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社会相对论原理及其社会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对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社会发展论文,原理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和平与发展是我们时代的主题，发展又是主题的主题。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或者是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客观主义理解，或者诉诸对人类文化学和实践唯物主义的主观理解，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解释也仅仅囿于此。这样一来，只是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核心并没有被注意到。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相对论不仅在理论上回答了上述社会发展问题，而且还在实践中提出了社会发展的预测、决策、程序化运作、反馈、延迟和过程控制的一系列操作化方法。
发展的实践对发展的理论不断提出新的时代要求。要求发展理论去解释、论证、预测、指导社会实践。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发展理论只是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解释上，由于解释和理解上的不同，在社会实践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混乱。
一般而言，这种理解和解释的不同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如列宁所言的“客观主义”倾向，即放大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意义，将马克思所言的人类社会“依次经历”五个社会形态的思想绝对化。勿庸置疑，如果经典作家的思想中没有这些成份，那么无论是其思想的捍卫者还是敌人都难于强加。事实上，早期经典作家不仅承认了五个形态“依次经历”（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还缘此提出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建成，并具体指明了这些国家，即英法德美四国；不仅如此，他们还否认了一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按照这一思路，俄国民粹派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是不应批判的。但是，列宁不仅批判了俄国民粹派认为俄国必然先经资本主义然后才能进到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而且，从实践上证明了社会主义可以由经济落后的国家首先建成（农奴制—→社会主义制），特别是指出了一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于是，问题就转到了另一面，即如列宁所言的，任何民族都要走向共产主义，但是道路决不相同。于是，也就有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晚年主题转变的探讨和争论，也就有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晚年人类文化学、民族学热，也就有了关于实践唯物主义、实践主体选择论热，也就有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发展之路和“超越卡夫丁峡谷”论断的衍伸和放大（当然也就难免有极端化）。
这两种倾向在我国理论界都曾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前者甚至构成了资本主义补课说的理论基础和依据，后者甚至在今天都颇有市场。
现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是全球最为突出的问题（主题中的主题），特别是广大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更为令人注目。仅仅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形态理论或“跨越论”是不够的。前者过于倚重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经济因素的累积，后者则过于突出民族性、特殊性。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其核心部分却被大大忽略和削弱了。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理论。这种忽略和削弱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本身，在某校硕士生的试卷中发现，许多学生竟不能解释“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句名言；二是实践操作，现有的诸多发展模式，要么是形态学意义的，要么是文化冲突与同化意义上的，要么是对世界的历史的一般理解意义上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对世界历史只做字面上的理解（更不用说连这方面都做得很不够），世界历史的理论决不是一般意义的发展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相对论理论的重要体现。
一、社会相对论与社会发展一般——涵盖与衍伸
广义的讲，马克思主义社会相对论有其广泛的解释，它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相对理论、社会形态的相对理论以及相对社会有机论、创造了缺乏形成整体的相对系统历史观。但是，狭义的社会相对论正如狭义的自然相对论一样，具有自己独特的关于社会发展的方法论意义。
