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一个跨越城乡的新兴群体（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城乡论文,群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口研究》编辑部（特邀主持人：朱宇）
背景
城市人口相对于乡村人口，农业人口相对非农业人口的二元划分，是我们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人口分类。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个迅速崛起的新型群体——农民工的出现，使这种划分面临着挑战。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抽样调查（注：阳俊雄：去年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1亿人，中国信息报，2004年5月11日。），2003年我国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达11390万人。他们绝大部分都以城镇为流入地，成为当地的农民工。另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博士的数据，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1.4亿（注：国家人口计生委高官：中国人口与发展面临5挑战，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3497251.html）2005年6月26日。），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庭成员显然是其中的主体（注：与此类似，农民工也是下文各位嘉宾提到的“外来人口”、“外来劳动力”的主体。由于目前通常只有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或劳动力的调查资料，在不导致歧义的情况，这几种提法在本论坛中将与“农民工”的提法互换使用。）。 这些农民工在其迁入城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这些城镇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沿海和城镇地区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与通常人门所理解的乡村——城市迁入人口不同的是，这些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庭成员中除小部分外，大部分并没有成为在其迁入城市定居的居民（注：尽管第五次人口普查将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都算为普查登记地的常驻人口，但对大部分农民工而言，这种“常驻”仅是一种时间较长的“暂住”，并不意味着他们已在迁入地定居。）；一道无形的鸿沟仍将他们隔离在流入城市的主体之外，使他们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口。这一鸿沟不单单是人们所熟知的户籍身份。大部分农民工所进入的行业具有明显的选择性，他们在收入、居住、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都与城市的当地居民间有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延续到了农民工的下一代，不少农民工子女面临着教育和卫生保健等问题。与此同时，农民工与其迁出地乡村社区间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仅在户籍身份上仍是流出地乡村的一员，家庭成员中的一部分仍生活在流出地，而且大部分仍保留着流出地乡村的土地、房屋，仍然为家庭团聚而年复一年地经历着春运的艰辛。事实上，他们中的相当部分在长期流动后最终还将以其来源地的城镇或乡村为归宿。无论是留在城镇还是回到家乡，农民工在流入地和流出地间建立的联系和在城市就业生活中所积累的资金、技术、观念，已在其家乡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农民工在流入地和流出地间的上述双向流迁状态和他们对流入地城镇和流出地乡村的双重归属，使其在人口分类中既有别于其迁出地的乡村人口，也难以归入其迁入地的城市人口，而成为我国当今社会一个跨越城乡界限、与城乡都有着密切联系的人口类型。近年来，这一群体在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其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已越来越引起各界的关注。本期论坛荣幸地邀请了6位对流动人口和农民工问题做过长期研究的著名学者， 从就业、居住、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城乡联系、农民工市民化等角度剖析农民工和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我国流动人口的特殊生存状态，展望其变化趋势，希望进一步引起各界对这一群体不同于传统的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的特殊性的重视，并在今后的人口研究甚至是人口统计以及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多地关注这一新的人口类型。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整合与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
杨云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所教授）
