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大视野·
本期话题 ：学科形象与学科生态
特约主持人：谭学纯教授
主持人语 ：通常理解的学科形象，是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活动及其成员学术成果的显示度和关注度，很少思考学科研究格局和学科建设思路的相互牵扯和作用力。实际上，学术共同体希望入驻或位移至什么样的学术空间，一般就在这个学术空间构筑与学科生态相适应的研究格局，所以从深层机制说，影响修辞学科生存与发展的，是学术共同体需要建构什么样的学科形象，以及被建构的学科形象如何成为学术共同体的隐形资源？作为研究主体，尊重不同的修辞观及其研究范式；但是作为学术市场，尊重的是符号资本的动向，往往选择释放积极信号的话语空间。据此观察修辞学科内外学术资源、学术体制与学科利益相互制衡、相互协调的博弈，以及学术共同体成员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上述博弈，或许有助于深入思考：修辞研究的多维转型、语用身份研究的多元路径，以及修辞认同之于《人民日报》节庆社论从生产机制到话语策略的意识形态建构，可以从不同侧面说明：修辞学科形象和学术生态，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修辞研究的理论选择、范式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问题空间和话语空间。
汉语修辞研究的当代转型：理论背景、问题及学术回应
刘为忠
(莆田学院基础教育学院，福建 莆田 351200)
摘 要 :汉语修辞研究的当代转型呈现出鲜明的多维性特征，具体表现为：从单向考察到双向审视、从现象描写到成因解释、从狭义修辞到广义修辞、从言语技巧到言语行为、从修辞学史到修辞史等，分别从理论背景、问题及学术回应三个方面对当代汉语修辞研究的五种转型进行论述，可以发现：它们既独立发展，又相互影响，展现了不同的研究范式，从不同维度体现了“修辞学转向”的内涵。
关键词 ：汉语修辞；转型；广义修辞；言语行为；修辞史
罗渊认为中国修辞学研究的历史先后发生了三次重大转型：第一次在古代，以刘勰《文心雕龙》为标志，从“自然发生”转型到“自觉探索”；第二次在现代，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为标志，从“文论附庸”转型到“独立学科”；第三次在当代，以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为标志，从“狭义修辞学”转型到“广义修辞学”。[注] 罗渊：《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论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1-12页。 应该说，这种宏观视角确实把握住了中国修辞学整体发展的脉搏。本文将罗渊的宏观视角化为微观视角，对中国修辞研究当代转型的多维态势作进一步细分，梳理其不同的理论背景、问题意识以及学术回应，以期能对汉语修辞研究的当代转型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对“修辞学转向”的内涵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一 、从单向考察到双向审视 ：理论背景 、问题与学术回应
所谓“单向考察”是指把修辞活动视为单边的表达行为，在修辞主体方面只重视表达者。所谓“双向审视”是指把修辞活动视为表达与接受的互动行为，在修辞主体方面将表达者与接受者视为缺一不可的双方。
汉语修辞学从其诞生起就与表达者密切相连。1905年，第一部现代汉语修辞学著作《修词学教科书》出版。作者汤振常认为修辞学是“教人能用适当之言语，以表白思想感情之学科”。[注] 宗廷虎、李金苓：《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6页。 这一站在语言教育立场的界定，虽然涉及表达与接受的双方，但最终指向还是表达，即让接受者变成优秀的表达者。这种重表达轻接受的研究模式，从陈望道(1932)《修辞学发凡》到张弓(1963)《现代汉语修辞学》，再到王希杰(1996)《修辞学通论》，贯穿了整个20世纪。有人把这种立足于表达者进行研究的修辞学，称为“表达修辞学”。“语言中的表达手段有语音、词汇、语义、语法诸方面，表达修辞学就是研究这些表达手段的修辞体系及其表达效果。”[注] 王德春、陈晨：《现代修辞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因此，其特征表现为：重说写者轻听读者、重表达效果轻接受效果。
