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和话语：两性角色的“在场”姿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权论文,姿态论文,两性论文,话语论文,角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性角色，通过行使话语权证明自身的存在，并对存在进行修辞化命名，从话语权再分配 角 度探讨修辞策略，实际上也就是探讨两性角色以何种姿态“在场”。
一、阴阳裂变和话语权更迭
在人类两性伙伴关系中，两性角色由男性还是女性控制话语权，取决于是由男性还是女性 充当社会主角。随着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型，女性由控制话语权转为失落话语权。耐人寻 味的是，这种阴阳裂变和话语权更迭，从汉字“威”中透露出了某种文化信息。
“威”字取象，由“戌”和“女”合成，“戌”通“钺”，“钺”是一种斧形器具，所以 常称斧钺。而斧钺，是一个典型的权威之象。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的钺，有铜制和 玉制，前者可能是刑器，后者可能是礼器，这表明夏文化遗存的时代，钺已经成为某种权力 意志的象征。商文化考古材料中发现的钺，多刻有狰狞的饕餮纹，增加了斧钺作为刑器的威 慑力。然而，无论是我们的祖先举起石斧砍杀野兽，还是成汤以斧钺伐诛暴虐，抑或是诸葛 亮《斩断》所说“设斧钺之威，以待不从令者诛之”，似乎都让人想象男人的强悍和男性的 权威，但这只是历史的断片。当我们走进更遥远的历史风景时，会发现这把象征着无上权威 的 斧钺之所以高悬在女子头上，所折射的正是女性的权力意志。
“威”字所体现的权力意志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威严，如《尸子·神明》曰：“不言而信，不怒而威。”
威势，如《史记·高祖本纪》曰：“威加四海兮归故乡。”
威慑，如《易·系辞下》曰：“以威天下。”
“威”的本义，指丈夫的母亲，即“威姑”。《说文》“威，姑也。从女从戌。汉律曰： 归告威姑。”与这句训释遥相呼应的，是日本《标准汉和词典》对“威”的解释：“拥有一 家权力的女人”，[1]中日两套跨越历史时空的语词解释系统不约而同地把“威”归入“女 ”部，让一个女人介入“威”字的语象造型，表明最初的权力意志与女性相伴随。的确，从 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漫长的早期人类文明史，响彻着的，是女性、而不是男人的 声音。因为：
1.在人类关于“我从哪里来”的叩问中，从“圣人无父”的神话话语，到初民“知母不知 父”的历史话语，共同讲述着一份属于女性的自豪。中国古代神话把男人“悬搁”在一旁， 淡化圣人之父的现实存在，如传说伏羲是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神农是女登感神龙 而孕，少昊是女节感流星而娠，颛顼是女枢感虹光而妊，这类浪漫奇想，编织出“圣人无父 ”的修辞幻象。这类虚幻之象在俗世的展开，产生了汉族的女娲造人神话、瑶族的密洛陀造 人神话、拉祜族的厄莎用葫芦孕育九个民族的神话及其变形文本，共同再现了民知有母、而 不知有父的远古风景。这意味着：当世系按母系传承时，社会主角是女人。行使话语权的， 也是女人。
