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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国家之林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愿望。自从建国的第一天起，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就一以贯之地把实现现代化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实现了从温饱向小康社会的跨越，正在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奋斗。1999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演说，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目标是，在下个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加坡资政李光跃1999年在上海召开的以《中国：未来50年》为主题的《财富》论坛会上对50年后的中国作了这样的预测：“那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会超过日本而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人均收入将达到1.2万美元，上海将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人民币将成为硬通货， 中国将成为现代化的有信心负责任的国家。”
21世纪的前10年将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刻，站在这历史的门槛上，对我国现代化进程进行总结和回顾，很有必要。
一、现代化的标准
现代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个过程。作为一种状态，目前世界上对现代化的标准有以下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国际上最直观的标准是以是否加入“发达俱乐部”（OECD）即“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标准。另一个标准是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的由10个方面的量化指标构成的标准：
（1）人均收入每年在3000美元以上；
（2）农业产值在GDP中占12～15%；
（3）非农业人口占70%以上；
（4）服务业产值占GDP的45%以上；
（5）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
（6）80%以上的人口识字，有文化；
（7）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占适龄组青年总数的30～35%；
（8）平均寿命在60岁以上；
（9）至少800人有1名医生；
（10）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
英格尔斯的这个标准是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人均收入，现在美、日、瑞士等已经达到3 万多美元，东亚的中国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韩国、新加坡在它们进入发达俱乐部（OECD）时人均收入已在1万美元以上。
我国现代化标准的确定：1954年毛泽东正式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现代化程度的伟大国家的设想。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即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后改为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国防。1964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75年周恩来总理提出我国实现现代化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在1980年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一目标，到1979年建国30周年的时候，党中央宣布如期实现了。对此邓小平曾予以高度评价说：我们在30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都没有过的进步。“30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3页。 ）在建国30年时，叶剑英代表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再次郑重宣告：在本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强国，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我们留下的政治遗嘱，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百折不挠地加以实现的目标。邓小平认为，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开了大口”，“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第194页。）“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贡献。”（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2页。 ）科学地设定了四个现代化只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是以这四个方面为限。邓小平明确的定义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4页。）“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在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根据邓小平的设计，党的十三大提出，我国从本世纪80年代到下世纪中叶共70年的时间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即到80年代末国民生产总值实现翻一番，基本解决温饱，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进入小康，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原定的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现代化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在1995年已经实现了。因此，党中央决定在“九五”期间，全面实现现代化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21世纪初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更好的物质技术和经济基础。党的十五大确立了21世纪全面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的具体目标：第一个10年实现GDP比2000年翻一番， 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周年的时候，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 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建国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现代化建设