表达修辞学的产生与重表达轻接受的修辞研究传统密切相关，但其深层的理论背景是“语言学转向”。“认识论转向”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但“语言学转向”中继承主体地位的人是表达者。“语言学转向”一方面提出“我们如何表述我们所知晓的世界本质”这一哲学命题[注]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70页。 ，另一方面又宣称“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注]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9页。 。前者将话语的权力赋予表达者，后者又否定作为主体的表达者。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语言学转向”试图彻底否定理性，而“认识论转向”让理性几乎成了主体的代名词。为了彻底否定理性，“语言学转向”不得不否定与之密切联系的主体，于是宣称语言是一个先在于人的自足系统，认为不是人在操纵语言，而是语言在操纵人。因此，当索绪尔说“语言是独立的规则系统，是它控制着理性而不是相反”时，他就面临着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的危险。然而，我们必须看清一个事实：虽然“语言学转向”看似否定了整个主体，但实际上只是否定了接受者，因为面对“我们如何表述我们所知晓的世界本质”这一哲学命题，“表述”永远是表达者的“表述”。因此，“语言学转向”将与脏水一起泼掉的孩子只是接受者。只要汉语修辞学响应“语言学转向”，就必然诞生表达修辞学，因为就主体而言“语言学转向”是立足于表达者的转向。
然而，至今没有一本以“表达修辞学”为名的汉语修辞学著作出版，甚至没有人标榜自己的修辞学为“表达修辞学”，但在对修辞主体的研究中只强调“表达者”的重要性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种研究往往以一个“全民代表”的姿态出现，导致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修辞学只需研究表达一端。随着西方接受美学与阐释学的传入，一些研究者深刻地认识到在修辞研究中忽视接受者完全就是“一种理论的疏漏”[注] 谭学纯、唐跃、朱玲：《接受修辞学》(增订本)，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4页。 。的确，无视接受环节的修辞活动是脱离实际的修辞活动，缺少对接受者研究的修辞学是不完整的修辞学。
现阶段，在我国农村形成土地经营制度的基础就是家庭承包，其主要的管理体制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但是在实践当中，其经营方式有包产分到户和统一经营两种形式。为充分提高人民对土地经营参与的积极性，政府相继推行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制度。实施该制度，人们对于土地的价值有了充分认识，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意识，从根本上增强了土地承包经营关系的稳定性[1]。
由此可见，在汉语修辞研究的当代转型中，“从单向考察到双向审视”主要是从修辞主体之维进行的一次“修辞学转向”。
二 、从现象描写到成因解释 ：理论背景 、问题与学术回应
所谓“现象描写”是指通过描述一些特殊修辞话语共同的特征、形式、作用或效果，以归类为手段，以命名为目的的研究方法。所谓“成因解释”是指运用一定的理论武器来阐释修辞话语生成原因的研究方法。
对于修辞现象的描写古已有之。如墨子提出“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墨子·小取篇》)，陈騤进一步指出“取喻之法，大概有十”(《文则》)。再如，王充有《艺增》篇，刘勰有《夸饰》篇。但由于古人始终没有把这一认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推而广之，因此也就不能建立科学的修辞学。直到现代，在西方修辞学的影响下，现象描写才在汉语修辞学中发展为一种成熟的研究方法。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唐钺(1923)《修辞格》、陈望道(1932)《修辞学发凡》、谭永祥(1992)《汉语修辞美学》等。有人把使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修辞学称为描写修辞学。“描写修辞学是就修辞本体进行描写,如修辞系统、修辞手段、修辞规律等的观察与概括。”[注] 宗廷虎：《究其所以然：修辞学前行的路标》，《云梦学刊》1998年第3期。 因此，其特点表现为：重描写轻阐释、重归纳轻演绎。
描写修辞学最典型的成果就是修辞格。根据有关统计，目前被命名的新老修辞格近300种，研究修辞格的论著4万多篇。[注] 谭学纯、濮侃、沈孟璎主编：《汉语修辞格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封底。 但是正如刘大为所言，这种研究只属于材料的收集阶段，“严格地说尚未进入研究阶段”。[注] 刘大为：《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16年，第1、3、33-47页。 由于描写修辞学不能解释修辞格产生的深层原因，于是那种通过寻找特殊的修辞话语，然后分析描绘，最后给以形象地命名的做法，已经渐渐为人们所抛弃。