我国人口流动的主体是经济活动型，以各类城镇为主要目的地，这支庞大的就业大军在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若干领域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随着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外来劳动力（对城市而言，外来劳动力或外来人口其主体是农民工。但是，由于以往人口统计数据中一般都以非本市户口的流入人口作为一个完整的统计对象，所以，本次论坛中为了借用必要的数据，也使用外来劳动力或外来人口的说法。——编者）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重大政策变化，外来劳动力的就业形式、角色、作用等都正在发生较大变化，这些新的趋势和变化，正在从多个角度影响着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及社会转型。
城镇外来人口的重要结构特征是成年化及高度的就业倾向。外来人口的年龄高度集中在15～29岁年龄段上；各年龄段的在业率也相当之高，反映出就业主导型流动的典型特征。这种高劳动参与率的状况相当稳定。根据全国1999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资料，当年从农村流向城镇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达到76.0％，大大高于城镇常住人口63.6％的水平，这种外来人口劳动参与率高于本地人口的状况，并没有受年龄结构的影响，从各年龄段上看，情况基本如此，特别在年轻人群中的差异尤其明显。
与高度就业倾向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外来劳动力的边缘化生存状况。在公众形象中，外来人口常常与很多负面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诸如“超生游击队”，“流动犯罪”，抢争城里人饭碗等等。而他们的生存状况，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改革开放早期由农村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城市劳动力的补充力量而出现的。1980年代以来，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造成城镇劳动力的短缺、特别是结构性的短缺，如一些工作条件较差，体力重的建筑、环卫等工种，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同时，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就业渠道的多样性为外来人口的加入创造了条件。国家为了搞活流通，改革了流通体制，充分发挥了社会各方面办流通的力量，商业得到大发展，此外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居民服务业发展也很迅速。经营方式灵活，吸收就业多的多种经济成分，特别是私营企业、个体户、以及自我就业增长迅速，成为农村人口流入城镇所从事的重要行业。此外，在城镇产业升级过程中，一些国营的传统产业为了增加竞争力，扩大了从农村招收劳动力的规模。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如纺织业等，都有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工作在最艰苦的第一线。这些外来劳动力吃苦耐劳、服从调配，工资低廉，而且企业无须承担其住房、退休以及婚育、子女入托、上学等众多的福利和保障，因此对外来劳动力普遍是欢迎的。
早期进入城市的外来劳动力、包括现在城市外来劳动力的主体，主要进入一些劳动强度较高、社会地位较低的行业，而这些行业往往是“城里人”所不屑顾及的，从这一角度看，这些外来劳动力并没有抢走本地人的“饭碗”。由于户口壁垒的作用，农村劳动力早期进入城市部门的空间有限，除通过数量极少的招工、“农转非”、高校招生分配外，他们很难取得城镇的“正式工作”，大多只能从事临时性、劳动强度大、保障程度低的职业，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鲜明的反差。此外，城镇劳动力大多享有失业、养老、医疗等多种社会保险，外来人口一般没有这些保障，进一步的差距还体现在住房和子女入学方面。
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行业的明显选择性，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必然结果。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落后的二元经济共同作用，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格局。
近年来，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政策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已经大大削弱了户口屏障的作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户口门槛正在被市场门槛替代，劳动力市场按户口等制度性因素的分层正在转变为按市场机会、人力资本（包括受教育程度、非农就业的经历等）的分层。但这些变化，还没有从深层消除基于户口的一系列差别待遇政策，包括就业、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地域或行业限制等。基于长期的城市优先发展战略和现行的公共政策管理理念，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层状况，并不会在短期内消除。
根据2000年五普数据等资料的观察，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在行业分布和职业分布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下岗工人和外来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本地劳动力主要在制造业工作，其工作经验和技能比较专业化、流动性低，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适应性较差，在选择再就业方向时，仍然倾向于制造业。相对而言，外来劳动力近年来主要进入第三产业，而且相当部分选择了自我就业的形式，他们与本地下岗工人就业空间的重叠程度，总的来说是比较低的，但是，若干部门已经存在明显的替代和竞争。
