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的婢女到经济的侍从——现代中国教育价值的迷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迷思论文,婢女论文,侍从论文,中国教育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选择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为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由此方向自然过渡到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社会的教育，这是建国初期执政党的大思路。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有如下阐释：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而其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这种文化是科学的，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穷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不难发现，对科学和大众涵义的阐发与五四新教育宣扬德、赛两先生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而对“民族”含义的理解，毛泽东仅仅停留在形式的肯定上，这是颇值得玩味的。因为五四新教育包括后起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潮，都是将民族文化视同传统的封建文化欲将之打倒，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认识反映出当政者在社会主义教育思潮的基础上，吸收民主主义教育思潮和民族主义教育思潮的若干成分，以构建一个新时代的综合文化教育体系，以及在综合吸收过程中的某种顾忌——毕竟社会主义文化教育是以封建传统（民族文化？）为革命对象的。
将最显豁的要素“民族”置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三特征的首位，却又抽空其内涵而仅留形式，这是否反映出马克思主义者要与“传统进行最彻底的决裂”又无法离开传统的两难境地？
科学究竟指什么？在毛泽东的表述里可理解为一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原理、原则，而后，在文化教育界共识里，则多指马、列、毛这一更高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如果“民族”是“形式”，则“科学”当为内容，内容之核心当为科学世界观的马列毛。
至于“大众”，毛泽东解说为文化教育的服务对象，民主的衡量尺度被确立为人数众多的劳动工农的需要。可见民族、科学、大众并不是同一层面的标准，而是分别从对象、内容及形式的不同层面作出的解说。
要贯彻、落实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教育方针，首先要考虑的是承担教育和文化重任的众多知识分子。但是这些知识分子恰恰是传统教育（包括中国及西方）的产物，对于欲超越封建主义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而言，这样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成为肩负“载道”“传道”（马列毛这一最高之道）的历史、人格工具呢？
早在《共同纲领》里，已预示了对知识分子实施改造的“革命教育”途径。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连带着对陶行知的批判，指向的是民主改良教育思潮，其实质是借批武、批陶来肯定革命教育的正当性，合理性、必要性以及为新政权存在提供教育的合法性依据。
随着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八大会议的决议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对基本矛盾做出新的判断的同年，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已有相应的变化，并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但到了1957年，随着反右派斗争，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又来了一个大转变，进而导致对八大路线的否定。在57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认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样的判断，无疑将决定教育的重心从经济、文化重新转向政治。
反右斗争导致中共对社会主义道路及模式的再次选择，即在共产党执政后，社会的运行仍然要基于政治的考量，一切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发展必须以此为标准。由于执政党的优势地位垄断了社会的话语权，从而阻碍了社会各阶层正常的信息反馈交流，堵塞了平等对话、思想竞争的途径，使教育的若干重大问题，在建国初期就缺乏民主商讨的平台。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里的德育、智育、体育可分别与觉悟，文化、劳动相连，经过反右后，在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其中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毛泽东的观念相比，强化了政治（觉悟）和劳动，而抽去了文化要素。
为什么政治（德育）与文化（智育）在中共的教育政策思想中会处于紧张状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关系；“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在此，经济是根本性的、政治是关键性的、而文化是派生性的，与文化直接关联的教育其地位自然是依附于政治与经济，换言之，教育、文化应该为政治、经济服务。
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主义视经济基础（生产力）为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力量。为何在中共的教育方针中可以不提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从毛泽东的分析中可知，他是将政治视为经济的集中表现，也就是把经济浓缩为政治了，或者说政治已包括了经济，于是，抓政治就是抓经济，就是抓文化，就是抓教育，这一思维逻辑也就顺理成章。因为政治（阶级斗争）是纲，余者（经济、文化、教育）是目，纲举目张是治国治民的大策略。
这一以政治为社会发展的关键抓手的策略思想，是枪杆子（政治的最高形式即暴力革命）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合乎逻辑地发展到政治斗争中出真理的路径取向。其实，“政治第一”、“政治优先”、“政治决定一切”这种语言表式的背后是权力、武力的强势地位。政治本身的游戏规则，此时亦已让位于“权大于理”、“力大于智”的现实。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政治思维逻辑下，教育唯有俯首听命。
在“以政代经”的惯性下，以“红”代“专”理论也开始在教育界流行。所谓红专关系的讨论，某种意义上就是政治与经济关系讨论的翻版。对于红专关系，毛泽东在其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有如下的论述：“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与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其时在学校中引发的红专关系讨论，对“红”的理解为“社会主义政治态度”、“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决心”以及“集体主义的思想”，其针对的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而其实现的途径则是在劳动中改造知识分子。
