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美俄关系的特点和今后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俄论文,趋势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美俄关系基本特点可概括为：矛盾继续加深，斗争持续不止；合作不断发展，相互依存紧密；双方政策务实，分歧暂时缓解。
美俄矛盾深化、斗争持续不断主要原因在于：彼此存在着安全和地缘政治上的深刻矛盾；双方均残存着长期冷战思维所形成的深刻影响；俄运用其核和常规庞大武库、科技、工业潜力及各种长处对美仍有牌可打。
今后美俄在一些重大国家利益上的矛盾有可能继续凸显出来，但双方仍将维持伙伴关系。美俄关系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在于俄国内政局可能出现的较大变化和动荡加剧。
1995年国际形势变化的重要特点之一，乃主要大国间关系的继续调整与变化以及这一过程中相互斗争的尖锐复杂与跌岩起伏。其中，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同实行全方位外交愈益突出的俄国之间的关系尤为世人所瞩目。
一
1995年美俄关系的基本特点大体可概括为：矛盾继续加深，斗争持续不止；合作不断发展，相互依存紧密；双方政策务实，分歧暂时缓解。两国临近大选的国内政治因素增加了彼此间关系的复杂性。
（一）1994年底，俄国在安理会投票否决美和西方在波黑问题上制裁塞尔维亚的决议案，俄外长科济列夫拒绝在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两个重要文件上签字，以及叶利钦总统在欧安会布达佩斯首脑会议上明确地反对北约东扩，指出，这是不是要在欧洲重新划出分界线和使世界进入“冷和平”，从而同克林顿总统在会议上的发言形成针锋相对的戏剧性场面。美俄关系可谓进入了冷战以来的最低潮。尽管戈尔副总统其后紧接访俄，召开了戈尔─切尔诺梅尔金联合委员会第四届会议，双方在有关核安全、军转民、空间合作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上取得进展，缓和了气氛，但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只是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意见交换，有助于澄清各自的立场”（戈尔讲话[1]），并未取得松动。
实际上，1995年初以来，美俄两国围绕车臣战争、俄向伊朗出售核反应堆和常规武器、波黑问题、特别是北约东扩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十分尖锐，此起彼伏，始终未断。除车臣问题因战事以莫斯科的军事胜利而未再提及，其他问题到10月份克林顿和叶利钦的纽约首脑会晤后仍均未获得真正解决。此外，在俄要求美认真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俄提出修改欧洲限制常规军备条约以及有关双方批准第二个裁减战略核武器条约这些至关重要的安全问题上，分歧仍存。对于美俄双方关系的描述，科济列夫外长在同克里斯托弗国务卿于3 月份日内瓦会谈后就向记者形象地指出：美苏间冷战结束后的“蜜月时期业已结束”[2]， 而在美国方面， 曾经炫耀过的所谓“友谊与伙伴关系的新纪元”[3]、“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4] 等等提法已束之高阁，而代之以“务实的伙伴关系”，甚至在2 月份美国国防部发表的“美国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中竟把俄、中、越三国归诸为美要采取“扩展”方针的“前对手国家”一类[5]。就在5月底，科济列夫在荷兰召开的北约16国外长与俄外长“16+1”会议上， 终于签署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内北约与俄国的《双边军事合作计划》和《定期公开磋商制度框架文件》之后，他仍然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北约东扩“既不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也不符合欧洲的安全利益”[6]。9月下旬，北约理事会布鲁塞尔部长会议就北约东扩问题提出的长篇研究报告中，一方面坚持东扩方针，另一方面则向俄作出妥协，把具体研究新成员加入问题予以推迟，时间不定，并称即使新成员加入后也不一定要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和他国部队。同时，在欧洲限制常规军备条约问题上也表示对俄的西北方和南方侧翼新的安全需要予以考虑。然而，俄国的报纸立即指出，所谓“不一定部署”，就是说“必要时仍然有权部署”。叶利钦10月18日则在回答法国电视二台记者提问时更明确地说：“在把太多的力量用在消除中程核导弹之后，现在又把导弹运到东欧和中欧国家，这是不理智的……狂妄的！俄罗斯将作出一切努力不允许这样做！”[7]