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传统经济发展战略的产物。相对于农民来说，我国城市居民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受益者。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资更高的城市部门就业，不仅仅产生提高流动劳动力收入的效果，同时产生压低城市劳动力收入的效果。因此，大规模、无限制的劳动力流动，意味着构成对城市居民特权的冲击，其结果是引起后者的不满甚至抵制。
中央与地方分权以来，地方政府在享有更多资源支配权的同时，也要对地方公共产品承担更多的义务。公共产品投资的区域化，即由地方财政全部或部分负责公共商品筹资，使公共商品从产权意义上属于本区域居民所有。外来人口对这些公共商品的使用，无疑是一种“搭便车”的行为，因而受到本地居民的反对。对外来人口和使用外来劳动力的单位征收管理费，可以看作是城市单方面对自身利益“受损”而采取的一种强制补偿措施。这种补偿在1980年代主要是根据公共商品的使用而言的，到1990年代则进一步加强为城市就业的补偿，典型的如所谓“企业帮困基金”，连同收取的管理费等转做城市“再就业基金”。此外，通过征收数额不菲的“管理费”等，还可以达到提高外来劳动力用工成本的效果，从而抑制用工单位使用外来劳动力。这些政策的形成，是地方主义意识不断强化、而谈判地位又明显不平等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要素向东部地区集聚的程度不断提高，沿海地区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其区位优势得到发挥，因其在产业结构上与中部地区趋同而形成替代。中部地区一方面受制于进入国际市场的区位劣势，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国内市场发育不够及内需不足，经济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导致传统工业城市下岗和失业问题突出，在经济全球化加深过程中，中部地区出现被“边缘化”的趋势。由于现代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城市，封闭的就业政策直接阻碍了农村人口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加剧了城市对农村的剥夺，拉大了城乡和地区差别。
本世纪头20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从人口转变后期人口加速老龄化的趋势看，城乡劳动力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将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提供一个重要空间，这也正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人口窗口”。充分利用这一有利的人口条件，提高就业效率、增加就业机会、缓解日益加大的城乡和地区差距，要求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发育应该成为进一步改革的突破口。明确改革目标和路径，将户籍制度与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公共管理体制重构等重大改革举措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形成一套可预期的、具有连贯性的一揽子方案，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整合，实现农村劳动力稳定、持续地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是战略机遇期的一个重要公共政策问题。而人口流动既是经济效率改进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公平的需要。劳动力的流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城市偏向政策、区域政策缺陷和行业垄断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促进要素价格的合理定价，有利于在经济全球化体系中形成自身的比较优势。当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基础教育和公共健康的投资，以适应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人口和非农就业稳步转变的需要。
城市农民工的分布、居住与社会融合——以上海为例
王桂新（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与城市本地居民“共居”于同一城市空间。农民工在迁入城市的空间分布，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与城市居民接触“界面”的大小和交流机会的多少；农民工的居住状况，又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他们与城市居民社会差异的大小及相互融合的程度。本文拟以上海为例，考察和分析城市农民工的空间分布和居住状况及其对城市社会融合与建立和谐社会的影响。
1 农民工的空间分布
中国的城市，基本都为单核心、同心圆结构。城市的人口及经济活动密度，一般都是市中心地区最高，由此向外下降，远郊区最低。就上海来说，户籍人口的分布是这样，以农民工为绝对主体的外来人口的分布亦是如此。
（1）外来人口的地区分布以中心城区分布密度最高，由此向外密度下降。 根据2003年抽样调查，上海中心城9区，外来人口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500人以上，特别是都心地区的黄浦、静安、卢湾3区和中心城边缘部的虹口、闸北2区，外来人口密度都在每平方公里5000人以上，其中的黄浦区更是高达8100人/平方千米。从中心城向外，近郊区的闵行、浦东和宝山3区， 外来人口密度也都在每平方公里1000～2500人左右；而远郊区的南汇、奉贤、金山、青浦、崇明等区县，外来人口密度都相对较低，基本在500人以下。从人口规模看， 外来人口主要分布在中心城边缘部6区和近郊4区（亦称城郊结合部），分布在该地区的外来人口达370万人，几乎占全市外来人口的75％。其中以户籍人口规模最大的浦东新区外来流动人口最多，2003年达102.34万人，约占全市外来人口的21％。也就是说，外来人口主要分布在城郊结合部，而且户籍人口规模较大的区县，分布的外来人口规模一般也比较大。