20世纪80年代初期，未来学家托夫勒在他的大作《第三次浪潮》中把西方学者称为“后现代”的社会称为“信息社会”。而且说“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上海等地，有1亿人生活在信息社会。 ”其实托夫勒先生言过其实了。当时我们不仅远离现代化，而且连邓小平所说的小康水平也没有达到。但是，时隔20年之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GDP 从1981～1999年以每年9.6%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00年GDP将是1980年的6.3倍，超额50%实现了80年代初提出的翻两番的目标；人均GDP由1978年的223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734美元；年均增长8.4%； 人均寿提高了10岁，达到68岁，进出口贸易达到3251亿美元，进入世界第10大贸易国的行列。据世界银行统计，1997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7位， 许多重要的工农业产品居世界前列，按1995年不变价格计算，预计 2000年GDP 可达9万多亿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 经济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50%。“我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即将进入小康社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目标大步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注：《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实现了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一次伟大的历史性的跨越。”（注：《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自然地理文化的巨大差异性，使我国现代化进程也呈现出不平衡状态：
一方面，包括了京、津、沪和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12个省市、面积169.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幅员面积的17.9%；人口2.3亿，占全国人口20%的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形成了强大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和向外扩张的能力。1998年，东部地区的GDP已经占全国GDP总量的58.1%，人均GDP9483元人民币， 折合1143美元，进出口贸易占全国的92.12%， 在全国率先进入工业化的起飞阶段；城市化水平达到4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个以上的百分点；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中心和以广州、深圳为两极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增长中心，天津大连等组成的环渤海经济中心聚集了全国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人才精华；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的现代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在东部地区已经基本形成：所有制结构已经多元化，形成了以混合所有制为主体的微观经济基础；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已经确立；以价格市场化为特征的市场机制已经形成；商品和资本、劳动力、土地使用权等要素的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中介机构活跃，市场秩序逐步走向规范；按要素分配、职工持股，经营者期股激励等分配制度正在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走在全国的前列，政府转换职能，经济调控加强，行政调控减弱；对外交往与国际规则接轨，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在市场经济轨道上运行。东部地区成为了全国现代化的火车头，在未来的10～15年内，将率先在全国实现现代化。
广东省：提出在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201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广东省从1989年起，GDP连续10年居全国第1，1998年为7937.23 亿元；占全国GDP的1／10。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面积占广东全省的20%，人口占广东全省的45%，但GDP却占广东全省的76%，达6406亿元， 对外出口占全省的92%，达703亿美元；引进外资占全省的85.7 %， 达1029.4亿美元；城乡储蓄存款余额达6121亿元，占全省的92%。珠江三角洲的10个市，1998年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为6.8:49.3:43.9， 相当于台湾地区1987年的水平；人均收入2745美元，相当于韩国80年代中期的水平；城市化水平达到67%。广东省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次产业转移的高潮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出现的：1980年，全省从事农、牧、渔的劳动力占全省农村劳动力的89.45%，但到1995年变为56.84%；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八成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已经离开农业，转向了二、三产业。1999年广东全省乡镇企业的总产值为7600亿元，占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的80%，吸纳了4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我国现代化的排头兵深圳市，则提出在200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深圳1998年全市人均收入为4000美元，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23%， 第三产业占49.1%，非农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总数的95%， 识字率达 99.03%，适龄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16.6%， 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平均寿命75.17岁，人口自然增长率9.56‰， 每个医生服务人数为550人，人均住房18m[2]，人均绿地16m[2]，恩格尔系数为25%。 按照英格尔斯的10项现代化标准，深圳离现代化只有一步之遥了，到2005年，在全国率先实现现代化是完全有把握的。
