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行为论文,中国论文,城镇居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753 （2002）03－0018－02
一、西方消费理论的发展
自从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消费函数的概念后，西方学者便在不同的消费行为假定的基础上相继提出了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假说、永久收入和生命周期假说、随机游走假说，以及最近仍方兴未艾的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
凯恩斯在不存在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消费者只追求一种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的假定基础上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即期实际收入决定消费支出。由于该假说对消费者行为的外部环境设定和内在设定比较窄，因此这类消费者又被认为是“原始的、短视的”消费者。杜森贝里在凯恩斯的理论分析框架内进一步假定消费者的行为具有“示范效应”和“消费的不可逆性”，从而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消费的变动依赖于其相对收入水平，是其在一定的收入分配中所占的百分比，即现行收入与以前达到的最高收入的比率，这就使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具有了“后瞻性”和“攀附性”。
莫迪里安尼和弗里德曼等人在原有消费者行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和延伸，假定：没有流动性约束，存在不确定性，消费者具有风险预期和规避风险行为，且追求跨时效用或一生效用最大化，并提出了以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为主要代表的前瞻（forward－looking）的消费函数理论：消费是由消费者根据他们可以预期到的、较稳定的长久收入，或其一生中可动用的总资源在各个时期进行大体上均匀的支出，储蓄则被用来将不均衡的收入路径平滑为平缓的消费路径。
理性预期革命的爆发，使消费者行为分析框架更加突出了消费者的理性预期行为。霍尔把理性预期方法论应用到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上，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Random Walk Hypothesis）。他假定效用函数为二次型，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等于利率，得到消费的变化是不可预测的，它与滞后的收入变量无关。许多学者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结果发现消费的变化并非不可用收入来预测，实际上消费变动与收入变动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于是，一些从其他角度来解释现实中消费和储蓄的理论诞生了。
预防性储蓄理论（Precautionary Saving Theory ）在吸收了理性预期思想的基础上，将不确定性引入分析框架，从而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考察消费者的跨时优化选择行为。假定效用函数非二次型，其三阶导数是大于零的，在此假定下消费者对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的预期不再等于而是大于当期消费的边际效用，即Et［U′[,t＋1]］＞U′（C[,t]）。于是，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加，就会刺激消费者采取比确定性更为谨慎的行为，增加储蓄，减少消费，把更多的财富转移到未来进行消费，以防范未来的不确定的劳动收入所带来的冲击。储蓄不仅仅是为了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将收入进行均等分配，同时也是为了对不确定性事件例如收入冲击加以保险。
流动性约束理论（Liquidity Constraint Theory）认为， 由于现实中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人们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借到钱，他只能消费当前的财富，所以为了保证收入下降时消费不会大幅下降，消费者就会被迫降低当前的消费，增加储蓄，以此来作为对收入下降效应的一种保险。因此，储蓄作为平滑各期消费的作用便被凸显出来，从而避免了各期消费的大幅波动。
二、利用西方消费理论来分析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变迁
不难发现，西方的消费理论正是基于不断完善的消费者行为假定才获得了不断的发展。因此，当应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消费、储蓄问题时，应先就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我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合我国消费者行为的消费理论。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
改革前，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非常低，不得不把大部分收入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彩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百户拥有量几乎为零。狭窄的储蓄空间，具有刚性的消费支出，使城镇居民表现为较高的消费倾向和较低的储蓄倾向。
这一时期，我国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资标准，职工的工资水平一直较稳定，年工资在500元至600元之间小幅波动，即便退休后收入也与工作期间相差无几。如此平坦的收入路径使得城镇居民不需要利用储蓄来平滑收入的变动、均衡各期的消费支出。而收入分配制度的平均化，企业负担养老、医疗和意外事故等方面的费用，比较稳定的经济环境，又使城镇居民面临的风险很小，因而预防性储蓄动机也很弱。因此，这一时期，城镇居民只是根据即期收入来最大限度的满足自己在本期的需求，这与绝对收入假说中只追求一时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行为是非常相似的，因此可以用绝对收入假说来解释这一时期的城镇居民消费储蓄问题，计量检验的结果也证明效果很好。
（二）1978年——1990年代初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
改革开放后，城镇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大幅度提高，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迅速提高，储蓄额也不断增加。截止到1993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比1978年提高了155.1％，消费水平提高了172.1％，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也从60％左右下降到50.13％，洗衣机、彩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百户拥有量则从几乎为0上升到1993年的86.36，79.46，56.68，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储蓄余额也由1978年年底的89.82元增加到1993年年底的3486.34元。