（2）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亦显呈“郊区化”趋势， 新增外来人口主要分布在郊区。首先，上海中心城由于企业郊迁扩散，就业机会减少，户籍人口呈明显扩散、减少趋势，并使外来人口增长难以为继，规模基本稳定，变化不大。特别是中心城静安、徐汇2区的外来人口已呈减少趋势。2003年，徐汇、静安2区的外来人口已比2000年分别减少2.81万人和0.39万人，减幅分别为12.1％和8.4％。与此相反，郊区特别是近郊区则由于中心城企业多扩散到此，逐步成为全市产业发展的“重地”，企业及就业机会增加，所以郊区的外来人口也相应显著增加，2003年郊区10区县已吸纳全市73.9％的外来人口，比2000年的66.4％提高了7.5个百分点。其次， 外来人口规模较大的区县，增长规模也比较大。如浦东新区和闵行区，2003年外来人口的规模分别比2000年增长了29.06万人和25.28万人；嘉定、松江、青浦3区，该期间外来人口的增长规模也都在10万人以上。但从增长率来看，则以郊区松江、青浦、嘉定、闵行、奉贤等区较高，2000～2003年期间外来人口的增长率都在50％以上。
2 农民工的居住状况
城市农民工的居住分布十分复杂，居住类型也多种多样，有的散居在宾馆旅店或市民家中，有的由企业统一安置于单位内部（宿舍、闲置房）或施工现场，而随着外来人口“常住化”的发展，已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租赁房屋居住，形成以房屋租赁方式为主导、以城郊结合部为区位选择的居住模式。根据2003年抽样调查，上海外来人口的居住状况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
（1）外来人口主要集居于环境条件较差的“城中村”、 居民或单位闲置房及建筑工地等被称为“城市角落”的场所。以上考察的外来人口的分布，实际上也是外来人口的居住分布（因为是按居住地调查的），而且从区县级行政区划尺度考察，总体上表现出与户籍人口分布基本相似的“大分散”特征。但从其具体居住场所考察，则主要表现为“小集中”的特点，多集居于“城中村”、居民或单位闲置房及建筑工地等被称为“城市角落”的场所。这些场所环境条件较差，而且在社区关系上一般也多游离于城市本地居民，形成城市社区中的“孤岛”。
（2）外来人口的居住类型以“租赁房屋”居住和寄住“宿舍、工棚”为主。 上海外来人口选择“租赁房屋”居住和寄居“宿舍、工棚”的比例，分别占73.5％和18.7％，二者合计达92.2％。在租赁房屋居住中，又以“租赁私有房屋”为主，占48.9％；次为“租赁公有房屋”，其比例也占12.3％。选择其他居住类型的外来人口很少，特别是真正能够“自购房”的外来人口更少。可见从总体来看，目前上海的外来人口基本都没有自己的住房，居住条件相对较差。这也是外来人口与上海本地居民基本生存条件的重要区别之一。
（3）外来人口的居住类型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一， 外来人口选择“租赁私有房屋”居住的比例，以都心地区最低，约占27.9％。由此向外逐步升高，到远郊区已升至最高的59.5％；其二，与上相反，外来人口“租赁公有房屋”居住的比例，则以都心地区最高，约占24.9％。由此向外总体呈下降趋势，近郊区已下降到3.4％；其三，外来人口“租用单位房屋”居住的比例以中心城边缘部最高，由此向内、外两向呈下降趋势；其四，外来人口中建筑施工人员寄居“宿舍、工棚”比例的地区分布相对比较平衡，各圈层的比例基本都在18％～19％左右。
3 农民工的分布、居住与社会融合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村人口由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不少已在城市找到了比较稳定的职业，甚至全家已“常住”城市，毫无疑问这为他们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市居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前提条件。但在目前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二元社会体制还没有打破的制度环境下，这些迁入城市、已在城市工作、居住的农村人口，还远远没有融入城市社会，更没有成为城市居民。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籍，身份仍为农民，一直被附有“农民工”的标签。也就是说，城市的农民工虽然在形式上已是“市民”而非农民，但在根本（或本质）上则仍是农民而非市民。
农民工能否融入城市社会，根本上将取决于中国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二元社会体制的改革与否及改革力度，但农民工在城市的分布、居住状况及特征，对他们能否融入城市社会在客观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根据以上考察可知，就上海来说，农民工的分布特征及居住状况不利于他们融入城市社会，一些看得见的“壁垒”和看不见的“鸿沟”，仍阻碍和限制着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
首先，农民工“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征，总体上不利于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由于上海外来人口基本呈与户籍人口相似的空间分布特征，这一特征将使外来人口与城市本地居民之间形成最大的接触“界面”，因而既可能有利于两者相互交流、促进社会融合，但也可能由于二者之间存在全方位的显著差异，这样更多地“面对面”反而可能激化双方矛盾、增加摩擦机会，因而又不利于两者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共生”。而且，农民工主要集居于“城中村”、居民或单位闲置房及建筑工地等“城市角落”的“小集中”特征，使农民工集居场所多形成游离于城市居民社会的“孤岛”，因而也不利于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
其次，农民工居住状况与城市本地居民的显著差异和鲜明对比，也不利于农民工的社会融合。以上海街道居民为例，2000年其住房类型自买或自建住房比例高达52.5％，租用公有住房比例为41.7％，二者合计达94％。也就是说，上海本市居民有94％直接或间接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是市民永居城市的重要标志。而且，上海市民的居住条件日益改善，2004年市区人均住房面积已扩大到14.8平方米，住房成套率也提高到92.5％。与此相比，农民工则基本都没有自己的住房，仅租赁房屋居住和寄居“宿舍、工棚”的比例就高达92％，显示农民工在城市居住上仍具有明显的“临时性”特征。而且农民工的居住环境较差，居住房屋条件更与城市居民有显著差异。在如此差异条件下，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直觉感触很容易诱发某些偏见甚至对抗情绪，从而影响二者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共生”。