另一方面，我国的西部地区（包括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西藏、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共10省市区，面积537.3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56.6%；2.85亿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3%。）与东部地区比较，现代化进程明显滞后，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交通基础设施落后。铁路网单薄，西藏迄今为止还没有通铁路；全国未通公路的乡镇基本在西部；西部电力结构不合理，城乡电网建设严重滞后，不少乡村还未通电；通讯设施落后，电话普及率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未通电话的行政村大多在西部，相当部分的农户还看不上电视，听不到广播；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水利设施不足，特别是西北地区干旱缺水情况严重。
2.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60万平方公里， 西部占80%；全国每年新增荒漠化土地面积2400多平方公里，大部分在西部；全国正在耕种的15～25度坡耕地1.9亿亩，25度以上的陡坡地9100 万亩，西部地区占70%以上，生态环境的破坏既是西部地区长期为贫困所困扰的症结之所在，同时也严重地威胁着中下游地区的现代化建设。
3.结构不合理的矛盾突出。农业生产条件差，农民收入水平低；过分依靠资源开发，加工层次低的原材料型和初级产品输出型的产业占主导；工业中国有经济的比重过大，云、贵、陕、甘、宁夏、新疆等西部省区的国有经济比重迄今为止仍在80%以上，工业企业技术水平低，市场竞争能力差；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市场发育程度低，市场体系建设落后，市场化程度低。西部地区人才缺乏，劳动者素质低下，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专门人才缺乏。
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从总体上看，无论是绝对差距（人均GDP的差距：东部地区9483元，西部地区为4052元， 西部地区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4%；比东部地区低134%）还是相对差距（人均GDP的比值，1998年东部为372.8%，西部则只有272.8%）都是呈拉大的态势。具体分析，东西部地区差距有几个特点：一是地区间人均收入的差距主要是由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引起的。不同地区的城市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也有差距，但造成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差距。西部地区城市同本地区农村的差距远远大于西部地区城市同东部地区城市的差距。地区间的差距的实质是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的差异；二是东西部地区之间社会发展指标如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环境等相对差距系数都小于人均GDP的差距， 但是主要基础设施的指标除人均用电量外都明显的高于人均GDP的相对差异系数， 说明东西部地区的主要差距之二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三是除东西部地区或者各省区之间发展差距之外，各省区内部的市县之间的发展水平也呈现出差距扩大的趋势。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我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不可能是同步走，必然是一部分地区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时，我国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步伐，必将有效地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整体推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
三、我国现代化的国际比较
对我国20年的现代化进程国际上有很多评论。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世界银行报告《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该报告称：“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总和的国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注目的发展。”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为了更深刻地认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我们不妨在更加广泛的背景上，对我国的现代化进行比较：
1.与不同类型的国家比较
印度
之所以要选择印度作为比较对象，是因为印度是世界上与我国有很大可比性的一个国家：
（1）同处亚洲大陆，人口大国。
（2）都是发展中的国家，面临发展经济的繁重任务。
（3）同属转型发展中国家。印度1947年独立的时候， 政治上选择了民主制，经济上选择了计划经济，所以也面临着体制转换的任务。90年代印度发起了以降低带限制性的关税和鼓励外资投资等为主要内容的市场取向的改革。
（4）印度和我国一样，在政治上独立以后， 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所谓“赶超发展战略”，背离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使其经济发展的速度迟缓。
（5）印度独立后长期依赖英国的援助和技术， 我国在建国初期也曾依靠苏联的帮助，只是我国在1962年中断了与苏联的关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我国改革开放前，印度与我国的大多数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接近，生活水平基本相同。而在基础设施，尤其是铁路、公路方面，在推行公务员制度等方面印度还要优于我国。1960年印度预期寿命为44岁，我国则为47岁。两国在减少文盲，营养不良及婴儿死亡率的记录都很差。然而， 我国经历了20 年的改革开放， 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最近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各国人类发展指数（根据文化水平、寿命和人均收入的综合情况来判定的）中国为60，接近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水平；而印度则只有44，在整个亚洲，发展指数低于印度的只有老挝和孟加拉国。在人口预期寿命方面，中国为70 岁， 而印度只有62岁；成年人的识字率中国为81%，印度则只有52%；青春期人口的文盲率中国为3～8%，而印度则为20～50%；在所有的经济指标中，中国都超过印度：1990～1994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12.9%，印度则为3.8%；人均GDP印度为320美元，中国为530美元，是印度的1.65倍； 中国的铁路总长现在也与印度相当了；中国的城市，即使是很偏僻的城市，也在蓬蓬勃勃地开发和建设；各方面的情况表明：世界上的两个人口大国在近30年的竞争中差距拉开了。印度外交部长，前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萨尔曼·海德尔说：毫无疑问，如果进行实实在在地比较，中国做得比印度好得多，所有的指标都比印度强。
