为卖点被传媒使用，结果尽管在“妇女时间”内宣传“攻势”声势浩大，但很难传递到“妇女圈”以外。而那些把女性商品化的软性节目甚至明目张胆地宣扬男性中心的节目、广告无所不在，很少听到来自妇联的对男性中心主义思想批判的声音。是敏感性不够还是难以把握与传媒既合作又监督的尺度，难以一概而论。不可忽视的是一些妇联系统办的妇女杂志也在商业化的浪潮中，放弃了女性主义的原则。
（五）观念系统受到挑战
1、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应是一种什么关系， 是当今和将来妇联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尽管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而存在的，但在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亦常处于“边缘”地位——除了“三八”前后；而5大基本国策中， 实现男女平等是最软、最缺少刚性评估和制约的一个国策。计划生育、环保等国策执行情况都有“一票否决制”，而实现男女平等国策则无此硬指标；“把性别观念纳入决策层”的战略目标，越到基层，实施难度越大。作为基层的妇联组织，探索与主流话语对话的恰当方式，提高自己对话能力是十分重要的。以贡献求地位，以实力求发展就是一种积极的选择。
2、 另一个要面对的是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国际女权主义思潮的关系问题。任何思想体系的发展都不可能没有源流也没有借鉴而自成体系的。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对国际社会作出的实现男女平等的承诺，推动了妇女运动与国际妇女运动的进一步接轨，中国女性主义学者对社会性别观念的介绍与传播以及伴随国际发展项目的新理念的进入，不同体系之间的对话实际已经形成，并且在某些节点上形成融合，如李慧英所说，作为西方女权主义的核心范畴——社会性别观念在中国得到传播，妇联在某种程度上是采取欢迎态度的，并一再强调应该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使性别意识和环境意识、人口意识、人权意识具有同等的意义和价值。（李慧英1999）这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今天具有了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3、第三个挑战，来自妇女群体分化之后的认同危机。 面对分化的妇女群体，妇联代表谁？依靠谁？我们可以看到，50年代妇联组织发动的对象是笼统针对“全体劳动妇女”的，比如“勤俭建国和勤俭持家”。60—70年代讲阶级路线，自然只代表工人和贫下中农妇女，80年代开始意识到行业的差异性，故在农村搞“双学双比”，在城市工业部门则搞“巾帼建功”活动，在服务行业提“巾帼示范岗”。以后又注意到地域的差别，对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妇女提出不同的奋斗目标。但是，当社会变迁使妇女处于不断的分化之中，妇联如何适应妇女群体的利益分层？这一问题尚未见有关探索。作为妇联的传统，通常只关注“劳动妇女”，那么在出现女个体私营业主、出现一个新主妇层的时候又该如何？妇联是提倡“四自”的，在妇联的话语体系中，“四自”／不“四自”也可以成为一种标签。那么那些被认为不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女人、那些作为破坏家庭的“第三者”和从事色情行业的“坏女人”，她们的权益是否在妇联的关注和保护之中呢？
4、家庭领域内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冲突。 激进主义在妇女组织中的影响日增，对把女性视作玩物的“大款文化”的批判，特别是反对家庭暴力声浪产生着激进化效应。与此同时也存在保守主义抬头的倾向。由于党组织赋于群团维护、整合、修复社会结构的重要功能，妇联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非常认真地把道德重建视为己任（如1996年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抓家庭美德建设）。但在道德重建过程中，保守主义抬头——如在修改婚姻法讨论中，一些人要求婚姻法增加离婚难度、设“破坏家庭罪”、要求惩罚“第三者”；1999年《发现母亲》，男界批评女性不尽母责，不愿生育、不愿独自育儿的声浪四起……，在妇联系统中亦引起不同的反响，怎样才算真正维护妇女利益，特别是当婚姻冲突关系到两个女人的时候，保护哪一个？从最激进的观点到最保守的观点都可以在妇联内部得到反映，在这个已往始终是一个声音的组织中，也不再只有一个观点了。
二、妇联组织的回应与发展趋势
应该肯定，各级妇联组织在面临挑战的同时都做出了积极回应，比如“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维权”的新定位就是非常鲜明和适应时代发展的；再如把组织、培训、宣传、活动作为妇联组织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策略——把妇女组织扩展到各界（如在私营企业中组建妇女组织）；把提高自身素质作为妇女发展的重点工程，把妇联建成女性干部人才库的发展战略；积极组织活动，扩大社会影响为妇联争取更多的话语权；面对民间妇女团体的兴起，妇联在95年以后也表现出比80年代更多的包容性，并在妇女群体中积极建立横向联系，为建立妇女网络发挥着领头作用；此外为妇女发展事业积极寻找社会性资源，如很多地方妇联都未雨稠缪地建立了自己的实体等。
可预计的未来的发展走势是：
1、妇女组织出现网络化趋势，妇联将成为最主要的网结
群团机构改革将多少改变妇女组织的格局，妇女利益群体的分化预示妇女团体及发展宗旨更加多样，妇女的专业性、行业性、互助性甚至趣味性团体将趋多。但由于制度文化因素，妇联以外的妇女民间组织发展和影响力是有限的。所以，未来将是体制内外、妇联与多种小型妇女组织共存、彼此构成网络的局面，妇联将成为这一网络上最主要的纽结。至于妇联组织自身的垂直的层级系统有没有可能向网络化转变？虽然说网络化是一个大趋势，但网络化到什么程度，能否取代层级式结构，这最终还要取决于国家整体体制改革的力度。一般来说，社会基本的层级式结构还会继续存在，不过，由于发展的需要，今后妇联组织必将走社会化的道路，必将更多地倚重社会资源，更大步地走向社区，这就会使横向的网络化倾向强于纵向的层级结构化发展。另一方面，和从单位制走向社会化的大格局相适应，妇联系统内部亦出现纵向关系削弱，横向关系发展的趋向，部门之间不再主要倚重行政力量整合，上下级之间领导／被领导的关系弱化，代之以指导／被指导关系，甚或更平等的伙伴关系，各级妇联组织日益成熟，将促使每一层妇联组织形成从自身特点出发的、主动发展的运作模式时，内部网络化的趋势也将成为现实。
2、妇联的运作机制将发生适应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越来越意识到妇女群体的利益和选择的多样性，妇联的运作方式也做了相应调整，比如在社会参与的方式和社会参与的广度、深度方面都做了许多努力。特别是为了证实自身的价值，近年来，出于“有为才能有位”的策略，妇联组织在固守妇联传统领域之外（如组织妇女积极投入工农业生产和家庭建设），还积极地扩展参与领域，比如健康、再就业、环境保护等。
此外在发动各项活动时也注意到了对妇女群体分地域、分界别、分城乡提出不同发展目标，但妇女分层后如何发动不同阶层的妇女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好的解决，甚至还没有得到重视。也许妇联组织最有效的回应不是事事包揽，面面俱到，而是增进她的包容性，充分发挥她的协调功能，努力为各层次的妇女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通过组织协调，增进妇女群体的相互认同——从而也使自己成为妇女社会组织网络上最主动活跃、最重要的纽结，这在将来也许是妇联组织最好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