无论是表达修辞学还是描写修辞学，其产生的理论背景都与“语言学转向”密切相关。“语言学转向”不仅是立足于表达者的转向，而且是立足于表达形式的转向。根据路易斯·叶姆斯列夫“两个平面四个层次”的语符学理论，“语篇分析的第一步骤必须是分解为表达形式和内容形式这两个单位体。”[注] 路易斯·叶姆斯列夫：《叶姆斯列夫语符学文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6页。 然而，“语言学转向”将语言符号分解后，实际上作了一个这样的假定：内容形式是唯一的、先在的，而表达形式是多样的、可选择的。也就是说，在表达活动中先要有内容形式(如果连内容形式都没有，那么也就无需表达)，有了内容形式，表达者的任务就是选择表达形式。因此，只要汉语修辞学响应“语言学转向”，也就必然会诞生描写修辞学，因为对于表达形式，最佳研究方法不是阐释而是描写。这就是在“语言学转向”中表达形式(如语音、语法、篇章结构、修辞手法、叙事方式等)被充分描写的根本原因。
试验结果如表1所示，ACC为30 mg/L的SAEW、ACC为60 mg/L的SAEW、ACC为60 mg/L+3%的甘油、ACC为60 mg/L的SAEW+10%甘油的不同奶牛乳头药浴剂在反应时间5 s内，对奶牛乳房炎主要致病菌的杀菌率均大于81%，杀菌时间15s内杀菌率均超过88%；这四种药浴剂的杀菌效果与常用乳头药浴剂0.5%的聚维酮碘的杀菌效果比较，发现除了SAEW（30）的个别杀菌率低于聚维酮碘外，其它实验组基本上达到或超过对照组聚维酮碘的效果。SAEW加不同浓度的甘油后其杀菌率均大于96%，0.5%的聚维酮碘的杀菌率也超过93%。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阐释学的传入，汉语界阐释修辞学逐渐兴起。然而，应该如何阐释修辞格形成的深层原因？针对这一问题，刘大为以专著《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给予了积极的学术回应。刘大为发现一些辞格的修辞价值是在认知关系改变基础上形成的，如比喻(包括明喻、暗喻、借喻等)、比拟、借代、移就、拈连、夸张等。他把这类辞格称为认知性辞格，并试图以此为突破口来建立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刘大为认为：“认知关系的变化进入语言就是语义的变化，即使我们一时难以发现它们是如何体现在外在的语言形式上的，语义形式的变化仍然一定是明显的；即使我们进一步发现了它们的齐整的外在的语言形式，它们也一定受控于语义形式的变化。”[注] 刘大为：《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16年，第1、3、33-47页。 由此可见，刘大为的关注点不再是描写修辞学所关注的表达形式，而是转向以语义为内涵的内容形式。他认为任何一个词都应该具有三种特征：必有特征、可能特征和不可能特征，而认知性辞格的本质就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接纳不可能特征。刘大为提出了接纳不可能特征的五组方式：有介/无介、有距/无距、隐含/显现、正向/负向、性质/程度。[注] 刘大为：《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16年，第1、3、33-47页。 虽然在刘大为之前，已有许多学者充分认识到由描写修辞学转向阐释修辞学的必要性，但直到刘大为才提供了一种具有可操作的研究方法，建立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认知性辞格分析的语义学方法。因此，我们把《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视为“从现象描写到成因解释”成功转型的标志。
在精神分析治疗模式中，治疗师与患者并非处于平等地位，患者只是整个治疗过程中的服从者，而治疗师作为指导者，可掌控整个治疗过程，患者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在行为主义治疗模式中，治疗师和患者则扮演科学家与受实验者的角色，其在关系地位上也具有不平等性。而在人本主义治疗模式中，治疗师与患者的关系有了改变，其具有平等性，两者均作为治疗过程的参与者，无地位上下之分。后现代心理治疗模式将一切都认为是社会的构建，治疗师与患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两者具有互动性。治疗师只作为治疗的参与者，其不具有判断的权利，这种治疗模式将患者原本的被动性变为了主动性，提高了患者的地位。
概而言之，在汉语修辞研究的当代转型中，“从现象描写到成因解释”主要是从研究方法之维进行的一次“修辞学转向”。
从图4可以看出，多种矿物分立共存于微波场中时，金属矿物和脉石矿竞争吸收微波能量后温度高低差异明显，其中，脆硫锑铅矿温度最高，其次是黄铁矿，再次是锡石，之后是闪锌矿、石英和碳酸钙温度最低。作者所在课题组前期研究[9-10]及文献资料[11-14]都证明了闪锌矿、脉石矿物(石英、碳酸钙)等基本吸波能力极差，且在微波场升温极其缓慢。这验证了锡石多金属硫化矿置于微波场中加热时，微波就会选择性或优先加热黄铁矿、脆硫锑铅矿、锡石，而脉石矿物不能被微波加热。
