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社会公共危机主要表现形式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表现形式论文,社会公共论文,危机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村公共危机是农村各种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积聚和激化后的社会形态表现，农村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干扰共同作用下产生出社会焦点问题，并经过“聚集效应”形成所谓的“问题集束”，当它受一定社会触发因子或自然触发因子刺激而超过某一临界压力时，就会发生所谓的公共危机。中国农村公共“危机”是“危险与机遇并存”。与“三农”问题关乎国家安危一样，农村公共危机外延到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服务和自然等方面，甚至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经济安危产生极强的“外部性”。
一、农村与城镇的经济矛盾加深，农民“反弱势化”努力成效甚微
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农民地位“弱势化”与“反弱势化”矛盾突出反映在三个方面。首先表现为价格争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解体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未缩小反而扩大。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2倍，2003年扩大到了3.4倍，近几年农村贫困人口返贫率达30％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分散经营的农村“家庭承包”小农业与具有经济规模的城镇大工业竞争中，存在严重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政府运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两种调控手段时，太平总向有利于城镇的方向倾斜。2003年我国农产品价格上涨后，政府出台了扩大耕作面积、粮食价格“直补”等刺激农业生产的政策，同时又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对具有经营垄断地位的能源、建材等基础性物质的生产供给加以调控，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迅速上涨；其次是土地资源争夺。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生活艰难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现行征地补偿机制，既没有体现土地的潜在收益和利用价值，又没有考虑土地对农民承担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更没有体现土地市场的供需状况，不少农地征用个案属于农民非自愿的政府行政行为，目前信访接待部门受理总量的73％是反映征地纠纷、违法占地问题，失地农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发财无门（信息）”的“四无”困境。再次是就业岗位争夺。近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持续保持4％以上，农村每年仍然有八千万至一亿劳动力低价输入城镇，农民打工收入约占家庭总收入1/3左右。城镇雇工者利用极低的“出清”价格和“户籍”，“语音”、“职业资格证书等各种“门槛”，采取长期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手段，对农民工实施变相“盘剥”。尽管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有“清欠”农地工工资政策，农地工也借“粮价直补”之机大量回流，城镇甚至出现“民工荒”，但农民工工资“请欠”效果仍需假以时日，深层次的矛盾始终还难解开。
二、农民与基层政权的冲突增多，呈现出更多对抗性特点
首先，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冲突过去以“减负”为主，近年逐渐转向于要求政治上有更多的“话语权”。在我国现行的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上，每96万农村人口选举一名代表，每26万城镇人口选举一名代表，每1万军人选举一名代表，也就是说96个农民只与1位军人、4个农民只与1名城镇居民具有同等选举权。这种政治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直接导致了农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话语权”缺失，农民的政治权力、农民的意愿、农民的利益，难以得到合理表达或保护，成为农村社会冲突事件增多的重要原因；其次，以争夺自然资源利益为目的的乡村内部农户之间、村社之间纷争，明显地转换为农民和基层政府之间经济利益争夺的群体性社会事件；第三，由传统的经济利益单一冲突（如抗税），发展为以经济矛盾起始演变的经济政治综合冲突，不少农村群体性事件以农民反对基层干部腐败而达到高潮；第四，冲突过程中产生出新型的农民利益表达组织和表达渠道，以家庭首领为代言人的传统组织形式，退位于经过选举产生的农村“政治精英”充当组织领导者的“非政府”组织，有的甚至聘请律师介入司法程序；第五，农村基层组织对冲突的控制日益“边缘化”。市场经济发展中，农村产生了许多经济协作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在基层民主建设中也更多地亲近其“选民”，农村基层党组织对社会冲突事件的控制能力减弱。此外农村宗族势力复活、黑恶势力滋长，严重的还向乡镇政权和村民委员会渗透，也放大了农村社会冲突风险。