（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美俄双方在政治上、安全上和经济上的相互需要和彼此间的紧密合作。从政治上说，美俄两国政府都需要确保俄国自戈尔巴乔夫后期以来政治、经济转轨的彻底成功，确保“改革”势头不致于逆转。有关美国在总体上对俄国的需求，美驻西班牙大使作了简练概括：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外交政策非帝国主义化，削减俄国庞大的核和常规军备。而俄国为了稳定国内政局、维持叶利钦当局的生存和争取国际上的大国地位，没有美国在西方的带头支持也是难以实现的。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多尔攻击克林顿对前苏联各国的政策是“俄罗斯第一”和“叶利钦第一”，是不无道理的。就安全而言，掌握了最大核武库的美俄双方为了确保其自身安全，大量削减彼此可以打到对方的战略核武器，确保双方核材料的安全和防止俄罗斯的核走私，这对美国可说性命攸关，用一位俄评论家的话来说，美要“一颗一颗地拨掉俄的核牙齿”。而俄也需要保证自己的核安全。最后，从经济上说，俄国无论从制止生产下降、扩大对外出口、稳定卢布币值、推迟偿债、吸收国外投资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各方面都需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在他们控制下的国际经济组织的援助，而美国为确保俄国内的稳定，私有化的成功，取得俄国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以及今后潜在的投资和出口大市场，它在经济上给予必要援助和投资既有利可图，也符合美国战略需要。此外，双方在解决地区冲突（包括独联体一些国家相互的冲突）、防止核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制止国际犯罪、防止恐怖主义、阻止环境生态恶化等方面也有共同利益。
由于上述双方的共同利益和苏解体以来美俄多方面合作和交往的积累，如今美俄间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相互利益网络交织之密，都显得格外突出。仅就克林顿政府上台两年多来双方交往的情况可粗略概括如下：两国首脑间除热线来往外，正式会晤到95年10月底已高达9次， 克林顿说他同叶利钦会晤次数之多、时间之长，超过他同其他任何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的会晤已定期化；戈尔─切尔诺梅尔金联合委员会的召开到95年年中也已有5次之多。 在这个委员会的推动下1995年6月间首次实现了美宇宙飞船“亚特兰蒂斯”号同俄“和平”号空间站的成功对接。另据美方不完全的统计，通过美国政府特别援助、财政性支持，以及进出口银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贸易和发展署、国际开发署、纳恩─卢加尔法案基金所提供的各种贷款、担保金、投资融通等等总额约达86亿美元[8]；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帮助下， 俄完成了8万家小商业和1万7千家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 其产值占俄国民收入的60%以上；美向俄提供的技术援助和训练项目涉及俄金融、证券、税收、审计、农业发展、食品制度改革、价格体制、能源管理、电信通讯、核反应堆安全、采煤安全、医疗卫生和药品、军转民等20个领域；在向民主化过渡方面，美在俄选举、加强法治、起草宪法、传媒等方面的训练与合作不胜枚举，美国新闻署还同50家俄全国性、地区性和独立的电视台签署了美卫星电视广播网的重播协议；在教育方面，1995年计划有2万名以上的俄国人参加美举办的各种教育交流。 在军事合作方面，除了签订有关核武器、保证核安全的多项协议，自1994年5月30 日起双方停止把战略核导弹针对对方目标等之外；早在1993年8 月签署了有关防务合作机制化和扩大双方国防部长关系的谅解备忘录；1994年和1995年，双方各在对方进行一次共同维和行动的演习训练，美还帮助俄兴建从国外撤回国的俄军军官住宅。为了防止核武器设计、制造人员和专家的流失，在美国牵头下，同欧、日一起于1994年3 月在莫斯科建立了为这些专家“提供和平服务机会”的国际科技中心[9]。此外， 双方还进行了广泛的民间交流，美和平队员已深入到俄的许多城市和农村。