这一时期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有所变化：一方面，收入的快速增长，使城镇居民具有了进行跨时预算的可能。根据臧旭恒的研究，这一时期城镇居民拥有的各种资产存量（包括金融资产、实物资产）迅速扩大；另一方面，由于收入路径的变化，城镇居民开始利用储蓄来平滑其在各期的消费。随着工资总额的快速增长，各种奖金、计件超额工资和津贴、补贴占工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这就意味着标准工资占工资总额的比重大幅下降，而主要由标准工资决定的职工退休收入便会与职工在工作期间获得的劳动收入有很大差别。因此，职工便将自己增加的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以避免退休后由于收入的下降而造成消费的大幅下降，从而平滑各期的消费；而同时，城镇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对刚刚从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中走出来的城镇居民而言，会使其消费行为表现出一种较明显的“攀比性”。根据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1990年我国与埃及同属于低收入国家，人均GNP分别为370美元和610美元，我国人均每日摄取的蛋白质只有65克，低于埃及的84.6克，而我国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却是相当高的，每千人拥有的电视机是267台，远高于埃及的101台。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不再是“短视的、原始的”，而是更符合相对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关于消费者行为的假定，因此可以比较好的用这些理论来解释这一时期城镇居民表现出的高消费增长和高储蓄增长现象，计量检验的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
（三）90年代初到现在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
这一时期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增长放慢，消费水平增长缓慢，而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却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截止到1997年年底，城镇居民人均储蓄余额已经达到了37147.6亿元。这说明1993 年以后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明显降低，而储蓄倾向则明显增强。
这一时期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在更加成熟的同时，较之前一时期更主要的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是较强的流动性约束，中国城镇居民在经历了前一阶段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快速提高的基础上，面临着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从万元以内的消费过渡到上万元的消费，这就使存在的流动性约束凸显出来，限制了这种升级，使其只能依靠居民拥有的储蓄，因此，居民不得不选择增加当期的储蓄，进行积累，以便在未来获得想要的消费。尽管1997年年底，各类消费信贷开始起步，使城镇居民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放松，但对于财富积累较少的居民来说，流动性约束依然影响他们的消费行为。此外，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子女教育费用在快速上涨，它在居民支出中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这就导致城镇居民预期未来子女教育费用会迅速上升。在贷学金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父母必然会选择增加储蓄，以备子女教育之需。第二是居民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加。首先，随着市场经济框架的逐渐形成和加入WTO，国内市场将会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 工资作为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会更加市场化，不确定性程度也会进一步加深。其次，国有企业的亏损面不断扩大，部分国有企业停产、破产，职工面临着工资减少、下岗和失业的风险，使城镇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减少。再次，加入世贸组织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波动都会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使整个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最后，1995—1999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逐渐下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放慢，医疗保健制度改革和劳动保障制度改革等改革措施的不断出台，使居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增加，从而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程度非常敏感，更看中未来消费。
以上分析表明，这一时期我国城镇居民比较符合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关于消费行为的假定，因而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加表现出较为谨慎的消费行为，存在着较高的储蓄倾向。国内一些学者也证明在城镇居民消费中存在着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三、结束语
根据本文的分析，目前，为了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启动内需，我们应该从影响居民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这两方面的因素着手：（1）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养老、 医疗和就业等方面的改革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尽快到位，以增强居民对未来收入确定性程度的预期。（2）大力促进我国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 积极引导居民消费意识的转变，以缓解居民的流动性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