2.在原始信仰中，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生产被先民们作了简单的比附，地母的丰产和人 母的多育被纳入同一认识框架，裸体的生育女神和裸着身体播种的妇女，构成了混沌而又拙 朴的“天人交感”，使得女神较男神更早地成为被崇拜的偶像。辽宁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考 古发现，显示有大型宗教建筑物基址，和女性特征十分明显的大型泥塑神像，表明约当五千 多年前，女神仍然是红山文化先民顶礼膜拜的偶像，这里被祭祀的女神，就是红山文化先民 崇拜的先祖。
3.在婚姻形式中，从无固定配偶的族外婚，到“从妻居”的对偶婚，再到男人只是女主人 夜间“过客”的“走访婚”，确保了血缘传承和财产分配上女性的主角地位。
4.在经济生活中，当男人们由狩猎转入畜牧的时候，女人们由采集走向了栽培和种植，先 于男人成为原始农业社会的主要生产者。
5.在远古社会选举氏族首领等公共事务方面，女性的决策力、影响力都超过男性。
在人类寻根问祖和原始信仰中的主角形象，在婚姻形式、经济生活、公共事务中的主角地 位和主导意识，合成了中国早期社会价值系统中的女性权威，这个权威在《说文》中被称作 “威姑”。
“威”字构形中那把由女人高擎着的斧钺，象征着女性的绝对意志。但是，随着男性向社 会舞台浩浩荡荡的进军，斧钺由女性的权力象征走向了反面。当男人被女人之“威”所压抑 的生命力得到充分释放之后，女人头顶上高悬的斧钺，反过来变成了对女子的生存威压，汉 字“威”所沉淀的远古时代的女性权力意志，只是在传统社会中婆婆(威姑)对媳妇的关系上 ，还保留着令后者绝对信从的威严。
女人从“威”的施动者，到“威”的受动者，可以读解为史前社会以来华夏文明转型在两 性角色关系上的投影。这是一场漫长的两性大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把女性辉煌的历史记 忆改写成了男性辉煌的文化现实。人类历史是一个大文本，这个文本的开篇，书写着女性的 灿烂，但是当男人续写这个文本的时候，文明悄悄地改道。数千年历史沧桑，阴盛阳衰和阳 盛阴衰相消长，男性地位的抬升以女性地位的总体沉落为代价。我之所以用“总体沉落”表 述中国女性世界的沦陷，是考虑到：在某些历史阶段，包括在当下现实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着阴盛阳衰的局部反弹——这里记录着女性在历史性败退之后试图重返社会舞台的悲壮努力 ，然而，中国女性不甘于“他者”命运的积极抗争，女娲、精卫、嫦娥的女性后裔不甘于“ 第二性”生存的自我提升，并没有改变中国女性的声音被男性话语淹没的文化现实。
二、“玉”和“瓦”：男性话语对女性的修辞命名
失落了话语权的中国女性，从母权秩序中的言说者，变成了父权秩序中的被言说者，成了 男性话语的言说对象。进入男性话语的女性，是一种双重存在：既可以激发男人的审美情感 ，又容易引起男人的拒斥心理；既使男人萌生爱恋之心，又使男人产生鄙薄之念。“女性， 对于男子而言，永远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充满着矛盾的神秘境地。”[2]浜田正秀用逻辑语言 所描述的女人，在汉语修辞中被表述为亦“玉”亦“瓦”的复合形象，于是，“玉”和“瓦 ” 成了男性话语对女性的修辞命名。而在汉语中，“玉楼”和“瓦舍”，旧时同为妓院的修 辞代码。
以“玉楼”称妓楼，字面上体现了妓女的价值升格。玉楼——妓楼对等，暗示了“妓—— 玉”在表达者心目中的认同性置换，也暗示了两个行为主体：具有赏玩价值的“楼”中之“ 玉”——女人，和赏玩“楼”中之“玉”的人——男人。至少可以说，男子在潜意识中将女 子反射为可赏玩的尤物。