选择常见的4种不同类型白酒酒样添加三氯蔗糖，将本方法与国标GB 22255—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三氯蔗糖（蔗糖素）的测定》方法进行加标测回收率结果比对，比对结果见表2。
三 、从狭义修辞到广义修辞 ：理论背景 、问题与学术回应
在汉语修辞研究中，关于“狭义”和“广义”的内涵先后有着不同的论述。胡怀琛在《修辞方法》中罗列了三种修辞观：1.凡是作文都是修辞；2.只有写出点文学意味的作文才是修辞；3.对作文方法进行练习就是修辞。[注] 胡怀琛编：《修辞的方法》，上海：世界书局，1931年，第1-2页。 他认为1、3是广义的，2是狭义的，但主张从狭义的角度理解修辞。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认为：从狭义的角度看，“修辞就是修饰文辞”；从广义的角度看，“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注]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页。 他主张将广义与狭义结合起来进行理解才是合理的修辞观。罗渊在《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论纲》中将“狭义修辞学”界定为“建立在语言本位基础上的以辞格为中心、以言语技巧为核心的修辞学研究类型”，其本质上是“一种以语言为本的、单一学科型的修辞学研究”；而“广义修辞学”则是“一种超越语言本位的跨学科的修辞学研究类型”。[注] 罗渊：《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论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42-143页。 由此可见，胡怀琛与陈望道谈的是“修辞”，而罗渊谈的是“修辞学”。本文立足于罗渊的界定来梳理“从狭义修辞到广义修辞”理论背景、问题与学术回应。[注] 本文立足于罗渊对“广义修辞学”内涵的界定，但在对具体作品考察方面，与罗渊有所不同。这里只限于考察明确宣布从“广义”角度研究修辞的著作或论文。这并不是否定罗渊对“广义修辞学”的阐述，而是出于本文的微观视角，而且缩小考察范围并不影响我们对“广义修辞学”的共同理解。因此，谭学纯、唐跃、朱玲《接受修辞学》，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刘大为《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谭学纯、朱玲《修辞研究：走出技巧论》等被罗渊划入“广义修辞学”的著作，在本文中均不列入“广义修辞学”的考察范围。
胡范铸认为：“把修辞看作是‘语言技巧’的选择，是从语音、词汇、句式的变异运用出发，用具体操作上有‘修辞方式’研究、‘同义结构’研究、‘语言风格’研究、‘语体特征’研究等种种变化；而把修辞看作是言语行为，则是从对这一行为的认识出发，分析一种言语行为何以能够实现交际意图。”[注] 胡范铸：《从“修辞技巧”到“言语行为”》，《修辞学习》2003年第1期。 由此可见，所谓“言语技巧”(又称“语言技巧”“修辞技巧”等)，是指把修辞当作一种说话技巧或写作技巧的选择。所谓“言语行为”就是把修辞当作一种语言运用的行为，更准确地说，是“某行为主体在一定的人际框架和语境条件中，根据自己的意图，结构出一个语篇，借助一定的媒介，使得另外的行为主体做出有关联的反应这样一种游戏”。[注] 胡范铸：《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理论、方法、案例》，上海：学林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多重共线性检验．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各解释变量之间也可能存在较强的线性相关性，当时，，通过表2对比可知，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表明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然而，凡事过犹不及。三种观念有力地支撑起狭义修辞学，但也把汉语修辞学引入了一条死胡同。由于语言本位观，狭义修辞学就心甘情愿地让修辞学成为语言学的下位学科，从而严重阻碍了修辞学的发展。由于实用价值观，狭义修辞学就轻视修辞理论的建设，而缺乏理论务虚的精神。由于技巧中心观，狭义修辞学只注重对修辞手段的描述，而忽视对修辞信息的阐释。罗渊把狭义修辞学的问题概括为“功用缺失”，具体表现为：理论基础不坚实、理论的解释能力比较低下、实践指导能力差。正如其所言：“狭义修辞学作为一种以表达技巧为核心的修辞学研究类型，其理论功用相当有限，于实践说，缺乏指导人们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的可操作性策略和措施；于理论建设说，缺乏对修辞现象的充分解释能力和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后劲。”[注] 罗渊：《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论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43-154、156页。