（三）美俄两国政策进一步走向务实，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根据各自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对方的情况继续进行政策调整；二是针对分歧增多和尖锐化，双方从自身根本利益和双方共同需要着眼，注意控制分歧，或作出妥协，或使之缓解。
就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来说，它是克林顿政府对外政策中少有的比较首尾一贯的一个方面。这就是始终强调美国对俄罗斯政治经济转轨的支持和援助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并一贯把对俄政策置于美外交政策的优先地位。同时它也针对俄形势的复杂化和不确定性，承认原来估计不足，并作出适当调整，这主要是加强防范俄形势逆转的可能，并在对前苏联各国的援助上更注意保持平衡。1995年1月和3月，克里斯托弗在美俄分歧尖锐和共和党加强批评的情况下就美对俄政策发表过两篇重要演说[10]，1995年10月，戈尔副总统又连续就美俄关系发表三次讲话。其主要精神一是坚持美对俄的“援助、合作加防范”的既定方针；二是对美俄关系的某种降调，声称美对俄推行的是“务实的接触政策”，“在利益汇合处进行合作，当利益不吻合时，就以建设性和坦率的方式处理相互间的分歧”，表示“对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国家转轨的难度之大、时间之长和摆脱多少世纪来的帝国和独裁的包袱，我们是不抱幻想的”。三是表明政策的进一步调整，指出“1995年美对新独立国家的援助中2/3是给予非俄罗斯的国家”，而且“乌克兰是在以色列， 埃及和俄罗斯之后第4个受援助最多的国家”，戈尔还强调美对俄的援助中2/3以上是给予中央政府以外的各种实体。四是针对共和党和其他人要求就车臣问题等对俄进行“惩罚”和削减援助等等，克里斯托弗和戈尔都表示坚决拒绝，强调要从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发，“决不把两国关系的命运押在任何单个问题上”。正是这种方针政策从一个方面保证了1995年美俄间的尖锐分歧并未失控，而是继续设法把俄罗斯纳入到西方的主要机构诸如欧盟、北约和平伙伴关系、“16+1”、“7+1”、“新论坛”、 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中去。
就俄罗斯的对美政策而言，继1993年底94年上半年俄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从单方面亲西方而成为美和西方的“小伙伴”，转为既面向西方又面向东方的双头鹰方针，坚决捍卫俄的国家利益，力争恢复它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之后，1995年它的对美政策进一步调整主要表现在：第一，对美国的斗争性加强了，在坚决捍卫俄的切身利益方面不仅表现出言词强硬，而且具有韧性。例如在车臣问题和对伊朗的核合作问题上，哪怕美方用削减援助、克林顿用迟迟不定是否会出席俄庆祝战胜法西斯50周年典礼和举行首脑会晤来施压，俄仍坚持其把车臣战争进行到底和坚持同伊朗进行核合作的基本立场。在北约东扩问题上，俄也始终采取鲜明的反对态度。因而在1995年春西方报刊上对美俄关系出现了下述评论：“美俄关系：热恋时期一去不复返”[11]，“俄罗斯不是驯服的熊”[12]“俄罗斯丢弃了对西方的幻想”[13]。第二，更加注重立足于“整顿好自身”[14]，除了注意保持俄政局的稳定和改善国家经济状况外，从对外政策角度说，首先加强独联体的一体化，以增强俄和独联体各国的整体力量，增加自身在国际的份量。