对于我国能取得与印度迥异的成就的原因，国际知名学者认为：
（1 ）中国进行了土地改革，使最宝贵的资源得取了公平的分配，而印度除少数的地区之外，则没有确保土地属于耕种者。在印度最大的两个邦，至今仍保留着地主和佃农这种封建制度（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乔森纳·斯彭斯）。
（2）印度农学家， 印度“绿色革命”的创始人斯瓦米纳坦认为：中国由于在一党制下将社会动员起来，在控制水源和防治虫害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好些，而印度则缺乏这种组织资源。
（3 ）中国在解决人口增长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剩余劳动力问题，提供就业机会方面，采取了务农和从事非农业相结合的方针，没有让农业富余劳动力像印度一样，全部向大城市集中，而是发展乡镇企业，吸纳了上亿的剩余劳动力。当然，仍然有接近1 亿农业劳动力进入城市，成为流动人口，或从事建筑业或从事商业。
（4）中国和印度通过革命，建立了不同的政治制度， 中国为了证明自己的制度的优越性和面对西方的攻击，不得不通过提供一些基本的经济需求来证明自己的制度是正确的；而印度在争取自由的斗争结束时，作了很大的妥协，把对大多数人来说的基本需求放到了次要的地位。印度活跃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在某些方面制约了政府加快发展的能力。中国推行的市场经济的变革靠的是早些时候打下的社会变革的坚实基础。
以上的比较说明，我国在近20年的发展中大大优于印度，但是从发展后劲的储备上，如电子信息产业和高科技人才方面，我们却落后于印度，在未来的竞争中，如果不加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我们可能要落后于印度。
（1）空间技术：1991～1997年印度跨过了两代卫星发展的历程， 1997年印度用自己的火箭发射了新的遥感卫星，连同他们在1995年发射的另一颗卫星，是目前整个空间轨道上性能最好的民用全色遥感卫星。
（2）软件业：1997年印度出口软件达18～20亿美元， 占世界软件市场16.7%的份额，是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软件出口国家。1984年印度总理即提出：要通过发展软件产业，将印度带入21世纪，加快信息产业的基础建设，大力普及电脑，到2000年全国每11人要有1台电脑。 印度先后建立了7个国家级，2个联邦级的软件园区，区内配置了良好的培训和技术服务，并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印度现有14万人的软件高科技人才，通过ISO9000认证的软件开发企业100多家，是通过国际组织认证最多的国家，其软件质量在世界享有良好的声誉，吸引了很多跨国公司到印度投资开发。10年前，中国和印度两国的软件业都处在同一起点上，都曾经被看作是最有潜力的软件大国，而在10年之后，中印两国之间在软件业的发展方面差距明显。
（3 ）基础研究方面：印度的基础研究占研究与开发总份额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当，一般在16%左右，高出中国同类研究所占份额的10%。（我国基础研究仅占6%）在基础研究的支出总量和人均经费方面， 印度都高于我国。
（4）SCI是国际权威科学评论刊物，即美国科学情报所办的《科学引文索引》。SCI 中的排名基本上反映了该国在基础研究方面处于世界的水平和地位。1989～1993年度中论文的篇数中国为27172篇， 排名15位；实际引证数排名中国为第43位，印度为40位。另一个材料表明，在1984～1989年及1990～1995年度这两个阶段名列SCI排序前20 名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荷兰、西班牙、印度、瑞典、中国、以色列、比利时、波兰、丹麦、芬兰。在这两个阶段的排序变化中，中国由19位上升为15位；印度则由10位降到12位。
（5 ）教育人才：比较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保证了印度有一定规模的高技能的科技人才群体。每万人中拥有的大学生人数：印度为57.1人，中国为17.6人。在其研究与开发活动中，印度有博士资格的人占20%，硕士资格的占60%。印度以其特有的科技和人才的优势，成为国际科技合作中较为活跃的参与者。
俄罗斯
厉以宁先生认为：如果要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寻找参照系的话，就不能把仅仅只有一个发展任务的国家和地区作为参照的对象，而应该把具有体制转轨任务的国家也作为参照的对象。
所谓转型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既要实现体制的转变，又要实现经济的发展。我国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同样面临经济转型任务，这是我国与俄罗斯进行类比的依据。
（1）转型的基础比较：中国的改革、 转型和发展是在一个很落后的基础上开始的。农业品、工业消费品、投资品普遍短缺，贫困人口有近2亿，工人的工资降低到1957年的水平。 与俄罗斯改革的初始条件有很大的区别：俄罗斯在资源条件、基础设施、科技教育水平，人民的文化素质等方面都远远强于中国，即使在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今天，我国的贫困线为月收入不足30美元，仅为俄罗斯同类指标的1／6（俄罗斯的贫困线为月收入180美元）。
（2）转型的结果比较：我国经过20年的转型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达到了50～60%。 GDP每年平均增长9.8%，总量已经居全世界的第7位；人均GDP年均增长8.4%，由1978年的233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734美元。1 亿多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人均寿命增加了10岁，达到68 岁。我国的进出口贸易3251 亿美元，进入世界第10贸易大国的行列。而“前苏联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已经近10年时间，在这10年里，虽然效率低下的计划经济体制被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扭曲的价格体系几乎不复存在，私人所有制也为建立激励机制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国家的产出却只有改革前的1／3”（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
（3）转型的指导思想、 理论比较：中国的改革是依据“我们的改革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领导、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后来发展成为“要正确地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俄罗斯则是依据以主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设计师们的意见，即“只有快速炸毁旧体制，才能快速发育、发展新制度，并且这种爆炸式的改革可以摧毁潜存在改革过程中的“可逆转性”因素和“可逆转性”势力。