随着中西修辞学的不断思想碰撞，越来越多的修辞学者认识到汉语修辞学不能只限于老祖宗的“一亩三分地”，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汉语修辞学不仅要在研究方法上更新，也要在研究范围上扩大。谭学纯和朱玲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广义修辞学”的概念。广义修辞学既不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泛修辞”，也“不是狭义修辞学经验系统内的自我扩张，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立体建构的多层级框架，是两个主体的双向交流行为在三个层面的展开”。其中，“两个主体”是指表达者和接受者，“三个层面”是指修辞技巧、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即，“第一层面——修辞作为话语建构方式：修辞技巧；第二层面——修辞作为文本建构方式：修辞诗学；第三层面——修辞参与人的精神建构：修辞哲学。”[注] 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修订版)，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随着汉语修辞学研究的不断突围，汉语修辞学越来越受到不同学术群体的关注。谭学纯曾用“小同行”“大同行”与“超同行”来形容当前汉语修辞学的三个层级学术共同体。对于这三个层级的学术共同体，谭学纯“希望看到的中国修辞学研究格局是：(1)小同行向大同行、超同行走去；(2)大同行、超同行向小同行走来”。[注] 谭学纯:《融入大生态：中国修辞学研究突围十年回顾与反思》，《当代修辞学》2014年第2期。 这就意味着当代汉语修辞学不仅在研究内容的范围上由狭义走向广义，而且在研究主体的范围上由狭义走向广义。值得一提的是，张宗正《理论修辞学——宏观视野下的大修辞》认为修辞学不仅要研究修辞化的言语，更要研究人自身的修辞化生存，[注] 张宗正：《理论修辞学——宏观视野下的大修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8-55页。 因而也是一部鲜明体现“广义修辞学”的力作。但由于《广义修辞学》出版在先，而且影响更大，所以把《广义修辞学》视为“从狭义修辞到广义修辞”成功转型的标志更为合理。
综上所述，在汉语修辞研究的当代转型中，“从狭义修辞到广义修辞”主要是从研究范围之维进行的一次“修辞学转向”。
针对以上问题，谭学纯、唐跃、朱玲以专著《接受修辞学》作出了积极的学术回应。作为国内第一部接受修辞学著作，其重心不在于对修辞接受现象的具体描述，也不在于对具体修辞话语的个别阐释，而在于对修辞接受理论体系的全面建构。全书的理论框架如下：引论、构成论、特征论、类型论、方法论、价值论。需要强调的是，《接受修辞学》并不是为了研究接受而彻底否定表达，而是认为：“修辞活动是表达和接受互为对象的双向活动。”[注] 谭学纯、唐跃、朱玲：《接受修辞学》(增订本)，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4页。 立足于修辞活动的双向审视来研究接受，不仅避免了表达修辞学长期以来的研究缺陷，而且展示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关于《接受修辞学》，宗廷虎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不但扭转了过去只注意表达修辞的‘一头沉’研究套路，而且完善了修辞学的科学内涵，他(指谭学纯——引者注)认为‘修辞信息=语义信息+审美信息’，修辞活动‘是言语交际双方共同创造最佳交际效果的审美活动’，而修辞过程则是‘修辞信息从表达到接受的运动序列’，仅此一点，就为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注] 宗廷虎：《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13-614页。 这一修辞史学的评价足以彰显《接受修辞学》的价值。因此，把《接受修辞学》视为“从单向考察到双向审视”成功转型的标志是理所当然的。
四 、从言语技巧到言语行为 ：理论背景 、问题与学术回应