正如，9月14 日叶利钦总统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所指出的：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在俄政策中居优先地位；俄对独联体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体化的经济和政治联合体；以集体安全条约和双边协定为基础建立独联体集体安全体系和防御联盟，并在国际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和协调行动。在这方面俄审慎处理同乌克兰的关系就是一例，连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都说俄“在对待乌克兰方面采取了一种温和的和在很大程度上务实的立场”[15]。可以说这是俄国声称对“近邻外国”具有“特殊利益”这一方针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第三，在策略运用上更加灵活，一方面在美强俄弱的总形势下采取“养精蓄锐”的总方针[16]，以面向美国和西方为主；同时又大力开展全方位外交，在欧洲加强同德、法、英的关系，注意改善同东欧一些国家的关系，在东方着重加强同中国、韩国、东盟和印度的关系，并争取改善同日本的关系，以增加其外交的回旋余地。例如，在波黑问题和向伊朗出售核反应堆问题上，俄争取到法、英、德以及一些东方国家的支持而孤立了美；在北约东扩问题上，俄既坚定又辅之以讲道理的态度就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也引起了激烈争论，参议员纳恩、外交界元老尼采和凯南以及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高尔文将军这些著名人士都反对北约目前就搞东扩的举措。
（四）由于美俄两国都日益临近总统大选和议会改选，因而国内不同政党、派别的斗争更趋激烈，并易于产生走向极端的立场和气氛。这样，当权者为了争取选票就不能不受到更大的制约，在双方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问题上也就更难以作出较大的让步和妥协。这也是为什么在1995年美俄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斗争迭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来通过悄悄外交易于解决的问题，现在却难以进行。美国共和党角逐总统竞选人多尔就强调：“美国同俄罗斯的分歧……只要可能就进行谈判，必要时就予以谴责”[17]。 叶利钦于1995年5月初回答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提问时说过：“我知道美国国内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新孤立主义思潮，……在我们国内也有一种类似的政治倾向‘极端爱国主义’。因此我们的共同任务就是使俄美伙伴关系超越国内政治斗争，在两国开展竞选活动期间尤其应该如此”。双方话语都讲得得体，但真要实现，就困难重重了。
二
1995年美俄关系上述4个特点中最引人注目和值得研究的是， 为何美俄两国间的矛盾分歧进一步深化，且斗争持续不断。在这里可以着重指出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美国和俄国作为历史、传统和文化迥异的两个大国，客观上存在着安全和地缘政治利益的深刻矛盾。最突出的，一是美俄都仍然掌握着可以毁灭对方的庞大核武库和生化武器，冷战的结束和相互不把导弹针对对方并未解决彼此间仍然存在的潜在核威胁；二是苏联解体后的俄国为了维护其自身安全，重振大国地位，必然要加强它在独联体范围内的影响，以形成一种实际上的势力范围。俄国杜马的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卢金就说过：“不具有天然地形地貌保护的俄罗斯……，容易受到来自西部、南部和东部的攻击”[19]。而美国为了维护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则要千方百计地把俄国限制在它当前的边界范围内，不使它成为今后新的严重挑战。
更为现实的是，美要利用冷战后美强俄弱的有利形势，使俄实际上成为它的“小伙伴”，服从美的全球战略利益，把它逐步纳入美国领导下以西方为主体的世界秩序和以北约为核心的欧洲安全新结构中去。而这就同俄国目前要求“平等和利益均衡”[20]，以及恢复其欧亚大国地位的意图相悖，从而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