以“瓦舍”称妓馆，字面上包含了对妓女的贬抑态度。瓦舍——妓馆对等，暗示了“妓— —瓦”在表达者心目中的排斥性置换，也暗示了两个重要的行为主体：受鄙弃的“舍”中之 “瓦”——女人，和鄙弃“舍”中之“瓦”的人——男人。
“玉楼”和“瓦舍”同为妓院同为妓院的修辞符码，表明妓女形象被表达者赋予了亦玉亦 瓦的双重文化品格，由此及广，我们发现，中国传统社会的女子都被描绘成亦玉亦瓦的复合 形象，例如中国文学作品中关于女色女貌的喻象系统，就常常以“玉×”的符号形式出现： 玉女、玉体、玉貌、玉颜、玉容、玉雪、玉啼(女人的眼泪或哭声)、玉津(女人的唾液)、玉 乳、玉指 、玉葱、玉骨、玉螺、玉娇、玉肌、玉软(女子腰肢)、玉臂、玉簪、玉纤、玉莲、玉笋、玉 步、玉立、玉凫、玉瘦、玉残花愁、玉碎珠沉……这里有视觉形象，有触觉形象；有远 镜头，有近镜头。从容颜、发式，到肢体、肌肤、体态、步态，乃至眼泪、唾液，无不以“ 玉”相喻，如此丰富的想象，如此繁复的名目，都在于肯定女性的丽质。
“玉×”形象的塑造，往往通过男性话语的女性认同反作用于女性，成为女性自我设计的 一种审美理想。女子都以“亭亭玉立”的姿态、“光洁如玉”的肌肤为美，这既是男子心目 中的女性美，同时也是女性自我设计的一面镜子。
“玉×”喻象所提供的经验意识，有时还被展开放大，铺陈演化为相应的叙述行为。例如 ，“玉凫”提供了水中裸女的视觉表象，并衍化为两类文本范式：
——经过含蓄的艺术处理，“玉凫”成为“浴后美人”形象，白居易《长恨歌》所描绘的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这是较典型的 例证。
——经过直露的艺术表现，使喻象意义上的“玉凫”还原为“水中裸女”形象，如郁达夫 《沉沦》、韩少功《爸爸爸》中关于“窥浴”的描写。
“玉×”喻象表明了女子作为美的存在，是男子欣赏、倾慕、渴求的对象，贾宝玉说：“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我见了女人便清爽”。西部歌王王洛宾说：“我愿变一只小羊，跟 在她身旁；我愿她拿着柔软的皮鞭，轻轻不断抽在我身上”，这是对女子发自内心的歌赞， 体现了男子向女子投去的审美眼光。在这种审美观照中，女子清纯如水、晶莹如玉。
这种审美经验有时还被泛化，如黄庭坚以“世间美女”喻“出群拔萃”的书法；张岱《西 湖梦寻·西湖总记》将西湖喻作“声色俱丽”的“曲中名妓”，声色之丽，正突出了“妓” ——“玉”在可赏玩意义上的审美关联。
然而，中国文学在以“玉×”喻象欣赏、赞美女子的同时，还有另一套话语来描述、形容 女子：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诗·小雅·斯干》
从《诗经》开始，“弄瓦”就被用作生女儿的文化代码，多生女儿的母亲，也因此有了“ 瓦 窑”的讥称。
作为“弄瓦”、“瓦窑”之类讥称的泛化，文学话语中“贱内”、“拙荆”、“敝帚”等 符号，“妇道人家”、“女人之见”、“牝鸡无晨”、“哲妇倾城”等表述，都是视女子为 瓦砾的类义表述。《诗·大雅·瞻卬》“妇无公事，休其蚕织”，成为对女人的世俗定位 ，《左传·桓公十五年》“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则视女人为祸端。从《韩非子·六反》 的记述看，战国时代，民间“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弃杀女婴的习俗，直到现代社会 还局部地残存着，尽管在理论上弃杀女婴的行为将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但是保护女婴并 没有成为有效的法律事实，很显然，当人们弃杀女婴的时候，女孩身上作为“玉”的一面已 经被遮蔽，而作为“瓦”的一面则被放大，换句话说，人们向女子投去排斥的目光时，女子 如花似玉的形象已经被改写。支持这种改写的，同样是男性控制的话语权。