与狭义自然相对论相类似，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的原理实际上将狭义社会相对论的理论表达了出来。这可以有四个方面的内容。①正如狭义相对论揭示的，在接近光速下时间会表现为“钟慢效应”，空间会表现为“尺缩效应”。马克思主义社会相对论证明，社会在从人类史到世界史的发展中经过某一历史阶段的时间会变得更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资本主义在其不到100年的历史中创造的文明成果比此前时期人类所有文明成果的总和都大得多，也即对于同样的文明成果的获得，后者所花费的时间（快速状态）远比前者少得多。当然，今天的社会发展的时间同这种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所花费的时间相比更具有“钟慢效应”。另一方面，自然界在高速状态下的“尺缩效应”在社会从人类史步入世界史后也发生了。正如经典作家指出的，由于世界历史下人们之间交往的发展，劳动的国际分工的建立、世界市场的运作大大缩小了社会发展的空间状态，使得地理环境才有了突出的意义和作用。从今天的角度看，由于交通、通讯、宇航、卫星电视的发展，不仅地球被冠以“地球村”的称呼，而且地球同其它星系的空间距离也大大“缩短”了。②狭义相对论的“同时性”原理也有了不同的社会发展的意义。由于世界历史的原因，各种封闭的孤立的社会发展有可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东方发展之路和超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的。历史地看，东方诸国从俄罗斯到中国都发生了“后资本主义的超前跳跃”。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全国解放后没有多长时间，由于过去历史的封闭导致的诸种社会形态的差异就被解决了，有一些少数民族甚至是从原始部落制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如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也就是说，在前世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要独自封闭地走过社会发展的诸形态，这种发展遵从历史决定论，必须要历经生产力水平的各阶段，这只有通过累积才能实现。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生产力的因素仍具有决定意义，只不过生产力水平除了具有累积的性质外，更具有“同时性”的意义。虽然有专利制的保护，但其实质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市场化传播。由于市场化传播的作用，生产力不仅具有一国一地区特定的从上代承继下来的性质，而且具有世界性平移的性质，社会发展的奇迹和“暴发”现象由此产生。这样看来，对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面临着追赶发达国家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和发达国家有着同时代共同的发展背景、面临共同的发展任务和机遇，且可以直接吸收和利用它们的已有成果，少走弯路。③与广义相对论引力场理论相类似，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相对论提出了社会发展的最优化条件。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理论指出，引力场可以归之于一种相对加速，一切引力运动在时空中都走最短的路。在社会发展中，正是高科技和信息化的“倍增器”（江泽民语）的作用，世界历史才具有了广义相对论的“加速”性质，使社会发展有可能走“最快”因而也是“最短”的路径。经济学的“乘法原理”及其“自乘”也主要缘于此。④与自然相对论类似，马克思主义社会相对论强调了社会的发展是“过程的集合体”而不是“事物的集合体”，弱化了内因和存在的生产力积淀、传统文化的积淀，而将过程中的背景因素的扰动、随机性和放大（初始条件的敏感性放大）突出出来。
马克思主义社会相对论对于社会发展的实践意义在于：
首先，社会的发展必须在开放的世界历史中进行，或者主动选择或者被动接受，只有这样才可能获得与世界“同时性”发展的机遇和条件。
其次，社会的发展只有在前世界历史时期的封闭形态下才具有决定论的累积递进的意义，特别是当社会发展中没有现成而先在的目标模式可以借鉴时更是如此。这段历史的发展规律遵从长期预报和大规模预报，遵从阶段的连续性和依次性。而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社会发展则具有了选择和移植的可能，也有了随机放大的可能，社会发展可能出现阶段的“断裂”和“飞跃”。特别是对于广大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有发达国家的样板借鉴、生产力水平的平移、生活方式的“植皮”，更具有选择和飞跃的可能。
再次，世界历史的“加速”性有可能创造发展的神话。过去，我们的“大跃进”被视为无视社会发展规律的左倾冒进，这只是从历史决定论看问题弘扬主观的实践的社会改造功能，这一观点同样出自经典作家的思想，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相对论的观点看则十分清楚，“大跃进”在“自力更生”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在此条件下只能允许“台阶论”的累积的连续递进。“大跃进”在开放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为什么同期日本也开始“大跃进”而不是左倾冒进呢？日本的累积之功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吸收引进外资、进行国际贸易、加强国际化的高科技交流和人才培训，特别是对国际化资源（最重要的是石油）的利用更是起了近乎决定的作用。最有说服力的还是苏中的比较，从历史决定论的观点看，苏联的生产力的累积远非中国能比，就是在80年代中期也比中国为强，为什么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被中国经济超越呢？答案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相对论理论中寻找。