现就1995年美俄间存在的四大分歧简析如下：第一车臣问题，美国所以如此重视，公开干涉俄之内政，最根本的是担心这会增强俄对内镇压与独裁、对外扩张的帝国趋势，从而不利于俄的“西化”。第二，美反对俄向伊朗出售核反应堆，则是美无视俄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硬要俄服从美“遏制”伊朗政策的需要。第三，在波黑问题上，美背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平解决波黑问题五国联络小组成员之一的俄国，让北约同联合国秘书长达成秘密协议，允许北约空军对塞族阵地进行狂轰乱炸，以武力威逼塞族接受和谈，这更是蔑视俄的存在和利益；同时俄作为非北约成员的独立大国在今后波黑三方达成和平协议之后派出的维和部队不同意接受北约指挥，显然也是不无道理的。且不说在波黑和整个前南问题上俄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地缘政治利益要维护这一因素了。俄国强调应和平谈判解决波黑问题，维和行动必须得到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批准，这些都较之美国利用北约推行强权政治更合乎情理和国际法准则。第四，北约东扩说到底是把一个美国领导下的西方防御联盟扩大到俄国的边界，从而对俄国安全形成威胁的问题。对此，科济列夫外长说得再精彩不过的了。他说：主张北约东扩，“这实质上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之论点。……北约前进到俄国的边界就只能被视为是遏制俄国政策的继续”[21]。
以上表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由于各自国家利益不同以及美国的强权政治政策，美俄间形成的一系列分歧看来难以消失。
（二）在美国和俄国都残存着过去几十年长期对抗的冷战思维以及美对俄的“帝国长期扩张史”的记忆犹新和俄对美幻想的破灭所形成的思想上和心理上的深刻影响。从美国来说，确实存在着一股强调对俄国持高度警惕和防范的力量，其主要论点一是认为俄国走向“宽容大度和民主”远未确定，二是认定沙皇俄国和前苏联一共几百年的帝国扩张历史，使俄国的扩张本性难移。在这方面，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是其代表者。例如基辛格于1995年2 月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在冷战时期，我们对付的是共产主义加帝国主义。尽管共产主义已被打败，走向帝国主义的趋势依然存在。”[22]也正是他们积极主张北约东扩，他们认为如果不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抓紧东扩，那么美欧联盟就有分崩离析之可能[23]。
在俄国，这种对立的民族情绪就更为普遍和深刻。这主要表现在俄国广泛阶层中对苏联解体后近五年来同西方相处中有一种受欺骗愚弄、不平等对待而产生的失望、怨恨和愤慨的心态以及对前苏联时期作为超级大国之一的怀旧情绪。而这种心态和情绪在双方面临一些重大而尖锐的分歧时又演变成为一种较激烈的反美和反西方的情绪。正如俄国《独立报》的一篇文章所说的，在俄国“出现了过激情绪，怀旧情绪，国家和人民卑躬屈膝的病态感觉，以及民族主义、反西方主义和大国主义的残余死而复生”[24]。一位俄国边防军上校对西方人士更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未放一枪就撤退了一千英里，而你们却继续前进。同时你们一直指责我们在侵略。你们什么时候才停止前进？什么时候俄罗斯的边境会在梁赞？”[25]《俄罗斯消息报》的文章则说：“俄罗斯在任何时候也不会赞成在世界舞台上起‘小兄弟’的作用”[26]。据俄报刊报道，“俄军总参谋部草拟建议：在北约实际东扩的情况下，俄核导弹将重新瞄准捷克和波兰”[27]。因此，俄国领导阶层很难不在言论和政策上反映出这种强烈的情绪。
（三）俄国庞大的核军备和常规军备，它的武器销售政策，它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所握有的否决权，前苏联时期在世界各地所曾经建立起来的影响和联系，它雄厚的科技力量、丰富的资源、强大的工业潜力，再加之外交策略的灵活运用，这些都是俄国为捍卫自身国家利益同美国斗争中的有力武器。俄国并非没有牌可打。
三
美俄关系今后的发展同以下一些基本情况密不可分。
（一）美俄之间国家利益的矛盾和分歧仍会在前述一些重要问题尤其是北约东扩问题或其他新出现的问题上继续凸显出来，有时甚至可能表现得相当尖锐。