在以男性为主角的社会秩序中，艺术创造的主体是男性，艺术欣赏的主体也是男性。男性 创造了女性形象、设定了女性价值，以及表现女性形象、体现女性价值的话语，其间纵或夹 杂着女性微弱的声音，也是对男性话语的摹拟、对男性审美标准的认同，女性的自我承认往 往要通过男性的承认来实现，女性的价值往往要交付男性评判，既然女性所进入的，是男性 文化为她们预设的“他者”秩序，这就意味着女性不得不委屈地借助男性话语而“在场”， 意味着女性无法摆脱男性话语为自己的命名。置身于男性文化秩序中的女性对自己的形象似 乎没有言说的权利，当女人尝试着自我言说的时候，无论是“女人味”十足的书写，还是“ 倜傥而有丈夫气”阳刚之气，都无法与男性对女性的书写相抗衡。男性文化压抑了女性的话 语权，在很多情况下，女性只是作为客体、作为被审视的对象——准确地说，是一个矛盾着 的审视对象，被男性言说的。在男性话语中，缭绕着的，既有对“我心中的太阳”的赞美， 也 有对“贱女人”的歪曲和剥夺。当这种歌赞和歪曲被编码进一个喻象系统的时候，便产生了 女性亦玉亦瓦的分裂性命名。与此相应，“女人”作为能指，在男性话语设定的“玉-瓦” 两极喻象之间漂移。
亦玉亦瓦的女性形象，是女子“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3]的文化表征。在这种文化中 ，亦玉亦瓦的女性形象由男性设计；女性是玉还是瓦，由男性认定；女子或宠若玉圭、或弃 若瓦砾，似乎全凭男人们的喜好。男性话语以一套相应的符号系统表述女性被随意支配和解 释的历史，汉字符号“女”旁字的意义指涉可以佐证——
汉字“女”，作为结构素参与造字的时候，引发的语义联想是双向的：
A组：妙
姝婵娥
娟
嫒
媛委
娓
婉
妍
B组：奸
婊娼嫉
妒
嫌
妨嫖
妄
婪
A组字引发“美、善、好”之类的语义联想；B组字引发“丑、恶、坏”之类的语义联想， “女”旁字所透露的矛盾意向，与男性话语中亦玉亦瓦的女性形象暗合。
顺便说一下，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女”旁字大都表示与邪恶有关的意思，这种观点 既没有注意到“女”旁字中表示美好意义的一族，更无法解释，为什么女人常常以如花似玉 的美好形象出现在男性话语中。
出现在男性话语中的女人，既是玉、也是瓦，它是男性文化的产物，而不太可能是女性的 自我认证。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女性识文断字者极少，谈不上参与造字。造字作一种话语 权，为男性所有，即使位尊如武则天者为其名造字，也是君权连及的拟男性文化行为，道理 很简单：武则天不是作为“小媚娘”、而是作为则天皇帝为自己的名字造字的，造字者此时 的 性别角色虽是女性，但是她的文化角色已经向男性转移——君为阳、臣为阴，高高在上的一 国之君的造字行为，体现的不是女人的话语权，而是男性社会的王权至尊。
三、“女强人”：女性修辞命名的文化裂缝
相对于母系社会女性的强势生存来说，在父权世界重新定位的女人进入了男性设定的社会 秩序，文化地位沉落的女人，作为世界的另一半，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弱 势群体。
“弱者啊，你的名字是女人!”，莎氏比亚借戏剧主人公哈姆莱特喊出的这句著名台词，令 人 感到不甚悲凉。这里，“弱者”作为“女人”的另一种命名，投射出了女性失落话语权之后 的生存痛感。