（4）转型的目标比较：俄罗斯的目标是推翻国有制经济， 对现有的企业全面实行私有化；中国的转型没有提出推翻国有制、实行私有化的口号，而是对国有制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的调整，在改革国有制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各种非国有制经济，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现在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制工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72%退到28%，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人企业等非国有工业的产值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28%上升到现在的78%，其中私营工业由零上升至30%。
（5 ）转型的方式比较：由改革在起始阶段所依据的指导思想的不同而决定了我国和俄罗斯在改革方式上的差异。中国是实行“渐进式”即分阶段到位的，边改革旧体制、边建设新体制，逐步走上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最典型的作法是“双轨制”改革，即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并行；逐步扩大市场经济体制。比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所有商品的价格同俄罗斯一样，都是由政府制定的，价格背离价值，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若不把价格放开，建立市场调节机制是一句空话；而若一个早晨起来就把价格全部放开，必然造成物价飞涨，生产、生活以至整个社会秩序产生混乱。中国政府采取了先将政府管理的价格放开一小块，允许其按市场规律涨落，其余仍按政府规定的价格进行控制，这样就形成了两种价格并行的局面。以后逐步扩大市场调节价格的范围，缩小政府管制价格的范围，最后实行并轨。现在中国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绝大部分已经由市场所决定。此外，中国外汇汇率也先通过双轨并存的方式，最后在1994年转为市场决定的单轨制的。“双轨制”最大的优越性是使新体制由量变到质变，保持了经济运行方式的顺利过渡，因而可以避免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和混乱。但是“双轨制”产生了计划内和计划外、政府管制部分和放开部分之间的差别，政府管制的部分价格低，放开部分价格高，从而为权钱交易者提供了机会，这是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之一，但无论如何，渐进式改革比引起混乱所付出的代价小得多。俄罗斯则实行“激进式”、“休克疗法式”、“大爆炸式”的改革，力图在很短的时间内，放开价格、放开市场、放开金融、放开外贸，一步到位转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上去。
美国
美国学者认为通过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领导人找到了一个新的经济模式——美国方式，并把我国的管理经验与美国进行了对比：
（1）美国是在人口和幅员唯一能和中国抗衡的国家。
（2）美国同中国一样主要是大陆型经济国家， 它制定的规划比东亚的群岛和半岛国家更适合中国的发展。
（3）中美两国有着类似的由东向西发展的格局， 中国希望了解的不仅是美国东部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而且还想了解西部是如何利用它的资源帮助美国富裕起来的。
（4）中国和美国幅员辽阔，而且都有自给自足的观念， 而这些是日本、韩国、新加坡这样一些小国家所不可能有的，同美国一样，坚挺的国内市场可以成为中国繁荣经济的中心。
（5）中国谋求建立一种独立的、 谋利的金融部门，同美国的那种金融部门相似。例如，中国的中央银行宣布，将按照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来改建它的机构，关闭若干个中国人民银行分行，建立10个中央银行地区办事处，由中央银行指定的人负责管理，“将使地方政府不能插手银行系统的事务，并使中央银行保持独立。”中国中央银行正采用美国式的会计原则来判断其金融部门的情况，学习如何对违约的贷款进行分类，不仅要把过了期限的贷款作为违约的贷款，而且要把多年没有支付利息的贷款作为坏帐来处理。
（6）中国进一步脱离了亚洲那种封闭的由出口驱动的发展模式， 转向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同时又使经济继续对外开放。这一点与美国相似，但是中国不会放弃事实已经证明是有益的那种亚洲过去10年急剧增长的方式。
尽管出现了相似之处，但是使中国参照美国模式发展的努力依然是零星的。中国不会成为另一个美国，一个拥有10亿以上人口，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国家是不会轻易盲目照搬一个新的模式的。我们的前途可能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更为相似，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
2.现代化战略比较
（1）赶超发展战略
建国初期，在选择我国的发展战略的时候，对比当时世界上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显示发达程度越高，重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就越高。而且重工业有自我服务、自我循环的产业特征。如果不看历史，不看发展轨迹，那么，优先发展重工业，似乎是欠发达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捷径。所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包括我国在内的无论政治上是否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但是重工业又是资本密集的产业部门，而中国当时资本严重供给不足。为了动员有限的资源实施重工业优先的战略，就人为地扭曲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这就是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政策和低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生活必需品、服务价格政策的由来。低工资政策压低了工业发展的帐面成本，低农产品价格政策让农业为重工业输血，随着相应的管理机构职能的确定和完善，一个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的制度就逐步形成了（所以计划经济体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需要）。人为地扭曲价格信号，从而错置了稀缺的社会资源，背离了自身的比较优势，是赶超战略失败的基本原因。
（2）比较优势战略