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与智育、体育相结合的思想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生产的流动性对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要求，在这点上，苏联的综合技术教育理论较接近马克思的原意，而我国的劳动教育理论则更多地变化到以单纯的体力劳动（某种意义上是惩罚性的）来改造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个人主义思想）。前者是充分满足个体成长的自由而全面的需求，后者则压抑人性的发展要求，其内涵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则已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时期在全国范围内的抓政治斗争，对学校教育有深层的影响，而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爆发是以高等学校的大字报为触机正是明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是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一理论的要点是强调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长期性，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依靠强化专政工具及开展文化革命，其核心是“斗私批修”。这种依靠武力所进行的“大革命”却冠以“文化”之名，显然具有内在的逻辑矛盾（革命即以暴力易政，文化变迁仰赖革命是违反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
文化大革命催生的红卫兵运动，对中国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扫荡，众多大、中学生成为革命的工具。十年内乱期间，教育无条件的降为政治的婢女，至此，教育一词几成政治（教育）、革命（教育）的同义语。
2
文革的结束标志着现代中国教育价值观的一次重要转折。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展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教育领域观念的解放，来自对教育属性、功能、意义的再认识。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变的决定，即从以往的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一工作重心的转变，对教育领域确立新的价值观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就首先抓科技和教育，他强调：“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认为中国“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宜从“科学和教育入手”（《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在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明确教育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与农业、能源、交通、科学等并列为国民经济生产的几个根本环节。
教育作为经济增长的强劲推进器，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新认识。在欧洲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教育（学校）成为宗教（教会）的附庸，文艺复兴运动后，随着工业革命对实科教育的需求，教育与经济的联系遂得到加强。到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世界性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使得知识愈来愈成为社会生产力，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及掌握新技术的国民所具备的综合素质。
教育界开展的“教育非上层建筑说”的问题讨论，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有着更基础的作用，因为教育的主要职能是进行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所以其本质上属于生产力。论证者分别从科学技术的功用、教育的投资效应、知识劳动的生产属性等方面阐明教育与经济、生产力的联系。
邓小平在1983年为北京景山学校题写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现代化是核心概念，由此目标决定中国教育必须面向世界开放，面向未来改革。那么这一“现代化”的内涵是什么？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周恩来曾将“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作为强国的标准，八十年代的现代化目标首先也是一个经济的指标，然而经济（物）的现代化如何实现？这需要人才的支撑，于是现代化必然指向人的现代化以及培养人才的教育的现代化。
何谓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人才？邓小平的界定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邓小平对于教育与政治、经济的理解，显然还留着毛时代的痕迹。革命的理想仍为“四有”新人的首要特征。邓小平认为新时期中心工作是经济，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样的表述逻辑和语言习惯显示出政治仍然高于一切的思维惯性，而政治的内涵除了注进经济之要素外，还是为“革命”之意所缠绕。旧名新义有其历史合理性，也显示出稳健型改革策略的智慧，但不出新名则新义终难与旧义撇清干系，且两者（政治革命与经济建设）之角色难免不随时机之变化而发生地位之互换。
就在教育紧随经济作全方位配合之际，由于多种社会因素诱发了学潮。邓小平坦言十年中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这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政治与教育的旧有模式，试图以政治教育的强势功能去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实际上，处理学潮的更健康方式应是加强法治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以及如何在教育界开展民主素质教育和民主教育实践，在法治的基础上构建良好的公民与政府的对话机制。