关于“狭义”与“广义”内涵的不同理解自然源于不同的理论背景。胡怀琛的理论背景是作文教学，陈望道的理论背景是语文教育，而罗渊的理论背景是研究类型。罗渊认为狭义修辞学作为一种研究类型是由以下三种观念决定的：语言学学科定性(语言本位观)、实用性价值定位(实用价值观)、技巧论研究定向(技巧中心观)。其中，语言本位观决定了修辞研究的核心是语言；实用价值观决定了修辞研究的宗旨是服务表达、服务社会需要；技巧中心观决定了修辞研究的重点是言语表达技巧。[注] 罗渊：《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论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43-154、156页。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凡是以此三种观念来指导修辞研究的修辞学即为狭义修辞学，更不能简单地说凡是以此三种观念来指导修辞研究的修辞学就是错误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三种观念决定了狭义修辞学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使得狭义修辞学作为一种研究类型盛行于整个20世纪的汉语修辞学界。
然而，把修辞视为言语技巧，给汉语修辞学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理论偏狭”，即缺乏理论的广度与深度；“理性缺失”，即强调实用理性而忽视科学理性。[注] 罗渊：《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论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68、174页。 最糟糕的是，它最终导致了汉语修辞学越来越被边缘化。正如胡范铸所言：“‘本体’是不可或缺的，‘装潢’则不一定是必须的，面对语言本体的研究，修辞学似乎也就不得不接受‘边缘化’境遇”。[注] 胡范铸：《从“修辞技巧”到“言语行为”》，《修辞学习》2003年第1期。 谭学纯也指出：“‘修辞技巧论’影响中国修辞学研究格局之大气”，“‘修辞技巧论’与西方当代修辞学研究前沿的对话处于弱势”，“‘修辞技巧论’割断了中国修辞研究的传统学脉”。[注] 谭学纯：《广义修辞学/修辞学大视野：理据与实践》，《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总之，言语技巧论促进了汉语修辞学的曾经繁荣，但也造成了其当前处境的尴尬。
把修辞视为言语技巧是典型的“技巧中心观”，属于罗渊所说的狭义修辞学。其实，在罗渊的划分中，以单向考察为特征的表达修辞学、以现象描写为特征的描写修辞学，都属于狭义修辞学；而以双向审视为特征的接受修辞学、以成因阐释为特征的解释修辞学，以及把修辞视为“言语行为”的修辞学，都可以属于广义修辞学。本文把它们分别从“狭义”与“广义”中独立出来，因为它们的存在既有共同的理论背景——“语言学转向”或“修辞学转向”，但在这一大背景下它们又有各自不同的理论依靠点或突破点。就把修辞视为言语技巧的修辞学而言，它属于一种实用主义修辞观，其理论依靠点是修辞实用功能。所谓修辞实用功能，简单地说，就是修辞有什么实际用处。在“语言学转向”中，语言始终处于本体地位，因此修辞实用功能被界定为“修饰”“美化”“装潢”等。“逻辑管的是文章对不对的问题，语法管的是文章通不通的问题，修辞管的是文章好不好的问题”，这一说法就很好地显示了人们对这三门学科实用功能的认识。
总而言之，在汉语修辞研究的当代转型中，“从言语技巧到言语行为”主要是从修辞实用功能之维进行的一次“修辞学转向”。
面对这些问题，谭学纯选择了“广义修辞”理论给予学术回应，而胡范铸则选择了“言语行为”理论给予学术回应。胡范铸先从语用学入手，把语用学视为修辞学，把修辞行为视为言语运用行为，把语用学的中心问题视为修辞学的中心问题，由此提出了一套“言语行为”范式的具体操作路径。[注] 胡范铸：《从“修辞技巧”到“言语行为”》，《修辞学习》2003年第1期。 然后，他将修辞研究的对象聚焦到“当代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如“国家形象修辞”“中国法律语言的现代化”“中国新闻语言的现代性”等，从而建构了一个“基于‘新言语行为分析’的新的修辞学模型”。[注] 胡范铸：《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理论、方法、案例》，上海：学林出版社，2017年，第11-19、9页。 胡范铸的“言语行为”修辞学理论集中体现在《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理论、方法、案例》一书中。从本质上来说，无论把修辞视为“言语技巧”还是“言语行为”，都属于一种实用主义修辞观，但就研究意义而言后者无疑是对前者的本质性超越。陈光磊在该书的序言中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本书的出版“不但标志了中国百年修辞学研究的重大转向，更标志了中国修辞人社会责任意识的重新觉醒”。[注] 陈光磊：《修辞学研究的重大转向和修辞学人社会责任的重新觉醒》∥胡范铸:《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理论、方法、案例》，上海：学林出版社，2017年，第1页。 因此，我们把这一专著视为“从言语技巧到言语行为”成功转型的标志。
五 、从修辞学史到修辞史 ：理论背景 、问题与学术回应
