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183;费尔普斯的主要学术贡献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费尔论文,获得者论文,启示论文,普斯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教授1933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1955年获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文学士学位，1959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任教于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971年至今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根据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的说明，费尔普斯教授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跨期替代的研究”(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2006)。费尔普斯教授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对菲利普斯曲线的修正、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基础以及经济增长理论。
一、费尔普斯教授对菲利普斯曲线的修正
宏观经济学起源于1929～1933年席卷西方世界的大萧条时期。对大萧条期间空前严重的失业问题的研究，导致了凯恩斯《通论》在1936年的出版。《通论》为解决失业问题提出了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然而作为一本学术著作，《通论》有着一定的缺陷。尽管凯恩斯的数学功底很好，但他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有着很深的顾虑，因此在整本《通论》中，凯恩斯几乎没有用到任何数学工具。他用文字叙述来说明自己的经济思想。文字叙述虽然行文比较自由流畅，在逻辑的严密性方面却比不上数学工具。因此，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开始了对《通论》思想的数学化，于是产生了流行至今的IS-LM模型。
IS-LM模型逻辑清晰，简单明了，深受学术界和政策设计者欢迎。然而，IS—LM模型却有一个前提假设，即价格刚性。既然假定价格是刚性的，那么就无法解释通货膨胀。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失业问题大体上被解决，通货膨胀就成了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也成了宏观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IS-LM模型在解释通货膨胀方面的缺陷成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58年，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Phillips,1958)应用英国1861～1957年的统计资料分析了英国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货币工资增长率高的时候，则失业率低；货币工资增长率低的时候，则失业率高。这种关系就是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随后，其他学者也研究了其他国家的情形，证明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菲利普斯曲线。而且，由于工资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大部分，因而在产品价格的构成中比例很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对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修改，用商品价格的上涨率即通货膨胀率代替了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中货币工资的增长率。这就是后来宏观经济学界和政策设计者经常提到的那个“菲利普斯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的提出，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IS-LM模型解释了有效需求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而有效需求反过来又决定了企业的总产出，而总产出与就业量之间的关系即生产函数又决定了就业量。就业量确定之后，失业率也就随之确定。这就是IS-LM模型对失业的解释。根据菲利普斯曲线，一旦确定了失业率，就可以确定通货膨胀率，因而也就解释了通货膨胀问题。因此，菲利普斯曲线一经提出，就受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普遍欢迎和接受，“IS-LM模型＋菲利普斯曲线”这种理论框架就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主流。
菲利普斯曲线有着明确的政策含义。菲利普斯曲线表明，政府的所有宏观经济政策，其实都只是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低的失业率，就得忍受高的通货膨胀率；同样，选择低的通货膨胀率，就得忍受高的失业率；不可能二者都低。因此，政府可以用高通货膨胀来换取高就业。
“IS-LM模型＋菲利普斯曲线”这种理论框架的形成，是宏观经济学发展中非常关键的一步，这种理论框架也是目前宏观经济学中总供求分析法的基础。当时的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理论框架是非常完美、非常成熟的，已经能够解决宏观经济所面临的绝大多数问题，未来的经济学家所能做的事情，也仅仅是为这个完美、成熟的理论大厦添砖加瓦而已。上个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经济的平稳迅速发展，也被归功于这种理论框架的指导。于是，科学界似乎也接受了经济学界对当时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认可。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就是这种认可的标志。