科技和教育在经济发展、国家竞争中具有主导性、先导性作用，逐渐成为中共全党及全社会的共识，1995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颁布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强调：“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位置，增加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可见科学技术和教育地位的重要，是基于其对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更确切而言，科技对经济的作用是直接的，教育的作用是间接的，只有掌握了科技的人才能对经济发展作出特殊贡献，所以“科技的教育”才是兴国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科教兴国的战略得到肯定，十五大认为文化建设的两大基础工程是科学和教育，强调“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视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在此之前，于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就教育的性质、功能、目的作了如此明确的界定：教育事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国家保证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其基本原则为：“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其教育方针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难看出，教育法对教育原则、方针规定的立足点是以国家和社会为本位的，而建设者与接班人的分立表达也说明了原先的政治与经济（业务）两分式影响之痕迹。可以设问：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难道与接班人不是一回事吗？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不一定接社会主义的班，而接社会主义班者也可能无力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悖论式表述被放入严肃的国家大法中，使人不得不感叹传统思维习惯以及现实政治纠缠的力量是何等强大。
3
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究竟如何？教育是否必须为经济、政治、文化服务？究其实质而言，教育与文化的关系较其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要紧密直接的多。教育是通过一定文化的传递，直接服务于人，来达到间接为经济、政治服务的。那么为什么在当代中国教育的历程中，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并没有被如此强调，更不用说重视人与教育之关系了。马克思关于教育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思想，引入到中国后就变为直截了当的三大标准：德（政治、态度、品行）、智（知识、业务、能力）、体（体格强健，能承担繁重之体力、脑力劳动），马克思关于个体自由、主动发展的教育，变为社会（理想）、国家（公众）要求下的功利器具，个人的兴趣、权利、要求、性格等都在教育为政治、经济服务的大目标、大方向下遮蔽了。
为什么现代中国教育的价值往往被整合于政治、经济等强势领域中？教育的价值究竟是何？它能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吗？更进一步而言，教育的价值可以高于政治与经济吗？换言之，政治与经济为教育服务的逻辑能成立吗？
在中国的传统中，经济与教育的关系曲折多变，但政治与教育的关系历来十分密切。在儒家理念中，教育与政治之关系是本与末、体与用之关系，在治国的先后序列上虽可将政治视为急用的措施落实，但在价值的天平上教育显然是高于、重于政治的。在西方柏拉图的教育理念中，哲学家（王）的地位高于军人，也可证教育、文化的价值较政治、军事为高。古希腊的闲暇教育和中国先秦时的贤人教育将教育视为人生最高层次的享受和权利，超越于现实的政治和经济之上。儒家的“学而优则仕”，强调政治标准（当官与否）依赖于教育水准（优秀与否），唯其如此，政治不能凌驾于教育之上，相反，王道之治（非霸道之治）一定要有教育的合法性（合人性、合理性、合道性）之依据和基础。
这一教育高于政治、重于经济的传统到近代世界工业文明对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生存压力时才被逐渐动摇。然而，直到清末洋务运动之际，体用之辨实质还是一个教育与政治之关系的探讨。军事、技术、工业乃至国家政体、制度建设，都可以参照西方，唯独伦理教育之本位绝不能动摇，否则连中国人之最基本特征都可能丧失。陈独秀疾呼“吾人之最后觉悟”，锋芒所向也是孔教伦理这一儒家文化的核心。
在西方中世纪，教育是为宗教文化服务的，如果此时的宗教可以看作世俗化政治力量（政教合一）的话，那么，教育也是为此政治服务的，而文艺复兴后的西方教育就是将教育从教会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指向人的自身。当然，随着工业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迫使教育趋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即便如此，也仍有博雅教育（人文教育）与实利教育（科技教育）的争执。
中国教育的近代化（现代化）之追求，可说是伴随着教育的功利化、实用化之进程，而当其从经济到政治再到“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之层层契入，又显示出教育与经济、政治关系再次深入到本末、体用之争，同时也展示了中国教育价值观的又一次重大超越和确立，并表明了教育从经济、政治之束缚下企获独立的趋势。
然而此种教育价值观的确立颇为艰难，面对列强的环伺，中国救亡图存的强烈民族愿望压倒了个体之觉醒及人性之呼唤。国家经济的强盛和政治的（军事的）强大要求个体为之奋斗、牺牲。
教育被当作经济、政治（富民强国）工具的社会压力是如此突出，致使近一百多年来，教育界的众多杰出人土都认同了教育应该且必须依附、服务、服从于经济、政治的价值，换言之，教育的价值是通过其对政治、经济所具有的意义而展现的。由于这一巨大的现实力量，所以当“教育独立”的意识试图赢得空间时，就遭到强大的批驳和封杀。
蔡元培在辛亥革命期间是一坚定的教育依附、服务于政治（革命）的著名人士，待辛亥革命后，作为中华民国的首任教育总长，其教育独立的思想是试图在常态社会恢复教育的独特价值，但其主张并未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相反，其自身的发展倒是屈从了社会的压力。蔡元培对新教育的表述将科学放在首位，即为明证。他的独倡美育并将其写入教育方针的尝试并未在实践中产生重大影响。相反，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进程中，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高涨，连“科学第一”的功利性教育都须让位于“革命第一”的更功利性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政治上为中华民族迈入富强创造了一种条件，当完成政体改造，扫清了实施新政的障碍后，应适时将教育转入经济（科技）与文化（审美），此点已由中共八大作了宣告。但可惜的是此路线并未坚持下来，而政治至上（阶级斗争至上）的革命教育仍然是社会的主流。
于是，人们不得不遗憾地看到，现代中国的教育价值观陷入了迷思。教育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究竟起何作用？当发展着的世界对教育价值观在作新的追求超越时，中国的教育价值观显然还未完成现代化的超越：教育直指人本身的理念还未确立起来，教育作为经济（从政治转化而来）的工具在当今教育界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教育旨在人本：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发展，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以教育为中心（人的发展、幸福为中心），以市场经济、宪法政治和多元文化为三个支撑点的新教育价值观正呼之欲出。
标签：政治论文; 科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服务文化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教育论文; 现代化论文; 革命论文; 经济学论文;