但应该指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中国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二元社会体制将会逐步弱化，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将迁移到城市工作谋生或举家迁移到城市“安家立业”，其滞留城市时间的延长——“常住化”以及婚姻状况的“家庭化”，将促进外来人口居住类型的“永住化”。中国城市各级政府也已经注意采取措施，改善外来人口的居住条件，构筑有利于外来人口与城市本地居民相互交流和融合“共生”的“公共空间”，促进外来人口越来越广泛、深入地融入到城市社会。一旦使城市的农民工不再附有农民工的标签，能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在形式和根本（本质）上都已转变为城市居民，他们也就真正融入了城市社会。这才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本质。
农民工的子女：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问题
段成荣（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1 从“流动儿童”到“农民工的子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大。流动人口以青壮年人口为主，在这些青壮年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时候，他们的子女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线。首先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流动儿童。所谓流动儿童，通常是指户籍不在“本地”但在“本地”已居住相当长时间的儿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全家流动的情况日益普遍，越来越多的儿童随他们的父母从农村进入城市，成为流动儿童。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估计，当年全国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的14周岁及以下流动儿童规模达到1400多万人。流动儿童从农村来到城市，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陌生环境，他们在很多方面都面临挑战。在流动儿童大量产生的初期，流动儿童在接受义务教育方面遇到的困难尤其突出，很多流动儿童无法上学。
国家十分重视流动儿童问题，特别是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1996年，原国家教委印发了《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试行）》。1998年，原国家教委和公安部联合制定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对解决流动儿童就学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初步确立了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解决思路。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要重视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在国家的关心和重视下，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较快地得到了解决。2002年底全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结果显示：96.8％的适龄流动儿童能够进入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其中81％能够在公办学校上学。然而，流动儿童并不是农民工子女的全部。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的子女并未全部随父母进入城市，他们中的很多人被留在了农村老家。这些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就业从而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被称为留守儿童。由于父母外出打工，这些留在农村老家的留守儿童不能享受到父母的爱，他们的成长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困难。
尽管近年来流动儿童在数量上不断增加，但是，从绝对数量上看，流动儿童毕竟还是少数，被留在农村老家的留守儿童规模更大。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计，当年全国留守儿童规模接近2300万人，其中农村留守儿童多达2000万人。
进入2003年以来，留守儿童问题逐渐进入社会特别是政府的视野。社会对于农民工子女的关注也逐渐由单纯关注“流动儿童”扩大到“农民工的子女”、“流动人口家庭子女”。2003年1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要“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2004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高度重视流动人口家庭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显然，“农民工的子女”、“流动人口家庭子女”中既包括已经进入城市的流动儿童，也包括还留在农村的留守儿童。