此外，马克思主义社会相对论突出了社会发展的优化问题，这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从目标实现看，如列宁所言，任何民族都将进到共产主义，但其道路不尽相同。举当时对共产主义的量化理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句话来说，其实现是迟早的事，从实践标准去检验的话，最终都将会证实，这样的话似乎支持了多元真理论，实际上这只是表明，没有世界历史、社会发展照样会进行，只是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会表现为优化和加速的性质。社会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与错问题，而是一个优化问题。②从社会发展的预测看，尽管社会客观性通过实践主体的普遍性表现出来，但在前世界历史时期，仍可以通过决定论的长期预报和大规模预报、通过区分“噪音”和“信号”加以把握。但在世界历史的情况下，由于实践主体的选择性上升为社会客观性，因此，社会发展的预测和决策就绝不仅仅是计划的，同时也是市场的。③从随机放大看，世界历史一方面可能为局部社会发展提供选择的样板，避免弯路与代价，也可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通过认识、反馈、延迟、修正来进行过程控制，从而尽可能接近最优化。
二、社会相对论与发展奇迹——个案分析的例证
由于世界历史的社会相对性大大改变了社会发展的时间意义，使得生产力累积的意义大大弱化，使得进入世界历史的早晚有了特别重大的意义。文明古国的衰落决不象斯宾格勒的历史相对性和有机性、形态学所预言的那样，是一个从生长到壮大再到死亡的过程，相反，社会总是要发展的，其发展总是随时间而递增的。就连腐败落后的满清王朝晚期，其生产力和传统文化的累积和积淀也比大唐鼎盛为强，英国之所以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不正是因为中英国际贸易中中方长期大量的顺差导引的吗？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的衰落，我们也在绝对前进，只是这种前进与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相比显得太落伍了，相对的落伍吞噬了绝对进步，吞噬了泱泱几千年文明大国的累积之功。
可见，在谁先步入世界历史这个问题上，先手之利大于任何生产力和资本积累。从这个意义说，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都没有这一步那么重要。既然资本主义在不到100年间创造比此前一切时代的总和多得多的文明成果，那么，在步入世界历史的早晚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世界历史的社会相对性成功地造就了英国社会的发展奇迹。英国由于其先手之利，最先在世界进行了海外贸易，结果一方面开辟了国际市场（欧洲、美洲、远东及非洲大陆），另一方面积累了巨大的货币资本。这样一来，一个“日不落”的“大不列颠帝国”就被世界历史创造了出来。于是，当后起国家走向世界历史时就必须首先同这样一个实力雄厚的“巨人”打交道。而实际情形却是，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到垄断阶段时，大多数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可能再选择英国道路了，这也是先手之利使然。
不过，世界历史的“倍加速”特点在给后起的发展国家带来压力和困境的同时，也为它们提供了挑战和机遇（列宁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经济、文化的暂时落后并不妨碍这些国家直接吸收和利用最新文明成果，反而为赶上发达国家的文明水平提供了少走弯路的经验。举法国为例，总体发展水平在当时落后于英国100多年，但英国直到19世纪70年代仍是轻工业占优势，而法国重工业在19世纪80年代就取得了长足发展。作为一个反例，大英帝国则大大衰退了，就马克思主要以英国为蓝本得出资本主义必然衰亡的结论看，倒真是言中了。不过，大英帝国的衰落更主要的不在其绝对性上而是在社会相对性上，即同后来“倍加速”的国家发展而言，这个有着“绅士”传统的国家和其“英磅”一样退居其次。造成英国发展奇迹的是世界历史，造成英国被其它国家超越的原因也是世界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作为一个无传统的国家收益更大。当英国先步入世界历史时由于其先手性只能是无样板、孤立地探索，其中弯路在所难免。因此，英国重工业在19世纪70年代的发展水平，法国在19世纪80年代早已经达到了。美国则更为突出，除充分利用外国（特别是英国）投资完成的资本积累开拓国际市场外，还积极进行对外贸易，甚至做违禁品贸易，此外，很好地利用了科技力量和情报信息，结果使美国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几乎掌握了世界贸易的1／3，在19世纪60年代已经和德法比肩而立，并用100年时间跃居世界第一工业国。美国的神话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
当然，美国的神话是在世界历史极其有利的条件下创造的。德日是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而且其发展速度又不是美国能比拟的。德国的工业革命比英国晚了近200年，是在英法美之后的“后起不利”。在19世纪中叶，德国仍是一个农业国，产业工人仅占全国人中总数的2.89%；生产消费品的家庭劳动与制造订货的手工业生产低于英国的工业水平，又处英美的世界历史的氛围中，因而导致了德国社会结构的不平衡和多重混杂的局面。由于农奴制崩溃的过程极为缓慢，所以当封建行会起来革奴制的命时，这对奴隶制来说是激进的行动，而对于新兴资产阶级而言已是保守的了。但是，因为其后起性，使其得益于少走弯路，且优先发展了重工业。和美国不同的是，德国不仅仅在科技（尽管这一方面相当发达，如炼钢方面西门子发明的“蓄热法”、克虏伯父子发明的“坩锅法”等）这些硬件上做了重大的努力，就是对体制、管理等软件工程也十分重视。这样一来，从1870年到1913年，德国重工业在短短40年间远远超过英国，在1910年工业总产值仅次于美国列世界第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德国历经30年国内战争的创伤、一战后凡尔赛和约使其负担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及二战后的重建，但由于世界历史的恩惠，在本世纪90年代经济实力再次跃居世界第二。