关于“修辞史”与“修辞学史”的区别，郑子瑜说得很清楚：“将各时代诗文中的修辞现象，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史的叙述，夹叙夹议，以明修辞现象的变迁和进化，是修辞史；将各时代的修辞理论(也就是修辞学)，作史的叙述(或评论)，以明修辞思想的萌芽、成熟以至于发展的经过，是修辞学史。”[注] 郑子瑜：《郑子瑜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大出版社，1994年，第276页。 一个是关于修辞现象发展的历史，一个是关于修辞理论发展的历史。如果说修辞史则是对前人运用经验的梳理，那么修辞学史则是对前人认识经验的梳理。
文本类档案多采用文本信息抽取的方法进行特征提取。文本信息抽取如图3，是从文本数据中抽取特定信息（如名词短语、地名、时间、人名等）的一种技术。档案数据需要抽取的特征具有比较强的特定性，主要需求是识别出档案中的人名、地名、机构名、时间等，适合采用词性标注的方式进行抽取。常用的模型有：条件随机场、隐马尔科夫模型、最大熵马尔科夫模型。这些都是文本信息抽取的具体实现方式，首先需要从训练数据中学习模型结构，其次根据模型对待抽取的档案文本进行识别即词性标注。
中国虽然有着悠久的修辞研究历史，但中国修辞学史研究却肇始于20世纪初。郑子瑜《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作为第一部中国修辞学史专著，更是到了20世纪中期才诞生。直到80年代，中国修辞学史研究才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这种繁盛景象自然有着其一定的理论支撑。第一、对“修辞学史”的内涵有着深刻的认识。这主要表现为将“修辞学史”与“修辞史”明确地区别开来，而不像20世纪初出现两者混淆不分的情况。第二、对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史有着清醒的认识。如，宗廷虎认为：“二千多年来的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史有着自己的独特道理和民族特色，它与西方修辞学史有所不同，究其原因，也与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的影响有关。”[注] 宗廷虎：《中国修辞学通史·总论》∥陈光磊、王俊衡:《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11-25页。 第三、对中国修辞学历史发展特点有着深刻的把握。如，“贯穿‘修辞立其诚’的根本原则”“重视修辞的社会公用”“修辞学研究随着文体(语体)的演进而发展”“重视语言技巧规律和重视语言运用”等。[注] 宗廷虎：《中国修辞学通史·总论》∥陈光磊、王俊衡:《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11-25页。 第四、形成了科学的修辞学史研究的方法。罗渊认为，中国修辞学史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有代表性的研究类型：史料整理型、以史引论型、修辞哲学型，其中“以史引论”是最主要的研究类型；[注] 罗渊：《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论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10页。 而宗廷虎更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修辞学史研究范式：“超越事象，本质优先；定性分析，以论为纲。”[注] 罗渊，林旻晖：《宗廷虎汉语修辞学史研究范式及其方法论意义》，《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第3期。
然而，正如罗渊所言，“综合起来看，现象性研究成效比较突出，本质性探寻相对薄弱”。[注] 罗渊：《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论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10页。 更严重的问题是，虽然研究者对“修辞学史”与“修辞史”的区别有着明确认识，但在研究的先后关系方面出现了本末倒置的情况。袁晖认为：“修辞是第一性的，修辞学是第二性的。……只有进行修辞史研究，才能使修辞学史的研究有血有肉，使修辞学史的研究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注] 袁晖：《时代呼唤着汉语修辞史的诞生》，《修辞学习》1995年第3期。 宗廷虎也认为：“修辞史和修辞学史是研究对象不同、任务也有别的两门分支学科，一般来说，修辞史研究是修辞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前者是‘源’，后者是对此所作的阐释和理论上的概括论析；后者探索的深入，又能促进前者更好地发展。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相辅相成的关系。