为了更好地解决与留守儿童有关的各种问题，教育部于2004年5月召开了“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座谈会”；2005年5月，全国妇联召开了“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援助研讨会”。自此，留守儿童由一个单纯的概念逐渐显现为一个实实在在的需要关注的社会群体；留守儿童问题由一个学术或舆论层面上的问题转变为一个切实受到社会重视的现实问题；对留守儿童的关注由道义上的关心转变为行动上的社会援助。
从“流动儿童”向“农民工的子女”的转变，从单纯强调“流动儿童”到“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并重，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它不仅仅是在社会关注的内容上增加了留守儿童这一群体，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社会和政府对于农民工问题的关注更加全面，更加完整了。这是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思想在农民工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有了这样的认识转变，相信可以更快、更好、更有效地解决与农民工子女相关的各种问题。
2 流动儿童面临的主要问题
客观地讲，由于国家的重视，近年来，流动儿童在城市里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改善，一些比较突出和尖锐的问题（比如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逐渐得到了解决。但是，流动儿童仍然面临不少问题和困难，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1）流动儿童的卫生保健问题。
全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和其他相关资料显示，与城市户籍儿童相比，流动儿童的多种疾病发病率高、营养状况差、卫生保健知识缺乏、获得的国家规定之预防接种和卫生保健服务覆盖率低。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
一个孩子的未来发展之路，受制于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否有一个健康的躯体；第二，能否接受起码的教育。对于社会地位很低的流动儿童而言，健康的躯体和起码的教育对他们的人生之路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目前，流动儿童的卫生保健状况不容乐观，希望社会和相关政府部门能够更加关心和重视流动儿童的卫生保健问题。
（2）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问题。
最近几年来，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受到了各界的高度重视，相关的一些问题也能够比较及时地得到解决。但是，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问题却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基于以下原因，我们认为，流动儿童的学前问题也应该及早予以重视：
第一，从人口规模上看，目前我国流动儿童中的学前年龄段儿童的数量与学龄段儿童的数量接近。学前教育是儿童培养的重要阶段和步骤。数以百万计的流动学前儿童的学前教育无疑应该受到重视；第二，根据2002年全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资料，目前3～6周岁学前儿童的入托率只有61％，明显偏低；第三，在未入托流动学前儿童中，未入托的原因主要包括“入托费用太高”（占全部未入托儿童的36％）、“（家长认为）入托没有必要”（占21％）和“（家长认为）在家里看护更好”（占16％）。
由此看来，要解决流动学前儿童的学前教育问题，既要解决合理收费的问题，也要解决家长对学前教育不重视的认识问题。
（3）学龄流动儿童的适时入学问题。
尽管我国适龄流动儿童的入学率已经达到96.8％，但适龄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流动儿童不能适时入学上。
按照我国《义务教育法》，年满6周岁的儿童应该及时入学接受义务教育。 但全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结果表明，6周岁流动儿童未入学的比例高达47％。 达到上学年龄却不能及时入学的比例非常高，问题比较突出。
与不能适时入学形成对照的是，在流动儿童中，“超龄”学习的情况比较普遍。全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结果显示，9周岁和10周岁流动儿童还在上小学1年级者分别占同年龄流动儿童的20％和5％；13和14周岁还在上小学的流动儿童所占比例则分别达到32％和10％。
儿童成长和儿童教育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在不同的年龄应该接受不同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最佳的学习效果。而在现实生活中，流动儿童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许多流动儿童都因为不断的流动而有过或长或短的失学经历，因此，在流动儿童中“超龄”学习的现象比较普遍。每耽误一个学期，对他们的未来成长都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对流动儿童的适时入学和“超龄”上学问题也应予以重视。
（4）“大龄”流动儿童的出路问题。
几年前，在流动儿童问题出现的初期，流动儿童问题主要体现为义务教育问题。
但是，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表现。随着第一批进入城市的流动儿童年龄的增大，他们面临的问题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会不断发生变化。