（二）双方的相互需要和共同利益涉及彼此的切身利害，加之在相当时期内美强俄弱的基本态势对俄的制约，美俄之间的分歧将会受到一定的控制，而它们的合作仍将发展。俄罗斯半官方性质的“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委员会”6 月份发表的《俄罗斯与北约》提纲就明确表示：“俄罗斯根本的地缘政治利益是维护和发展同西方大国及其联合组织的良好关系，甚至是同它们结成战略联盟；”[28]科济列夫外长也说：“美国和俄国都已向美俄伙伴关系投下了如此多的政治资本，因而暂时的困难（不论看起来有多么严重）不能够、也必然不会使我们离开这条道路”[29]。美副总统戈尔也指出，“如果容许美俄关系间的中、小程度问题破坏了整个关系，那将对双方造成极大损害；促进俄的经济繁荣也就是实现美的自我利益。”[30]
（三）美俄今后关系中不确定的因素主要是两国国内政局的变化问题。就美国方面而言，政局的变动对美国的对俄政策之影响要相对小些。克林顿政府的对俄政策实际上已逐渐容纳共和党人的某些主张，两党实质上并无根本分歧。看来，今后美国对俄国的基本政策框架将大体上吻合佩里国防部长的如下讲法：“对美国来说，一个健康和民主的俄罗斯具有极大的利害关系，正因此，本届政府的一项主要的国家安全目标就是采取我们可以能采取的合理步骤以减少俄罗斯逆转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采取防范一旦这种逆转发生时的审慎措施。”[31]
如果俄罗斯的政局变化较大，形成新的政治动荡，特别是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则将大大增加美俄关系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注释：
〔1〕美国国务院《快报》，1994年12月26日，第5卷52期。
〔2〕美国《纽约时报》1995年3月27日，格林豪斯文章。
〔3〕1993年1月布什访俄时的讲话。
〔4〕美国国务院“快报”，1994年10月10日，第5卷41期。
〔5〕美国国防部1995年2月发表的报告＜United States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6〕《人民日报》1995年6月14日方明评论。
〔7〕《俄通社─塔斯社1995年10月18日莫斯科俄文电》。
〔8〕同〔1〕《Fact Sheet：U.S─Russian Economcc Relationsand Military Tary Issues》。
〔9〕同上。
〔10〕克里斯托弗1995年1月20 日在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演说和1995年3月29日在印第安那大学的演说。
〔11〕同〔2〕。
〔12〕英《金融时报》1995年4月10日文章。
〔13〕《日本经济新闻》1995年5月16日文章。
〔14〕美国《外交政策》季刊1995年夏季号科济列夫文章：《伙伴关系抑或“冷和平”》。
〔15〕美国国务院《快报》1995年5月8日刊登斯坦伯格报告《双重接触：美国对俄国和中国的政策》。
〔16〕俄《独立报》1994年5月27日刊登提纲《俄罗斯的战略》。
〔17〕美驻华使馆英文《新闻公报》1995年3月7日刊登多尔的讲话。
〔18〕美国《时代》周刊1995年5月8日一期刊登叶利钦同该刊记者的谈话《迎接首脑会谈》。
〔19〕德国《世界报》1995年7月31 日刊载卢金文章《转向西伯利亚》。
〔20〕〔21〕均同〔14〕
〔22〕同〔17〕。
〔23〕《美国先驱论坛报》1995年5月15日基辛格文章， 《使美国的盟国而不是不可靠的俄罗斯放心》，《美国先驱论坛报》1994年12月30日布热津斯基文章《北约对中欧和俄国的双轨政策》。
〔24〕俄《独立报》1995年10月10日达希切夫文章《欧洲悲剧》。
〔25〕英《今日世界》月刊1995年10月号利文文章《俄国反对北约的扩大》。
〔26〕《俄罗斯消息报》1995年4月5日叶拉宁文章。
〔27〕俄《独立报》1995年10月7日科罗特钦科和卡尔波夫文章。
〔28〕俄《独立报》1995年6月21日刊登《俄罗斯与北约》提纲。
〔29〕同〔14〕。
〔30〕1995年10月13日戈尔在旧金山发表的演说。
〔31〕美驻华使馆英文《新闻公报》1995年1月9日刊登佩里1月5日在华盛顿美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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