日本比德国更为困难，是在枪炮的轰击下走向世界历史的，自1854年以后同美、英、俄、法、荷等国鉴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差一点沦为殖民地。不过，日本的工业化是由政府展开的，因此，比德国的国家垄断更为有力。日本还特别注重吸取国外的先进科技成果，一方面，政府经常派遣官吏、技师、职工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另一方面，又在国内开办官营规范工厂，直接培养日本国民的世界工业精神。作为“后起不利”的“有利”，日本优先发展了重工业，如造船、采矿等。政府还将这些大工业卖给了三井、三菱、藤田等金融集团，和垄断资本结合起来。这样，从1884年到1893年，工业公司的户数增加了将近7倍，资本额增加了将近15倍，工业发展速度超过了德国。一战以后，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无力顾及东方市场，日本工业发展更为惊人。如果以1929年的指数为100个单位，那么，在1938年已达到1747个单位。加上美元的支撑和几次重大时机把握得好（本世纪60-70年代世界能源市场由于中东石油的发现而暴跌，本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世界高科技革命被其牢牢抓住）。于是，当1989年日本经济实力跃居世界榜首的时候，这一切就丝毫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了，一个比德国更快的发展奇迹被世界历史创造了出来。
三、社会相对论理论与中国社会发展——兼评邓小平的试点论、机遇论、快速论
综上所述，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相对论的辩证观来看，我国的社会发展的关键就在如何变“后起不利”为“后起之利”。从前面的论述看，一方面先手之利是非常重要的，其作用超过任何封闭性累积，以至于后起的国家刚步入世界历史时就有被先手列强吞噬的危险。但是，另一方面，后起的国家既可以避免先手的盲目的弯路又可以直接汲取现实的文明成果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历史的发展才呈倍增之势：英国超过了任何前世界历史国家的发展速度，法国则超过了英国，美国超过了法国，德国超过了美国，日本超过了德国。换句话说，由于前世界历史主要取决于累积的性质，那么，一旦某国比某国落后了上百年，也就意味着短期内这种距离是不可能超越的。但在世界历史中，由于社会发展的相对性质，就是上百年的差距，在十几年时间内超越也没什么奇怪的。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停滞不前，上百年的差距也可转瞬为上千年的差距。文化大革命不过短短十年，但是，由于西方正是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期，一下子使我们接近的距离拉开了，而且比我们开始的起点差距更大。同理，改革开放不过十几年，我们终于把苏联老大哥抛在了后面。社会相对论的辩证法就是如此。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试点论、机遇论、快速论是非常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相对论原理的。
首先是试点论，它蕴含以下社会发展观思想：
1.对于前世界历史而言，遵从历史决定论的累积递进、连续渐进的主线，可以长期预报和大规模预报；但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社会发展既具有民族性（古老文明累积）又具有时代性（与世界最新文明同时代）。于是社会发展就必须协调二者的关系，社会发展的分岔难以判定，只能采取试点方法，根据其成败决定同等条件的推广与否。
2.如何进入世界历史的问题至关重要。“全盘西化”的道路由于我们既丧失了“先手之利”，又没有赶上“末班车”而行不通了。我们要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所未有的事业，虽然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做样板，但如何汲收或内化仍需要用试点的方法。
3.世界历史的进程虽然可以加速人类社会的进步，但也可以加剧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差距、特别是贫富差距两极化。对于经济实力弱小的国家和地区，对于没有强有力的统摄力量且资本分散的大国均是如此。这就表明，一方面各民族必然要步入世界历史（不管是自觉还是被迫），另一方面少数发达国家（占世界20%）利用其控制的经济力量（占世界80%）及其对市场、原料、高科技的垄断会力争使发展中国家“就范”。于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步入世界历史就必须既要考虑到自我“保护”（更不能全盘西化）及发达国家的鲸吞阻挠的一面，也要考虑到国情和机遇的问题。进入世界历史是要花费代价的。
4.世界历史突出了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市场的作用。关于世界历史的预测和决策不仅是计划的也是市场的。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完全程序化和模拟化，而是遵循严格的搜索论和试点论并及时加以反馈和延迟来逼近目标期望值的。
5.世界历史具有的市场性要求严格的系统控制。这表明在两方面，一方面一俟进入世界历史就必须遵循国际惯例，甚至接受两种不平等的“等价”交换。这样一来，弱小的经济落后的小国可能一下子将自己植于无法控制的局面，自己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最终只能沦为资本大国的附庸。经济落后的大国如果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集中的经济实力也会陷于此被动局面。另一方面，世界历史的市场并不都是决定论的，其中潜伏着许多随机变化与放大的可能性因素，如果在进入世界历史市场时没有一点弹性准备，不做好根据反馈延迟进行微调和宏调的准备，一俟失控，少则损失、多则倒退。