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几十年发展中，经济调整稳定增长，而收入分配比较均等，其原因是他们选择的是与“赶超战略”相反的“比较优势战略”，即从自身当时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出发，发展劳动密集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了有劳动能力人口的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不但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做到了收入分配相对均等，经济结构逐步优化，社会福利得到很大提高的所谓“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是“一部分人先富”并不以其他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为条件。这种改进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改革。我国被称作“渐进式改革”或者“增量改革”即是这种改革。我国的改革从改进微观经营机制上的放权让利入手，提高对企业和劳动者的激励，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富裕的比较优势，促进新增资源创造，借助于资源配置制度改革使这部分资源配置到传统经济体制下受压抑的部门，达到加速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新增资源使蛋糕做大，从而扩大了可供在各个利益集团间进行分配的份额。比较优势战略的核心，是在适当的配套措施下，放开价格，让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的配置和引导生产者行为方面发挥基本的和主导的作用。
比较优势战略与赶超发展战略的区分最核心之处，在于不同的宏观政策环境。比较优势战略的宏观政策环境，要求市场机制良好的运行和相对价格能够准确地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和产品的供求变动。在任何经济中最可依赖的是市场上正确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信号。在市场经济中生产决策所必须的信息都体现在市场的价格之中了，只要放弃对要素和产品价格人为的干预、包括压价和提价，使比较优势充分的表现出来，企业就会有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激励。
比较优势战略不仅适合于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而且适合于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乌拉圭都是自然资源具有明显优势的国家，在本世纪初发展水平大体相当，但是乌拉圭和阿根廷不从自己的比较优势出发，采取发展制造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使其在GNP中占到1／3～1／4的高比重， 结果从当时比较发达的国家倒退到现在不那么发达的国家的行列。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却不追求制造业在GNP中的比重，迄今为止大约为1／5。 而是注意发挥自身在畜牧业、矿产和旅游资源方面的优势，即着重发挥在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却一直保持欣欣向荣的局面。
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近忧和远虑
2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是我国现代化进程高速进行的时期。但是要全面的实现现代化，将是任重道远的历程。譬如：我国的经济总量虽然已跃居世界第7位，但人均收入还不到1000美元，OECD 的研究报告认为：用量化计算法以年均增长速度为5.5%计算，到2015 年，中国的GDP可达到94100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但人均GDP仍然只有美国的1／5。又譬如，我国的城市建设欠债严重，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村还有4300万贫困人口等等。国际上的一些学者对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近忧和远虑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1.中国的发展在未来10年将遇到关键性的挑战
（1）随着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环境的恶化， 主要依靠出口和国外直接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的重要性将降低；同时，中国面临着继续改善资源配置和提高生产力的挑战。
（2）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 中国的金融系统将面临各种风险的冲击，70%的贷款都提供给了国有企业，而效益最好的部门却缺少流动资金。中国社会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冲击，而中国对付冲击力的能力不强。
（3）中国面临着已有的和潜在的社会与地区的差距， 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就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新中国建立后，地区政策几经变化，从开始重视均衡发展到重视沿海地区，以后又大规模的工厂内迁，搞“三线”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又允许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虽然各个地区纵向比较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横向比较，地区间发展差距拉大了：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上海和最不发达的贵州省比较，人均GDP由1990 年的7.09：1.00扩大到1998年的10.95：1.00 。 四川省在改革开放初期GDP仅差广东省1000多万元人民币，只比山东少40.9亿元人民币， 比浙江省还多60.9亿元人民币。而到1998年广东省的GDP已经超过四川省1.2倍；山东省超过四川省1倍；浙江省超过四川省1400亿元人民币。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普遍的规律，大国尤其是如此。问题是我国东西部差距已经达到难以为继的程度。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了。中国现代化的困难之点不在东部而在西部；中国现代化的落脚点，最终也可能是在西部地区。
（4）担负着国民经济主体重任的国有企业， 能否通过“两个战略性的调整”，即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在近3 年内实现大多数亏损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中的骨干企业初步解困，使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近期目标和在未来10年的国企改革发展的长期目标，使其科技开发能力、市场竞争能力、抗御风险的能力有极大地提高，适应国民经济“两个转变”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国有企业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最艰巨、最困难的任务。和农村改革比较，农民对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并不陌生；和财政、金融改革比较，发达国家成功的财政、金融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可资借鉴。而国有企业的改革是要找到国有经济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形式。西方国家也有国有经济，有些管理办法也可以借鉴，但是它和我国国有企业的性质是有区别的。