照理说修辞史的探讨，应该先于修辞学史的研究，但遗憾的是：修辞学史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已趋向繁荣；而修辞史的研究却还处于填补空白、刚刚起步的阶段。”[注] 宗廷虎、陈光磊:《修辞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江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如果说前面四种“转型”都存在着明显的摸索痕迹，那么，“从修辞学史到修辞史”则很早就彰显了明确的“转型”意识。面对修辞学史的繁荣，郑子瑜在上世纪90年代就呼吁要进行修辞史的研究。于广元、宗廷虎、陈光磊、郭焰坤等一批学者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学术回应。于广元的《汉语修辞格发展史》是第一部汉语辞格发展史专著。其后，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修辞史》，宗廷虎、李金苓合著的《修辞史与修辞学史阐释》《中国集句史》，郭焰坤的《喻类辞格发展史》，于广元的《夸张修辞格的历史发展和审美特色》等有关修辞史的著作层出不穷。在这些专著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修辞史》。全书一方面对各类修辞现象古今演进轨迹进行描写并分析其发展特点，但在体制方面，不以朝代为纲、也不以文体、语体为纲，而是开创性地以特定的修辞现象和修辞手法为纲；另一方面又从理论上揭示各类修辞现象产生发展的动因，采用史论结合，注重理论的概括与阐释。因此，我们把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修辞史》视为“从修辞学史到修辞史”成功转型的标志。当然，从长远角度来看，修辞史学与修辞史之间必然处于一种互动的发展关系。正如宗廷虎所言：“修辞史与修辞学史两者之间是存在着互动关系的，而修辞史研究与修辞学史研究也存在着互动关系。”[注] 宗廷虎、李金苓:《修辞史与修辞学史阐释》，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4页。 其实，这种互动在《中国修辞史》中已初见端倪。
“翠丝，你感觉还好吗？”艾尔打断了他们的话。他深棕色的眼睛和克里斯蒂娜的肤色有点相似，脸有些粗糙，看起来像没刮胡子。我敢保证，如果他不刮的话肯定能长一脸浓密的胡子。真的很难相信他其实只有十六岁。
因此，在汉语修辞研究的当代转型中，“从修辞学史到修辞史”主要是从史学互动之维进行的一次“修辞学转向”。
结语
正如谭学纯所言：“作为学术话题，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转型本身，也许经过一段的沉淀之后，远距离的评说更符合科学规律。”[注] 谭学纯：《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论纲·序》∥罗渊：《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论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 但是，汉语修辞研究当代转型的多维性是正在发生的客观事实，梳理其不同的理论背景、问题及学术回应，有利于具体把握当代汉语修辞的研究动态。可惜限于篇幅，本文未将理论背景不同于内地的港澳台地区的修辞研究列入考虑范围。故试将另拟文论述，以期能更为全面地展现当代汉语修辞研究在“修辞学转向”背景下的努力与贡献。
最后，强调三点：一、上述五种转型在许多方面具有一定的交叉关系，但又有着某些本质的区别。如，谭学纯与胡范铸都以“修辞技巧”为突破口，但谭学纯突围的结果是广义修辞学，而胡范铸突围的结果是言语行为修辞学。再如，谭学纯、宗廷虎都强调修辞研究的互动性，但谭学纯强调的是表达与接受的互动，而宗廷虎强调的是修辞学史与修辞史的互动。二、上述五种转型正处在不断地相互影响之中，因此它们对“修辞学转向”的贡献并非绝对的单一之维，只是在某一维上，它们显现的特点更加突出而已。三、上述五种转型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修辞研究目标、修辞研究对象、修辞研究方法、修辞研究范围、修辞主体互动等各方面问题，从而展现出不同的研究范式。只有全面把握其研究范式，才能对汉语修辞研究的当代转型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中图分类号 ：H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19)01-0040-08
DOI: 10.12046/j.issn.1000-5285.2019.01.006
收稿日期 ：2018-09-21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修辞学转向’背景下的修辞接受方法研究”(JAS170449)。
作者简介 ：刘为忠，男，莆田学院基础教育学院讲师，硕士。
(责任编辑 ：陈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