三、新旧文化冲突加剧，传统农村文化面临巨大冲击
城市化进程和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双重影响，使农村传统文化结构悄然解体，新的文化构建处于“混沌”阶段。一方面，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从物质和精神方面对农村产生强烈辐射作用，给农村带来积极影响。有几千年“血缘”链接历史的农村“宗亲社会”文化结构遭受解体威胁，小农社会文化渐受冷落。代表工业文明的“民主社会”、“业缘社会”逐渐渗入农村。据估计，2003年我国进城农民达9900万人。农民工在城镇与农村大规模流动，推动农村文化发生“嬗变”。从整体上看，农民工年收入远高于其原来务农收入，农民对土地根深蒂固的依赖遭到动摇，他们给农村带回新的生产观念、消费观念和现代文化信息，直接冲击农村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这种影响也具有一些消极作用。某些落后文化、宗教迷信、黑恶势力在农村社会死灰复燃。赌博、反动会道门活动以及盛行于南方农村的“买码”蒙骗活动，“法轮功”残余势力，都对农村新文化构建产生一定影响。
四、公共管理职能严重缺位，农村社会公共服务贫乏
农村基层政府的主要目标责任是“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为农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几乎不在基层政府“问责”范围之内。农村社会公共服务质量极差，突出表现在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城镇：一是城乡教育事业发展有差异扩大化趋势。2001年城乡小学和初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相差2.2和7.6个百分点，高学历教师分别相差20.7和14.2个百分点。二是农村公共卫生资源缺乏、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水平低、农民就医支付能力弱。农村每千人口只有1.1个医生，比城市少一半，还有10％的村没有医疗点。2000年城镇离退休人员人均医疗费支出为913元，农民医疗费支出人均却不足200元。世界卫生组织预计中国到2010年艾滋病毒感染者可能超过1000万人，最近的调查证实，我国农村艾滋病毒感染者数量远多于城镇，这可能将成为我国未来比SARS更严重的社会公共危机；三是城乡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差距大。从全国看，城镇劳动者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达88.7％，而农村只有3.3％。发展最好的上海，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也只有12.8％，2000年城镇有48％的职工参与医疗保险时，农村却基本上没有医疗保险机制。
五、灾难事件频繁发生，威胁农民生命和社会安全
从基本成因看，灾难事件可分为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两类。90年代以来，我国自然灾害年均受灾人口3.7亿人，农作物受灾面积7.4亿亩，因灾倒塌房屋418.2万间，紧急转移安置人口40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元，灾害损失比80年代高出40％。我国发生的水灾、旱灾造成的损失约占自然灾害总损失量的70-80％仅1992—2002年间我国平均每年因旱灾减产的粮食占粮食平均总产量的6—8％，因水灾减产的粮食占粮食平均总产量的4—5％。
近年来我国各类安全事故频发，仅2003年2月—3月，山西吕梁地区先后三次发生煤矿安全事故，共造成97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272.95万元。2003年10—11月，全国连续发生六起特大煤矿“瓦斯爆炸”安全事故，共计造成80人死亡、12人失踪和24人受伤。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梁嘉琨在答记者问证实，“全国煤矿每年的死亡人数接近6000人，基本上都是农民工。”2004年初我国大面积爆发高致病性禽流感，直接危害养禽业，并且疫区内在一定时间内不能继续饲养，给家禽生产带来致命的打击。尽管民政部2003年颁布了《民政部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工作规程》，但我国公众的灾害意识普遍淡薄，灾害应急反应和快速处置能力还很低，这些灾难事件突发后，农民缺乏抗风险能力，政府一旦处理不妥，就极有可能诱发农村社会公共危机事件。
结束语
各级政府要把加强农村社会公共危机管理，作为加强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快建立政府、社会、居民互动的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机制。政府要建立预警、应急和责任机制。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提供良好的公共物品，吸引投资，拉动增长。必须高度重视农村非政府组织建设，使之能有力承接政府转移的大量公共服务职能，为农村社会公共危机管理发挥充分作用。必须加强对农村居民的社会危机教育，不断增强危机意识，使之积极参与社会公共危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