然而，就在“IS-LM模型＋菲利普斯曲线”这种理论框架大行其道的时候，一些反对声音也出现了，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便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费尔普斯教授对这种理论框架的批判，就成为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他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篇论文(Phelps,1967a,1967b)中。以下是对他的思想的一个简单介绍。
在费尔普斯教授看来，“IS-LM模型＋菲利普斯曲线”这种理论框架最严重的缺陷，就在于假定菲利普斯曲线是稳定的。如果菲利普斯曲线是不稳定的，那么用高通货膨胀来换取高就业就是不可能的。在费尔普斯教授看来，一个经济在任何时刻都会存在一定的失业，这种失业就是“自然失业”。“自然失业率”是一个经济的失业率的长期趋势，是由经济的结构决定的。一旦实际失业率偏离了自然失业率，就有向自然失业率回归的倾向。比如，考虑用高通货膨胀换取低失业的情形，如图1所示。假定开始时老百姓预期通货膨胀率为0，自然失业率为5%，此时的菲利普斯曲线为P1。假定政府看到了菲利普斯曲线P1的存在，因此希望用5%的通货膨胀率达到3%的失业率水平。假定政府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实际失业率就会低于自然失业率，这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率较高(5%)。所以，为了保证真实收入水平不变，工人会要求增加工资；工资增加的结果是，厂商愿意雇佣的工人数下降，从而失业率上升。如此，失业率又回到自然失业率，而菲利普斯曲线也已不是原来的P1，而是P2。结果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没有达到目的：通货膨胀率提高了，但失业率却没有下降。这就是工人的预期的作用。由于预期的存在，菲利普斯曲线不再是稳定的，随着老百姓通货膨胀预期的调整，菲利普斯曲线的位置也上下移动。这就是所谓的“考虑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expectations-augmented Philips Curve)。
“考虑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提出，从理论上对“IS-LM模型＋菲利普斯曲线”这种理论框架提出了质疑。此后宏观经济学关于经济波动研究的进展无一不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20世纪80至90年代称雄宏观经济学界的“理性预期学派”，更是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领军人物卢卡斯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目前宏观经济学中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的标准分析方法——总供求分析法中的总供给分析也是以考虑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为基础推导出来的。因此，费尔普斯教授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和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图1 考虑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二、费尔普斯教授对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贡献
20世纪70至80年代，自从预期被引入宏观经济学后，人们就希望能够以数学方法正规地处理预期，这就导致了“理性预期”这一概念的提出和理性预期学派的诞生。穆思对“理性预期”的定义是：“由于预期是根据已有信息对未来事件做出的预测，因此它应与相关经济理论的预言相同”（Muth,1961年）。
根据这一预期方式，理性预期学派得出了著名的“政策无效性”主张。仍以图1中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为例。所有假定都相同，且仍假定政府希望用5%的通货膨胀率实现3%的低失业率。费尔普斯提出考虑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时认为，公众形成正确的预期需要时间，因此在这个时间段内政府的这一政策还是有效的，也就是在短期内可能实现一定程度的低失业。而理性预期学派则认为，由于预期是理性的，因此在政府采取这一政策的一刹那甚至在此之前，公众就已经预期到了，因此会要求立即提高工资，从而使菲利普斯曲线立即移动到P2，失业率仍然是自然失业率，而通货膨胀率却提高了。这就是所谓的“政策无效性”主张，它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那么，在理性预期情况下，政府政策真的无效吗？在假定价格（和工资）前定从而存在价格粘性的情况下，费尔普斯与泰勒(Edmund and Taylor,1977)探讨了理性预期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问题。他们发现，即使在理性预期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也是有效的。原因在于，虽然经济当事人有理性预期，但预期到了并不意味着有能力做出反应。仍以图1的情形为例。当政府采取那样的通货膨胀政策的时候，工人虽然理性地预期到了政府的行为，也想做出反应，但工资粘性的存在束缚了工人的反应，因此菲利普斯曲线仍保持在P1处。在此时的通货膨胀率下，失业率的确达到了3%的水平，因而宏观经济政策是有效的。
在《不会造成衰退的反通胀政策：适应性准则和货币政策》(Phelps,1978)一文中，费尔普斯建立了一系列理性预期模型，来研究当公众对该政策的预期不是明显地非理性(not apparently"irrational")的时候，一个不会造成衰退的反通胀政策需要什么条件。在他的理性预期模型里，政策变量被内生化了，而交错的多期合同也被引入了货币工资的决定过程之中。他顺次分析了一期、二期、三期、z期合同的影响，发现无论工资合同期被分割得多么细（月、周或天），反通胀的最优轨迹(trajectory)都是存在而且是惟一的，由此提出了一种可以不造成经济衰退的反通胀政策。
由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费尔普斯教授后来被看作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三、费尔普斯教授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
上个世纪50年代，在失业问题被大体解决之后，人们在关注通货膨胀问题的同时，也开始关注长期经济增长。20世纪50年代末期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解决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问题，但没有说明最优资本积累率应该多大，也就是说，一个经济的最优储蓄率是多少？在《积累的黄金律：经济增长的寓言》(Phelps,1961)一文中，费尔普斯以一则寓言的形式探讨了这一问题。我们知道，一个经济的产出只有两个用途：消费和储蓄。消费带来效用，而储蓄却减少本代人的消费，但增加未来各代人的消费。任何一个经济不仅要考虑现在的消费，还要考虑未来消费。那么，选择怎样的储蓄率才能使得本代人和未来所有代人的总消费达到最大化呢？在这篇文章中，费尔普斯提出了著名的资本积累的黄金律：储蓄率等于资本收入在总产出中的相对份额，用公式表示为