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能有今天，多亏了试点论的指导，不管这种试点论是搜索论，还是实用论，还是“摸论”。先从部分农村开始试点然后在农村推广的第一步是十分稳妥的、稳健的，失败了不会影响全局，成功了则可影响全局（和毛泽东同志从农村到城市的方向一致）。然后进一步从微观上深化城市改革：开放14座沿海城市并建立经济特区，此后提出了向外向型经济转轨和企业改革（股份制改造）、金融改革（股份制、期货、债券等多种融资形式），并进而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等加入关贸之后，中国就在完全的意义上进入了世界历史。不仅如此，在经济改革之后再进行政治改革这样既保证了意识形态的统一、民族凝聚力的集中，也保证了政局的稳定、综合经济实力的强大。这样一来，不管在世界历史的竞争中，还是在经济系统的过程控制上，都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是机遇论，它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进入世界历史必须要付出代价：一方面可能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附庸（如前所述），一方面可能肥水外流（不发达国家在本世纪70至80年代10年间仅欠外债已达1.3万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每年需付年息1000亿美元。从1966-1976年，发展中国家付给美国的利息达1240亿美元，但是，尽管近几年世界经济不断衰退，但发达国家的不平等贸易始终没有改变）。所以是机遇与挑战共存、风险与飞跃同在。
2.尽管世界历史的世界市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机遇，但对于某一特定社会发展有飞跃意义的机遇并不总是存在，而且，就算有这样的机遇，其实现有时也极大程度取决于世界市场的变化。当然，有的机遇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如我国从“大跃进”到“文化革命”这20年，正是世界高科技从兴起到壮大的20年，抓住它具有决定性意义和普遍的意义。有的机遇只具有局部性意义，如战争使某些区域的社会发展带来灾难，但却可能使某些区域依靠军火工业获得“暴发”（如二战时的美国一样）。同理，中东石油的发现给日本的社会发展提供了绝对的机遇，但对欧佩克来说就是发展的困境。
机遇对中国之所以重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近一个半世纪来饱受国内战争和列强的践踏，一直没有完整的领土和主权；另一方面中国始终没有真正走入世界历史，就算有过一点“洋务运动”，也由于内政的动荡和列强的打击而破产了。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稳定的机遇有：①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政局的稳定、意识形态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共产党的领导和调控（苏联的演变使这些更加强化了）；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既可能接受国际社会的援助，又少了对国际社会的责任量和义务量，正好可以默默地积蓄力量促成发展飞跃。而且，由于世界大战虽打不起来，但区域性政治冲突和民族斗争不断，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那些想在国际事务中指手划脚的发达国家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暇顾及中国。特别是，连续几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些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使这些发达资本主义的矛盾深化，这一点正好可以被我们利用来进行外交战略，从而发展我们的国际事务。③亚太经济实力、特别是中国经济实力自身的增长、投资环境的改善、法制化建设的不断进步，本身就提供了不少的发展机遇。加上充分关注世界局势的变化、抓住那些尚不可知的随机性的机遇，是可以将“后起不利”变为“后起之利”的。
再次是快速论，蕴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世界历史的社会相对性使得同一时期的社会发展具有“同时性”的意义，这一意义有可能改变社会形态依次递进的连续链环，既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修改了经济发达国家联合进入高形态社会的思想，也使列宁提出并实践了经济落后国家可以单独优先进入高形态社会的理论。
2.这一意义使生产力既能突破原有的累积，也可以平移，特别是在高科技这种“倍增器”的推动下，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是可行的也是现实的。
3.世界历史也使社会发展摆脱了平均主义的桎梏。世界历史的市场竞争不仅突出了历史进程中国家发展的优胜劣汰，而且也使个人的主观积极性有了解放的意义。这是资本主义的高效率的动力核心，也是快速论的主体动力机制。人类学的“超越卡夫丁峡谷”和我国的“大跃进”很大程度是这种倾向。
4.快速论不可能是全方位的，尽管在生产力和经济建设方面可以快速发展，但是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仍有漫长的路可走，这一点从日本的今天不难发现。而且社会的进步也不是可以用生产力的单独指标来加以度衡的。所以，邓小平同志才提出了“三个有利”的操作标准。
总而言之，试点也好，机遇也好，最终还是要回到“快速”两字上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相对论的核心，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现在，亚太经济的崛起已是黎明前的曙光，下一个世纪的世界将是亚洲的世界，世界历史在创造了日本的发展奇迹后，将下一个目光投向了哪里呢？种种迹象表明，那就是而且只能是我们伟大的中国。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相对论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