2.“四大远虑”
（1）结构性的转移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困难的问题。 虽然从产值上，我国已经初步实现了工业化，1998年一、二、三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为18：49.2：32.8，但是还有9 亿农业人口，不能说实现了工业化。我国是后发展的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交错在一起进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将引起农村人口的非农化。上亿农村人口非农化和适当集中向城镇转移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最困难之点和最终落脚点都在农村人口非农化上面。按照英格尔斯现代化的标准，城市人口要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而1999 年我国设市的城市共有668个，建制镇近2万个，城市化水平近31%，与1949年相比提高了近2 倍。目前我国国民收入的50%、工业产值的70%、工业利税的80%都产生于城市，90%以上的科技力量和高等教育都集中在城市，高科技产业、通信、交通、信息等均以城市为主要的载体。城市已经名符其实地成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对外交流的中心。但是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很低，不仅大大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平均70%的城市化水平，与世界平均47.5%的水平相比，也要低17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和就业结构的变化，1997年我国人均GDP即达到860美元，按国际统计的经验，城市化水平应达到44%左右；1998年我国的二、三次产业人口已达到50.4%，相应的城市化水平不应仅有31%；其次，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不自觉地走了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城市数量不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小城镇点多规模小，乡镇工业化分散进行，工业未能有效地聚集；现有城市基础设施水平落后，质量不高，不能有效地满足现代工业规模效益的需要；城市第三产业发展薄弱，就业结构不合理，从事第二产业的人员占到50%以上，而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仅占30%左右，大大降低了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和消化。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就是说到21世纪中叶，我国的城市人口至少要达到8亿人，至少应有5亿人需要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平均每年1000万人，而改革开放20年来平均每年转移650万人。 这种结构性的转移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最为艰巨的任务，恐怕需要50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日本经济学家渡边利夫）。
（2）人口素质的提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提高人口素质将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国的成人文盲率已经从80%降到了16.5%，其中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5%，小学入学率达到98.93%，但是，我国教育的问题仍然很严重，还远远不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例如，初中生的升学率只有50.75%，近一半的初中毕业生不能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 全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省才6个。1997 年适龄青年进入高等学校的比例为7.6%，还处于所谓“精英教育”阶段， 因为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最低标准是适龄青年进入高校的比例为15%，而英格尔斯的现代化标准则要求30～35%。在我国国有企业中，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10%，而发达国家都在30%以上， 每万个人中工程师和科学家的人数， 美国为74.3，日本为79.6，英法德等国家在48～61之间，而我国目前只有6.8。科学技术带动经济增长的比例发达国家一般在60 %以上， 我国只有30%左右；全国每年有3万项科技成果，只有20 %左右转化为批量生产，仅有5%能形成产业规模。 香港《亚洲周刊》评论说：以已经到来的资讯时代，十几亿中国人能不能成为庞大的经济资源，并不在于总体数量的大小，而在于其中有多少高素质的头脑和能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头脑。
（3）环境保护问题。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是我国未来可持续发展最严峻的课题。现在，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27.3%，重度荒漠化面积103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8.2%； 我国的水资源分布不均衡，668个城市中有400个供水不足，黄河1997年断流226天；我国森林资源枯竭，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居世界第78位， 但有15～20%的动植物物种受到威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我国的CO[,2]的排放量每年32亿吨，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据WB （世界银行）测算，我国每年因水、大气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为540亿元， 水土流失平均每年损失1000亿元，荒漠化每年损失540亿元， 因缺水每年影响工业产值3200亿元。
（4）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转型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农业问题将再次突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长期的制约因素。主要问题表现为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结构调整升级困难，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缺乏等。这些问题影响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而没有广大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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