。对这一公式稍加变换，就可得出目前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流行的黄金律规则：资本的边际报酬率＝折旧率。根据上述公式，我们可得F[,K](K[,0],N[,0])=sP[,o]/K[,o]，其中sP[,o]就是产出中被用于投资的部分，在稳态下，它就等于折旧，因此当资本的边际报酬率等于折旧率时，所有各代人的福利就得到了最大化。
费尔普斯教授在经济增长方面的第二个贡献在于他关于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研究。在费尔普斯和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R.Nelson)1966年的《人力投资、技术扩散和经济增长》(Nelson and Phelps,1966)一文中，作者认为，在一个技术不断进步或者一个动态的经济中，管理者应该不断地适应新情况。因此，管理者的教育程度越高，引入新的生产技术的速度就越快，技术扩散的速度也就越快。这篇文章假设人们所受的教育令他们具有创新能力，因而教育会加速技术扩散。具体来说，他们考察了资本结构和技术进步的关系。教育被看成投资，受教育的人是人力资本的载体。技术进步得越快，社会越应该积聚比有形资本(tangible capital)更多的人力资本。此外，创新会对“模仿者”展示新的思路，会产生正的外部性；而教育能够提高人的创新能力，因而就会带来正的外部性。这就为解释教育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别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点。
费尔普斯教授在经济增长方面的第三个贡献是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发现。在《关于技术进步和研究的黄金律的模型》(Phelps,1966)一文中，费尔普斯提出了一个关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模型，并从中推导出与“资本积累的黄金律”类似的“研究(research)的黄金律”，同时也讨论了关于技术进步的多种模型。他认为，与实物资本投资一样，研究也是一种投资，只不过是投资于技术。作为一种投资，研究也存在一个黄金律，但是技术（或者过去研发努力的适当指数）又与资本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在这篇文章中，他证明，当研究活动使消费达到最大化时，技术投资的报酬率应当等于增长率，并称之为“研究的黄金律”。他还证明，在商品生产部门中，当实物投资使消费达到最大化时，实物投资的报酬率也应当等于增长率。这就是他所谓的“一般的投资黄金律”(the General Golden Rule of Investment)：假设内部最大化解存在，为了最大化消费，要求两种投资的回报率相等且等于增长率。
四、费尔普斯教授的贡献对我们的启示
费尔普斯教授的贡献对研究我国经济以及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有着重要的启示。
1.预期对经济政策效果的影响。长期以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现象一直受到一些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批评。预期的引入，实际上把“下有对策”合理化了。无论如何，任何一个经济政策的实施，都是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接受者之间的博弈，因此，政策制定者在设计经济政策时，就应该充分考虑政策接受者的各种可能的反应，不然就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目前，预期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体现之一就是预期对我国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最终都需要通过乘数过程引发私人消费支出来起作用。而这个“乘数”的大小就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我国医疗、教育、企业、养老等方面改革的深入，我国居民的预期未来支出上升，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也上升，因而现期的消费倾向下降，这就使得扩大消费难以进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减弱。对于我国来说，医疗、教育、企业、养老等方面的改革是必须进行的，但在设计改革措施时也应考虑到这些改革措施对经济的各个方面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或抑制之。
2.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费尔普斯教授关于人力资本、技术扩散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告诉我们，人力资本的增加有助于促进技术扩散过程，因此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人力资本丰裕的国家消化吸收新技术成果的能力相对较强，因而技术进步的速度也高。教育一方面能够增加人力资本，从而加速技术扩散，另一方面也能够培养受教育者的创新能力，从而加快技术进步。因此，对于我国来说，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就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3.最优储蓄率的确定。最近几十年来，我国的储蓄率一直很高，最近几年更是达到40%左右。这么高的储蓄率对于我国经济是好是坏？是否有利于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费尔普斯教授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4.最优研发投入的确定。投资分两种，一是对有形资本的投资，一是对无形资本即新知识或新技术的投资。那么，总投资如何在这两种投资之间进行分配呢？费尔普斯教授提出了一个标准：两种投资的回报率应相等且等于增长率。我国目前处于相对不发达阶段，从整体上看，投入多、风险大的自主研发活动（即对无形资本的投资）的收益率可能较低，而有形资本又严重不足，因此投资可能应向有形资本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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