弱者与女人的关联，存在着语源学依据：在拉丁语中，mllier(雌性)从mullitia演变而来 ， 意思是柔弱，柔顺。在古汉语中，“女”的义项之一，便是“弱的”。古汉语中有不少“女 -弱”互释的词，或“女”与“弱”意义相近的词，如：
女风=弱风/女好=柔婉/女枝=弱枝/女墙=矮墙/女桑=小桑树
《论语·阳货》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后人常以“妇孺”并称，把女人和小孩归 为一类，这种归类的心理依据，正是认同了女人和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小孩一样属于弱势群 体，于是，“好男不和女斗”每每成为男人避免与女子发生冲突的行为准则，它在男人对女 子“礼让”的背后，隐藏着男强女弱的文化心理，书写着男性霸权对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生 存威压。
在张承志的小说《黑骏马》中，有一段叙述：青年巴帕听说了与自己两小无猜的恋人索米 娅被强暴、并且怀孕了的时候，怒不可遏地拔出刀子，要去杀掉作恶的男人希拉，但是善良 而宽厚的额吉奶奶劝阻了他：
希拉那狗东西……也没太大的罪行……有什么呢?女人——世世代代还不就是这样吗 ?嗯，知道索米娅能生养也是件让人放心的事呀。
对“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作了如此宁静的承担，让人感到的，不仅是中国女子悲怆的自我 认命，更是男性文化的威压。老额吉的语调很平静，但是这平静中书写了中国女性进入男性 社会之后一个长达两千年的恶梦，从中可以读解出女子自我异化的价值观：
1.认同男性的强势生存——“希拉那狗东西……也没太大的罪行……有什么呢?”希拉是恶 人，也是男人，男人的角色身份淡化了他的恶行，延续在父权社会的男性霸权，使女人对“ 希拉那狗东西”的恶性作了无可奈何的接受。这使人想到《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当她哭闹 着 护卫自己爱情的权利时。平时总是卫护她的贾母，却用“哪有猫儿不偷腥”的生物本能，认 同了男人的“偷腥”。它表明，所谓道德准则，在很多情况下，是以强势群体的游戏规则为 准的。
2.认同女子的弱势生存——“女人——世世代代还不就是这样吗?”女人为其所爱而献身， 为其不爱或不齿而失身，女子所献所失，在额吉奶奶的自我认命中消解了界限。当女性辉煌 的历史记忆被改写为男性辉煌的文化现实时，女人，似乎只有默默地承担“世世代代”的弱 势生存，这种“世世代代”的承担，不仅表现在两性关系上，也表现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 分配制度上，更表现在话语权的控制上。
3.认同女人的“物化”生存——“知道索米娅能生养也是件让人放心的事呀”，“生养” ，成为女人之为女人的价值确证，使人想到铁凝的小说《麦秸垛》中那位被抛弃的农村妇女 ——大芝娘，她在法律刚刚认定了自己离婚的事实之后，追上离自己而去的丈夫，要和他生 个孩子，以此体现自己没有白做一回媳妇，而她能够自我认证的惟一方式，就是证明自己能 生养。
文化在性别意识中楔入的等级秩序和强弱观念，可以通过语言而确立。在这个意义上，“ 女强人”这个词的出现，作为对走出弱势群体的女人的重新命名，颠覆了男强女弱的传统意 识 ，冲击了由男性霸权主宰的社会秩序。女强人以自己的成功，向男性世界挑战，不时地让被 强权包裹着的男性反观到了自己脆弱的一面(近年一些报刊常有关于男性的生命力、承受 力不如女性的说法)。当女人被压抑的潜能得到释放、当女人从被男性文化框定的命运中挣 脱出来的时候，社会似乎应该考虑：男强女弱的价值评判标准是否需要修正?