今后一段时期，更突出的流动儿童问题将是“大龄”流动儿童的出路问题。按照我国的现行学籍管理体制，流动儿童在城市里很难有上高中的机会，他们更不能在城市里参加高考。如果他们不能在城市里上高中和大学，他们初中毕业之后更难在城市里获得好的就业机会。由此产生了大龄流动儿童的出路问题，包括：他们到哪里去上高中？他们到哪里去考大学？他们能不能平等地在城市里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他们能不能平等地在城市里实现就业？他们能不能顺利地成为“城里人”？
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开始出现，而且会越来越突出。从现在开始，每年将新增100万以上的“大龄”流动儿童，他们将反复不断地向社会提出上述问题。 不仅如此，“大龄”流动儿童问题还有其特殊的尖锐性：
第一，无论是这些儿童还是他们的父母，均把这些儿童的“出息”视为重要的发展目标，他们将难以接受“没有出路”的结果；第二，这些儿童长期在城市里生活、学习，他们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城里人。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30％的低龄流动儿童自降生以后就一直生活在城市，他们根本没有在家乡农村生活的经历。他们已经没有“回去”的路，很难想像，他们将来会“回去”做乡下人。如果他们不能有效地成为城里的“好人”，则后果将令人生畏；第三，这些流动儿童不同于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不管在城市里生活了多少年，仍然习惯地将自己当做乡下人。父辈流动人口已经习惯了各种不平等待遇，并随时准备接受各种不公平的对待。而这些流动儿童中的很多人已经将自己当成城里人了，而且他们更多地具备了拒绝不公平待遇的精神和能力。在不公平面前，这些流动儿童的“对抗”将大大超过他们的父母。
希望整个社会、城市政府、相关部门能及早重视、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3 留守儿童面临的主要问题
如果说流动儿童的问题已经部分地得到了解决的话，留守儿童则是一个刚刚提出的全新的概念。留守儿童问题有的已经显现，但还没有被很好地认识；有的则正在出现，需要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根据初步的调查研究，我们认为，以下两个问题是今后一段时间需要重点予以关注的留守儿童问题：
（1）监护人的角色缺位问题。
儿童应该和父母在一起生活，这种共同生活能够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发育提供比较理想的环境。而留守儿童的父母双方或至少一方恰恰不能够与这些儿童在一起生活，这可能给留守儿童的成长带来诸多的不利影响。这也正是留守儿童问题受到关注的根本原因。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全部留守儿童中，父母一方流动外出另一方留下来与儿童一起生活的只占43.83％；父母双方都外出流动、儿童不能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情况在全部留守儿童中超过了半数，比例高达56.17％。
通常，每个家庭内部都有一定的角色分工。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父母和母亲常常担负不同的角色。在全部留守儿童中，能够与父母亲中一方在一起生活的儿童只占43.83％，在这些家庭中，父亲和母亲的角色由一个人承担起来了， 难免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一定的影响。留守儿童能够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比例明显的低，只占10.5％。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家庭教育中父亲承担“严父”的教育职责的传统，如此大面积的父亲“缺位”的情况，对于留守儿童的教育和成长将产生更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超过半数的留守儿童不能和父母中的任何一方在一起生活，他们只能与祖父母、外祖父母或者其他亲属在一起生活。这种状况，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心理发展等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一，由于不能和父母在一起，孩子们和父母的情感交流受到极大的限制。在农村调查中我们发现，部分孩子每周只能和父母通一次短暂的电话，更多的孩子每两周或者更长时间才能和父母联系一次，有的孩子甚至长时间和父母没有直接的联系。即便是电话联系，为了节省费用，父母在电话里通常也只是询问孩子是否生病、叮嘱孩子要听祖父母的话等。孩子与父母缺乏必要的情感交流和沟通，很多孩子感到孤独，部分孩子出现了性格过分内向甚至抑郁的情况；第二，很多孩子由爷爷奶奶照顾。但爷爷奶奶常常出现“隔代溺爱”的情况，他们对孩子管束较松，使孩子缺乏规矩、组织纪律性相对较差；第三，由于爷爷奶奶自身的受教育水平比较低，他们很难承担对孩子的课外辅导任务，客观上对孩子的学业产生不利影响。
（2）留守儿童的初中教育问题比较突出。
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在小学学龄阶段，留守儿童在校学习的比例很高。但是，进入初中阶段以后，留守儿童在校学习的比例就大幅度下降了，14周岁留守儿童的在校学习比例仅为88％，比全国所有14周岁儿童在校学习的比例低6个百分点。这与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的9年制义务教育的发展目标是严重不相符合的， 对这些留守儿童的未来发展也是十分不利的。
总起来讲，留守儿童问题是近期才被认识到的现象。社会对留守儿童状况的了解还十分有限，相关决策也还缺乏充足的依据。对于留守儿童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社会普遍关注的留守儿童的身体发育问题、学业问题、心理问题、品格问题等，都必须依赖深入细致的专门调查资料来进行分析。因此，加强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调查研究实属当务之急。
标签：流动儿童论文; 留守儿童论文; 农民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城镇人口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城市规模论文; 流动人口论文; 城乡差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