女强人打乱了男强女弱的角色规定，但是并没有打乱两性世界的既定平衡，她们期待着比 自己更强的真正的男子汉出现。女强人并不拒绝男人，只是她们的男性期待通常高于一般的 女性。事实上，女强人每每因为自身之“强”，而慨叹心目中真正的男子汉“缺席”。大概 正因为女强人难觅“黄金搭档”，所以文学文本、影视艺术在为女强人设计异性伴侣时，往 往为她们安排一个精神上被阉割的男人，以重建一个“阴盛阳衰”的世界。
女强人改变了女性的生存位置，扩大了女性的生存空间，女强人从女性世界里站起来，站 出了女人的尊严，然而，女强人的成功，掩盖着她们的失落和怅惘。
“女强人”的成功，实际上是说女人以自觉的抗争和拼搏，成功地跻身于原先由男人控制 的世界，“女强人”的失落和怅惘，是说女人在自觉的抗争和拼搏中，不自觉地疏离了女人 的世界。“女强人”的现实所指，突出了其“强人”做派，而遮蔽了其“女儿身”，“女强 人”之“强”，主要表现在她们的话语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它在淡化世俗观念中的女人之“ 弱”的同时，也强化了女性的生存痛感。
从话语接受的角度说，人们接受社会表彰话语系统中的“女强人”，向属于社会表彰话语 系统的“女强人”，投去称颂的目光；但是，对指涉感情生活话语的“女强人”，接受者保 持着一份谨慎。或者说，在不涉及两性感情对话的语境中，接受者认同对“女强人”的高调 言说；在涉及两性感情对话的语境中，接受者倾听对“女强人”的低调言说，有时，“女强 人”也被误读为“非女性化”的类义符号，成为丢失了女性美的“他者”。因此，表面上， 女强人一般都较好地实现了个人价值，但是在深层，却体现了一种被命名者的角色分裂，这 是“女强人”的命名中呈现的文化裂缝，这道裂缝，正好给出了“解构”的入口：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女强人和女人有着不同的自我实现方式，其间潜藏着来自男性社会的 双重价值评判：女强人实现的，通常只是“人”的价值，而不是“女人”的价值，也就是说 ，女强人在实现人的价值的同时，偏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给女人限定的角色位置，女强人在凸 现人的价值的同时，留下了女性价值的“缺口”，她以“女人”的“缺席”，驱动“强人” 的“出场”，从而，“女强人”和“女人”，似乎变成了两个互相抵触的命名，虽然这两个 合成词中有共同的语素“女”，但是这个“女”，在“女强人”的符号构成中，似乎只是一 个文化意义上的“傀儡语素”。
女强人闪亮登场，是一种没有男人应战的挑战，或者至少可以说，女强人成为男人为维护 自身利益而规避的对象。借用张辛欣的两篇小说名来表述，那就是：“女强人”作为“强人 ” 的那一个自我，与男人站《在同一地平线上》，而作为“女人”的另一个自我，则面对谨慎 接受她的感情的男人，也面对整个社会，诉说《我在哪儿错过了你》的困惑。
女强人是否会把“强人”的姿质，融进“女人”的血液?或者，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女强 人会不会以“强人”的“超我”，压抑了“女人”的“本我”?如果换一种反向的思维，好 像是，“弱者——女人”，更容易被男性接受，尤其是，更容易被不希望把外部世界激烈的 竞争机制带进个人情感世界的男人接受。因为，如果男人也是强人，那么，是“强强对抗” 或“冷战”，还是“强强对话”，男人没有把握，女强人也没有把握。如果“男人的肩膀靠 不住”，或男人的肩膀不堪重负，那么，想象强对非强的感情生活空间，男人想摘玫瑰怕刺 手，女强人又何尝甘于让须眉?这既造成男人情感世界对女强人的规避，也造成女强人情感 世界的缺失——但不是永远缺失，也有具有男性魅力，在遮蔽自身俗气的非本真状态下，赴 玫瑰之约，但遮蔽总有去除的时候，所以不常有终身的厮守，惟有片刻的销魂。
这样说来，“女强人”这个符号本身，构成了对男性文化的反讽：一方面，男性文化造就 了女强人。来自男性世界的性别歧视和生存威压，导致了“女弱”向“女强”反叛，使基本 上由男性控制的社会舞台，给在自尊、自爱、自立中崛起的女强人留下了一席之地。另一方 面，男性文化又不能完全认同女强人。男人向女强人开放了过去基本上由自己控制的活动空 间，但是男人的情感世界却对女强人保持着谨慎。“辣妹子嫁人怕不辣”，但男人娶妻似乎 并不青睐《红楼梦》中的“凤辣子”。男人在情感上规避女强人、有时甚至拒绝女强人，这 与其说是拒绝女强人的“强人”做派、规避阴盛阳衰的家庭格局，不如说是护卫自身的强势 生存和强势话语，在骨子里，是护卫男性霸权。于是，女强人在世俗观念中，变成了无性别 的“强人”，而“强人”的限定符号“女”，也因此成了一个空洞的能指、一个语义空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